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我们家的别墅...一百八十平...＂母亲喃喃自语，手指在空中画着什么。
岁月留痕
＂上海...我们家的别墅...一百八十平...＂母亲喃喃自语，手指在空中画着什么。
我摸摸她的额头，叹了口气，又是痴呆症发作了。
我叫周雅梅，今年四十有五，是沈阳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
母亲周淑华患痴呆症已有七年，从最初的忘记关火，到现在连季节变化也分不清，更认不出我这个日夜陪伴的女儿。
我和丈夫吴国强轮流照顾她，生活在不宽裕却也踏实的日子里。
东北的冬天格外漫长，窗外的积雪像一床厚重的棉被，覆盖了整个小区。
屋里的煤炉烧得正旺，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母亲坐在旧藤椅上，目光空洞地望着窗外。
那一晚，我正在厨房擀饺子皮，准备包顿饺子给母亲改善伙食。
＂雅梅，别忘了收拾福州路别墅的钥匙...一百八十平...红皮箱里...＂母亲的声音突然从客厅传来，清晰得不像是患病之人。
我手中的擀面杖停下了，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听她提起上海的别墅。
＂得，又来了。＂丈夫国强坐在那台老式黑白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头也不回地说，＂前两天还说咱家在北京有四合院呢。＂
我擦擦手走到母亲面前，温柔地应和着：＂妈，咱家哪来的别墅啊？您从小不就在沈阳长大的吗？＂
＂有！真的有！＂母亲忽然坐直身子，眼神闪烁着久违的清明，＂不信你去查查，福州路128号，你爸爸留下的...＂
这一刻，我心头一震。
父亲王志明，在我十岁那年因病去世，留给我的记忆只有他瘦高的身影和温和的笑容。
那是1980年的冬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大人们都在议论着＂万元户＂的新鲜事。
父亲去世后，母亲像变了个人，从不提起过去的事情，仿佛那段记忆被她刻意封存在了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
她只是默默地抚养我长大，靠着纺织厂里微薄的工资和加班的补贴，供我上完了大学。
＂国强，你有没有觉得，妈最近提起这个别墅，说得特别肯定？＂等母亲睡下后，我小声问丈夫。
＂癔症患者都这样，自己编的故事自己信了。＂国强打了个哈欠，＂你不也常说，她连自己姓啥都能忘了，哪还记得什么别墅不别墅的。＂
可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母亲说话的神情，不像是在胡言乱语，倒像是从尘封的记忆里找回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趁母亲还在睡觉，偷偷翻出了她嫁妆中那只褪色的红皮箱。
这皮箱跟着母亲几十年，从未见她打开过，只在每次搬家时，她都会亲自抱着它，不让任何人碰。
皮箱上的铜扣已经锈迹斑斑，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它，里面是几件发黄的旗袍，几本发潮的书籍，还有一个泛黄的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老照片，一对年轻人站在一栋西式建筑前，男的穿着中山装，女的穿着碎花布衣裙，笑得灿烂。
我呆住了，照片中的年轻女子，分明就是年轻时的母亲，而那个男子，虽然我记忆中的父亲已经年过半百，但那挺拔的身姿，温和的眼神，无疑就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
照片背面潦草地写着：＂淑华与志明，上海，1956年春＂。
我的手微微发抖，继续翻找着皮箱的每一个角落。
在箱底的夹层里，我发现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铜钥匙和一张泛黄的纸张。
我小心地展开那张纸，赫然是一张房产证明，上面清楚地写着：上海市福州路128号，建筑面积180平方米，业主：王志明。
我猛地坐在地上，头脑嗡嗡作响。
这么多年来，我以为了解母亲的一切，却原来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
＂雅梅，你在干什么？＂母亲突然出现在门口，我慌忙想遮掩，但已经来不及了。
令我惊讶的是，母亲并没有生气，而是缓缓走过来，眼神异常清明。
