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一提起“军阀”二字，男女老少的心目中都自然而然地会想到绰号“狗肉将军”、“长腿将军”的张宗昌。人称“三不知”：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

在中国，一提起“军阀”二字，男女老少的心目中都自然而然地会想到绰号“狗肉将军”、“长腿将军”的张宗昌。人称“三不知”：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

他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军阀，无论是在干祸国殃民、胡作非为的勾当上，还是残暴的“性格”和愚昧的“天性”上，都不仅表现得赤裸裸的，而且比起其他的军阀来也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就拿他的外表来说吧，也像一个凶神恶煞，身高六尺，满脸横肉，两个牛眼，一副凶光，杀气腾腾。

那么，他的一生是怎样走完的呢？

01、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

张宗昌经常对人讲：“俺是绿林大学毕业”。虽说他这样讲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是，这话也确实是真的。

张宗昌，1881年2月13日（清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生于山东省掖县祝家庄。他的父亲是喇叭手、剃头匠，母亲是巫婆。张宗昌十二、三岁的时候，帮助其父掌饶钹，混日子；十五、六岁的时候，随其母赴营口，在一家“宝棚”（即赌场）为赌佣，给赌徒端水送茶，跑腿打杂，昼夜与赌棍、小偷、扒手一类为伍。因此，当地士绅视其为害，将其赶走了。张宗昌无处栖身，到处流浪，流落到北满，当上了修筑中东铁路的工人，不久就沦落为胡匪。

这时，他的母亲只身一人在营口，相继与洗澡堂子的老板、补鞋匠以及卖布的货郎拼居，混了一段时间后，就回山东去了。张宗昌东走西转，到了海参葳，在华商总会当上了门警的小头目。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宗昌趁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关东招兵买马之机，率胡匪百余人到了烟台，投奔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料，胡瑛和革命党人拒不收留，于是，他跑到上海，当上了光复军团长，被派往丰县、沛县、萧县和砀山一带。

二次革命期间，他“匪性”发作，背叛了革命，投降了北洋军江淮宣抚使冯国璋。1916年5月，他通过冯国璋的关系，接受了袁世凯的金钱收买，18日，密派其部下的营长程国瑞刺杀了进行反袁活动的中华革命党的重要人物陈其美。从此，他深得冯国璋的信赖，先后升任为旅长、军官教导团团长等职。是年11月，冯国璋 任副总统后，他又被委派为侍卫武官长。

1918年初，他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率部随湘赣检阅使张怀芝假道江西进攻湖南，4月下旬，与护法军在攸县以南地方交战，结果，一触即溃，大败而逃。他的军队与护法军作战就像老鼠见到猫闻风丧胆，而对老百姓则似饿虎下山，沿途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在由醴陵转至湘南途中，收罗大量溃兵，改为暂编陆军第一师，他任师长。

1920年6月，他率部退入江西，驻防宜春。江西督军陈光远对他笑脸相迎，十分亲热，在南昌，不惜重金，任其狂嫖滥赌，花天酒地，还将一个马戏班子里演杂耍的女演员许配给他当“九姨太”。其实，陈光远是笑里藏刀，施用美人计使其麻痹大意。果然，张宗昌依偎香温软玉之中，把军务忘到九霄云外去了。1921年初，其部在吉安闹饷，陈光远派重兵将其包围，悉数缴械，然后遣散。这时张宗昌才从梦中惊醒，大呼“上当”，不得不只身出走南昌，来到了北京。

02、绥芬河崛起

张宗昌往哪里走？走投无路。这时，他想起在给曹锟拜寿时，曾与奉天代表张学良有一面之识，如今，虽说是并无深交，但也只能厚着脸皮走一趟了。

张作霖才给了他二百支破枪，编了一个宪兵营，隶属于宪兵司令陈兴亚。堂堂的一个师长去带领小小的一个营的兵，显然是大材小用了。对此，张宗昌大为不满。但，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他无可奈何，忍机待时。

1922年5月26日，绥芬河山林游击队司令卢永贵宣布独立，并要乘火车一鼓作气冲进哈尔滨。这对于刚刚战败、喘息未定、元气未复的张作霖来说，确实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威胁。张作霖在无兵可派之时，忽然想起了张宗昌，便说：“他花了我几十万元，让他去打高士傧。”张宗昌奉命带着一批乌合之众到了绥芬河 后，竟很快就占了上风。原来，卢永贵的山林游击队里的大大小小头目多是当年和张宗昌一起当筑路工人的山东老乡，可谓老相识了，他们对张宗昌颇有好感，还很讲“义气”，因此，就调过头来帮助张宗昌，使其不战而胜。

