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提要：清朝中叶以降,在华传教士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对清廷施加影响,希望通过清朝皇室自上而下地影响中国人皈依基督。甲午战争期间,新教传教士借慈禧太后六十寿诞之机,精心筹划进献汉译《圣经》,并得到清廷接纳和相应的赏赐。此事件被视为英美与清廷之间的

本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

2023年8月号转载

特殊的寿礼：晚清汉译《圣经》进献宫廷事件探微

内容提要：清朝中叶以降,在华传教士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对清廷施加影响,希望通过清朝皇室自上而下地影响中国人皈依基督。甲午战争期间,新教传教士借慈禧太后六十寿诞之机,精心筹划进献汉译《圣经》,并得到清廷接纳和相应的赏赐。此事件被视为英美与清廷之间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动。光绪皇帝对传教士所献《新约全书》产生兴趣,并由此大量购阅西书,了解基督教,进而接触西方文化,尝试更深入地观察西方世界。这次献书事件是西方传教士群体在中国推动《圣经》传播的一次别有意义的尝试。

关键词：慈禧太后 光绪帝 《圣经》 美国圣经公会

作者简介

吴青：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粤港澳史。

鸦片战争以后,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为在中国更有效地提升基督教传播的速度和质量,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花之安(Ernst Faber)等采取“以学辅教”的传教路线,将中国士人、官吏和皇室成员作为主要对象,通过办学、办报、翻译、出版等活动,既传播基督教教义,也注重宣传西方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思想。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位居中国权力的顶端,新教传教士欲推行其上层传教路线,自然以这两位紫禁城主人为重点对象,筹划各种接近宫廷的传教机会。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六十寿诞,在华传教士借此良机,积极筹划将汉译《圣经》作为寿礼进献给慈禧太后。学界对此有所关注,但因史料挖掘不够,尚有不小的研究空间。

美国圣经公会档案(American Bible Society Archives)中的“中国传教档案” (China Mission)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献宝库,收藏了大量的传教士手稿、书信、报告、年报等。这些档案是反映西方传教士团体在华活动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从西方视角记录晚清社会变革的珍贵资料,国内学者对这批档案研究较少。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传教档案”中还有为数不少反映该会向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进献《新约全书》及光绪皇帝购买《圣经》的史料。本文拟通过解读这些西文档案,尝试还原《圣经》作为慈禧太后的寿礼进入晚清宫廷的详细过程,梳理在华基督教团体以《圣经》为纽带与清朝宫廷建立关系的历程。

一、寿礼的缘起与准备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清军节节败退之时,清廷却在忙于筹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这场庆典的筹备吸引了外国人士的关注。在华传教多年的驻北京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梅子明 (William Scott Ament)在给美国圣经公会总部的吉尔曼牧师(Rev. Edward W. Gilman)的信中说道:“皇太后正准备以最隆重的仪式来庆祝她的诞辰。据《京报》 (The Peking Gazette)报道,已投入了相当于2500万美元的黄金。从颐和园(离城西约10英里)到皇宫的道路,按其财富比例分派给中国的22个省,沿途搭起了装饰性的拱门、丝绸亭子、戏棚和各种壮观的景观。”美国圣经公会驻华经理海格思(John R. Hykes)的信中也提到:“安徽巡抚负责装饰仅100英尺的路段就花费了75000美元的黄金。”在西方人眼中,清王朝正在以倾国之力举办此次庆典。

1894年10月19日,翁同龢在日记中也记载了王公大臣、封疆大吏、蒙古王公进京敬献贡物的 繁忙情景,以致慈禧太后不得不下懿旨:“凡贡物绸缎,均毋庸呈进。”这与传教士的观察不无契合之处。当时的清政府不惜代价,倾力筹办这场盛大的庆典。 在华新教传教士也不失时机地为手握权柄的慈禧太后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部“豪华版”的汉译《圣经》。

1894年2月9日,由宁波地区3名女传教士组成的委员会致信上海的传教士费启鸿夫人 (Mrs. George F. Fitch)和李提摩太夫人,建议在华女基督徒进献一本《圣经》作为慈禧太后的寿礼, 希望得到她们的协助。上海传教士委员会非常认同这一提议,先后召开10次筹办献礼的会议。根据李提摩太记载,最后成立一个献本委员会,由范明德(J. W. Stevenson)牧师出任主席,费启鸿夫人为秘书,李提摩太夫人为司库。委员会负责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宣传与筹款,二是准备献本《圣经》,三是拟定祝寿函。

