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吴丽站在我家门口，眼神里带着执着的冷漠，手上紧握着那张已经泛黄的全家福照片，那是我们两家人唯一一张合影。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这样无情，二十万，这是我应得的。＂

吴丽站在我家门口，眼神里带着执着的冷漠，手上紧握着那张已经泛黄的全家福照片，那是我们两家人唯一一张合影。

1992年春天，我嫁给了李国强。

那时候，我和国强都在县里的纺织厂上班，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一百八十块钱，厂里每月还会发十几斤大米和一些食用油，日子虽然紧巴巴的，但过得踏实。

我带着八岁的女儿小雨，国强带着六岁的儿子小东，我们组成了新家庭，四口人挤在厂里分的一间十八平米的筒子楼里。

那房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工人宿舍，青砖灰瓦，一溜排开，门外是条水泥路，雨天泥泞不堪。

屋里放着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晚上四个人横着睡，冬天还算暖和，夏天就苦了，一台老式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热风吹得人更加烦躁。

＂新芳，你说咱们啥时候能住上像样的房子啊？＂国强常常抽着＂红塔山＂，靠在窗台上望着远处的一排排新建筑，眼里满是期盼。

厂里的集体户好人家都挤在这样的筒子楼里，大家都盼着能分到两居室甚至三居室的楼房。

国强有个弟弟李国民，比他小五岁，在县城邮局工作。

每到发工资那天，国民就会骑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带着两包点心来看我们。

＂哥，嫂子，这是刚出炉的麻酥饼，还热乎着呢，小雨小东快尝尝！＂国民总是笑呵呵的，一口整齐的白牙，眼睛跟他哥哥一样，弯成月牙。

国民对孩子们特别好，每次来都会从裤兜里掏出两块水果糖，一人一块，然后搂着小东的肩膀，摸摸小雨的头，问他们在学校的情况。

1993年秋天，国民谈了个对象，姑娘叫吴丽，是县医院的护士，家境殷实，父母都是县一中有名的老教师。

＂哥，大嫂，这周末我带丽丽来家里吃饭，你们可得把家里收拾利索啊！＂电话里，国民的声音满是兴奋。

那天，我特意蒸了一锅香喷喷的白米饭，炒了四个菜，还买了半斤猪肉做了红烧肉，那可是1993年难得的奢侈啊，平时我们一家四口一周也吃不了半斤肉。

吴丽来了，穿着一条浅蓝色的连衣裙，脚上是双白色高跟鞋，手里提着一个印着外文的手提包，头发烫着时髦的波浪卷，整个人散发着城里姑娘的气息。

＂嫂子好，哥好！＂她笑起来很甜，但眼睛有意无意地打量着我们狭小的房间，目光扫过墙上贴的报纸，扫过土气的木床，最后定格在角落里那台黑白电视机上。

饭桌上，国民一个劲地给吴丽夹菜，眼里的爱意藏都藏不住。

＂丽丽，尝尝我嫂子做的红烧肉，比食堂的好吃多了！＂

吴丽拘谨地尝了一小口，点点头：＂嗯，很好吃。＂

饭后，国民急急忙忙拉着吴丽走了，临走前在我耳边小声说：＂嫂子，丽丽嫌这儿太挤了，我送她回家。＂

第二天，国民一大早就来了，眼圈发红，像是一夜没睡。

＂大嫂，能不能帮帮忙？丽丽的父母说了，结婚必须有婚房，不然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他搓着手，低着头，一副为难的样子。

那时候的县城，年轻人结婚没有自己的房子很常见，大多是跟父母一起住，或者住单位分的宿舍。

但国民的父母早年生病去世，只留下乡下一间破旧的老屋，屋顶还漏雨，墙角长着青苔，屋里有股发霉的气味，显然不能满足城里姑娘的要求。

＂哥，要不你跟嫂子商量商量，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付首付？我再找朋友凑一凑，买套小房子。＂国民眼巴巴地看着国强。

国强抓了抓头发，愁眉不展：＂哎，你也知道，我和你嫂子工资都不高，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没有多少积蓄啊。＂