高士傧、卢永祥因山林游击队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落荒而逃，最后被擒处死。随后，张宗昌将七零八落的山林游击队改编为三个团。这样，他为张作霖解除了后顾之忧，也受到了张作霖的器重，认为他知难而进，非等闲之辈，就委任其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绥宁镇守使。

在此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武装干涉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盘踞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白匪军也无立足之地，作鸟兽散，纷纷逃人中国境内。如何处置这些残兵败将，北京政府和张作霖等情况不明，无有定见。在俄国混过几年事，又会说些半通不通、似懂非懂的俄国话的张宗昌亲自同白匪军头子 谈判，很快摸清了“行情”，并发现有利可图，便擅自收容了白匪军一万多人，得到步枪八千多支、机关枪五十多挺、大炮十多门。他还把一些有专门技术的白匪军官兵挑选出来，组成工兵队，利用他们制造出一批在铁道上行驶作战的铁甲车。 这样，他的实力骤增。有了如此雄厚的资本，张作霖也更加看重他了。从此，他不仅在奉系军阀集团中站稳了脚跟，而且还举足轻重了。

03、急先锋 充当打手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阀组织“镇威军”，张宗昌为第二军副军长，率部在热河一带作战。攻下凌源后，他由第三旅旅长升为暂编奉天第二师师长。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队防线动摇，被迫后退，张宗昌趁势攻下冷口。10月28日，他先于奉系“镇威军”各部，由冷口插入关内，进占滦州，切断了榆关方面直系军队的退路，将直军四个旅的六、七万人缴械后收编，这一下子他的军队就骤增了七、八倍以上。

张宗昌占据了山东地盘之后，更加穷兵赎武，好战成性，哪里都有他；他走到哪里，就把战祸带到哪里。

张宗昌自告奋勇，要求亲率白俄匪军收复南京，于是，张作霖当即委派他为江苏督办。在北京，他领到了一批饷银和给养，还特意为白俄军准备了大量的活羊、白兰地酒和大炮台烟。回济南后，他立即率包括白俄军在内的八万鲁军沿津浦路南下。本来，白俄军就无军纪可言，这次，张宗昌更不加约束，反而怂急说：“只要你们能替我打仗，一切由我负责！”因此，白俄军更加肆无忌惮，无恶不作。白俄军和孙传芳的军队在徐州以南地区遭遇，展开了激战。孙传芳军队的先头尖兵五十余人轻敌急进，白俄军将其包围，俘获乏后，挖眼睛、割鼻子和耳朵，摘心肝，全部杀死。孙传芳大队人马赶到后，白俄军个个是一手扲着白兰地，一手提着上着刺刀的步枪，一面狂饮，一面冲杀，赤膊上阵，凶猛如兽。孙传芳军队中的团长、营长被打死多人，士兵伤亡更不计其数，抵挡不住白俄的冲击，急速后退。为了 遏止白俄军的疯狂进攻，孙传芳军队把大炮和机枪集中起来，对白俄军队进行密集的炮火轰击和猛烈的机枪扫射，白俄军当即被打死了八百多名。这样，白俄军才醒了酒，连忙弃枪逃跑。可是，他们个子大、靴子长，跑不快，被俘获了三百多名。孙传芳军队为了报复，不是把他们吊在树上活活烧死，就是绑在树上当活靶子打死。11月初，张宗昌被迫放弃了徐州，退回了山东境内。

由于孙传芳联合冯玉祥国民军反奉，所以，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派李纪才部进攻鲁西南。东山再起的吴佩孚为了乘机抢占地盘，也派靳云鹗率部增援李纪才。靳云鹗为了里应外合，一举撵走张宗昌，勾结山东著名土匪刘荆山扰乱胶济铁路沿线。这样，张宗昌面临的形势越来越危急了。当靳云鹗、李纪才的两支军队推进到济南附近的八里洼的时候，他背水一战，拼命反击，虽死伤惨重，还是把靳云鹗、李纪才的军队赶出了山东，保住了自己在山东的地位。

