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的高铁站是去年新建的。自打通了高铁，县城和村子之间仿佛被拉近了，但也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县城的人还是县城的人，村里的人还是村里的人。

村里的高铁站是去年新建的。自打通了高铁，县城和村子之间仿佛被拉近了，但也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县城的人还是县城的人，村里的人还是村里的人。

二婶子杨招娣是村里第一个坐高铁的人。那天早上，她左手拎着一个花布大包，右手提着个铝制饭盒。饭盒上面套了一个旧毛巾，还是我小时候见过的那条，边缘磨得起了毛，花色早已不太分明。

按理说，那年她应该有六十出头，是村里的留守妇女。没想到——别人出门都是孩子送，她却是大清早自己走路去的高铁站。

“二婶，您去哪儿啊？”我远远地喊道。

“城里，城里。”二婶子应着，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我们这个村子，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就连去县城都是件大事，更何况是坐高铁去城里。这让我多少有点好奇。

后来，还是在村口小卖部买烟的时候，从王婶子那里听说了这个故事。

那是1982年的冬天，二婶子才刚刚嫁到我们村。当时她的丈夫，也就是我二叔，在镇上的织布厂做工。家里还有个婆婆要照顾，生活过得紧巴巴的。

那年冬天出奇地冷。土地冻得像石头一样硬，二婶子照例去生产队领口粮。回家的路上，天却下起了雪，半路上她不小心踩到冰面上摔了一跤，把脚给扭了。

当时村里还没有电话，二叔在外地，婆婆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二婶子强撑着往家走，可是才走了不到一里地，脚就肿得像馒头一样，实在走不动了。

她只能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咬着牙，想着等疼痛稍微缓解些再走。雪越下越大，寒风呼啸，她穿的那件打了补丁的棉袄根本挡不住寒风的侵袭。

就在这时，有辆从县城开来的解放牌卡车停在了她面前。

“同志，你这是怎么了？”司机摇下车窗问道。

二婶子抬头，看到一个戴着军帽的年轻人，约莫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脸膛黑红，眉毛上落了雪花。

“没事，就是…脚扭了，休息一下。”二婶子低声说。

“这么大的雪，你休息一下能行吗？”年轻人跳下车，“我送你回家吧。”

二婶子有些犹豫。在那个年代，女人是不会轻易接受陌生男人的帮助的，何况是坐人家的车。可是天寒地冻，她实在走不动了。

最后，在年轻人的坚持下，二婶子还是上了车。车里暖和多了，还有暖风呢。那是她第一次坐汽车，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你家在哪个村啊？”年轻人问。

“前面大柳树村。”

“那正好顺路，我送你到村口。”

到了村口，年轻人帮二婶子下车，看她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就说：“你这脚不行，得去医院看看。”

“不用了，回家敷点草药就好，过两天就能好。”二婶子不好意思地说。

年轻人皱了皱眉头：“扭伤不及时治，容易落下病根。县医院有个老中医，治这个挺拿手的。”

二婶子低着头不说话。其实她心里明白，去医院得花钱，而家里的钱要留着给婆婆买药。

好像是看出了她的为难，年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信封，递给了她。

“你拿着这个去县医院，找姓张的老中医，他会给你看的。”

二婶子连忙摆手：“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年轻人把信封塞到她手里：“别客气，我们都是农村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你要是不拿，我还得担心你呢。”

说完，年轻人就上车走了，连名字都没留下。

二婶子回到家，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整整50块钱。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

第二天，二叔回来了，知道这事后，二话没说，背着二婶子去了县医院。果然找到了那个姓张的老中医，花了15块钱看病拿药，剩下的35块钱，二婶子一直留着，说是要还给那个年轻人。

可是，那个年轻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日子一晃就过去了四十年。二叔早已过世，二婶子的孩子也都在外地工作。村里人都说她运气好，两个儿子有出息，还给她在县城买了小房子。可是二婶子偏不搬去县城住，说是舍不得这片土地。

