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人才是关键。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但在人才培养供给侧与社会需求侧之间还存在结构、质量、水平不能完全适应的问题，高校毕业生“求职难”和“人才荒”并存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如何正确把握“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之间
江西省上饶市弋阳中等职业学校工业机器人实训基地，学生在学习智能机械臂操作技能和编程知识。 朱海鹏摄/光明图片
在上海昆秀水产专业合作社，行业导师许翔为上海海洋大学农业专项班的学生介绍用于播撒饲料、施肥的植保无人机。 新华社发
【建设教育强国·教育笔谈】
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人才是关键。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但在人才培养供给侧与社会需求侧之间还存在结构、质量、水平不能完全适应的问题，高校毕业生“求职难”和“人才荒”并存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如何正确把握“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完善人才供需适配机制，当前还存在哪些堵点难点？人才培养端和社会需求端应分别从何处发力？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邀请有关专家学者进行讨论，希望能给读者带来启发。
嘉 宾
吴 健浙江大学副校长
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
本报记者 邓 晖
满足社会需要是衡量人才培养成效的重要标准
记者：正确处理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体现着教育的服务旨向，即满足社会需要是衡量人才培养成效的重要标准。今天，为什么特别强调人才培养的这一指向性？
周洪宇：强调人才培养须满足社会需要，既是理论上的应然取向，也是工作上的迫切需要。从教育自身发展规律来看，一方面，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必须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将满足社会需要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衡量标准；另一方面，教育是本体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统一，人是连接教育与社会的桥梁，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都依托于人的实践活动，人才培养是教育的本体功能，是教育的立足点与中心任务，教育的社会功能是教育本体功能的衍生和衡量标准。
从教育工作逻辑来看，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建成教育强国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也是使我国获取国际竞争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举措。这要求教育工作必须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周光礼：正确处理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既是一个教育学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作为教育学基本理论问题，它关涉“教育目的是什么”。以前人们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其自身，强调知识本身就是人们想获得的东西，与外在追求无关，所谓“教育之外无目的”。现代社会，人们日益接受教育“外在目的”说，强调教育实质上是为社会生活做准备、为社会提供未来劳动者。世界各国的教育也日益建立在“需求决定论”基础上。应该说，外在目的观是当代教育政策的底层逻辑。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积极实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政策，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满足社会需要自然成为衡量人才培养成效的重要标准。
记者：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创新的产生、深化和传播速度明显加快。今天教育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周光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时代，我国产业形态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从劳动密集型、技能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创新密集型转变。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日益成熟，AI开始取代一些重复性高、不需要大量体力的职业，传统以显性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为继。
要建构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弄清楚今天需要什么特质的人才。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批判思维能力，即基于证据和理性判断作出决定的能力。二是跨界整合能力，即能够跨越不同领域、整合多种资源和知识，以创新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创新能力，即以新异思维模式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四是同情心，即对他人不幸遭遇产生共鸣与同情的情感。五是正义感，即追求伸张正义的道德意识和行为。要培养这些区别于显性知识的隐性认识，需要推进育人方式革命性变革，要发动学生的“知、情、意”，追求“真、善、美”。这样的人才才不会被AI所取代。
周洪宇：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关于人才培养规格的问题，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才培养规格是不同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培养什么人”的维度，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到把“劳”纳入培养目标，强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都是对新时代教情、国情、世情的深刻把握和科学应对。
具体到“时代新人”的特质，我认为还是要回归到发展素质教育上来。时代新人是掌握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备健全人格、科学思维、健康身心、艺术爱好、手脑并用能力、合作意识、负责精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时代新人，就是“创新人”，是能够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新质生产力不断生成的现实，适应创新要素不断积累、知识生产速度和效率大幅提升的要求，能够科学使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而不被技术所宰制和异化的人。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配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记者：当前，在人才培养供给侧与社会需求侧之间还存在结构、质量、水平不能完全适应的现象。具体表现有哪些？堵点在哪？
吴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培养了一批批高素质人才，有力支撑了国家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快速迭代升级，社会用人需求不断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出现不能完全适应的状况。如一些新兴行业出现人才缺口，而部分传统行业却存在供给过剩；又如高校毕业生能力表现与社会需求期待存在落差等。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从培养侧反思，高校学科专业结构设置和调整与社会需求联动不够；培养模式上存在重知识、轻实践倾向，尚未有效从知识导向转变为能力导向，特别是在培养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和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能力上存在不足；培养体系上缺少个性化、多层次、多样性的学生成长路径和载体等，以上问题都需要切实改进。当然，只关注当下社会需求，缺乏对人才长远发展的考量，也会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周光礼：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以往在专业布局上，比较强调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相对忽视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协同、沟通、衔接。二是过去在人才培养层面，高校办学相对封闭，课程知识陈旧，跟不上社会发展需要。比如在课程设置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基于学科的教育，学生视野受限，不利于培养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