04、名为督鲁 实为祸鲁

张宗昌代替郑士琦为山东督办，虽说是以暴易暴，换汤不换药，但统治的程度还是不尽相同的。他督鲁之后，山东人民遭受了历史上空前的洗劫和严重的灾难，痛苦之深，为全国之首。自从他到了山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加捐、招兵、打仗，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在山东，招兵的白旗遍地皆是，随风飘扬，因此，山东的军队多，编制杂有的资料说：“往来街市者，转战田野者，呻吟医院者，残废哀号者皆兵也。”由于他天天拉夫，到处抓丁，不仅闹得民瘦官肥，壮丁填于沟壑，饿莩横卧荒野，而且使社会秩序也极其混乱。他的军队很少发饷，更不讲什么军纪，他们可以贩毒抢劫，为所欲为，营房不够住，就去抢民房、客栈、祠堂、学校、慈善机关窗户当劈柴，门板作床铺，无不用之。奇怪的是，山东没有匪，也不剿匪。原因是，这里兵匪一家，无一不匪，军人绑票司空见惯，因此，山东的民谣中说：张宗昌，坐山东，山东百姓受了坑，不怕雨来不怕风，怕的是兵来一扫清！这里，除正捐外，苛捐杂税有五十一种之多！这还不算，还要随时加捐和摊派，如，他今天想要多少钱，就下个白条子，叫几个县摊派，钱花完了再写条子摊派。据一份统计报告说:自张宗昌在鲁起，至离鲁日止，征收之丁、漕及特附捐其有账可查者，按照正额计算，有征至民国廿八年(1939年)，数量可达三万万五千万元。他把这些钱存放在大连的日本银行里，供其大肆挥霍。他搜刮民脂民膏的办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他不但明目张胆地要在大明湖建生祠、铸铜像，而且还公然征收“修张宗昌生祠捐”、＂铸铜像捐＂。他还通过滥发纸币、制造金融混乱来大发横财，所谓“山东省银行票”、“军用票”、“金库券”不一而足，其数不下数千万，商民不堪其苦。有家买卖拒绝使用军用票，张宗昌知道后，大为震怒，下令将店主抓了去，不但严刑拷打，而且还枪毙了。他为了筹措军饷，经常向济南各银号、各商会“借款”。名为借款，实是勒索。因此，济南的许多银号、商店不得不关门闭店，经理携眷逃之夭夭了。山东人民对他的敲骨吸髓的掠夺恨之入骨，他们在民谣中还揭露说：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就把眼剜！

张宗昌还是一个极端奢侈、糜烂、腐朽的家伙。他有一个“姨太太队”，达数十人之多，中外妇女皆备。这在近代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军阀中，是名列前茅的，也是创了记录的。可是，这仍满足不了他的兽欲，他还在光天化日之下，随时随地抢劫、蹂躏妇女。他挥金如土，更是数一数二的。他的那位七姨太实了一只卷毛狗花了三千元，做了一双珍珠鞋用了五千元。因此，人人都听说他有“三不知”，即“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这对他的丑恶与罪恶既是高度的概括，又是形象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张宗昌不学无术、愚昧透顶也是绝无仅有的。他处处模仿封建时代的帝王之尊，出门时，必净街，禁行人。在济南督办公署前的大马路上，经常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洒过清净的水后，他的汽车在一百多名骑着高头大马的白俄骑兵的护卫下行进。如此耀武扬威，他十分得意。他也和其他军阀一样，在打仗前要请巫士算卦，问凶吉，因此，巫士十分受宠，常被赐以金钱， 授以显职，奉为上宾。

因为那时军阀们都迷信，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出奇的是，他竟干出了“炮击青天”的新鲜事。1927年夏，济南一带地方大旱，滴水未落，田间庄稼枯干而死，收成无望。张宗昌心血来潮，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屠杀牲畜，并亲自到龙王庙去参拜，祈求天降大雨。可是，龙王爷就是不给他赏脸，一片云不飘，一滴雨不下。他暴怒不已，咆哮起来，竟向龙王猛击了数掌，惩罚其敢不听他的话。接着，又把军队拉了出来，架起大炮，连续向天上轰击了几个小时，发泄怒气，抖抖威风。结果是，老天不买账，求雨未成，反而留给人们一个大笑话。

05、剑子手

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正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高潮之时。他极端仇视革命，竭力反共反人民，肆意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革命青年、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他杀人不眨眼，视为儿戏。他有两句杀人的黑话一是叫“切开亮亮”，就是把人的脑袋当作西瓜，切开晒太阳；二是“听听电话”，就是把人头割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像是在听电话。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1925年5月，青岛日本纱厂的三万余名中国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举行了大罢工。张宗昌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集军队三千多人，开到青岛郊区四方，开枪打死工人八名，打伤十七名，轻伤无数，将三千多名工人押解回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然后，他又公然下令不许各报登载“青岛惨案”四个字。6、7月间，青岛人民再次掀起斗争高潮，他接受了日本各厂三十万元的贿赂，为其充当鹰犬，亲自到青岛进行镇压逮捕并杀害了工人领袖、中共四方支部书记、四方小学校教员李慰农和青岛《公 民报》进步记者胡信之。在汶上地方，老百姓对他的黑暗统治忍无可忍，密谋反抗，为此，他派大批军队洗剿，不论男女老幼，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使这里尸骨遍野，村庄尽为灰烬。因此，山东人民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在民谣中骂道：