我看着国强发愁的样子，心里也不是滋味。

国强是个顾家的男人，平日里舍不得买包烟，穿着的工装都是补了又补。

现在弟弟有难，他这个做哥哥的总想帮忙，可囊中羞涩，实在力不从心。

＂要不这样，＂国强突然拉着我的手说，＂咱们刚分到两居室，把小间腾出来给他们当婚房，等他们有条件了再搬出去。＂

我心里噔一下，那可是我们等了整整三年才分到的两居室啊！

刚分下来那天，国强兴奋得一宿没睡，拉着我数落着房子的好处：＂新芳，你看这房子，一个大间，一个小间，还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孩子们以后有自己的房间了！＂

现在要把小间让出来，意味着我们还得继续像住筒子楼那样挤在一起。

可看着国强恳切的眼神，我鼻子一酸，点了点头：＂行，先住着吧，反正小雨和小东还小，可以一起住大间。＂

国民感动得眼圈发红，一个劲地说：＂大嫂，你真是我亲姐啊！等我有能力了，一定报答你们！＂

订婚那天，吴丽的父母来我家＂看门道＂。

老两口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脚上是锃亮的皮鞋，一进门就四处打量。

＂这就是你们的房子？两居室？＂吴丽父亲的语气里带着审视。

＂是啊，去年刚分的，比筒子楼强多了。＂国强笑着说，端上了刚泡好的茶。

＂哪间是给国民和丽丽住的？＂吴丽母亲看了看两个卧室。

国强指了指小间：＂这间，虽然不大，但朝南，采光好。＂

小间不过十平米出头，放张双人床，一个小衣柜，基本就满了。

吴丽父母脸上露出不满的神色，小声嘀咕着什么。

吴丽拉着我的手，低声说：＂嫂子，我爸妈嫌小，但我能理解的，咱们先这样凑合着住吧。＂

她的态度还挺客气，但那双眼睛里，分明藏着一丝不情愿。

1994年初，国民和吴丽结婚了。

我特意买了新的床单被罩，把小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在窗台上放了盆文竹，添点生气。

婚礼是在吴家办的，摆了二十桌酒席，我和国强都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

新郎新娘都穿着崭新的西装礼服，站在门口迎宾，吴丽涂着红唇，脸上的笑容像花儿一样灿烂。

＂嫂子，谢谢你们。＂她笑着对我说，那时候她还挺客气的。

婚后的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和谐。

吴丽嫌弃我们家的条件，常常抱怨厨房太小，卫生间要排队。

＂嫂子，你们家这个水龙头怎么又坏了？水压也太小了，洗个脸都费劲。＂

＂嫂子，这个厨房也太挤了，能不能把那个老式饭柜搬走？＂

我尽量忍让，每天早起给她留出洗漱时间，做饭也尽量迁就她的口味。

最难的是冬天，小间有暖气，但大间因为朝北，特别冷，孩子们经常感冒。

我心疼孩子们，但又不好意思抱怨，只能多给他们加件衣服，盖厚点的被子。

国民倒是个好相处的人，下班回来就帮着带孩子，教小东写作业，陪小雨看《西游记》的连环画。

＂嫂子，今天医院发的苹果，你们尝尝。＂他常常带些水果回来，记得给家里每个人一份。

有时候他会背着吴丽给我们塞钱：＂嫂子，这是一点心意，房租钱。＂

我从来不收：＂什么房租，咱们是一家人。＂

但吴丽却常常嘟囔：＂都挤在一起住了快一年了，也该有个自己的家了。＂

1995年春节，单位里来了个通知，说厂效益不好，要精简人员。

国强作为老工人，被任命为车间副主任，工资涨到了二百四十块，还有十五元的职务补贴。

＂新芳，这下咱们的日子要好过点了！＂国强高兴地说，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

我露出笑容，但心里却有些忐忑，厂里开始裁员，谁知道会不会轮到我？

果然，三个月后，我被列入了下岗名单。

拿着八千多块钱的补偿款，我站在厂门口，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十年的工龄，就这么结束了。