村里人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固执，但我知道，她在等那个恩人。

那个信封和剩下的35块钱，她一直保存着，从来没动过。每次集市上看到有开卡车的人，她都会偷偷地多看两眼。后来随着年代变迁，解放牌卡车早已不见踪影，但二婶子还是保持着这个习惯。

去年冬天，村里通了高铁。二婶子听说高铁能直达省城，她就托在城里工作的侄子帮她打听。几个月后，侄子给她来了电话，说是找到了一个可能是当年那个司机的人。

“咋找到的？”电话那头，二婶子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托朋友查了档案，八十年代初在这条线路上跑运输的退伍军人，现在住在省城郊区，姓陈。”

二婶子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要不要我陪您去看看？”侄子问。

“不用，不用，你工作忙。我自己去就行。”

于是，在那个冬日的清晨，她提着那个饭盒，坐上了高铁。

饭盒里装的是她亲手做的饭菜——一荤两素，还有一碗她自己腌的萝卜干。那是她的拿手好菜，就连村里办喜事都要请她去做这道菜。

“这回，我请你吃饭。”二婶子自言自语道。

在高铁上，二婶子坐立不安。周围的年轻人都在玩手机，只有她双手紧握着那个饭盒，眼睛一直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

“阿姨，您是第一次坐高铁吗？”坐在她旁边的一个年轻姑娘问。

二婶子点点头，有些害羞。

“您去城里看儿女啊？”

“不是，我去找一个人。”

“找谁啊？”

“一个… 四十年前帮过我的人。”

年轻姑娘有些好奇，二婶子就把那个雪天的故事讲给她听。讲到动情处，二婶子的眼眶红了。那个年轻姑娘也被感动得不行，主动帮二婶子查地图，告诉她到了省城该怎么换乘公交车。

到了省城站，二婶子按照姑娘教的方法，找到了去郊区的公交车。虽然这是她第一次来省城，但她一点也不害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终于可以还这个人情了。

公交车在郊区的一个小区前停下。二婶子按照地址，找到了那栋老旧的居民楼。爬到三楼，敲响了3-2的门。

门开了，站在门口的是一个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的老人。他疑惑地看着二婶子。

“请问，您是陈老师吗？四十年前在我们村附近开解放牌卡车的那个？”二婶子小心翼翼地问。

老人的眼睛眯了起来：“你是… ？”

“我是杨招娣，四十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在雪地里扭伤了脚，您帮我上了车，还给了我50块钱让我去看病…”

老人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他仔细地打量着二婶子，然后慢慢地说：“大柳树村的杨招娣？那年冬天，你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蓝棉袄？”

二婶子激动地点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是我，是我啊！您还记得！”

“进来坐吧。”老陈侧身让出一条路。

二婶子走进屋里，环顾四周。这是一间普通的老房子，家具简单却整洁。墙上挂着几张老照片，有穿着军装的年轻人，有抱着孩子的中年夫妻。

老陈从厨房端出来两杯茶：“没想到能再见到你，这么多年过去了。”

二婶子把饭盒放在桌上，小心地打开：“我给您带了点家乡菜，还有…”

她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已经发黄的小信封：“这是您当年给我的钱，剩下的35块还给您。”

老陈看着那个信封，突然笑了：“你居然还留着？”

“当然留着，我一直想找您还钱呢。”

老陈摇摇头：“都这么多年了，这钱早就不值钱了。”

“不是钱的事，是这个人情。”二婶子认真地说，“当年要不是您，我这条腿可能就废了。”

房间一时安静下来。

老陈的眼睛有些湿润：“你知道吗，其实那天，我刚刚从医院出来，女儿病了几天，一直高烧不退。我心急如焚，开车时都没注意到你。是看到你摔倒，我才停下来的。”

二婶子惊讶地看着他。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人能帮帮我女儿就好了。结果没想到，路上遇到了你，反而是我帮了你。”老陈继续说，“那天回去后，女儿的烧竟然退了。我觉得…这或许是因为我做了一件好事。”

