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23年四月，刘备死后，17岁的太子刘禅（即阿斗）即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以丞相兼益州牧。刘禅以年轻为由，要求政事由诸葛亮全面负责，同时刘备临终时也一再嘱托，于是诸葛亮就担负了治理蜀汉的重任。

本篇系精编经典中国通史之《三国史话》连载21，欢迎收看。

223年四月，刘备死后，17岁的太子刘禅（即阿斗）即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以丞相兼益州牧。刘禅以年轻为由，要求政事由诸葛亮全面负责，同时刘备临终时也一再嘱托，于是诸葛亮就担负了治理蜀汉的重任。

当时诸葛亮面临的局面是困难的。猇亭惨败后，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同时，在蜀汉统治地区内，一些豪强地主也乘刘备死去的机会，起兵反叛。

在三国之中，蜀汉的力量最小。这时，曹魏占据的中原地区，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军事力量较强，统治比较稳定，力量居于优势；孙吴占据江南，资源逐渐开发，又夺得荆州，内部也比较稳定；蜀汉只保有益州，在人力物力上都不如魏、吴。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负起治理西蜀的责任，担子确实不轻。诸葛亮治理西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厉行法治，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

01、厉行法治

早在刘备占据益州后，诸葛亮就协助刘备推行了这一政策。这一政策引起了一部分豪强大族的不满。对此，蜀郡太守、扬武将军法正曾写信给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入关，除秦苛法，约法三章，宽禁省刑，关中父老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如今我们刚用武力占据益州，还没有垂恩德于地方，按着主、客的关系，我们也应该多行点恩德才对。愿你把刑罚、禁令放宽一些，以安慰他们。”

诸葛亮回信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时的情况是暴政虐民，逼得人们起来造反。汉高祖针对这一情况，采取了宽刑弛禁的办法，这是对的。现在益州的情况则不同，刘璋暗弱，从刘焉以来就法令不明，刑罚不严。蜀土人士（指豪强官僚），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君臣上下关系被破坏。宠爱他们，给以高位，官位高了，他们反而不觉得可贵；顺从他们，给以恩惠，恩惠到顶，他们反而轻慢无礼。所以造成一些弊病。现在我们推行严明的法令，人们才会知道什么是恩德；限制爵位的赏赐，人们才会感到爵位的尊荣。恩德和尊荣相辅而行，赏罚并用，上下才有秩序。法治的成效，便明显地体现出来了。”

为了维护刘备集团在西蜀地区的统治，诸葛亮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令、条例，《科令》、《蜀科》就是其中的两种，《蜀科》是由诸葛亮同伊籍、法正、刘巴、李严五人共同制定的。可惜《蜀科》等法令条例都已失传了，无从了解其中的具体内容。

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一直注意贯彻赏罚严明的原则。他的赏罚标准是：是否有利于蜀汉政权的巩固，是否有利于既定政策的贯彻执行。他认为＂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主张“明法”，也反对“滥刑＂。他指出，如果赏罚不明，就会造成“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的局面，给国家带来危害。

正因为赏罚关系重大，诸葛亮很注意选择忠直廉正的官吏主管治狱的工作。他常告诫典刑官员说：“决狱行刑要慎重，不能冤枉好的，也不能放过坏的。”

02、赏罚必信

诸葛亮对李严等人的处理，表明了他的赏罚是严肃的。

中都护李严（后改名平）是蜀国高级官员。刘备临死时，他和诸葛亮一同受遗诏辅佐刘禅，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李严负责供应军需物资，当军粮不继时，他不但不想办法克服困难，反而派人到前线，假传刘禅旨意，要诸葛亮退兵。

诸葛亮退兵之后，他又故作吃惊，责问诸葛亮说：“军粮很充足，为什么要退兵呢？”企图逃避罪责。

为了不使事情暴露，李严还向后主刘禅上表说：“诸葛亮退兵是假的，目的是想诱敌深入。”

诸葛亮回来后，经过查核，弄清了李严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不以国事为重的罪行真相，上书刘禅将他削职为民，流放到川北梓潼郡。

后来，李严听到诸葛亮死的消息，知道自己复官无望了，叹息一番，也发病死去。

被诸葛亮削职的廖立也哭泣叹息说：“我这一辈子注定要老死在这边远地区了！”

被诸葛亮惩处的人，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反应呢？一是，因为诸葛亮执法不枉，所以受罚者不能不服；二是，他们知道诸葛亮是允许别人改正错误的，如果悔改得好，还有被召回的希望。诸葛亮一死，后人不能这样做，所以他们才如此激愤。

诸葛亮行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能够把“威之以法”和“服罪输情”结合起来。陈寿称赞诸葛亮说：“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戳。”