国强安慰我：＂别担心，钱虽然不多，但够你干点小买卖。听说批发市场缺人手，你手巧，做服装生意应该不错。＂

就这样，我在县城批发市场租了个小柜台卖服装。

生意虽然辛苦，每天天不亮就得去进货，晚上九十点才能回家，但收入确实比在厂里好多了。

1997年，我攒了些钱，给孩子们买了张上下铺的床，总算不用再横着睡了。

女儿小雨已经上初中了，需要更多的学习空间。

一次闲聊中，我试探着提到：＂国民，你们在这住了也有三年了，有没有考虑自己买套房子？＂

吴丽立刻变了脸色：＂嫂子，你这是赶我们走啊？＂

我连忙解释：＂不是不是，就是想问问你们的计划。＂

国民倒是坦然：＂嫂子，我们也想有自己的房子，正在存钱呢。＂

吴丽却拉着脸不说话，那天晚上，整个家里的气氛都很压抑。

我听见他们在房间里争吵，吴丽的声音尖锐：＂你哥嫂是不是不想让我们住了？你倒是争口气啊！＂

国民的语气低沉：＂丽丽，别这样，咱们总不能一直住在他们家啊。＂

次日早上，国民红着眼睛出门上班，吴丽也不再跟我打招呼，连带着两个孩子也不敢跟他们说话了。

这场风波渐渐平息，但家里的气氛却再也找不回从前的和睦。

小东渐渐不愿意在家里玩了，每天放学后就去同学家，直到晚饭才回来。

小雨也变得沉默，晚上写作业时常常抱怨房间太吵，集体户的广播声，邻居的麻将声，再加上吴丽看电视的声音，让她无法集中精神。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小服装店渐渐有了固定客户，收入稳定了不少。

2000年春节前，我和国强商量着要不要换套大点的房子，毕竟孩子们都长大了，需要独立的空间。

＂等过了年，咱们去看看南边新开发的小区，听说价格还行，首付三万多，月供七八百，咱们能负担得起。＂国强盘算着。

我点点头，心里盼着能有个新家，不用再和别人挤在一个屋檐下。

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击碎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那是正月初五，国强下班回来，说头疼得厉害。

我以为是普通感冒，给他倒了杯热水，又贴了退热贴。

吃完饭，他躺在床上直叹气：＂脑袋像炸开了一样疼，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

晚上十一点多，他突然坐起来，说要去卫生间，刚走到门口就倒下了。

＂国强！国强！＂我吓得大叫起来，国民冲出来帮忙，我们连夜把他送到了县医院。

诊断是脑溢血，医生说情况很严重，需要立即手术。

整整一周，我守在ICU外面，盼着奇迹发生。

我不敢合眼，怕一闭上眼睛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大嫂，你去休息一下吧，我在这守着。＂国民端来一碗面条，硬是让我吃了。

国民对哥哥的病情比我还着急，常常一个人躲在走廊的角落里抹眼泪。

可老天没给我们机会，正月十三那天凌晨，国强走了，年仅四十二岁。

我瘫坐在医院的走廊里，浑身发冷，脑子里一片空白。

国强走后，全部家务和经济重担落在我肩上。

我白天开店，晚上回家做饭洗衣服，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的学习。

国民很懂事，常常帮我接送孩子，修理家里的电器。

＂大嫂，我来切菜吧，你歇一会儿。＂他几乎每天都会在下班后来帮我做家务。

吴丽却越发冷淡，好像特意避开我们一家。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她在电话里说：＂我受够了这种日子，结婚六年了还寄人篱下，图个什么啊！＂

我心里苦笑，却不想揭穿她。

毕竟是一家人，何必撕破脸？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小店生意不错，加上每月节省开支，慢慢攒了些钱。

国强的丧葬费和保险金加起来有十几万，我打算给孩子们各自存一份上大学的钱，剩下的准备再过几年换套大房子。

2003年的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雪花飘落。

国强走了已经三年，家里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平静。

小雨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小东也上了初中，学习都不错。

国民的工作也有了起色，从普通邮递员升为了片区主管，每个月有七八百的工资。

他和吴丽的关系也渐渐缓和，经常一起出去逛街，看电影。

元宵节那天，国民下班回家时被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撞了，当场就不行了。

噩耗传来，我如五雷轰顶。

短短三年，兄弟俩相继离世，这是什么命啊！

葬礼上，吴丽哭得晕过去好几次，她抱着国民的遗像，声嘶力竭地喊着他的名字。

我强忍悲痛，帮着操办一切。

葬礼后第三天，吴丽突然来找我，说要搬出去住。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也不好再打扰你们。＂她收拾着行李说。

