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郑长福，今年整整六十八岁。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我满怀激情地进入了县里最大的国营机械厂。

守财与守亲

＂养老钱快留不住了……＂我坐在小区的长椅上，对着同样鬓发斑白的老伙计王大成苦笑道。

初春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我们身上，却暖不了我六十八岁的心。

我叫郑长福，今年整整六十八岁。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我满怀激情地进入了县里最大的国营机械厂。

那是一九七七年，刚刚结束＂文革＂不久，我从生产队回到县城，经过层层选拔，成了厂里技术工人。机械厂是县里的＂香饽饽＂，有铁饭碗，有福利房，能分到一个名额，那是要托熟人走关系的。

车间里机器轰鸣，铁花四溅。我从学徒做起，一干就是三十多年，手上的老茧像年轮一样，记录着岁月流转。

八十年代初，厂里食堂办喜酒，我认识了会计科的李淑芬。她扎着两条粗粗的麻花辫，穿着藏青色的确良衬衫，衣领上还别着一枚小白花。那个年代，姑娘们都这样打扮，朴素大方。

＂老郑，看啥呢？吃菜啊！＂同事用筷子敲敲我碗沿，我这才回过神来，脸上发烫。

半年后，我和淑芬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纱照，只在照相馆拍了一张黑白合影，我西装革履，她穿着借来的连衣裙，背景是一幅江南水乡的画。

＂老郑，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新婚之夜，淑芬靠在我肩头轻声说。我点点头，心里满是踏实。

八十年代中期，儿子郑小军出生，三年后又添了女儿郑丽。四口之家，挤在厂里分的两室一厅小楼房里，虽然拥挤但充满欢声笑语。

那时候，工厂效益好，我们家日子越过越红火。每月发了工资，淑芬总要拿出一部分放进贴着＂储蓄＂二字的红色存折里。

＂存钱干啥？现在不就挺好的吗？＂我曾这样问过。

＂傻老郑，咱们总要为将来打算啊，孩子们上学、结婚，还有咱们以后的养老。＂淑芬掰着指头给我算账。

九十年代初，改革大潮涌来。我们这个传统的国营机械厂突然就＂不行＂了，订单少了，效益差了。厂门口的＂工业学大庆＂的大标语褪了色，连广播里播放的《东方红》也换成了流行歌曲。

＂老郑，听说李科长辞职下海了，月入上千呢！＂车间里，传来这样的消息。

一个接一个，厂里的年轻人辞职离开。王大成也来劝我：＂长福，趁着年富力强，咱也出去闯闯？＂

我看看家里正读小学的孩子，又想想厂里那一纸＂铁饭碗＂，摇了摇头：＂算了，我这把年纪，再有十几年就退休了，何必折腾。＂

九十年代末，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机械厂改制。一批又一批工人下岗，车间里的机器声渐渐稀疏。好在我技术过硬，又担任了班组长，保住了工作。

那几年，每天早上去上班，看到厂门口坐着的下岗工人，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淑芬在会计科，也因为＂业务能力强＂留了下来，我们全家都松了一口气。

＂好好干，争取平平安安到退休。＂这成了我和淑芬共同的心愿。

每月工资发下来，我们省吃俭用。不买新衣服，不去饭店，连过年买的鱼都要挑便宜的。淑芬把钱一点点存起来，偶尔我想买包好烟，她就瞪眼：＂想什么呢？省下来给孩子念大学！＂

也正是那段时间，我们眼看着小区里有人买了彩电，有人添置了冰箱，我家却仍用着收音机和老式电风扇。孩子们有时会抱怨，但淑芬总是耐心解释：＂爸妈这是为你们将来着想啊。＂

新世纪到来时，小军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几年后，郑丽也考入了师范学院。看着孩子一个个飞出家门，我和淑芬既欣慰又心酸。

大学四年，花去了我们近十万积蓄。但看着孩子们拿到的文凭，我们觉得值了。我常对淑芬说：＂这是给孩子最好的投资，比啥都强。＂

二零零五年，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车间里的同事们凑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那天，我破例喝了二两白酒，脸涨得通红。

