摘要：袁世凯夺取革命胜利果实后，加紧实施其统一全国的计划。首先，他对控制南方的革命党人千方百计地拉拢。为此，他三番五次地电邀孙中山、黄兴到北京晤商要政，实际上是要摸清革命党人今后的打算；还称他们为革命元勋，授予最高勋位，其用意是软化他们，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谋杀宋教仁

袁世凯夺取革命胜利果实后，加紧实施其统一全国的计划。首先，他对控制南方的革命党人千方百计地拉拢。为此，他三番五次地电邀孙中山、黄兴到北京晤商要政，实际上是要摸清革命党人今后的打算；还称他们为革命元勋，授予最高勋位，其用意是软化他们，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孙中山到京之前，袁世凯下令，接待仪式要十分隆重，供奉要十分丰盛，完全与大总统同等待遇。他还把总统府腾出来，修缮一新，让给孙中山居住。

9月9日，他又发布特令，授予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唐绍仪内阁辞职后，他为了利用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人士留任阁员来装门面，对其在内阁中的领袖、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一再表示挽留。

但这些虚伪的姿态没有持续多久，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宋教仁

宋教仁是一位热衷于民主政治的革命家，他企图依靠国会中的多数席位组织内阁，掌握政权。因此，他置袁世凯的挽留于不顾，退出了内阁。

在1912年冬举行的全国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显身手，在参众两院中获得了392个席位，占了绝对优势，取得了选举的胜利。

对此，国民党人陶醉了。宋教仁也兴高采烈，准备由国民党组阁，由他出任内阁总理。为此，1913年春宋教仁要到南方去，袁世凯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止，甚至亲自馈送五十万元进行收买，遭到了宋教仁的拒绝，支票被退了回来。因此，袁世凯对宋教仁衔恨在心，说“宋教仁意欲组织政党内阁，为什么这么不留情面呢！”宋教仁如期南下后，到处发表演说，抨击时政，言词激烈，情绪激昂，使袁世凯更加恼怒。他看到宋教仁在黄州的演说词后，忿忿地说：“其锋口何必如此尖刻！”

3月，宋教仁在上海进一步表明组阁的决心，同时还坚持国会要在南京召开。袁世凯在感到宋教仁的言行危及了自己的统治，并用重贿收买和威吓对其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便决定使最毒辣的手段了。他同国务总理赵秉钧经过一番密谋，派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勾结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指使其手下的亡命徒武士英谋杀宋教仁。

3月20日夜，准备由上海返回北京的宋教仁刚刚步入火车站内，惨遭枪击，伤势严重，迅即送往医院，抢救无效，22日晨，这位年仅32岁的杰出政治家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袁世凯

袁世凯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宋案，可是，他却在宋教仁遇难后贼喊捉贼，一面装模作样地下令追究主名、按法严办，一面在调查的前后，用种种狠毒的手段，陆续将武士英、应桂馨、赵秉钧以及披露内情的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等处死，杀人灭口，掩盖罪行。

然而，纸里终究包不住火，不久，真相大白于天下，谋杀宋教仁的罪魁祸首就是他！黄兴在《挽宋教仁联》中愤怒地揭露道：“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谋杀宋教仁是袁世凯践踏民主、阻止进步的一次大暴露。曾在这时任总统府秘书的顾维钧回忆说，1912年秋，袁世凯在一次谈话中问他共和、“民国”的含义。通过谈话，顾维钧得出这样的看法：袁世凯对于民主的内容是一无所知的，他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

顾维钧进一步指出：不只袁世凯一个人是这样，“每一个军阀都想巩固其军权，以便将其意志强加到尽可能大的区域，而以统治全中国为其最终目的。军阀们虽身处民国，却从来未能理解民主为何物，或应取何种形式”。

“宋案”把国民党人从“议会政治”的梦幻中惊醒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义愤填膺，纷纷谴责袁世凯的罪恶行径。而袁世凯却更加肆无忌惮，决心诉诸武力，发动战争，消灭南方国民党力量。

1913年4月8日，第一届正式国会在北京召开时，袁世凯用分化、收买等手段，瓦解了国民党议员，控制了国会。4月26日，他未经国会通过，非法同英、俄、德、法、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