＂找到了吗？那把钥匙。＂她轻声问。
＂妈，这...这是真的？您和爸爸真的在上海有套房子？＂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母亲接过我手中的照片，眼神变得迷离：＂志明说过，等风头过了，我们就回上海去...可是，他没等到那一天...＂
她的话语断断续续，似乎在努力从混沌的记忆中搜寻着什么。
＂国强，我想带妈妈去上海看看。＂晚饭时，我对丈夫说。
＂你疯了吧？就凭一张几十年前的纸和一把破钥匙？＂国强放下筷子，＂那房子即使真有，这么多年过去，早就不知道归谁了。＂
＂可是妈妈记得，她从来没忘记...＂我坚持道。
＂这可能只是巧合，或者是假的。＂国强皱眉，＂你别抱太大希望。再说了，带个老人家千里迢迢跑去上海，多不方便。＂
＂哎呀，我心里有数。＂我打断他，＂爸妈把我拉扯大不容易，我就想圆妈妈这个心愿。＂
国强看着我坚定的眼神，最终叹了口气：＂那好吧，我请几天假陪你们去。可别抱太大希望，要做好失望的准备。＂
一周后，我们乘坐绿皮火车，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
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混杂着方便面、烟味和汗味。
母亲却异常兴奋，一路上絮絮叨叨地讲着她和父亲的往事，有些故事前言不搭后语，但我仍能从中拼凑出一些从未听过的家族历史。
＂你爸爸啊，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后来在复旦教书...＂母亲的眼睛闪闪发亮。
＂我以为爸爸是工厂的工人呢。＂我惊讶地说。
母亲不置可否，目光投向车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似乎又陷入了自己的世界。
春天的上海，梧桐树新绿初展，黄浦江畔已是一片生机勃勃。
我搀扶着母亲，国强拎着简易行李，站在福州路一栋灰白色的西式建筑前。
这是一幢上世纪三十年代建造的花园洋房，虽历经岁月沧桑，但仍能看出当年的风华。
可惜，大门紧锁，门牌号虽然是128，但门边贴着＂某某单位宿舍＂的牌子。
国强投给我一个＂我就说嘛＂的眼神，但我坚持要到门卫处询问。
＂这房子？解放后收归国有了，现在是单位的职工宿舍，＂老门卫抽着烟说，＂你们找谁啊？＂
＂我妈妈说...这里曾经是我父亲的房子...＂我有些底气不足地回答。
＂哦？什么年代的事了？＂老门卫来了兴趣。
＂五六十年代吧...＂
＂那可说不准，文革时候有些房子确实被没收了，后来落实政策，有的又归还了原主。＂老门卫掐灭烟头，＂你要是有房契证明，可以去房管局问问。＂
国强拉了拉我的衣角，示意我别再白费力气。
就在这时，母亲突然挣脱我的搀扶，径直走向房子侧面的一条小路。
＂妈，您去哪儿？＂我赶紧跟上。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沿着小路走到了院子后面，那里有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
她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铜钥匙，颤抖着手插入钥匙孔。
钥匙转动的声音清脆而陌生，仿佛穿越了时光。
铁门缓缓开启，露出一个杂草丛生的小院子，院子尽头是一间独立的小楼。
＂杂物间...＂母亲轻声说，＂志明的书房...＂
我和国强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小楼里灰尘密布，蜘蛛网挂满了每一个角落。
但即使如此，依然能看出昔日的雅致。
一张红木书桌、几把藤椅、一个半空的书架，静静地诉说着被时光冻结的往事。
书桌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父亲穿着西装，站在复旦大学门前的照片，身旁是穿旗袍的母亲，明媚如花。
相框旁边放着一本发黄的日记本，我颤抖着手翻开它，父亲工整的字迹映入眼帘：
＂1966年3月15日，局势越来越紧张，有人已经开始批斗我这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我决定送淑华和孩子回东北老家避一避。房契已经交给她，希望风波过后，我们能重聚于此...＂
＂1966年5月8日，今日被停课＇反省＇，学生们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称我为＇反动学术权威＇。我的论文《宋元学术思想探源》被指为＇大毒草＇。静待风波过去吧...＂
