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宇文邕并非一味退让，而是以退为进。他有意放任宇文护张扬跋扈、专横行事，使其暴露出权臣的本质，久而久之，民心自然倒向自己这一边。这种“纵其骄而制其势”的策略，正是他高明之处——胜负的关键，最终仍在于人心所向。
宇文邕堪称历史上最善于隐忍的傀儡皇帝之一。他深藏不露，收敛锋芒，甚至不惜对权臣宇文护曲意逢迎，以此麻痹对方，为日后反制争取时间与空间。
在面对侯莫陈崇一事上，宇文邕当众斥责之举看似严厉，实则出于无奈。他深知此举必将引发严重后果，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因别无选择，只能顺势而行。
随后，他更以隆重姿态表彰宇文护，言辞恳切地颁布诏令：“大冢宰晋国公，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如此殊荣，实为罕见。
宇文邕并非一味退让，而是以退为进。他有意放任宇文护张扬跋扈、专横行事，使其暴露出权臣的本质，久而久之，民心自然倒向自己这一边。这种“纵其骄而制其势”的策略，正是他高明之处——胜负的关键，最终仍在于人心所向。
宇文护的母亲早年曾被北齐俘获，母子分离长达三十五年。直到后来北齐将她释放，她才得以回到北周。宇文邕对这位伯母极为孝敬，衣食住行无不精心安排，奢华至极。每逢节日佳节，他都率领宗室亲族以家人的身份向她祝寿行礼，场面恭敬而隆重。
然而，这份尊崇并非完全出于亲情，更像是有意为之的政治表演，目的就是让权臣宇文护看到。
随着时间推移，局势悄然发生变化，敌对阵营内部开始出现裂痕。到了天和七年，宇文护的亲信宇文直因五年前与陈朝作战失利而被罢免官职。战事胜负本属常理，更何况身为皇族成员，暂时失势也不过是寻常波折，日后仍有翻身机会。但宇文直心胸狭窄，对此耿耿于怀，认为自己颜面尽失，于是对宇文护由忠转恨。
尽管被贬，宇文直仍保有接近宫廷的资格，便利用这一便利，私下向皇帝宇文邕进言，劝其铲除专权的宇文护。这番话正中宇文邕下怀。多年来他一直隐忍不发，如今见时机渐成熟，终于动了除去权臣、收回皇权的心思。一场权力较量，正在悄然酝酿之中。
宇文护的势力内部开始出现裂痕，面对这一难得的机会，宇文邕果断行动。他秘密召集了几位亲信——右宫伯中大夫宇文神举、内史下大夫王轨以及右侍上士宇文孝伯等人。这些人都是宇文邕多年来精心培养的心腹。与兄长当初贸然行动不同，宇文邕选择在暗中积蓄力量。成败的关键，就取决于这些忠诚的支持者。
三月十八日，宇文护回到京城，入宫拜见武帝。宇文邕表现得格外热情，拉着堂兄的手，亲切地引他入内。这种以家族礼仪相待的恭敬，正是宇文邕长期以来麻痹宇文护的手段。宇文护也被这份“亲情”所感染，兄弟二人谈笑风生，一同前往太后处请安。
宇文邕对堂兄说道：“太后年事已高，喜好饮酒，我多次劝谏未果。今日你来，正好替我说说。”
说着，宇文邕从怀中取出一篇《酒诰》，递给宇文护，请他以此劝谏太后。宇文护沉浸在“兄长”的信任与温情之中，满心欢喜地接过文章，准备在太后面前展现一番。
见到太后后，宇文护坐下来认真诵读《酒诰》。此时的宇文邕内心却紧张至极。
宇文邕望了望正在朗读的堂兄，咬紧牙关，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玉珽，狠狠朝宇文护头部砸去。这一击势大力沉，宇文护顿时昏倒在地。宇文邕见状，立刻下令宦官何泉动手，将宇文护彻底除掉。
何泉内心充满恐惧，手足无措，几刀都未能击中要害。如果让这位老谋深算的权臣宇文护缓过气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埋伏在暗处的宇文直猛然冲出，一刀斩下宇文护的头颅。
这个曾亲手害死三位皇帝的乱臣贼子终于命丧黄泉。这场政变血腥而惊险，宇文邕能成功实属幸运。稍有差池，他恐怕就要成为宇文护手中的第四个亡魂。若真如此，北周的历史将被改写，南北朝的格局也将随之变化，甚至隋朝是否会出现都是未知数。这些看似假设的情节，其实正是历史转折点上那些偶然因素的真实写照。