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是张督办！

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是张宗昌！

张宗昌在挥舞屠刀的同时，还利用孔孟之道和四书五经来“移易人心，安危定变”。为此，他千方百计地装潢门面，与孔丘的七十六世孙孔令贻拜了把兄弟。更令人可笑的是，他像鲁迅嘲讽的那样，“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自己的女婿＂。可见，孔孟之道和四书五经究竟是何物？真谛在哪里？他并不知道。在山东的各学校，他硬是规定四书五经列为主科，学生要像在私塾念书那样死记硬背，而不准学校搞体育活动，更禁止学生打“皮蛋蛋子”（即网球）。荒唐至极！

1926年4月，张宗昌率领直鲁联军进了北京后，立即把他在山东的种种暴行施之于北京。他委派各级税官进行搜刮，强迫商号、居民使用奉票和山东军用票。自称讨赤救国的张作霖也无法为其辩护，在电文中不得不说：“京师四郊颇有奸淫抢劫之事，俄人尤甚，京师亦屡出劫案，东安市场复被焚烧，殊觉失望。……何以服舆论。”对此，《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多有抨击，遭到了军阀们的忌恨。8 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了“官僚之运气”一文，揭露了一心想当财政总长的潘复和张宗昌的关系，指出他们是赌场中的狐朋狗友，张宗昌是经潘复的介绍投奔张作霖后而飞黄腾达的。林白水还把潘复和张宗昌比喻为＂肾囊之于睾丸＂。这使潘复恼羞成怒，要求张宗昌处死林白水，进行报复。6日，凌晨一时许，张宗昌命令京畿宪兵司令王琦，诱捕了林白水，以“通敌”的莫须有罪名判处死刑，枪杀于天桥。与此同时，他还下令封闭了几家报馆。

06、末日来临

正当张宗昌在北京横行之时，北伐军迅速推进，势如破竹，吴佩孚、孙传芳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使张宗昌预感灭顶之灾即将到来。11月，他和张作霖以及来天津乞援的孙传芳举行会议，组成了安国军。12 月1日，张作霖任安国军总司令，他和孙传芳为副司令。在这次会议上，张作霖命他率直鲁联军再次南下，援助孙传芳。为此，他于1927年初，在济南召开了军 事会议，调集十七万人马，分兵两路，一路由前敌总司令褚玉璞率领，直扑南京、 上海，接替了孙传芳的防地；一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进取皖北。在皖北，他连遭重创，败回济南，心情十分懊丧。3月上旬，北伐军推进到上海附近，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北伐，于21日领导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张宗昌 的反动军队同起义工人展开了激战，最后被赶出了上海，退回了山东。

4月，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宁汉发生了分裂，张宗昌、孙传芳乘机发动了反攻。8月初，孙传芳在龙潭惨败，元气大伤。10月末，鲁军在兰封一带也被冯玉祥军队打败，张宗昌气急败坏，一怒之下竟将俘获的冯玉祥军队的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等人枪杀，以泄其恨。这时，他看到战局对自己越来越不利，形势越来越糟，龟缩在山东境内的军队士气低落，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境地。为此，他令“义威号”铁甲车停在济南火车站升火待命，准备随时逃跑。1928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发动了总攻击。30日晚八时，张宗昌在济南实行了紧急戒严，断绝了一切行人交通，然后逃出了济南城。

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兔死狐悲，这时，他企图把自己的残兵败将撤到关外，但遭到了张学良的拒绝。不久，白崇禧的军队开到冀东， 将其包围。9月19日，在深河一带被白崇禧军队击败。于是，他进退失据，不得不化装弃军而走，从涂河口乘小船逃到了大连。至此，他仍不甘心失败，妄图东山再起，冒充中华民国代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帝俄的残余分子谢米诺夫订立了所谓《中俄军事协定》。

1929年初，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集一些散兵游勇在烟台登陆，但一触即溃。然后，逃往日本，住在别府。在这里，他虽然 当寓公，但是，仍没有停止活动，频频会晤东京当道要人，乞求援助，订购枪械。

1931年“九· 一八”事变后，他打着“抗日”的招牌，大摇大摆地回国了。1932年9月，他又以回籍扫墓为名，从北平窜到济南。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发现他阴谋重新占据山东，便决心除之。9月3日，在韩复榘的指使和策划 下，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以为其叔父郑金声报仇的名义，在济南火车站刺杀张宗昌。当张宗昌向送行的人告别时，郑继成举枪射击，但枪未打响。张宗昌见势不妙，仓皇逃跑，郑继成紧追不舍，从车下追到车上，又从车上追到车下。不料，郑继成被铁轨绊倒，手枪被摔响。与此同时，张宗昌被停在站里的兵车里的士兵用步枪击倒，郑继成赶上前去，补射两枪，将其打死。因他民愤极大，尸体横卧站台，无人去抬，棺材铺也不卖棺材装殓他。

来源：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