为了广泛动员女基督徒进行捐款,“委员会分发到中国各地1500份英文传单和3000份中文传单”,此举效果甚佳,参与捐款的超过10900人,分别来自美北长老会、南美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英国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联合长老会、新教圣公会、礼贤会、斯堪的纳维亚宣教会、瑞 典行道会、循道会、妇女联合会、美国公理会、美国归正会、美北浸信会、美南浸信会、英国浸信会、浸 信传道联合会、安息日浸礼会、巴色会、中国内地会、英国圣公会、公谊会、夏威夷华人教会、伦敦会、华北公理会、华南公理会、苏格兰浸礼会、挪威传教会,以及重庆、上海等地和美国的非传教士女 士。共收到捐款1152. 35 美元。

另外,委员会选择了翻译朴实且有文采的“委办译本” (Delegates Version) 《新约全书》作为进 献的样版,并聘请在华生活了47年的资深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撰写英文序言。为了保证中文文本的信实与典雅,委员会专门聘请艾约瑟( Joseph Edkins)、李提摩太以及王韬、蔡尔康参与翻译审订工作,“保证了《新约全书》序言与正文行文风格的一致性”。委员会还指定台慕尔(Samuel Dyer)、费启鸿夫人和李提摩太夫人负责《新约全书》的装帧工作,并决定由李提摩太 夫人负责撰写贺信。贺信称赞慈禧太后以“超凡的精力、伟大的智慧”缔造帝国的和平与康乐,同时介绍《圣经》与西方信仰习俗,希望清廷对在华基督教信众给予尊重与保护。实际上,此时中国各地教案频发并有星火燎原之势。据记载,仅1890—1891年,各地教案屡有爆发,沿扬子江而上至宜昌的暴动事件就有15处。鉴于此,李提摩太夫人在贺信中更多是委婉建议慈禧太后对基督教予以保护,并采取措施缓和各地愈演愈烈的民教冲突。

二、寿礼的制作与进呈

在华基督教团体向慈禧进献《新约全书》,首要目的是争取清廷的认可与支持,因此他们对敬献《新约全书》作了精心的准备。此事对美国圣经公会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公关宣传机会。美国圣经公会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圣经》出版发行机构,其在美国筹募经费后,在世界各地出版、印刷和推广《圣经》,有一套庞大且严密的运营系统。此时恰逢该会在华传教60 周年,如果能够成功向清朝皇室进献《圣经》,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据美国圣经公会记载,《圣经》曾三次进入晚清宫廷,分别是1859年美国圣经公会向咸丰皇帝敬献英文版《圣经》,1894 年作为寿礼向慈禧太后献呈《新约全书》和1910年向宣统皇帝、隆裕太后、摄政王及福晋四位皇室成员敬呈《新约全书》。由于1859年向咸丰皇帝敬献英文版《圣经》并未产生任何波澜,献本委员会吸取教训,不仅精心选取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中文译本,而且还花重金打造放置《新约全书》的银匣包装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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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君王版”《新约全书》的复制本

（作者摄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图2 《新约全书》复制本彩色封面

（作者摄于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次寿礼的制作主要包括《新约全书》的印刷装订和银匣制作。书籍制作方面,考虑到阅读对象是慈禧太后,委员会聘请王韬及几位著名的学者作为顾问,对整本《新约全书》进行校订,“并替换了一些词语,这些词语因为避讳的原因而被删去,在这个版本中极力避免会严重冒犯中国礼仪的词汇”。这部“献本”又被称为“君王版”《新约全书》(Imperial Edi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见图1和图2)。美国圣经公会档案详细记载了制作过程：