意思是说：“对于诚心认罪吐露真情的人，即使罪重也一定从轻处理，对于狡辩抵赖掩饰罪过的人，即使罪轻也一定加重处罚。”

广汉“甲族”彭羕＂恣性骄傲，多所轻忽＂，曾受到刘璋的排挤打击。刘备入蜀后，在庞统、法正的推荐下，以其为治中从事。于是他“形色嚣然”，不可一世，被诸葛亮觉察之后，暗告刘备说：＂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

刘备认真观察彭羕的言行之后，对彭羕稍加疏远，派他为江阳太守。彭羕对此十分不满，就去见马超。马超夸奖他说：“你的才能出类拔萃，主公对你非常倚重，说你应和诸葛孔明、法孝直等人并驾齐驱，怎么会任命你到外面小郡去任职，失去人们对你的期望呢？＂

彭羕骂刘备说：“那个老兵昏乱不堪，倒行逆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并且策动马超反叛，说：“将军带领兵马在外，我为内应，平定天下不是很容易吗！”

马超听了很是害怕，便将此事上表揭发。刘备逮捕彭羕，送交有关部门处置。

彭羕在监狱中写信给诸葛亮，希望从宽处理。他在信中为自己评功摆好，只承认骂刘备“老兵”的话有错误，而且属于＂喝多了酒，脱口失言”；对策动叛乱，则狡辩抵赖说：“至于我讲 ‘内、外’那些话，是想让马孟起在北方立功，全力为主公效劳，一起去讨伐曹操罢了，怎么敢有其他的想法呢？马孟起说的话不算错，但是不能把中间的意思分别清楚，让人感到痛心啊！”

对于彭羕的“游辞巧饰＂，诸葛亮自然不能从宽处理，最后将彭羕判罪处死。

晋人习凿齿评论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这种赞许一点都不过分。

为了做到“赏罚必信”，诸葛亮很重视上面的表率作用。他在《出师表》中对刘禅说：“皇官中的侍臣和丞相府中的官员，都是一个整体，对他们的提升、惩罚、奖励和贬斥，不应该两样对待。如有做坏事违犯法令的，或是忠心耿耿做好事的，都应交给主管官员论断赏罚，以显示陛下的公正严明。不应该有所偏私，使皇帝的内廷和丞相的外府执法不一样。”

这些建议，是鉴于东汉时皇帝宠信外戚、宦官的弊病而提出来的。

03、身体力行

诸葛亮也注意身体力行。228年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他认为自己身为统帅，用人不当，也有过失，便主动上书刘禅，请求降职三等，以示惩罚。

由于诸葛亮赏罚严明，使蜀汉政府的工作效率提高了，统治秩序逐渐稳定下来。对此，蜀汉的官员张裔曾评论说：“诸葛丞相处事公正严明，赏罚不分亲疏远近，无功者不能得赏，贵势者不能免罚，这是人人奋勉的重要原因。”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称赞说：“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没有一件恶事不受到惩罚，没有一件善事不受到奖励。官吏不容忍有奸邪，人人都自求奋勉。社会上的风气是清明而严肃的。”

这样的称赞，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对诸葛亮在赏罚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肯定的。

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为了提高统治效率，主张君主要实行“纳言之政”，注意采纳臣下的建议。他认为要把事情办好，就要多闻多见，如果能够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就好比有了更多的眼睛和耳朵；能够看得多，听得全，就能够免去缺欠，把事情办得更好。他说：“人君拒绝忠谏之言，忠臣就不敢进其谋略，而邪臣就可以专断独行，这对国家是有害的。”他常劝后主刘禅，不要堵塞忠谏的道路，要听取采纳正确的主张。

诸葛亮自己身体力行，在处理军政事务的时候，就很注意听取手下人的意见，以便“集思广益”。

刘备初占益州的时候，曾经派董和去协助诸葛亮处理军政大事。董和是一个性格直爽，办事认真，又有政治见解的人。他在办事过程中，与诸葛亮有不同的见解时，就提出来争辩，有时甚至反复多次。

诸葛亮对董和办事认真，敢于直言的精神很喜欢。他当了 丞相之后，提起这件事，还很赞赏。为了鼓励属下向董和学习，他对丞相府的官员们说：＂丞相府里设置参谋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集众思，广忠益’，把事情办好。如果为了回避个人的嫌疑，不愿提出不同的意见，反复进行商讨，事业就要受损失。如果经过反复商讨，有了正确的结论和办法，就如同丢掉了破旧的草鞋而获得珍贵的珠玉。当然，要做到这样是不容易的，只有徐元直（徐庶）遇到这种情况不迷惑。还有董幼宰（董和），我们共事七年，见到事情办得不周到，他能一再提意见，有时竟能反复多次。如果大家能够做到徐元直的十分之一，能够像董幼宰那样勤恳认真，这不仅对国家有好处，也可以使我少犯错误。”

