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的教室没有现在这么讲究，泛黄的墙壁上贴着几张已经卷边的政治标语，木质地板被学生们走出了光亮的痕迹。破旧的铁皮暖气片冬天总是＂咯噔咯噔＂响个不停，夏天的吊扇摇晃着发出吱呀声，却也带不走闷热。

命中注定的缘分

＂周秋雁，我跟你道歉！＂我站在教室后门，目光僵直，只见她仓皇遮挡，眼中怒火腾腾。

那是1984年的秋天，我叫杨志明，是县一中高三（3）班的学生。

那时的教室没有现在这么讲究，泛黄的墙壁上贴着几张已经卷边的政治标语，木质地板被学生们走出了光亮的痕迹。破旧的铁皮暖气片冬天总是＂咯噔咯噔＂响个不停，夏天的吊扇摇晃着发出吱呀声，却也带不走闷热。

窗台上摆着几盆由班主任李老师精心照料的吊兰，在阳光下郁郁葱葱，是教室里唯一的绿色生机。

我们那代人都懂，高三意味着什么。吃苦是常态，梦想是奢侈品。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熄灯，饭是食堂里的大锅菜，一周才能吃上一次肉，但没人喊苦叫累。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都明白，知识改变命运不是空话，那张薄薄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我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希望。

周秋雁是班上的＂才女＂，清瘦的脸庞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总是安安静静坐在教室第二排。

她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王启明当范文念，羡煞了我们这些笔下无文的莽汉。我偷偷在作业本背面临摹她的字迹，那些清秀的钢笔字，像她本人一样温婉端庄。

周秋雁家在县城，父亲是县砖厂的厂长，在当时算是＂干部子女＂。而我，是生产队长的儿子，靠着村里推荐的＂农村苗子＂名额进了县一中。两个世界的人，却因高考被编进了同一个班。

那天傍晚，我值日回来取忘在教室的《数理化》杂志。按理说，六点半后教室应该没人了，谁知道推门的一瞬，就撞见了正在换校服的周秋雁。

夕阳的余晖从西边的窗户斜射进来，给教室蒙上一层金色。她站在一排排课桌之间，外衣已经脱下，只穿着单薄的衬衫。我那一瞬间的愣神，成了她心中挥之不去的侮辱。

＂对不起！＂我仓皇转身，连门都没来得及关，就听见身后＂啪＂的一声，是她摔了什么东西。

＂杨志明，你这个臭流氓！＂她的声音带着哭腔，＂你这辈子别想娶到媳妇！＂

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连多说一句话都会被人指指点点，更别说这种尴尬事了。从那天起，周秋雁看见我就绕道走，就连我主动打招呼也只是冷冷地点头。

班上的同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很快编出了各种版本的故事。我成了班上的笑柄，男生们课间操时拍着我的肩膀，贼兮兮地说：＂志明，听说你看见秋雁换衣服了？给哥几个讲讲呗？＂

我恼火地甩开他们：＂放屁！我什么都没看见！＂

高考前的日子，是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度过的。我每天早早到校，晚晚离开，就是为了避开和周秋雁独处的机会。我知道自己理亏，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弥补。

高考如期而至，我们像脱缰的野马，冲向了未知的前方。

我记得考完最后一科语文那天，大家都涌出考场，欢呼雀跃。在学校后门的小卖部，我请来我的几个好哥们喝汽水。那时的玻璃瓶汽水，一毛二一瓶，是我们最奢侈的享受。

＂高考结束了，咱们就要各奔东西了。＂我的好友老刘举起瓶子，＂来，干一个！＂

那个夏天，知了在树上疯狂地叫着。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有多远，只知道离家乡越来越远。

我考入了哈尔滨的一所理工院校，周秋雁据说考入了武汉大学。乡镇的孩子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大学四年，我学的是经济管理。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但国家分配工作仍是主流。

每当看见校园里的情侣们在梧桐树下依偎，我就会想起周秋雁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和她最后对我的＂诅咒＂。大学里不是没有女生对我示好，但我总觉得心里缺了点什么，也许是对家乡的念想，也许是对那个未完成的道歉的遗憾。

1988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东北一家国营钢铁厂的财务科。那时候的国企，是每个大学生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分房、医疗、子女上学，样样都有保障。

单位里的大龄青年不少，热心的师傅老王总是絮叨：＂小杨啊，该谈个对象了。咱们厂子里年轻姑娘多的是，我给你介绍几个？＂

我总是笑着摇头：＂还早呢，师傅。＂

其实，我心里总觉得，周秋雁的那句话像是一个咒语，虽然不信邪，但总会在夜深人静时想起，然后自嘲地笑笑。

1994年初，我被调到了另一个城市的一家轻工业厂子当会计主管。那是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不大不小，刚好适合我这样不喜喧嚣的人。