铲除权臣之后，这位睿智果决的皇帝终于得以施展抱负。他在用人方面彻底摒弃了宇文护任人唯亲的做法，大胆启用各方贤才。
同时，周武帝对军队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强皇权对军队的直接掌控，革新府兵制度。周武帝亲自召见重要将领，与他们探讨军事韬略，并将诸军士兵更名为“侍官”，以提升其地位。
周武帝还大规模扩军，广泛征召汉人参军，将地方豪强的私人武装直接收编为国家军队，实现了军队的中央化、国家化。此前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带有浓厚的鲜卑特色，实行家长式统帅模式，士兵往往只效忠于直属将领，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军事集团。这对意欲强化皇权的宇文邕而言无疑是重大障碍，因此必须强力改造。
此外，各地豪强武装虽曾是西魏立国的重要支柱，但长期割据也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周武帝将其纳入朝廷麾下，既消除了潜在隐患，又极大增强了中央的军事实力。
宇文邕成功掌控军队后，便开始按照自己的理念对北周进行改革。他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寺庙。
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极为广泛。南梁的萧衍因过度崇信佛教而亡国丧身，这位皇帝甚至多次“出家”为僧，迫使大臣们耗费巨资将其赎回。由此可见，南朝佛教之盛已到了荒唐的地步。
北朝的情况也相差无几。虽然北魏道武帝曾发起过大规模灭佛运动，但随着他的去世，佛教迅速复苏，并在全国蔓延开来。据说那位最终导致北魏覆灭的权臣老太后，能顺利入宫，还多亏了她姑母——一个精明能干的尼姑的帮助。
大将军杨忠曾将自己的儿子寄养在寺院中，这一举动也反映出当时佛教在北周社会中的深远影响，以及贵族阶层对佛教的重视与信仰。然而，这种宗教势力的畸形膨胀，已经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不仅使民众思想偏离以皇权为核心的国家观念，更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成为国家发展的阻碍。
在南朝梁武帝萧衍统治时期，国家户口被佛教寺庙占据近半。而在北朝，情况更为严重。北魏末年已有佛寺三万余座，僧尼人数超过二百万；北齐境内佛寺更是多达四万多所，僧众亦达二百万之众；北周时期，从朝廷到民间，大量百姓沉迷于佛门。
由于当权贵族的推崇信奉，佛教徒甚至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决策。同时，寺院广泛占有土地，招揽百姓为其耕种，逐渐成为寄生阶层。对于许多人来说，出家并非出于信仰，而是为了逃避现实、追求类似地主般的生活。
天和二年（公元567年），一位名叫卫元嵩的四川和尚向北周武帝上书，提出“唐虞时代没有佛寺而国家安定；齐、梁两朝虽有众多寺庙却国运衰败，这说明过度崇佛并不合乎治国安邦之道。真正利民益国的行为，才符合佛心。所谓佛心，应以慈悲为本，使众生安乐，而不是让百姓受苦受累。”
卫元嵩原本是四川一名普通僧人，但他不甘平凡，为了谋求仕途机会，他主动来到长安，故意装疯卖傻，试图让人觉得他是一个不拘俗礼的奇人。当时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类似的“狂僧”或“疯道”，他们往往通过这种行为博取权贵的关注，进而参与政事，实现个人抱负。这种现象背后，其实是一种对权力的变相投机。