此书于4月份在本市(上海)的长老会印刷所付梓，两位圣经公会经理(英国圣经公会台慕尔与美国圣经公会海格思)对印刷过程进行监督,并阅读校样。书籍于十月初一日(10月29日)完成并交付委员会。它按皇家四开本规格即10×13×2立方英寸开印,使用当时可得 到的最好的纸张,并且是用当时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书籍封面以黄金包边。这本书无疑是当 时中国最精美的印刷品。这一切应归功于金多士,是他将书籍包装得如此的完美,仅印刷成本就超过275美元。装订此书使用了广州出产的纯银,封面以浮雕的竹子和飞鸟进行装饰,工艺细腻典雅。书名为《新约全书》,用纯金雕刻的大字镶在书的封面上。封面的中央还有一块纯金板,上面刻有“救世圣经”。书背是古金色的长毛绒。这本圣经装在一个结实的银匣中, 银匣与书的封面设计相似,银匣内衬长毛绒;银匣放置在一个长毛绒包裹的盒子里面,这个盒子放置在柚木做的箱子里面。中国人说竹子是和平的象征,鸽子是信使,所以图案是信仰基督教的臣民向慈禧太后传达的一个“和平信息”。银匣是15.25×12.5×4.5立方英寸,包含10.5磅银;这部圣经的封面,包含4.5磅银,圣经及其箱子的整体成本不低于1200美元。

图3 装《新约全书》的银匣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26, 1895）

当时参与此事的英国圣经公会驻华经理台慕尔也对这部“君王版” 《新约全书》的装帧有详细描述:“这册慈禧太后版圣经美观而大方,书册镶以金边、覆以银质封面,银质封面左侧刻有金字‘新约全书’四字,近中央一块椭圆金牌刻有金字‘救世圣经’,其余部分浮雕竹与鸟———竹代表百姓,六只小鸟象征六十岁,一幅‘竹报平安’贺寿辰的画面;封底也为银质,总计银质封面、银底,重达四磅半。”银匣盖子上镶刻有“恭呈崇熙皇太后圣鉴———耶稣教会信女公备”字样。

传教士原本想要按照中国的习俗,聘请著名书法家手工誊抄《新约全书》,但是由于时间不足,只能退而求其次,采用机器印刷。关于书籍制作完成的时间,李提摩太的记录与美国圣经公会档案的记载有若干差异。李提摩太的文章中记载了更多的细节:10月28日,《新约全书》及银匣被带到了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在上海的美北长老会教堂,在那里的本地基督徒有机会一睹礼物的风采;当天傍晚 6 点,美国圣经公会驻华经理海格思将《新约全书》和银匣带上了“联星号”(Lienshing)轮船,亲自送往天津。

为迎接这份特殊的寿礼,北京的基督徒临时成立北京献本委员会,由在北京的美以美会传 教士刘海澜(Hriam Harrison Lowry)和伦敦会传教士文书田(George Stephen Owen,也被译为“欧文”)组成。他们负责接收《新约全书》和银匣,并商议处理与献本有关的事务。因为当时上海 没有合适的裱糊材料,所以文书田在北京对贺信进行重新誊写和特殊裱制,贺信的用纸“ 一面是黄色的,另一面是红色的,以特殊的中国方式折叠,外面裹上黄绸”。通过慕维廉和汤蔼礼 (Elliot H. Thomson)的积极联络,献本活动还得到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 O'Conor)和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上校(Charles Denby)的热心帮助。根据李提摩太记载,1894年11月11日, 装在银匣中的《新约全书》被递交到英、美驻华公使手里,并由他们送往总理衙门。次日,总理衙门大臣把这一礼物进献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生日是在十月初十日(11月7日) ,但进献《新约全书》却被安排在十月十五日(11月12 日) ,延迟了5天。巧合的是,来自维多利亚女王 的寿礼也在同一天送至慈禧太后手中。

三、慈禧的赏赐与外交意义

中国女基督徒向慈禧太后六十寿诞敬献“君王版”《新约全书》,清廷也给予了相应的赏赐。在回礼的过程中,总理衙门先向美国驻华公使索要与寿礼相关的人员名单,再遵照慈禧太后的懿旨,转交一封礼节性的照会。该照会目前保留在美国圣经公会档案中。照会显示,慈禧太后赏赐 的女传教士共22名,其中有2名主事者,分别为李提摩太夫人与费启鸿夫人,其他20名是帮办女教士。主事者与帮办者赏品各有不同,“首事女教士李氏、费氏二名,每名赏给江绸一卷、大缎 一卷、针黹一匣、手绢二匣;帮办女教士马氏等二十名,每名赏给手绢一匣、湖绉一卷”。(见图3) 这些物品被《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描述为女性的“一些刺绣必用品”,非常符合献 礼者的女性角色。