有了帝国主义借给他的这些钱作为军费之后，他就调兵遣将，秘密下达战争动员令。

5月2日，批准赵秉钧辞职，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卿，组成了“战时内阁”。 在做好了内战准备之后，他下了一道“除暴安良”令，矛头指向国民党，通电诬蔑国民党“危害民国”，表示已 “枕戈待命”了。

5月20日，他发表了“传语国民党人”的长电，恶狠狠地说：我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讨伐之。”

6月9日，他以反对借款、不服从政府为借口，先后解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和黄兴的陆军上将衔，全部夺去了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军政大权。

就在这紧急关头，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决定兴师讨伐袁世凯。袁世凯则下令撤销了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之职。7月5日，他派北洋军队分三路南下，国民党起而应战。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发动了“二次革命”。

由于袁世凯得到中外反动势力的大力支持，军力雄厚，而国民党方面政见不一，各自为战，徐州、南昌、南京等地很快被其攻占。

这样，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使北洋军阀的势力扩张到了长江流域。接着，袁世凯又于1914年2月，竭全国之兵力，费数万之资财，疯狂围剿了转战在河南、安徽等地的白朗起义军，杀害了起义领袖白朗。

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为了登上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袁世凯强迫国会演出了一出先选总统后制订宪法的丑剧。1913年1 月6日，他派出便衣军警和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包围了国会选举会场。国会议员们从上午八时到晚十时，被围在会场里达十四个小时之久饿着肚子，连续进行了三次投票，最后才把袁世凯选为正式大总统。这时，“公民团”才在“大总统万岁”的狂呼乱叫中散去，国会议员们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地走出了会场。

袁世凯

开倒车加紧复辟

袁世凯伪造民意当上大总统后不久，又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11月4日，他下令解散了国民党，撤销了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从而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名存实亡。1914年1月10日，他卸磨杀驴，宣布解散国会。

接着，被他拉拢、利用的进步党及熊希龄等人组成的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在帮助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时立下汗马功劳之后，他也觉得失去了效用，便另搞了一套，召集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其御用工具。5月，他公然宣布废除曾宣誓遵守的《临时约法》，公布了按他旨意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

按照他的“约法”，又取消了国务院，在总统府里下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5月9日，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由他亲自掌握。

这样，军政大权为袁世凯一人独揽，其权力扩大到同君主专制时代的帝王完全一样了。进步党和“第一流人才内阁”也自然被一股脑儿踢到一边去了。

1915年元旦，袁世凯又公布了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任；总统的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将其姓名“亲手书于嘉禾金简”上，藏在“金匮石屋”里。这样一来，他不但成了终身总统，而且他的子子孙孙也可以世袭了。这与封建君主相比较，除了一个称“皇帝”和一个叫“总统”的名称不同而外，已没有什么区别了。

但他仍不死心，要名副其实，当一个至尊至上的皇帝。

这时，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日本则认为这是它扩大侵略、独占中国的良机。于是，在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之后，又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日本为实现“二十一条”，就以赞助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诱饵。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越过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门，破例地直接向袁世凯递交条款，并对袁世凯说：“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

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给袁世凯施加了压力。

袁世凯

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于5月9日，接受了除第五号各条“日后协商”外的其余各号要求。这时，日本又秘密对他说：对于帝制“自另力为援助，可除一切障碍”。

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不甘落于日本之后，对他说：“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西方各国也都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怂恿他的复辟活动。

袁世凯感到，复辟帝制在外交上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总的看，时机还不成熟，条件也不具备。

袁世凯，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人称老猿一样精明的大官僚张之洞深知其人，评价袁世凯说：“人谓袁世凯不学有术，予谓不独有术，且多术。”这一点，在他的复辟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来，他的复辟活动由来已久，但只因时机未到而绝口不谈，相反，却装出了另外的一种姿态。

早在1913、1914年，曾刮起过一股要求复辟之风。对此，他发布命令说：“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就职宣誓，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永不使帝制再现于中国。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信誓旦旦，还有谁能不相信呢！他甚至愤怒斥责搞帝制活动是光天之下的“鬼蛾行为”是败坏共和，谋叛民国，要按律惩戒。

果然，对当时要求复辟、恢复帝制的人，按照他的命令，有的被“查拿惩治”，有的被“押解回籍”了。直至1915年，恢复帝制都已成了人们街头巷尾公开谈论的话题时，他对自己的一些至交和亲信仍是讳莫如深，假面相向，一派正经。