这段话被称为《与群下教》。另外，从上面的教文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是在诚心诚意地公开鼓励部属勇于发表不同见解，敢于讲真话，在争论中寻求统一，以避免工作中犯错误，并且列举事例表明虚心听取意见是他一贯坚持的作风，对“直言”他是竭诚欢迎的，绝不会对提意见的人挟嫌疑嫉。他表扬董和能够＂斟酌规益，进尽忠言”，称赞胡济直言，有“忠诚之效＂。

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诸葛亮发布《劝将士勤攻已阙教》，号召部下经常指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说：“我军在祁山、箕谷，数量都多于敌军，但没有取胜，反而为敌军所败，其毛病不在于兵少，而在于统兵将领，主要是在我个人身上。现在我打算减兵省将，严明赏罚，深思过错，研究将来如何致胜的办法。如果不这样，虽然兵多，又有什么益处呢！从今以后，凡是忠虑于国的人，要勇于指出我的缺点。这样，大事可以成功，敌人可以消灭，不用多长时间就可望大功告成了。”

诸葛亮把部下是否经常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当成关系到北伐曹魏能否成功的大事，要部下认真去做。它表明了诸葛亮敢于承认错误，有严于责己的精神。

04、自责精神

当然，诸葛亮不可能时时处处都能接受正确的意见和建议，有时也犯错误，甚至给事业造成损失。不过当他认识错误之后，能够比较虚心地承认错误，向提意见的人道歉，甚至公开检讨，有自责精神。

如李严品德上有严重缺欠，诸葛亮听到一些反映，尤其是在卫尉陈震当面向他提出意见之后，没有采纳，仍然委李严以重任，以致出现了李严（当时已经改名为平）危害北伐的事情。当李严被惩处后，诸葛亮在《弹李平表》中“检讨”了“群臣上下均怪臣待平之厚"，自己没有虚心听取意见，以及对李严贪于名利，自己失察不敏感的过错，还马上写信给长史蒋琬、侍中董允，要他们将这件事转告陈震，以表示内疚和自责。信中说：

“陈孝起（陈震）以前去吴国时，对我讲李正方（李严）肚子里有鳞甲，同乡们都认为他是不能够接近的。我以为有鳞甲的人只要不去触犯他就行了，没有想到竟有苏秦、张仪这样的造谣诡辩事件发生，真是出乎意料。可以让陈孝起知道这件事。”

又如，来敏好争荣利，与群僚不和，制造混乱，下边有议论，没有引起诸葛亮的重视，还继续重用他。当来敏反对诸葛亮提拔新人政策被罢官时，诸葛亮发了一个教令，公开承认了自己 ＂阉（暗）于知人＂的错误，提醒部属们引以为戒，教令（被称为 《黜来敏教》）中说：

“过去在成都刚刚平定之时，有人议论来敏在百姓中制造混乱，先帝以为益州新定，因而给予宽容，没有委以要职。以后刘子初（刘巴）选中他作太子家令，先帝虽不喜欢，但不忍加以拒绝。后来主上即位，我愚昧糊涂，无知人之明，又提升他任将军、祭酒，没有听取议论者的正确意见，违背了先帝不予重用的做法，自认为能够督促劝勉他，引导他走正道。现在既然没有成功，只得上表请求撤去他的职务，让他闭门反省自己的罪过。”

诸葛亮对治蜀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终日操劳不得休息。丞相主薄杨颙很为诸葛亮的健康担心，曾劝他说：“处理政事，各有专责，上下之间，也有分别。所以古人说，王公是坐而论道的，士大夫是作而行之的。丙吉不间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这都是名位不同，各有专职的缘故。

诸葛亮在工作中，还很注意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影响，特别注意处理好和后主刘禅之间以及和下级官员之间的关系。

再如，诸葛亮北伐，领兵屯驻汉中时，安排他的儿子诸葛乔（诸葛瑾的儿子，过继给诸葛亮）和其他将领的子弟一样，率领一部分兵卒在山谷中押解转运军需物资。这个工作相当艰苦，要冒风雨，跋涉在崇山峻岭之中。

为这件 事，诸葛亮特意给诸葛瑾写了一封信说：“诸葛乔按理可以回到成都去，但是现在诸将子弟都在解运军中物资，大家应该同甘苦，共荣辱，所以我命令他领数百名兵士和诸将子弟一同在山谷中解运物资。”

正因为诸葛亮的言行注意从大局出发，所以有人评论他大权在握而不失礼，不跋扈欺上；代替皇帝行事，国人并不怀疑他有篡位自代的野心。

诸葛亮能够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来振兴蜀汉，防止有人借机搬弄是非，挑拨君臣之间和臣僚之间的关系。

↓↓↓↓

（17625963264，可以货到付款）

来源：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