慈禧太后没有在《新约全书》献本与基督教问题上表明立场,而是以回赐女红织品这些极具女性特征的小礼物表达其心意。费启鸿夫人等人获得太后赏赐礼品,所有参与赠送寿礼的西方传教士深感欣喜。事后,海格思略带自豪地表示:“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将中文版的《圣经》送入皇宫。这当然也是第一次向紫禁城内最有权力的人物进献这种礼物。在1 万多名基督教妇女的祈 祷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将被阅读,并希望它能使一些人‘获得救赎的智慧’”。为了让美国 国内的教友分享这份喜悦,费启鸿夫人等人将部分赏赐的丝绸委托友人带回美国。这些丝绸在美 国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1896年1月30日,美国日耳曼镇的一位妇女写信给费启鸿夫人称,慈禧太后的丝绸在当地小镇引起轰动,传教士协会甚至将丝绸分割成多幅,分置各教堂进行展览,并讲述其背后的故事。这也更激发了美国教友对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纷纷为教会捐款。

图4 美国圣经公会藏总理衙门的照会

（作者摄于美国圣经公会档案馆）

敬献寿礼事件在美国不断发酵,让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再次获得本国民众的关注和认可。不得不承认,对于西方传教团体而言,收到慈禧太后的回礼实属意外,象征着他们投身的基督教海外传 教事业取得丰硕的成果,意义非凡。向慈禧太后敬献《新约全书》事件被他们看作一次振奋人心的成功尝试。

此次进呈《新约全书》所展开的一系列活动,表面上看是在华的西方女传教士与慈禧太后之间的互动,实际却并不简单。一方面,《新约全书》献本能如愿送入紫禁城,主要是英、美驻华 公使从中斡旋的结果。1894 年慈禧太后寿辰前后,正是中日战争最激烈之时。翁同龢在日记中多次提及清廷枢臣与美国公使田贝的会面,清廷授权田贝调解中日关系。英国公使欧格讷更 是早在7月就“欲居中调处”。仅以英、美与中日战争之关系,慈禧太后便不能不考虑英、美 两国公使的面子。故总理衙门遵照太后懿旨,将清廷与英美公使间的往来及赏赐在照会中一一呈明,以表“相应函达”之意。此外,从慈禧太后赏赐的物品看,为清一色的绸缎和女红物品,与她平时作为“外宾献礼” 的回礼别无二致,可知慈禧太后将李提摩太夫人等人当作外宾对待。另一方面,从负责此事的西方传教士看,北京献本委员会委员之一刘海澜所拟女传教士名单中,20人无一例外是外国女性。确切地说,此次献本事件是西方女传教士所代表的以英、美两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与清王朝的一次外交活动。学者刘禾曾提出该事件在外国公使、教会组织和慈禧太后之间启动了一种礼品外交问题。在她看来,从总理衙门的亲王和大臣的立场看,礼 物互赠并不是在女教民与慈禧太后之间进行的,而是在基督教女教士与清朝君主之间进行的。从引申意义上说,这是英美两国与大清帝国之间的外交。但是,就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紧 锣密鼓的筹办过程之中,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着清朝水师的溃败,慈禧太后与英美传教使团在短时期内通过《圣经》外交得以制造的祥和气氛很快也随之烟消云散。

四、拓展视界：光绪帝购阅《圣经》

慈禧太后是否阅读过《新约全书》献本,因史料所限,无法深究。但令人意外的是,美国圣经公会档案清晰地记录了光绪皇帝对这部“献本”产生了兴趣。1894年11月14日,美国圣经公会北京地区事务负责人贾德立(T. J. N. Gatrell)在写给海格思的书信中透露,光绪帝不仅看了《新约全书》,而且对圣经《旧约》也产生较大的兴趣,派太监到圣经书店购买其他版本的《圣经》。贾德立在信函中称:

进呈之《新约圣经》,于星期一日送入皇宫。送入之时,基督徒特为之祷告。此祷告似乎已蒙允准,因星期一日上午十点半钟,有衣服华丽之李姓宫监一人,声言自内宫出,至圣经发行所买书。其手中执一字条,上写旧约书一本,新约书一本。另一位名黄裕九(译音 Wang Yu Chou———引者注)者,士子也,见此字条,不同凡俗,即问曰:“何人写此?”宫监答曰:“万岁爷写此。”黄曰:“是殆因于今日中国之女基督徒,进呈新约书与皇太后之故乎?”宫监曰:“然也。皇上已见此书,故欲得其他之书籍也。”时宫监将此二书买就,价已付讫,黄暗将其字条藏于书架中,宫监不见字条,顿然大恐,于是黄即以字条还之。宫监曰:“余若失此,不得过去矣。”临去, 黄又以《教义问答》及《箴言》一册送之,为其自己之用,宫监大喜,并谓欲以此书与其宫中之同 僚观之,于是称谢而别。

光绪帝在拿到太监购买的《圣经》之后,立即认真阅读,发现书中存在一些印刷不良之处,又派太监出宫调换印刷优良之书:

至十二点半钟,此宫监又回至书室,以方买之新约书出示卖书之人。但见书中有多页折转者,问其故,宫监曰:“皇上已鉴查此书,谓其中有许多印刷不良之处也。”于是急以完全无瑕疵之一本圣经换与之。当此宫监与黄尚在谈论时,又见一宫监驰至,呼曰:“皇上要大号字之《圣经》。”但其时无大号字之《圣经》,故即以方所选得之一本取去。此等宫监,由皇上遣买圣经, 其事乃确实无疑者,因于进呈《圣经》之时,光绪帝得见“旧约”“新约”等名目,故知之。我等之心中,皆为此事祷告,但愿上帝用圣灵之力,将基督之道,显明与此大国之皇,若其真心寻求 基督,则我等宜如何为之祷告,勿使撒旦阻挠其求道之心也。

然而,寿礼是献给慈禧太后的,光绪帝是如何迅速看到这本《新约全书》的? 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审视1894 年11月12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光绪帝在内廷的文华殿接见美、俄、英、法及 西班牙、比利时、瑞典等国驻华公使,各国公使“递贺书于文华殿,由中阶入,东阶出”。光绪帝亲自用满语致答辞。慈禧太后的寿辰是十月初十日(11月7日),为何迟至 11月12日才接受各国公使的祝嘏? 参加此次觐见的法国公使解释了其中缘由:“十一月七日,原定庆祝太后六十寿辰的日子,庆祝典礼的范围决定限于皇室的近支和在内廷举行。……至于外交使团则由皇上以正式觐见 的仪式予以接待,就是由于这一机会,根据恭亲王同俄、法两国使团间的约定,为我们破题儿第一遭 开放了迄那时为止禁止外国代表们进入的内廷。”关于此次觐见,《点石斋画报》不仅刊有《西使觐光》图,而且还配以详细的文字记载:

十月初十日为我皇太后六旬万寿,普天率土既共申庆祝之情,而各国驻京公使亦以睦谊既成,不可不稍伸忱悃,爰定十五日觐见皇上,呈递贺书。先由总理衙门奏准,然后英公使欧格讷、美公使田贝、俄公使喀希呢、德公使绅珂、法公使施阿兰、比公使陆丝叶、瑞公使柏图、西班牙公使梁威理,届期各具公服,由东安门东边而进。早有总理衙门官二员在彼迎候,导引入内。皇上御文华殿正中端坐,后悬黄縠龙凤绣幔,为皇太后龙座所在。堂廉之内肃静无哗,各公使递书毕,口操西语敬致颂词,翻译官转达恭邸代奏圣听。皇上龙颜甚霁,和气迎入,各公使仰睹盛容,无不肃然起敬,礼成告退,咸感我皇上优待之恩,欢欣鼓舞,称颂不置。懿欤休哉,诚盛典也!