厂里有一个老式的食堂，水泥地面，长条木桌，墙上挂着＂光盘行动＂的宣传画。中午时分，食堂里人头攒动，排队打饭的队伍总是很长。

那时的工厂食堂有个规矩，荤菜限量供应，每人一勺，素菜和米饭管够。所以中午十二点一到，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冲向食堂，生怕晚了荤菜就没了。

那天中午，我正端着餐盘寻找座位，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道：＂喂，这位同志，你的工作证掉了。＂

我转身，目光猝不及防地撞上了一双熟悉的眼睛。十年岁月如流水，但那眼神，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周秋雁？＂我惊讶地叫出声，周围的人都转头看我们。

她也愣了一下，随即微微一笑：＂真是杨志明啊，我刚才还不敢认。＂

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只是当年的圆框眼镜换成了细边的，更显得知性干练。她穿着深蓝色的工装，头发利落地扎在脑后，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看起来像是厂里的干部。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们异口同声地问，然后又一起笑了。

原来周秋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城一家报社，后来因为家里老人生病，申请调回了家乡附近的这座城市，在我们厂的宣传科工作。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我笑道，＂还记得你的毕业诅咒吗？＂

她的脸微微泛红，眼神闪烁：＂小孩子气的话，别当真。＂

食堂里人多嘈杂，不是叙旧的好地方。我们约好下班后在厂区门口的小公园见面。

那是个很普通的公园，几棵老槐树，几张石凳，一个小水池，水池里养着几尾红鲤鱼。春天的风还带着些许寒意，但槐树的新芽已经悄悄冒出。

＂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她问，目光落在远处嬉戏的孩子们身上。

我简单地说了说我的工作和生活，没有太多波澜起伏。国企的生活，就是这样按部就班，日复一日。

＂你呢？结婚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没有，＂她轻声说，＂工作太忙，没时间考虑这些。＂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点点头。沉默在我们之间蔓延，像是那年教室里的尴尬又回来了。

＂其实那天，我不该那么说的，＂最终她打破了沉默，＂只是当时太尴尬了，脑子一热就说了那样的话。这些年，我偶尔会想起来，还挺愧疚的。＂

我摆摆手：＂都过去了。再说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虽然还是打光棍一条。＂

她笑了，那笑容就像十年前我们一起听广播体操时那样明媚：＂你啊，还是老样子，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有了更多的交集。有时是一起吃午饭，有时是下班后在厂区外的小河边散步。春天的柳絮纷飞，秋天的落叶沙沙，见证了我们从生疏到熟稔的点点滴滴。

她告诉我，她的父亲已经退休，承包了原来工作的那座砖厂。她每个周末都会回去看看。她妈妈身体不太好，常年吃药，所以她选择调回来工作。

而我，除了工作就是在单身宿舍看书，或者和厂里的几个老光棍一起喝闷酒，日子过得单调而规律。

＂单位给我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有一次她说，＂但就我一个人住，总觉得太空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只能干笑两声：＂那挺好的，以后成家了也宽敞。＂

她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厂里的人开始议论我们。有人说我们是老乡，有人说我们是校友，还有人说我们是＂对象＂。我不置可否，只是每天按时上下班，按时和她在小河边散步。

那年夏天特别炎热，车间里的温度常常超过四十度。厂里组织职工去附近的河边纳凉，我和周秋雁也去了。

夕阳西下，河面上泛起金色的波光。孩子们在河边嬉戏，大人们坐在岸边的大树下乘凉。我们坐在稍远的一块石头上，看着眼前的景象。

＂志明，我爸让我带你去我家吃饭，＂她忽然说，＂你有空吗？＂

我心里一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

＂我跟他说起你了，说咱们是高中同学，他挺想见见你的。＂她的声音很轻，眼睛看着远方，不敢看我。

我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心里七上八下的：＂那...好啊，什么时候？＂

＂这个周末吧，我爸妈都在家。＂

那个周末，我特意去供销社买了两瓶上好的茅台酒（当时一瓶茅台才二十几块钱，但对我那一百六十块钱的月工资来说，也是不小的开销），又去百货大楼买了一条中华烟和一盒雪花膏。

周秋雁的家在县城边上，是一座独门独院的房子。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齐，种着几棵果树和一些蔬菜。房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平房，红砖青瓦，门口有一对石狮子，颇有些气派。

周父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面容方正，说话爽快。周母则是个温婉的妇人，一看就知道是极为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

＂小杨啊，听秋雁说你们是高中同学？＂周父一边倒茶一边问。

我点点头：＂是的，叔叔。我们是高三同班同学。＂

＂那你们认识都十年了啊，缘分呐！＂周母笑眯眯地说，一边把刚炒好的菜端上桌。

饭桌上，周父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工作情况，还聊到了当下的改革开放政策。他对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赞不绝口，认为国家的发展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叔叔，我听说您承包了砖厂？＂我试着转移话题。