我理解她的决定：＂你要是有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咱们这么多年的亲戚了。＂

吴丽点点头，眼圈红红的，没多说什么就离开了。

我以为这就是结束，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一周后，吴丽突然出现在我店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房产证明，脸上的神情既坚定又复杂。

＂嫂子，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她坐下来，声音有些发抖。

店里客人不多，我泡了杯茶给她：＂有什么事直说吧。＂

＂国民走了，我想要回属于我的那部分财产。＂她直视着我的眼睛。

＂什么财产？＂我一头雾水。

＂婚房。＂她把房产证明推到我面前，＂你们让我们住的那间房，实际上是答应给我们的婚房，现在我要二十万买断。＂

我愣住了，手中的茶杯差点掉到地上：＂那只是借你们暂住的，从来没说过要给你们啊！＂

＂国民生前跟我说过，他哥答应过房子是给我们的，只是一直没办手续。＂吴丽的语气变得强硬，＂我现在孤身一人，总得有个住处。你们家现在条件好了，二十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

我哑口无言。

国强和国民都已不在人世，当年的承诺究竟如何，已无从考证。

但我心里清楚，那只是暂时的安排，从来没有说过要送给他们。

＂丽丽，你误会了。那房子是厂里分给我和国强的公房，不是私产，怎么能买断？再说当初就是暂时借住，没说过是给你们的婚房啊。＂

吴丽冷笑一声：＂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国民为你们付出那么多，你们却这样对我！＂

她起身离开，临走前丢下一句：＂你等着吧，这事不会就这么算了！＂

接下来的日子，吴丽开始四处宣扬我克扣她的婚房，说我见利忘义，对不起死去的小叔子。

不少邻居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甚至有人当面指责我不懂得尊重死者。

＂李嫂子，国民走了，你就不能行行好？二十万对你来说算什么呢？＂隔壁王大妈语重心长地劝我，端着一碗刚蒸好的红薯粥进了我家门。

我心如刀绞：＂大妈，那房子从来就不是送给他们的，只是借住。再说我也有两个孩子要养，国强走得早，全靠我一个人……＂

话没说完，眼泪就掉下来了。

王大妈叹了口气：＂唉，我知道你不容易。这些年你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又要做生意，不容易。但是啊，死者为大，你就当给国民积阴德吧。＂

我不是舍不得钱，而是接受不了这种被冤枉的感觉。

国强生前那么疼爱弟弟，如果他在世，会怎么处理这事呢？

店里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一些老主顾听说了这事，纷纷站队，有人同情我，有人则认为我太冷血。

＂李嫂子，你就给了吧，毕竟是一家人啊。＂

＂是啊，国民对你们多好，现在人没了，连个住处都不给人家留。＂

我只能默默忍受，心里的委屈无处诉说。

晚上回到家，看着那个空着的小房间，我常常一个人偷偷哭泣。

女儿小雨已经上高二了，见我天天愁眉不展，主动找我谈心。

＂妈，别为那些事烦心了。房子是我们的，凭什么给她二十万？爸爸不在了，我们还要生活呢。＂

我看着女儿坚定的眼神，心里又酸又暖。

十七岁的小雨已经懂事了，知道为家里分担。

小东虽然比小雨小两岁，但也明白了事理：＂妈，二叔对我们很好，但婶婶这样做不对。爸爸在天上看着呢，他会理解你的。＂

看着两个懂事的孩子，我擦干了眼泪，决定不再逃避，要找吴丽当面说清楚。

一个周末，我来到她租住的公寓。

敲了好几下门，才听见里面传来脚步声。

吴丽开门后，明显愣了一下：＂你怎么来了？＂

我注意到她的穿着很讲究，一身名牌，手腕上还戴着金手镯。

进门后，我更是惊讶地发现她家里的家具电器都是新的，比我家的还要好。

冰箱、彩电、洗衣机，甚至还有一台当时还不多见的空调。

＂嫂子，你来啦。＂她淡淡地说，没有请我进去的意思。

＂丽丽，咱们把话说清楚。＂我直奔主题，＂那房子从来就是借你们住的，不是婚房。国强和国民都不在了，我们就不要为这些事争执了。＂

吴丽冷笑：＂嫂子，你现在过得多好啊。店也开起来了，孩子也上好学校了。看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国民生前对你们多好，现在他走了，你们就翻脸不认人了？＂