＂1966年7月28日，已被隔离审查一月有余。得知红卫兵要抄家，庆幸淑华已带着雅梅回了东北。这些日记恐怕也保存不了多久了，就藏在这杂物间吧，希望有朝一日，雅梅能知道她父亲是谁...＂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原来父亲不是普通工人，而是复旦大学的历史教授，那场政治风暴中被打为＂右派＂。
1980年他去世时，我还小，只记得他整日咳嗽，胸口像是压了千斤重担。
母亲为保护我，隐瞒了一切，独自咽下所有苦涩与辛酸。
＂志明，我带雅梅来看你了...＂母亲突然开口，声音轻柔，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
她走向书房角落的一把藤椅，抚摸着扶手，＂他最爱在这里看书...每天晚上都要看到深夜...＂
我和国强静静地站在一旁，不忍打扰母亲与逝去岁月的重逢。
阳光透过蒙尘的窗户，斜斜地洒在母亲身上，为她苍老的面容镀上一层金色的光晕。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她，那个站在教授身边，意气风发的美丽女子。
＂妈，爸爸他...后来怎么了？＂我轻声问。
母亲的目光依然停留在那把藤椅上：＂七十年代初平反了，可身体已经垮了...咳出的都是血啊...＂
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那时你才五岁，我不想让你知道那些事...就说他是工厂的工人，病死的...＂
＂我们回沈阳吧，不能再让志明担心了...＂母亲突然站起身，目光重又变得迷茫。
回沈阳的火车上，母亲睡得很沉。
国强低声对我说：＂明天我去房管局打听打听，看能不能把房子要回来。这可是笔不小的财产。＂
我摇摇头：＂别费心了，那房子早就不是我们的了。＂
＂那好歹也是你爸爸的心血啊！＂国强不解地看着我。
＂我已经拿到了最珍贵的遗产。＂我从包里掏出那本日记，＂爸爸的故事，他的思想，他的坚持...这才是他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
窗外的风景在飞速后退，我的思绪却飘回到那间尘封的书房。
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认识了我的父亲，也第一次读懂了母亲几十年的沉默与坚韧。
回沈阳后，我开始整理父亲的日记和照片。
从字里行间中，我拼凑出一个才华横溢、刚直不阿的学者形象。
他曾经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过数十篇论文，著有《宋明理学发展史》《元代文人思想研究》等专著。
他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却在那场运动中被自己的学生贴上大字报，批斗至吐血。
最令我震惊的是，父亲在被打为＂右派＂后，母亲不顾家人反对，依然坚持与他在一起，甚至放弃了自己在上海师范学院的教职，带着年幼的我回到东北老家。
＂傻丫头，当年多少人为了明哲保身主动划清界限，你妈可是顶着＇右派家属＇的帽子，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的。＂邻居老刘婶听说我们去上海的事后，感慨地说。
＂为啥这么多年，她从来不跟我提起这些事？＂我不解地问。
＂哎，那个年代经历过的人，有几个愿意回忆那段日子？＂老刘婶叹了口气，＂再说了，你妈那是怕连累你啊。那会儿右派子女想上大学、找工作都难呢。＂
这些话像一把锤子，敲打着我的心。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每逢学校要填写家庭出身，母亲总是亲自去找班主任谈话，回来后总说：＂没事，都填好了。＂
原来，那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
母亲的病情在回沈阳后奇迹般地稳定了。
虽然她仍会忘记许多事，却常常清晰地回忆起与父亲的往事。
每当下午的阳光洒满小区的林荫道，我会搀扶着母亲慢慢散步。
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断断续续地讲述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
＂你爸爸最爱吃红烧肉，每次我做好了，他都要先夸上半天...＂
＂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他带我去看电影《舞台姐妹》，出来的时候他递给我一块手帕，说我哭花了妆...＂
＂你小时候，他最喜欢背着你在肩上兜圈，你总是咯咯地笑...＂