周父眼睛一亮：＂是啊！现在政策好，搞承包责任制。我们厂去年的产量比前年翻了一番，效益也好了不少。你有空可以去看看，我们那边正缺个懂财务的人才呢！＂

我看了周秋雁一眼，她低着头，专心地吃饭，耳根却红了。

吃完饭，周秋雁提议带我去看看她家的砖厂。周父爽快地答应了，还让我们开上他的＂上海＂牌小轿车。那时候，能有一辆私家车的家庭实属少数，可见周家的条件确实不错。

砖厂在县城郊外，占地不小。工人们正在忙碌，烧窑的火光映照着他们汗水淋漓的脸庞。站在高处远望，炉火、土墩、晾晒的砖坯，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

＂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玩，＂她站在一片空地上，指着远处，＂那边以前是个小水塘，夏天我们这些干部子弟会在那里捉蝌蚪。＂

夕阳西下，黄昏的余晖洒在她的脸上，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风吹起她的发丝，飘飘荡荡，像是一幅美丽的画。

＂秋雁，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我鼓起勇气，＂为什么要带我来见你父母？＂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深吸一口气：＂志明，其实我一直有个心结，那天的事，我太冲动了。这么多年，我总担心那句傻话真的会影响你的姻缘。＂

我笑了：＂那你就得负责了。＂

她抬起头，眼中泪光闪烁，却带着笑意：＂这算是求婚吗？＂

＂你可别忘了，命运把你送到了我身边，你那句诅咒成了我们今天的誓言。＂我握住她的手，感受到了她指尖的颤抖。

回程的路上，我们都沉浸在幸福的宁静中。路过一个小卖部时，我突发奇想，买了两瓶汽水。

＂还记得高考结束那天吗？＂我递给她一瓶，＂我请哥们喝汽水，就在学校后门的小卖部。＂

＂记得，＂她接过汽水，拧开瓶盖，发出＂嗞＂的一声，＂那天我也在，和同学们一起。你们在那边，我们在这边，谁也没理谁。＂

＂怪不得那天我总觉得被人盯着看！＂我恍然大悟。

＂得了吧，＂她笑着推了我一下，＂那会儿谁会看你啊，自恋狂！＂

从那天起，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我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工厂和周秋雁家之间。周父甚至提出让我辞去厂里的工作，来他的砖厂当财务总监。

＂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国企迟早要改革，＂周父一边抽着烟一边分析，＂不如早做打算。我这砖厂虽然小，但效益不错，而且是自己人。＂

我心动不已，但又有些犹豫。毕竟国企的工作稳定，福利也好。但周秋雁支持我尝试新的机会：＂志明，你是有能力的人，不应该被框在一个小小的会计岗位上。爸爸的砖厂正在扩建，需要你这样懂财务又踏实的人。＂

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辞去国企的工作，加入周家的砖厂。这个决定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放弃＂铁饭碗＂。有的人说我是＂傍上富家女＂了，也有人说我是有眼光，看到了私营企业的前景。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只知道我的生活即将迎来巨大的变化。

1995年春节，我和周秋雁在县城的饭店举办了婚礼。按照当地的习俗，婚礼前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周家接亲，胸前别着大红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婚礼上，周父喝得微醺，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说：＂小杨啊，以后砖厂就靠你了！做我周家的女婿，你可别辜负了秋雁！＂

我郑重地点头：＂叔叔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对待秋雁，也会把砖厂管理好。＂

宴席上，我举杯对大家说：＂有些缘分，是注定的；有些誓言，是会实现的。十年前，我和秋雁因为一场误会结下了＇梁子＇，没想到这个＇梁子＇最终把我们系在了一起。＂

周秋雁在一旁笑着抹泪，十年前的＂诅咒＂，成就了今天的幸福。

婚后，我们住进了县城的新房子，每天一起去砖厂上班。我负责财务和销售，她负责行政和后勤。我们配合默契，砖厂的生意蒸蒸日上。

1996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取名杨秋晓，寓意秋天的晨曦，也是我和秋雁名字的结合。看着怀中的小生命，我常常感慨命运的神奇。如果不是那个尴尬的意外，如果不是那句气话，也许我和秋雁永远不会有交集，更不会有今天的幸福。

人生就像是一场未知的旅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会遇见谁，会发生什么。有时候，看似最糟糕的意外，恰恰是最美好的开始。

那句本以为会带来厄运的＂诅咒＂，最终成了我们爱情的＂誓言＂。

命中注定的缘分，兜兜转转，终究会找到归宿。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