光绪帝正是在这次接受各国公使觐见时,获悉《新约圣经》,并了解“新约” “旧约”之名目。他平素酷爱读书,即使在戊戌政变之后,仍积极阅读各种新书,存有尚未泯灭的政治抱负。参与戊戌变法的张元济即称:“光绪喜欢看新书,常常写条子到总理衙门要书,这件事都由我经手办理。”由于喜读新书,因此当知悉《圣经》的“新约”“旧约”之后,光绪帝迫不及待派太监出宫购买“旧约书一本,新约书一本”。

贾德立信中提及的“圣经发行所”即美国圣经公会在北京开设的书店,以销售基督教书籍为 ,同时也代销少量的科学类书籍。该书店位于北京的灯市口,附近有教堂、小教堂、学校和美国公理会的住宅,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被毁坏,后又进行了重建。从该会档案记载可知,书店距离紫禁城不到2英里,太监如果搭乘马车,短时间内即可到达。光绪皇帝多次令宫监到这一书店购买书籍。事实上,光绪皇帝不仅在北京的美国圣经会采购《圣经》及基督教书籍,而且向上海订购了 多本基督教书刊。1897 年12月,百日维新之前,光绪帝派太监到此书店代购上海出版的宗教与 西方科学等书籍,共计140种之多。最终美国圣经公会为其购得 129 种,其中包括由广学会出版的 89 种书籍。在取走上海运来的书籍时,太监们还为皇帝购买了一本文理版本《圣经》和一本官话版本《圣经》。

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在回忆录中记载了《新约全书》献呈之后,光绪帝在宫中学习《圣经》的情形,称这些信息主要是从宫内太监的口中得知:“他们(宫监)中有一个人告诉我皇上正在学习‘路加福音’……他告诉我,他是皇上的贴身侍从,皇上每天都要叫人把一部分‘路加福音’用大字抄在一张纸上,然后坐在桌前,把抄好了福音的纸摊在面前学习。这个太监就站在 他椅子后面,看得见纸上的字。”光绪帝主动购买《圣经》并学习经文,并不意味着他认同基督教信仰。但他对《圣经》的研读兴趣,使得北京城以及许多外省的读书人开始主动了解和接触基督教。海格思转引贾立德的一封信称:“几天前,一个官员的仆人带着一张纸来到店里,上面写着 ‘《新约》一本,完整的《圣经》一本’。我问他是谁派他来的,他不愿意多说。但他透露,他的主人姓杨,是朝廷的一名官员。我确信,上帝的话语已经从我们的书店进入许多官员的家中。”这些事实令在华传教士感到十分振奋。

事实上,光绪帝早年接触的西方文化,是体现西方先进技术和工艺的“器物”,如钟表、望远镜、 八音盒、留声机等。少年时期的光绪帝通过这些西洋器物了解西方。1894年,中文《圣经》首次作 为慈禧太后的寿礼进入紫禁城,为光绪帝打开了认识西方的“新窗口”,同时也向他展现了西方文 明的另一种面相。不同于多数官僚士大夫固守祖宗旧制、排斥一切外来事务的保守态度,光绪皇帝 希望改变国家颓势,他对以《圣经》为代表的西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如同“上瘾”般开始阅读西书。从1894年派太监出宫购买新旧约圣经,到戊戌变法前大购西书。传教士何德兰对其有这样的评价———“光绪皇帝是第一个身坐龙椅而脸向着未来的人”。

结语

鸦片战争后大批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一直在寻求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机会。甲午战争期间, 西方女传教士借慈禧六十寿诞之机,代表中国女基督徒们敬献的《新约全书》叩开了紫禁城的大门。这次献本事件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推动《圣经》传播的一次成功尝试,且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事后,李提摩太等人成立广学会,组织开展泰西新知、自强改革的系列出版活动,惠及康梁等维新人士和枢臣官员,一度被维新派视为知晓西学、有裨维新的“枕中鸿秘”。《泰西新史揽要》等倡导维新的作品由翁同龢、康有为等人呈奉到宫内,直接影响紫禁城内的光绪帝,成为其手边榻前的必读书籍。据李提摩太称,孙家鼐曾向他透露:“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帝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身居宫内的帝王痴迷于这类传教士编纂出版的维新改革丛书,不得不说李提摩太等人将倡导改革与传教融汇一体,已经深刻影响着光绪帝,这是敬献《圣经》行动的组织者始料未及之效果。

深入探究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或许可以揭示晚清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交往中,除了抗争、屈辱、丧权、媚外等情形,尚有西方宗教人士主动介入的特殊一环。不过,传教士们希望通过向宫廷进呈贺礼来改变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只能是一种幻想。当然,《圣经》并非仅为宗教之书,也是西学东传之重要经典;《圣经》在中国社会的阅读和流传历程,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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