1915年6月22日，冯国璋到北京，与其谈及帝制问题。当时的亚细亚报和总统府公布了他们谈话的内容。

冯国璋说：“帝制运动，南方谣言颇盛。”

袁世凯说：“华甫，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实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同，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但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无风生浪的议论。”

他又说：“华甫，你我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明说，我现有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子孙计耳。我的大儿身有残疾，二儿想作名士，三儿不达时务，其余则都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

冯国璋说：“是啊，南方人言喷喷，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则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

袁世凯勃然变色说：“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在那里做我的冤裘，从此不问国事。”

他的这一番肺腑之言，使冯国璋信以为真，帝制是不会发生的。

同年8月，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再声明：“无论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余万无为皇帝之事，盖在道德上、名誉上俱说不下去也”。

其实，这一切仍是他的诡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袁世凯

就在他一面施放这些烟幕，掩人耳目的此时此刻，他又一面呼风唤雨，大造舆论，刮起了恢复帝制的狂风恶浪。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公开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他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文章，更加露骨地鼓吹要其当皇帝。接着，他授意自己的心腹谋士杨度说：“共和不可维持，汝盎在外约集数人，一鼓吹之”，并给其二十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8月14日，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李燮和、胡瑛等带头组成了筹安会(以筹一国之安之意）。他们在宣言中表明，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用民主国体。

8月19日，又发出通知，说其宗旨是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何以适于中国。此外各事，概不涉及。可见，筹安会的学术团体招牌和“研究”宗旨，既是自欺又是欺人之谈。因此，它一出笼，就有人要求袁世凯取消它。而袁世凯以绩学之士所组、学者舆论自由、“政府未便干涉”为辞，加以庇护。

因为筹安会是袁世凯的代言人，所以，颇有号召力。他在各地的死党、爪牙以及投机分子，不仅在当地也拼凑起了筹安分会，还积极响应筹安会的号召，派代表分途到京，组成“公民团”，向参政院请愿。“公民团”的“公民”们手里拿着“筹安会”发的小旗，边走边喊，向参政院递交了由“筹安会”代拟的请愿书，内容是要求袁世凯顺应“民意”，早早面南正位。

霎时间，闹得乌烟瘴气，形成了一般复辟的逆流。

袁世凯

逆流称帝

在复辟逆流的冲击下，人心浮动，举国不安。袁世凯为了更审慎，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代表他出席参政会，提出要以“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作为改革国体的妥善之上法。

如果说，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些话还比较隐讳的话，那么，他这时在私下里的口头禅就十分露骨了。他说：“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于是，他的大谋士徐世昌就按照他的意图，想出了一个由“国民代表”决定国体、选举皇帝的办法。

但是，按规定，召开国民会议需要许多手续和较长的时间，而袁世凯又内定1916年元旦登基，这样，“国民代表”之法就远水不解近渴了。然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9月19日，梁士诒等发起成立了又一个伪造民意的机构“全国请愿联合会”来加速复辟帝制的步伐。为了“同心急进，计日成功”，它接二连三地发动了请愿活动。

最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们也组织了请愿团，到总统府去请愿。袁世凯为了表示自己尊重民意，也公然派代表予以接见。

9月28日，参政会开会，以“全国人民迫切呼吁，实见君主立宪为救国良图，必宜从速解决”为由，通过了梁士诒提出的另组“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 的建议和由他拟就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0月18日，袁世凯唱着“尊重民情”的高调，下令公布了这个“组织法”。

根据这个组织法的规定，10月25日，在各省军政长官的严密控制和监督之下，“代表”用三天时间就“选”出来了。28日，“代表”们即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11月20日，全国各地投票宣告结束。12月11日上午9时，参政院宣布：“汇查全国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是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

袁世凯

同时，参政院还根据各省“国民代表大会”的格式完全一样、文字也完全相同的“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的推藏书，当天就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劝进”。

这一活动，从时间上看，不到两个月；从意见的表达上看，完全一致；从“成果”上看，代表们虽然是决定国体的，可是，不仅决定了国体，而且连皇帝也一气呵成，推戴出来了。这真是古今中外选举史上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惊人之举！

参政院第一次上书“劝进”后，袁世凯又继续演戏。当天，他就假惺惺地把“劝进书”退回，还发了一个不承认帝制的咨文，说：“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还在这一天，参政院又开会决定“再劝进”，十五分钟就写成了二千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并宣读通过，当即进呈。