卫元嵩的提议恰好契合了周武帝的心意。实际上，周武帝早已意识到佛教对国家统治构成的潜在威胁。不过当时他尚未铲除权臣宇文护，尚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灭佛政策的能力，因此只能先做一些铺垫工作。
为此，周武帝在长安主持了一场罕见的儒、佛、道三教辩论大会，召集百官、道士与僧人共同参与，意图通过公开讨论来评估各家思想的价值。
这场辩论共进行了四次，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彼时佛教势力已根深蒂固，成为社会主流信仰。而掌握实权的宇文护本人又是坚定的佛教信徒，他的强烈反对使得废佛之举难以推进。
直到周武帝成功诛杀宇文护，将权力集中于皇室，并完成军政体制的改革之后，他才正式开始对佛教采取措施。即便如此，他依旧延续了三教辩论的形式，以营造舆论氛围。据史书记载，他在辩论中亲自主持并裁定：“以儒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后。”此举意在逐步削弱佛教地位，为全面灭佛建立思想基础。
面对朝廷的态度转变，部分僧侣开始讽刺朝政。一些有识之士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倘若远方异国听闻此事，恐怕会误解朝廷从僧众中征兵、自塔庙中夺地，实在令人费解。”
“就算让僧人服役，也不足以增强军力；将寺庙土地分给百姓，又怎能真正富国？”
他们认为，单纯压制佛教并不能达到强国的目的。
宇文邕已然下定决心。建德三年五月十五日，周武帝果断颁布诏令：“废除佛教与道教，销毁一切经典与佛像，僧人与道士一律还俗为民；同时禁止一切不合礼制的祭祀活动，凡不在典籍记载中的迷信行为，全部予以取缔。”
在皇帝的强势推动下，北周境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焚毁佛像、烧毁经卷、驱逐僧众、捣毁塔寺……昔日庄严宝刹化为世俗居所，僧侣释子皆变作平民百姓。”
那些原本笃信佛教的豪门贵族也只能转入地下秘密修行，在家中偷偷供奉佛像、诵经礼佛。例如杨坚家族便将一位名叫智仙的比丘尼藏于府中，高墙深院之内，外人难以察觉，更何况杨家并非寻常人家，谁又能随意搜查？
周武帝不仅在国内推行“去佛崇儒”的政策，在后来对北齐的征伐与统治中，也大力贯彻这一主张。（作为北周灭佛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部分内容需提前说明，以便读者理解后续章节中关于北周统一北方及北齐灭亡的历史进程。）北齐的佛教之盛甚至超过北周。
当建德六年周军攻入邺城时，有一位名为熊安生的国子博士，乃一代儒学宿老。他听闻周武帝入城，自信满满地说道：“当今周帝尊儒重道，必定会来拜访我。”
果然，武帝进城后即亲自前往拜见这位大儒，给予极高礼遇——不许其行跪拜之礼，亲自执手相迎，请其同坐上位，并赏赐丰厚，还赐予他安车驷马以备出行。
显然，打击宗教势力的同时，必须扶植另一股思想力量以形成平衡。加强对思想领域的控制，亦是巩固皇权的关键所在。
与北魏太武帝依靠强大军力直接铲除佛教不同，周武帝在推行灭佛政策前仍试图通过思想动员和公开辩论来为行动铺路。面对僧人慧远以地狱之灾相威胁的警告，周武帝并未被吓倒。慧远劝诫他说：“陛下如今凭借王权肆意妄为，毁坏佛法僧三宝，此乃邪见入心。阿鼻地狱不分贵贱，陛下怎能不感到恐惧？”然而，周武帝对这种危言耸听不屑一顾，随即果断下令在原北齐境内大规模推行灭佛政策。
从公元574年至578年间，周武帝颁布政令，彻底摧毁了关山一带数百年来官私所建的佛塔、寺庙，佛像被熔毁，经书遭焚烧。据记载，“八州之地，寺庙四万所，尽皆赐予王公贵族，改为宅邸；三方僧众，三百万人还俗为民，重新编入户籍”。