退休金不高，每月两千出头，但胜在稳定。加上淑芬也退休了，两人的收入足够维持生活，甚至还能每月存下一些。

日子平静地流淌着，我们的存折慢慢变厚，到了六十岁那年，银行卡里已有了五十万。在我们县城，这已是不小的数目了，足够我们安度晚年。

每天早上，我和社区里的老伙计们一起打太极，下午在棋牌室搓几圈麻将，晚上和淑芬在江边散步。安稳的退休生活，正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

直到三年前的那个夏夜，一切都变了。

＂爸，我想自己创业。＂小军突然回家，坐在我对面，眼里闪烁着年轻人特有的热情。

小军大学毕业后在省城一家外企做销售，成绩不错，还娶了媳妇，生了孙子。每逢过年，他都会开车回来，带着一家人和各种礼物。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些下海的同事，他们中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起起落落，几经沉浮。我心里犹豫了。

＂创业做什么？＂我放下茶杯，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电子商务，爸，这是未来的方向！＂小军兴奋地说，拿出手机给我看各种网购平台，＂现在人们都在网上买东西，我想做一个专门销售工业零配件的网站。＂

我听得一头雾水。对我这代人来说，买东西就是去商店，最多去超市，何况是工业零件这种专业的东西。

＂很多工厂都在转型升级，需要各种零配件，但市场分散，信息不对称。我有客户资源，又了解这个行业，只要有个平台连接买卖双方，肯定能成。＂

淑芬端来一盘切好的西瓜，小声问：＂需要多少钱啊？＂

＂二十万就够了，妈。＂小军说，＂我自己有些积蓄，再加上几个大学同学也入股，就差这最后一笔启动资金。＂

他转向我：＂爸，我有把握，三年内翻一番，到时候连本带利还给你们。＂

我和淑芬对视一眼，她的眼神告诉我：＂随你决定。＂

夜深了，我辗转难眠。五十万的存款，拿出二十万，就意味着我们养老钱的一大部分要投入到一个我完全不懂的行业。如果失败了呢？

但看着隔壁房间熟睡的儿子，我又一阵心软。小军从小就懂事，大学时勤工俭学，毕业后也一直努力上进。他想闯一番事业，作为父亲，我该支持他。

＂给你，卡里有二十五万，密码是你妈生日。＂第二天早上，我把银行卡递给小军，＂多拿五万，以备不时之需。＂

当我颤抖着手将银行卡递给他时，淑芬在一旁抹眼泪。我知道这可能是一次冒险，但血浓于水，我无法拒绝自己的骨肉。

小军紧紧握住我的手：＂爸，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儿子走后，家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是每当收到银行短信提醒，看到存款数字的变化，我心里总会一紧。

＂别担心，＂淑芬安慰我，＂小军是个有主意的孩子，不会乱来的。＂

我点点头，但心里那根弦始终紧绷着。

半年后，郑丽打来电话，声音有些低沉：＂爸，天凡考上了省重点高中。＂

天凡是我外孙，郑丽的儿子，今年刚满十五岁，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那不是好事吗？＂我高兴地说，＂我外孙有出息啊！＂

电话那头郑丽沉默了一会：＂爸，省重点的学费和生活费比较高，一年下来要三万多。我和孩子爸……＂

我明白了女儿的难处。郑丽在县城中学教书，丈夫在建筑公司上班，两人收入不高，还有房贷要还。

＂别担心，爸爸支持你们。天凡这么优秀，一定要好好培养。＂我脱口而出。

挂了电话，淑芬看着我：＂你又心软了？＂

＂孩子教育的事，能不支持吗？＂我叹口气，＂先拿十万给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就这样，我们的养老钱又少了十万。但每次收到天凡发来的成绩单，看到他名列前茅，我心里还是很欣慰的。

去年冬天，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门铃突然响起。打开门，小军站在门口，浑身湿透，脸色苍白，眼圈发红。