系统性改革育人体系
记者：近年来高等教育加快调整专业设置。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调整？面向未来，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适配性”，在人才培养端还应做好哪些事？
吴健：近年来高等教育专业设置的动态调整，既是回应国家战略需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高校主动服务人才培养规律、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迭代，对人才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动态化，传统专业的知识体系与技能培养已难以匹配新兴领域的人才需求，为此高校要识变谋变、主动作为。一是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围绕国家战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有组织开展专业设置与建设，淘汰或迭代与社会需求脱节的专业，重点布局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增设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兴专业和交叉专业。比如浙江大学，近年来开始升级优势专业，迭代低效专业，将学校原138个专业优化至93个，并逐步布局新兴专业，新增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生物育种等专业。二是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教学要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加强学生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数字素养、全球胜任力等核心能力培养，深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强化资源、平台、机制保障，以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重大平台项目为支撑，促进有组织科研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依托科技创新平台深化校地合作，实现学科专业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相互匹配促进。我们构建了“实验实习、科研训练、科研实践、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全链条、进阶式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体系，通过大学生科研训练、教授学术小组等项目，引导学生早进实验室、进课题、进团队，积极参与基础研究、前沿交叉研究和颠覆性技术攻关。三是强化跨学科交叉复合培养。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与应用学科联动，推动学科互融“孵化”交叉专业、辅修项目、微专业，实现学科专业内的资源共享，形成完备的交叉复合人才培养体系，为拔尖学生提供多样化成长空间，促进育人工作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周光礼：高等教育加快调整专业设置旨在推动传统学科专业现代化发展，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改造升级，以及通过增设新专业实现学科体系的优化调整。其基本原则是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面向未来，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一是要以支持全面创新为核心培养创新人才，造就新型劳动者，强化有组织科研，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二是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调整机制。学科专业既是科学研究的平台，也是人才培养的平台，其结构和质量直接影响高校人才培养的效果和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优化学科专业建设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所在。三是高校要坚持“需求决定论”，强化关键办学能力。不但要根据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及时更新学校学科专业，而且要从课程设置、专业实践、培养体系、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主动适应国家、社会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培养综合素质高、社会适应力强的专业人才，全面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以需求为导向，坚持在使用中培养紧缺人才
记者：除了培养，还离不开精准的人才适配使用机制。在这方面，又要从何处发力？
周洪宇：人才培养和使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根据社会需要和人才成长规律培养的人才如果不能在合适岗位、擅长领域发挥作用，人才培养效果便无法显现。所以，不仅要从供给端处理好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努力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还要从需求侧出发，打开视野发现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人事相宜配置人才，努力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得其所。
完善人才适配使用机制，避免选才用才“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等不良现象，重点在于改变唯身份、唯资历、唯文凭、唯职称等选人用人观念，树立重能力、重实绩、重贡献、鼓励创新竞争的人才新理念。一方面要做好“前半篇文章”，着力完善人才培养、选拔、使用措施，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建立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绿色通道”和科学动态的用人机制；另一方面要做好“后半篇文章”，着力完善人才竞争流动、评价激励、保障服务，引入合理的“赛马机制”，形成人才科学有序流动机制，激发人才发展活力，形成科学客观、激励创新的人才评价机制，形成综合性、全链条的人才服务保障机制。
周光礼：确实，仅从人才培养角度难以真正解决人才培养与满足社会需求的关系，还必须从精准的人才适配使用机制入手。以紧缺人才培养为例，紧缺人才培养需要高等教育与产业实践协同，但部分高校“闭门造车”培养紧缺人才现象突出。紧缺人才培养仅依靠教育系统改革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一定是“高校育材、岗位成才”。高校培养的人才最多只是半成品，只是“人材”；只有通过漫长的岗位历练，才能成为“人才”。如清华大学曾被誉为我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表达了高校培养的是有可能成长为工程师的“人材”。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在工作岗位摸爬滚打10年以上，不可能成为卓越工程师。破解紧缺人才培养的突破口不只在人才培养一方，也需人才使用一方改革创新。破解紧缺人才难题必须坚持大教育观，坚持需求导向，坚持紧缺人才在使用中培养。
吴健：要构建更加精准的人才适配使用机制，确实需要政府、社会、高校三方协同发力。对于高校而言，一是要深化科教融合、产教融汇，着力构建“政产学研用”多元协同育人的新机制。如推进科学前沿、产业前沿相关的长周期核心实践项目或课程建设，校内外共建创新实训基地、实验室或产业学院，将科研和产业真实项目引入教学环节，让学生及时了解跟进科技创新、前沿技术和产业变革等实际工作场景；推行企业专家和校内导师组成的“双导师制”，聘请产业兼职教师，确保学生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同步提升。二是优化完善从入学到毕业的全流程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帮助学生明确职业规划、提升就业能力，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技能与企业岗位匹配度，提供个性化就业建议，提升人岗匹配精准度。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