＂我没有翻脸，但二十万真的不是小数目。再说那房子本来就不是我们的私产，是厂里分的公房……＂

＂够了！＂吴丽突然提高了声音，＂我不管那是什么性质的房子。当年如果不是我们住进去，你们能拿到两居室吗？厂里明明是因为你们户口多才分的两居室！＂

听到这话，我一愣，这倒是实情。

当年分房时，确实因为我们家口多，加上国民暂时落在我们户口上，才得到了两居室的资格。

但这和她索要二十万有什么关系呢？

＂丽丽，如果你真的有困难，我可以帮你。但二十万买断婚房的说法，我真的接受不了。＂我软下语气，希望能找到和解的方式。

吴丽突然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几张照片。

＂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照片，心头一震。

那是国强和国民在房子门口的合影，国强手里拿着钥匙，笑容满面，照片背面写着：＂弟弟新家，祝福你！＂

＂这……这不能说明什么啊。＂我声音有些发抖。

吴丽又拿出一张纸：＂这是国民的日记，你看看。＂

纸上写着：＂哥说等我和丽丽结婚，小房间就是我们的新家了。虽然不大，但总算有个自己的地方。＂

我看着这些＂证据＂，心里五味杂陈。

国强可能确实对弟弟说过这样的话，但那只是安慰他的话，不是真的要把房子给他们啊！

＂吴丽，我知道你想要个家，但那房子真的不是我们能随便送人的。厂里的房子要按规定使用，我们没有权利转让。＂

吴丽固执地摇头：＂不必了。你不给钱，我就去法院起诉。我手里有证据，证明那是我应得的婚房！＂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一路上，我想起国强，想起国民，想起他们兄弟俩一起在我家吃饭的场景。

国强最爱吃我做的红烧肉，国民则喜欢清蒸鱼，兄弟俩常常为最后一块肉＂争夺＂，闹得满桌子欢笑。

国强要是知道他走后发生这些事，会多么伤心啊。

晚上，我翻出了一个旧箱子，里面是国强生前的东西。

一条皱巴巴的领带，一个已经停摆的手表，几张发黄的照片，还有一本褪色的日记本。

这本日记是国强住院那段时间写的，我从来没有翻看过。

现在，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它，希望能找到一些答案。

日记很简短，多是记录他的病情和对家人的思念。

翻到最后几页，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今天和媳妇商量，把小房间暂时借给国民和丽丽住。媳妇真是善良，二话没说就同意了。等工厂再分房子时，我一定要帮国民争取一套，让他们有自己的家……＂

＂新芳对国民很好，小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知道她不容易，带着两个孩子，还要忍受拥挤。等我的职务再升一级，一定要买套大房子，让大家都住得舒服……＂

＂丽丽好像不太满意这个安排，经常抱怨房子小。我能理解，年轻人都想有自己的天地。国民工作再稳定些，我就帮他们付首付，买套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

合上日记本，我心中豁然开朗。

国强的话印证了我的记忆，房子确实只是暂借，而不是送给他们的婚房。

次日，我约吴丽见面，带上了国强的日记。

我们约在县城中心的小公园，那里有一排老槐树，树下是几张石桌石凳，是老人们下棋聊天的地方。

冬日的阳光洒在地上，暖暖的，驱散了一些寒意。

吴丽来了，穿着一身黑色风衣，看起来精神很好，哪有半点丧夫之痛？

我把日记本递给她：＂丽丽，你看看这个。＂

她接过日记，快速翻阅着，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复杂。

＂这……＂她欲言又止。

＂丽丽，我知道国民走了，你很难过。我也很想念他，想念他们兄弟俩。＂我真诚地说，＂二十万我确实给不了你，但我可以帮你筹些钱，凑个首付，现在县里的经济适用房挺好的。＂