＂爸……＂他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我赶紧把他拉进屋，淑芬连忙拿来毛巾和热水。等他喝了热茶，稍微平静下来，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军的生意本来发展得不错，网站上注册的企业用户越来越多，交易额也在稳步增长。但今年突然遇到了供应链危机，几个大客户资金周转不灵，拖欠了货款。

＂我们公司资金链断裂了，员工工资发不出来，供应商也在催款。＂小军低着头，声音嘶哑，＂我试过各种办法，找银行贷款，找投资人，但都没成功。＂

＂需要多少？＂我问。

＂最少十五万，爸，＂小军抬起头，眼里满是愧疚，＂我知道这钱不少，但我真的没办法了。等度过这个难关，我一定加倍奉还。＂

我和淑芬又一次对视，这一次，她的眼神复杂多了。我们的养老钱所剩不多了，如果再拿出十五万，意味着我们的安全垫变得很薄。

但我还是起身去卧室，从抽屉深处取出另一张银行卡。

＂十万，这是我能拿出的全部了。＂我把卡递给小军，＂剩下的你再想办法。＂

小军接过卡，眼泪夺眶而出：＂爸，我……＂

＂去吧，好好干。＂我拍拍他的肩膀，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力量，＂困难只是暂时的。＂

送走小军，我和淑芬坐在沙发上，半晌无言。最终，淑芬轻声说：＂老郑，咱们会不会太惯着孩子了？＂

我摇摇头：＂都是自己的骨肉，眼看着他们有难，能不管吗？＂

淑芬叹了口气：＂可是咱们老了，身体也不像从前了，万一有个大病小灾的……＂

我握住她的手：＂不会的，咱们身体硬朗着呢。再说，等他们度过难关，一定会记得咱们的。＂

话虽这么说，但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确实开始精打细算。早上去菜市场，总是挑最便宜的菜；社区组织的旅游活动，我们也不再参加；就连平时最爱喝的铁观音，也换成了普通绿茶。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养老金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存款所剩无几。我从未向孩子们提起过自己的窘迫，但每当夜深人静，总会担忧未来的日子。

淑芬的血压开始升高，医生建议定期检查，吃降压药。药费虽然不多，但日积月累，也是一笔开支。

＂没事，比起那些大病，这点小毛病不算啥。＂淑芬总是这样安慰我。

我知道她心里也有担忧，但这个朴实的女人，一辈子都在为家人着想，从不抱怨，不管生活多么艰难。

春节前夕，小军打来电话，说公司情况有所好转，但资金还是紧张，今年过年可能不回来了。我和淑芬虽然失望，但也理解他的难处。

＂爸妈，你们保重身体，等公司稳定了，我一定好好孝敬你们。＂电话那头，小军信誓旦旦地保证。

我笑着说好，挂了电话后，却在窗前站了许久。窗外，小区里的灯笼已经挂起，家家户户贴上了新春对联，唯独我们家，还是老样子。

＂今年自己贴吧，省点钱。＂淑芬从柜子里翻出去年剩下的对联，有些泛黄了，但勉强还能用。

除夕夜，我和淑芬围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春晚，桌上只有几个简单的菜肴。往年孩子们都会回来，满屋子欢声笑语，今年却只有我们两个老人，显得格外冷清。

＂他们各有各的难处，＂淑芬边夹菜边说，＂等他们都好了，日子就会好起来的。＂

我点点头，举起杯子：＂来，咱俩喝一个，祝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上周，正在午睡的我被敲门声惊醒。打开门，郑丽站在门口，手里提着几袋水果和补品。

＂爸，我来看看你们。＂她笑着说，但眼神有些躲闪。

进屋后，郑丽左看右看，似乎在观察家里的变化。淑芬端来茶水，问起外孙的近况。

＂天凡学习很好，期中考试又是年级前三。＂说起儿子，郑丽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

闲聊半晌，郑丽突然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爸，妈，这是我和孩子爸的一点心意，你们拿着。＂

我愣住了，不知该不该接。淑芬伸手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存折，还有一张字条：＂爸妈，这是五万元，您们辛苦了。天凡能有今天，全靠您们的支持。＂