“您女儿后来怎么样了？”二婶子问。

“她很好，现在在加拿大当医生。”老陈笑了笑，指了指墙上的照片，“上个月刚回来看我，说是要接我过去住呢。”

二婶子也笑了，但很快又严肃起来：“陈老师，这饭您得吃。四十年了，我做梦都想着有一天能请您吃一顿饭。”

老陈看着饭盒里的菜，点了点头：“好，我吃。”

他们坐在小桌前，一个农村老太太和一个退休老干部，分享着那些家常菜。

“这萝卜干做得真好，有家乡的味道。”老陈说。

“是啊，我们那儿的萝卜，沙土地里长出来的，特别甜。”二婶子说着，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您也是我们那边的人？”

老陈点点头：“是啊，我是隔壁公社的。后来参军了，再回来就被分配到运输队。退休后才搬到这里，离女儿单位近一些。”

两人越聊越投机，仿佛不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而是分别多年的老朋友。

饭后，二婶子坚持要洗碗。在老陈的小厨房里，她发现了一个旧铝饭盒，和她带来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

“您还用这个啊？”二婶子有些惊讶。

“习惯了。”老陈笑道，“以前在部队，后来在运输队，都是用这个。”

二婶子洗完碗，老陈非要送她去车站。两个老人慢慢地走在街上，影子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你什么时候回去？”老陈问。

“今天晚上就回，明天还要喂鸡呢。”

老陈点点头：“要不，把电话留下，以后有事可以联系。”

“我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不过我儿子的电话我记得。”二婶子说着，把儿子的电话号码告诉了老陈。

在高铁站前，二婶子突然想起了什么，从包里掏出一个小布袋：“这是我们村的红薯干，您尝尝。”

老陈接过来，笑着说：“谢谢。下次，我去你们村看看，也尝尝你们那儿的萝卜。”

“好啊，好啊，我给您做一大桌子菜。”二婶子高兴地说。

两人默默地注视着对方。四十年的岁月，在这一刻似乎缩短了。

“那个，我先走了。”二婶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路上小心。”老陈点点头。

二婶子走了几步，又转身说：“那50块钱，我还是想还给您。”

老陈笑了：“行，下次你来，我一定收下。”

回村的路上，二婶子看着窗外的景色，心里想着：原来还人情，是这样的感觉。

她摸了摸口袋里的小信封，那里面还有那35块钱。但她已经不再焦虑了，因为她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笔钱，而是一段连接两个人生的纽带。

在高铁即将抵达车站的时候，她闭上眼睛，心里默默地想：谢谢您，陈老师。这40年来，我一直记得您说的话——“我们都是农村人，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是啊，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远处，村口的大柳树依然挺立，只是比40年前更加粗壮，枝叶更加茂盛。就像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谊，经过岁月的洗礼，反而愈发深厚。

老陈说，他会来村里看看。二婶子相信他会来的。到时候，她还会做那道拿手的萝卜干，还有红烧肉，蒸鱼…想着想着，她嘴角微微上扬，脸上的皱纹里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其实我知道，人活着，总要还一些东西。债是要还的，情更是要还的。二婶子等了四十年，就是为了这一刻的释然。那个小信封里的35块钱，对她来说，分量比金山还重。

村里的广播喇叭响起来，说是今年冬天可能会更冷。我突然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这么暖的秋天，要说起冬天呢？但看着二婶子远去的背影，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我想起了那个早晨，二婶子拎着饭盒走向高铁站的样子。那天早上其实挺冷的，她穿得不多，但走得很快，好像丝毫感觉不到寒冷。或许在她心里，早已迎来了一个四十年的暖春。

旁边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张高铁票价公示表，风吹得它”啪啪”作响。二婶子去省城的单程票价是68块钱，来回就是136块。

比那35块钱多出了很多。

但我想，这笔账，在二婶子心里，一定是值得的。

来源：荷叶聊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