这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加上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政治改革，使得北周国力迅速增强。经济繁荣、军力强盛，国家呈现出“大治”局面。此时，雄心勃勃的周武帝将目光转向宿敌——长期与宇文氏对立的北齐高氏政权，开始积极备战，意图一统北方。
北周政权在周武帝宇文邕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展现出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与此同时，北齐高氏王朝却深陷权力倾轧与荒唐宫闱之中，高欢的后代所作所为，令历代昏聩君主都望尘莫及。
高演虽能力不及两位兄长，史书称其"既当大位，知无不为"，勤勉政事且善于甄别良策，注重实效。他堪称治世能臣，但若论帝王之才，则远逊于同时期的宇文毓、宇文邕兄弟。
高演这位君主以孝行著称，娄太后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可谓半数落空 —— 他确能守成，却毫无开拓进取之心。相较诸弟，其品行最为端正，在位期间内政相对温和克制。
高演以孝闻名的皇帝曾悉心照料患病的娄太后数十日，亲自煎药侍奉，衣不解带。他对诸弟亦颇为友爱，保持着难得的亲情温度。
然而好景不长，高演逐渐陷入精神困顿，终日恍惚不安。究其根源，皆因篡夺皇位时杀害高殷所致的心理重压。每当夜深人静，他常梦见高洋化作厉鬼前来索命。
事实上，高演对这位暴戾兄长始终心存恐惧 ——当年高洋酒醉赐美人的承诺反悔后，竟命人持刀背猛击弟弟，几乎致其死命。
高洋临终前的托付令高演内心不安，长期活在幻觉的阴影中。为了驱散这种心魔，他只能求助于巫师神汉，在宫中设坛作法，或泼洒滚烫的油，或举着火把四处驱邪，但都无济于事。他中毒太深，时常看到高洋、杨愔和燕子献等人的亡魂在他身边徘徊。
后来，遇到日食天象，高演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惩罚。为求辟邪消灾，他强忍病痛，大张旗鼓地带领军队前往校场“讲武”，希望通过弓马骑射与军队的威猛气势吓退邪灵。
然而仪式尚未结束，一只野兔突然从草丛窜出，惊得高演坐骑受惊，他被重重摔下，断了一根肋骨。以他那虚弱的身体如何承受这般折腾？加之当时医术有限，很快，高演便陷入弥留之际——此时距离他登基称帝不过两年光景。
娄太后闻讯急忙赶来探望儿子，见其病重，心中焦急万分。她忽然想起孙子高殷，当初自己帮着儿子将他废黜，如今多少有些愧疚。当年高演夺位时曾答应过她，绝不伤害高殷性命。
于是娄太后问了一句：“济南王现在何处？”这一问正中高演心病，他闭目不语，不知该如何回应。
娄太后顿时明白了一切，悲愤交加，怒斥道：“你把他杀了？早知你不听我言，死也是你应得的下场！”随即拂袖离去，留下气息奄奄的儿子独自挣扎在生死之间。
高演内心充满悲哀与羞愧，同时对死后可能面临的境遇感到深深的恐惧，这让他无法平静地等待死亡。他每日卧在床上，神情恍惚、癫狂般地不断叩头哀求，似乎是向已故的高洋等人祈求宽恕，生怕自己在阴间遭到报复。史书记载他“临终之际，唯扶服床枕，叩头求哀”，可见其惶恐之深。
自知大限将至，高演回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想到妻儿的未来，心中充满恐惧。高演深知若由儿子继位，必定难逃凶狠如狼的高湛之手。与其让儿子孤苦无助，不如趁自己尚有一口气，送个顺水人情，或许还能换取些许生机。
于是，高演派人召长广王高湛入宫，在病榻前写下传位遗诏，并叮嘱高湛：“愿你善待我的妻儿，安置一处安稳之地，切莫效仿我从前所为。”
他曾害死侄子，如今轮到自己命丧黄泉，最担心的便是自己的妻儿也将遭遇同样残酷的命运。
来源：诗情画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