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盛世是平庸的”的一点思考——与葛兆光教授商榷

摘要：葛兆光教授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出“唐朝是一个平庸的盛世”，其核心逻辑认为：盛世的才学被局限于诗歌创作，缺乏对哲学、科学等领域的突破性思考，思想因科举制的单一导向而趋同。这一论断虽具批判性，却忽略了盛世文明的多元肌理与思想潜流。以唐宋为镜，结合中外历史，我们会发

葛兆光教授在《中国思想史》中提出“唐朝是一个平庸的盛世”，其核心逻辑认为：盛世的才学被局限于诗歌创作，缺乏对哲学、科学等领域的突破性思考，思想因科举制的单一导向而趋同。这一论断虽具批判性，却忽略了盛世文明的多元肌理与思想潜流。以唐宋为镜，结合中外历史，我们会发现：真正的盛世恰是才学向多元领域奔涌的时代，其创造力从未被单一文体或制度束缚，而是在开放包容的土壤中生长出文明的参天巨树。

一、盛唐气象：诗歌之外的思想觉醒

葛兆光教授将盛唐才学简化为“诗歌至上”，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唐代文人的笔触从未困于风月。

新乐府运动的现实锋芒：白居易的《卖炭翁》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道尽底层疾苦，其《策林》更系统提出“选贤任能”“薄赋敛”等政治主张，将文学批判转化为改革方案；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揭露社会矛盾，其思想深度远超“艺术创作”范畴，实为儒家民本思想的诗化表达。

哲学突破的隐形脉络：当我们聚焦于唐诗时，往往忽略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这场被低估的思想革新，本质是儒家道统的重构——韩愈在《原道》中构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谱系，直指佛老对儒学的冲击；柳宗元在《天说》中提出“天人不相预”，以唯物论挑战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论。这些思想交锋，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埋下伏笔。

科技与制度的实践智慧：诗人之外，唐代工匠的创造力同样惊人。天文学家僧一行主持实测子午线长度，比阿拉伯早90年；建筑家宇文恺设计的大兴城（长安），以里坊制与中轴对称布局，成为古代城市规划的典范；《唐六典》系统梳理政府机构职能，其行政理性化程度领先同时期欧洲。这些成就，哪一项不是才学的多元投射？

二、两宋文明：理性之光的系统性突破

宋朝的“积贫积弱”表象下，隐藏着中国古代思想最具突破性的十年。

理学：哲学的形而上学转向

程颢、程颐提出“格物致知”，将儒家伦理与宇宙本体论结合；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构建“理一分殊”的完整体系，把“三纲五常”提升至“天理”高度，这种从伦理说教到宇宙论的跨越，堪称中国哲学的“哥白尼革命”。陆九渊“心即理也”的命题，早于欧洲主体性哲学五百年，强调个体本心的认知价值。

科技：经验科学的体系化

沈括《梦溪笔谈》记录磁偏角现象，比哥伦布发现早400年；苏颂主持建造的水运仪象台，集天文观测、历法计算与机械传动于一体，被李约瑟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武经总要》详细记载火药配方，将炼丹术转化为军事科技。这些成就，绝非“才学困于诗歌”所能解释。

制度：治理智慧的现代化萌芽

王安石变法以“青苗法”“市易法”尝试国家干预经济，其理念接近现代金融调控；朱熹在《社仓事目》中设计的基层赈济制度，实现“民不加赋而仓廪实”；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毕昇虽为布衣，却以技术革新推动知识传播——这种“才学下沉”的现象，恰是盛世活力的证明。

三、文明互鉴：全球视野下的盛世创造力

若将视野扩展至人类文明史，更能驳斥“盛世平庸论”的片面性。

伊斯兰黄金时代（8-13世纪）：巴格达的智慧宫将希腊哲学、印度数学与波斯医学熔于一炉，花拉子米的《代数学》奠定现代数学基础，伊本·西那（阿维森纳）的《医学典范》以诗歌体总结临床经验，实现科学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意大利文艺复兴（14-16世纪）：达芬奇既是画家，也是工程师，其《维特鲁威人》素描蕴含人体比例的数学研究；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卫》，以解剖学精度展现人文主义对神权的挑战；伽利略在比萨大学任教时（正值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盛世），通过望远镜观测颠覆地心说——这些突破，皆发生在物质相对繁荣、思想相对开放的时代。

中国康乾盛世的反面镜鉴：当清朝通过“文字狱”禁锢思想，将才学逼入考据学的窄巷时，同时期的欧洲正经历启蒙运动。这恰恰证明：盛世的创造力不取决于是否“吃苦”，而在于能否保持思想的开放性。

四、盛世的逻辑：开放包容催生多元才学

葛兆光教授的误区，在于将“才学”与“苦难”强行绑定，却忽略盛世最珍贵的特质——流动性。

人才流动：唐代科举允许“公荐”与“行卷”，诗人可通过诗文展示多方面才学（如王维以绘画得荐于公主）；宋代“重文抑武”政策打破门阀垄断，范仲淹、欧阳修等名臣皆出身寒门，其才学不仅用于诗词，更施展于变法、治水等实务。

思想流动：长安的波斯邸店、泉州的阿拉伯商团，带来的不仅是香料与宝石，更是阿拉伯数字、印度医学等异域知识；宋儒在批评佛老的同时，吸收其宇宙论精华，这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包容态度，恰是思想突破的前提。

领域流动：苏轼既是诗人，也是工程师（主持杭州西湖疏浚）、美食家（发明东坡肉）、书法家（创“黄州寒食帖”）；沈括既是官员，也是科学家、地理学家——盛世的才学，本就该如活水般在不同领域激荡。

结语：盛世的高度，在于文明的维度

将盛世的价值简化为“是否产生伟大思想家”，是对文明多样性的漠视。从杜甫的“诗史”到朱熹的“理学”，从僧一行的天文实测到毕昇的活字印刷，从吴道子的壁画到汝窑的天青色——这些不同领域的创造，共同构成了盛世的文明厚度。葛兆光教授或许低估了一个事实：当一个时代允许诗赋、哲学、科技、艺术各美其美，当千百万“平庸”的才学在不同土壤中自由生长，这个时代本身，就是最伟大的思想成果。

所谓“盛世的平庸”，不过是后人站在文明高地上的苛责。若能重返历史现场，触摸那些在诗行之外奔涌的才学热潮，我们或许会懂得：真正的盛世，从不是思想的荒原，而是允许所有星光闪耀的夜空。

注:本人观点、写作提纲，借助AI不断修改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