吴丽没说话，眼泪悄悄滑落。

＂其实，你可以留在那个房间住的。＂我继续说，＂当初让你们搬出来，只是觉得你一个人住不习惯了。如果你愿意，随时可以搬回来。＂

吴丽终于开口了，声音哽咽：＂嫂子，对不起。我知道房子不是我的，我就是……就是不甘心。国民对我那么好，现在人没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肩膀轻轻颤抖着。

看着她崩溃的样子，我突然明白了。

她不是真的要钱，而是失去丈夫后的无助和恐惧让她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

想到这里，我不再纠结于对错，而是伸出手抱住了她。

＂傻姑娘，你还有我们呢。我们是一家人啊。＂

吴丽在我怀里哭得像个孩子，泪水打湿了我的衣领。

路过的老人们投来好奇的目光，我们却不在意，就这样抱着，仿佛要把所有的悲伤都哭出来。

那一刻，我感觉国强和国民就站在不远处，欣慰地看着我们。

回到家，我给吴丽收拾出一间小屋，就是原来她和国民住的那间。

我把房间重新粉刷了一遍，买了新窗帘，还特意找出了一张国民的照片，放在床头。

＂丽丽，你可以随时搬回来住，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吴丽流着泪点点头，但最终还是谢绝了。

＂嫂子，我想自己试试，学着独立生活。国民会希望我坚强起来的。＂

我尊重她的决定，但常常邀请她来家里吃饭，和孩子们一起过节。

慢慢地，吴丽的笑容多了起来，也开始重新融入生活。

几个月后，吴丽在医院认识了一位患者，是个老实厚道的司机，姓张，比她大几岁，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

他们渐渐熟悉起来，张师傅对她很照顾，常常下班后送她回家。

有一次，吴丽特意把张师傅带来我家：＂嫂子，这是张荣，他……他对我很好。＂

我看着她脸上的红晕，知道她的心慢慢苏醒了。

＂张师傅，以后常来坐坐，别客气。＂我笑着欢迎他，心里为吴丽感到高兴。

2004年春节，吴丽和张师傅订了婚，准备来年结婚。

她搬家那天，特意来找我道别。

＂嫂子，这些年谢谢你。＂她诚恳地说，眼里不再有怨恨，＂我知道自己错了。国民和大哥在天上看着，一定会骂我糊涂。＂

我笑着拍拍她的肩膀：＂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以后常来看看我和孩子们，别生分了。＂

＂一定。＂吴丽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嫂子，这是国民的保险金，我存着没用，想给小雨和小东当学费。＂

我推辞不过，最终收下了这份心意。

送走吴丽后，我站在那间空落的小房间里，思绪万千。

这个房间见证了太多悲欢离合，承载了太多记忆。

木地板上有国民踩出的痕迹，墙上有他和吴丽贴的结婚照，窗帘是我当年为他们新婚特意挑选的。

如今它又空了下来，等待着新的生命力。

我决定把这个房间收拾出来，做成书房，让孩子们有个安静学习的地方。

国强和国民都爱看书，这也算是对他们的纪念吧。

我把国强的日记本和国民的一些照片放在书架上，又添置了一盏温暖的台灯。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5年，小雨考上了市里的大学，小东也顺利进入高中。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我的服装店也扩大了规模，在商场里租了个专柜。

吴丽和张师傅结婚后，偶尔会带着他的女儿来看我，那小姑娘很懂事，每次来都会叫我＂李奶奶＂。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见国强和国民坐在阳台上喝茶聊天，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

国强转头对我说：＂老婆，你做得对。房子不重要，人心才重要。＂

国民也笑着点头：＂嫂子，谢谢你照顾丽丽。我放心了。＂

醒来时，窗外已是晨光熹微。

我摸了摸枕边湿润的痕迹，心中却有了前所未有的平静。

走到书房，我打开窗户，初夏的风带着槐花的香气扑面而来，生活还要继续，我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还有更多的路要走。

那间空落的婚房，最终盛满的不是金钱，而是理解、宽容和亲情的温度。

我拿起一本相册，轻轻翻开，那是我们全家的照片，有国强，有国民，有吴丽，还有两个孩子。

照片上的每一张笑脸，都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

窗外，槐花飘落，带来了新的希望。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