＂这……＂我有些哽咽，不知说什么好。

郑丽握住我的手：＂爸，同事说起您最近经常去公园捡易拉罐，说您养老钱不够了……是真的吗？＂

我沉默了。是的，最近几个月，我确实开始在晨练时顺便捡些废品。不为别的，就是想多攒点钱，以防万一。没想到被人看见了，还传到了女儿耳朵里。

＂爸，您和妈辛苦一辈子，为什么不肯享清福？＂郑丽眼圈红了，＂您有困难为什么不跟我们说？＂

我叹了口气：＂你和小军都有自己的难处，爸爸不想再给你们增加负担。＂

＂可是您把钱都给了我们，自己留什么养老？＂郑丽声音哽咽，＂我和哥商量好了，以后每月给您和妈固定生活费，您别再去捡废品了，好吗？＂

我点点头，心里又酸又甜。孩子终究是懂事的，只是各有各的难处罢了。

郑丽离开后，我和淑芬坐在阳台上，看着夕阳西下。淑芬轻声说：＂孩子们都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

＂是啊，＂我握住她的手，＂咱们一辈子省吃俭用，不就是为了他们能过得好一点吗？＂

昨天，收到了外孙天凡发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照片。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这是多少家庭梦寐以求的殿堂啊！看着那张年轻的笑脸，我的眼泪模糊了视线。

＂爷爷，我考上清华了！谢谢您这些年的支持，等我工作了，一定好好孝敬您和奶奶！＂微信上，天凡这样写道。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钱没了可以再攒，但孩子们的成长和未来，何尝不是我最大的财富？

今天早上，我又在小区长椅上遇到了王大成。这个和我同龄的老伙计，退休前是厂里的电工，现在是社区志愿者。

＂老郑，你知道吗？社区正组建养老互助小组，大家凑钱买保险，还能互相照应。＂王大成兴致勃勃地介绍着。

＂什么互助小组？＂我有些好奇。

＂就是咱们这些老伙计，每月交一点钱，生病了有人照顾，有困难了大家帮忙。比单打独斗强多了。＂

望着眼前这位老友真诚的目光，我忽然明白，人生暮年，守的不只是那点养老钱，更是亲情和友情。六十八岁的我，终于在夕阳下敞开了心扉。

＂算我一个。＂我拍了拍王大成的肩膀，＂咱们这把年纪了，就该互相帮衬。＂

回家路上，我经过小区的活动室，里面传来欢快的歌声。推门进去，十几位老人正在排练节目，为下周的社区文艺汇演做准备。

＂郑师傅，来啦？＂李大姐热情地招呼我，＂听说你年轻时吹口琴很好，来，给大家露一手！＂

我有些腼腆，但架不住大家的热情，只好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陪伴我大半辈子的口琴。这是年轻时淑芬送我的生日礼物，几十年过去，依然音色纯正。

一曲《夕阳红》吹罢，活动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种久违的满足和快乐。

晚上回家，向淑芬讲述了今天的经历，她笑着说：＂你啊，终于想通了。人活着，不能只为钱。＂

我点点头：＂是啊，守财不如守亲。有儿有女，有老伴，有老友，这才是最大的福气。＂

躺在床上，我回想起这一生的起起落落。从贫穷的年代走来，经历了国家的变革，见证了时代的巨变。我们这代人，吃过苦，受过累，但始终坚守着那份朴素的信念——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生活。

如今，虽然养老钱所剩无几，但看到孩子们各有所成，我的心里依然充满满足。钱财乃身外之物，亲情才是最珍贵的财富。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这个六十八岁的老人，终于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富足的，不只是口袋，还有被爱与爱人的心灵。

明天，我要和社区的老伙计们一起去郊外踏青。淑芬已经准备好了饭盒，里面装着她拿手的红烧肉和清蒸鱼。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这样的日子，值得好好珍惜。

养老钱虽然快留不住了，但人生的幸福，何止是钱能衡量的呢？

来源：笑看往事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