显然，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不然，神笔也不会在十五分钟就写成二千字的文章来。第二天，即12日，他来了一个大转弯，发布了一个承认帝制的咨文，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下年为“洪宪元年”。13日，接受百官朝贺。15日，封爵封赏。18日，改原总统府为新华宫。19日，设立“大典筹备处”。

至此，袁世凯复辟的丑剧闹到了高潮。对他的复辟活动，国人皆骂。梁启超曾撰《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不愧为大手笔，揭露得深刻，文字也很精彩。文中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国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

质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之少数人，如演愧偏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婪人炕坟而动；此数十婪人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炕而动，其丑态秽声播于社会者何音千百万事！

由此观之，则此一出愧倡戏由袁氏一人独演……主犯实在袁氏之一人。故此次阴谋一切表里之责任，皆应有袁氏一人完全负之，可断言也。

就在袁世凯帝制高唱入云时，还有一位是别唱一调的。这一位竟是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他以名士自居，不想去继承皇位，因此，头脑比较清醒。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诗，诗中有这样两句：怜绝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克定得到这首诗后，立即抄送给了他父亲。一心要过皇帝瘾的袁世凯，迷梦正酣，看到诗后，大为扫兴，要惩戒袁克文。不过，这位名士消息也很灵通闻讯后便逃往上海去了。

袁世凯

由于新皇事事效前清，使历史走了一点回头路。然而，不能否认，辛亥革命以来，民主共和思想在中国已空前深入人心，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这个历史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袁世凯称帝之日，正是他败亡之时。孙中山发布了《讨袁檄文》，痛斥他“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表示要“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为此，孙中山积极策动了广东、福建、湖北、四川、安徽和东北等地的反袁武装起义。

资产阶级各党派中最坚决的反袁力量中华革命党，以居正为总司令，在山东攻克了十余县城。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联络各派反袁力蠹，首先组成“护国军”，并宣布云南独立，使袁世凯感到形势不妙，不得不取消了元旦登基的计划。

1916年元旦，云南军政府成立，唐继尧为都督，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别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分路进军四川、广西和贵州。

随着护国战争的进行，全国迅速掀起了反袁斗争高潮。袁世凯看到事态严重，不得不在2月下令缓办帝制。这非但未能改变其不利的形势，反而使反袁斗争进一步发展，贵州、 广西等省也先后宣布了独立。

这时，西方列强面对中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强烈怒潮，也转了舵。从而，袁世凯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绝境。正如康有为在致袁世凯的一封信中所说：“今公之心腹亲旧，宰相若徐世昌、唐绍仪，大将若段祺瑞，亲旧若张睿、费树蔚，皆纷纷远引，其他黎元洪、熊希龄等纷纷挂冠……朝宇皆空，槐棘无人，即强留率退一二人，或畏死复来，然人心可见矣。”

当时，何止是心腹亲旧对他如此，就连他的六弟袁世彤也在信中表示了“兄弟不同德”，并对他二十多年所为之事“不能不以大义相责也”。

无可奈何花落去，袁世凯看到帝制已不可能再实现了，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一场皇帝梦就这样破灭了。

袁世凯

然而，他不见棺材不落泪，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还厚颜无耻地自称大总统同时，把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之流拉出来，妄图利用他们来谋求同南方反袁势力妥协。但是“护国军”态度坚决，蔡锷明确表示：“无术可以调停，请转项城，速行宣告退位。”

在此期间，广东、浙江等省又宣布了独立和中立，奉天将领张作霖把居于袁世凯“养子之列”的心腹段芝贵赶回了北京，地处边陲的黑龙江也酝酿独立之事；不少地方群众团体发表函电，宣布他背叛民国的罪状，坚决反对袁世凯继续冒充总统；十九省公民代表联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呼吁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励，捕杀此猓，以绝乱种”；南方独立各省军政首脑及各派知名人士也纷纷发出通电，迫使他下野；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很多亲信也在四川、陕西、湖南等地宣布独立，反戈相向。

四面楚歌的袁世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这时，任其权谋诈术，诡计百出，数终难逃了。他因长期忧愤成疾，加之尿毒症并发，不得而治，于6月6日一命呜呼。他死后，尸体葬在老家洹上村东北；洹上村车站曾立有他的一块神道碑，碑文被人们铲去，刻上了“窃国大盗”四个字……

来源：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