这些零散的记忆碎片，像拼图一样在我脑海中逐渐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母亲这么多年来从不提起父亲，不是因为忘记，而是因为太过深刻的记得。
那份爱太深，深到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整理父亲日记时，发现了几页夹在中间的信纸。
那是母亲写给父亲的信，却可能没来得及寄出：
＂志明，东北的冬天很冷，但雅梅很坚强，从不哭闹。她越长越像你，尤其是笑起来的样子...＂
＂志明，昨天雅梅问我爸爸去哪儿了，我不知如何回答。我告诉她，爸爸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了，总有一天会回来接我们...＂
＂志明，我多么希望你能看到雅梅上学的样子。她很聪明，老师说她作文写得最好，这一定是遗传了你的文笔...＂
每一行字迹都工整有力，却在行与行之间透着深深的思念与无奈。
我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
哭自己的无知，哭父母的不幸，哭那个荒谬的年代夺走了本该幸福的家庭生活。
＂哭啥呢？＂母亲突然出现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热茶，神志难得的清明。
＂妈...＂我抹着眼泪，＂为什么您从来不告诉我这些事？＂
母亲静静地坐下来，目光落在那些泛黄的信纸上：＂有什么好说的？那都过去了。＂
＂可这是我父亲的故事啊，我有权利知道。＂我激动地说。
＂知道了又能怎样？＂母亲叹了口气，＂让你背着这些包袱长大？那个年代已经够苦的了。＂
她拍拍我的手：＂我只希望你好好的，平平安安的。你爸爸也是这么想的。＂
简单的话语，道尽了做父母的心酸与无奈。
在照料母亲的日子里，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
曾经埋怨生活的平淡，抱怨工作的琐碎，现在想来，这平淡本身就是幸福。
能够堂堂正正地生活，不必隐藏身份，不必担惊受怕，这是父亲和母亲用一生的代价换来的。
我决定写一本书，记录下父亲和母亲的故事。
不是为了出版，只是为了让历史不被遗忘，让爱的传承不被中断。
每个周末，我会带着笔记本电脑，坐在母亲床边，一字一句地记录下她偶尔清醒时讲述的往事。
国强起初不解我的执着，后来也被这段尘封的历史所打动，常常给我提供写作的建议。
＂你写得真好，＂他翻看我的手稿，由衷地说，＂就像梁晓声写的《人世间》一样，让人看了既心酸又温暖。＂
夏去秋来，冬过春至。
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但她提起上海别墅的次数越来越少，似乎那次实地探访已经满足了她心底的某种渴望。
我的书稿也渐渐丰满，从父亲在南开大学的求学时光，到复旦执教的春风得意，再到遭遇政治运动的人生挫折，以及母亲不离不弃的深情守候，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命运画卷在我笔下徐徐展开。
那年冬天，又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我正在厨房准备晚饭，忽然听见母亲在客厅喊：＂志明，你回来了？＂
我心头一震，赶紧跑出去，只见母亲站在窗前，目光炯炯有神，仿佛看到了什么。
＂妈，您看见什么了？＂我轻声问。
＂你爸爸啊，他说来接我了...＂母亲的声音异常平静。
当晚，母亲安详地离开了人世，脸上带着久违的微笑。
在整理母亲遗物时，我发现她枕头下压着那把上海别墅的钥匙，擦得锃亮。
而在她的床头柜里，放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小盒子，里面是一枚朴素的银戒指，刻着＂志明淑华 永结同心＂几个小字。
我终于明白，在她混沌的记忆深处，那份爱始终闪烁着光芒，穿越苦难与时光，从未褪色。
如今，我已将父母的故事整理成书，虽未出版，却在亲朋好友间传阅，感动了许多人。
每年清明，我都会带着一家人去上海，到那个小书房祭奠父亲和母亲。
我为他们买了两棵蜡梅，种在院子里，冬来时傲雪开放，散发着淡淡的幽香。
就像他们的爱情，在那个严酷的时代里，不惧风霜，默默绽放。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留下多少爱的痕迹。
父亲和母亲的故事，就是岁月在我心灵上留下的最深痕迹，也是他们留给我最珍贵的遗产。
来源：无心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