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时候，我家隶属于青龙大队十六生产小队。生产队的保管室是乡亲们常常集聚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打谷子、晒麦子、撕苞谷、拣红薯、分粮食、擦农具、喝酽茶，还顺便拉家常，扯散白，说荤色段子，就如一大家人，其乐融融。
小时候，我家隶属于青龙大队十六生产小队。生产队的保管室是乡亲们常常集聚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打谷子、晒麦子、撕苞谷、拣红薯、分粮食、擦农具、喝酽茶，还顺便拉家常，扯散白，说荤色段子，就如一大家人，其乐融融。
青砖灰瓦的保管室，坐落在村东头的打谷场边上，门前两棵老槐树不知活了多少年头。夏天的时候，投下的阴凉能罩住大半个场院。屋顶上长着几丛倔强的瓦松，风一吹就轻轻地摇晃，像在跟路过的人打着招呼。那扇厚重的木门，永远挂着一把黄铜大锁，钥匙挂在保管员刘三爷的裤腰带上，他走起路来总是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像是在时刻警醒着乡亲们。
我七岁那年，第一次真正看清了保管室里的模样。那天，母亲被派去晾晒新收的玉米，我像一条小尾巴似的跟在后头。在保管室门开着的当口，我趁机钻了进去，立刻被里头的气味扑了一个满怀，陈年的稻谷香，新麦的甜味，农药的刺鼻，还有铁器生锈的腥气，这些味道搅合在一起，成了我记忆里最鲜明的生产队的味道。
刘三爷是一个驼背，脊梁弯得像一张拉满的弓，好像稍一用力，他的脊梁就会咯嘣一声碎断。他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得起了毛边。他见我在屋里转悠，非但不赶我走，反而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冰糖塞给我。“小兔崽子，别碰粮囤啊。”他说这话时，眼睛带着笑，脸上的皱纹像晒干的枣子一样挤在一起。
保管室靠墙的一角，立着五个大粮囤，苇席围成的圆柱体足有两人那么高，顶上盖着尖锥形的稻草盖。西墙边堆着犁铧、锄头之类的农具，铁器表面都抹着一层防锈的黄油。最引人注目的是屋中央的那杆大秤，黑黝黝的秤杆有我的胳膊粗，铁秤砣沉得我两只手都拎不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杆秤称过分给每家每户的粮食，也称过那个时代的重量。
刘三爷当保管员，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大家都称他“刘包公”。有一回，生产队长的侄子偷抓了一把黑豆喂牲口，被他追着跑了半个村子。最出名的是“一粒玉米”的事。秋收时，他在场院上发现一粒玉米，硬是守着不让扫场，直到找到是从哪个粮囤缝隙里漏出来的为止。村里人说，刘三爷的眼睛是秤做的，心里装着一本明白账。
保管室最热闹的时候，要数分粮的时候。秋收过后，会计拨拉了三天的算盘，把各家的工分折算成粮食。那天，保管室前的槐树下早早就排起了长队，女人们挎着箩筐，男人们叼着烟袋，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空气中飘着新米的清香，混着汗味和旱烟味，发酵成一种奇特的、属于集体的气息。
“张建国家，二百八十六斤半！”队长扯着嗓子喊。会计扶扶老花镜，在皱巴巴的账本上划了一道杠。刘三爷从粮囤里舀出金黄的玉米，倒进秤盘时发出了沙沙的响声。秤杆高高翘起，他又抓回一小把，直到秤星不偏不倚地停在准星上。这时，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杆秤，仿佛那不是铁打的，而是金子做的。
记得有一次分粮，李婶非说称给她的稻谷短了斤两。她叉着腰站在秤前，花白的头发丝里都冒着怒气。“我眼一没花二没瞎，明明看见秤尾巴往下沉了！”刘三爷不吭声，把稻谷倒回重新称了一遍，结果分毫不差。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也不嫌事多，不知谁说了一句“女人家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心眼小”，李婶当场就红了眼圈。
这时老支书来了，他摸摸秤杆说：“这杆秤是公社化那年打的，称过救济粮，称过公粮，从来没差过分毫。”说着，他抓了一把自家的稻谷添进李婶袋里，“这不是补秤，而是添福。”人群里响起笑声，李婶抹着眼睛也笑了。那天我忽然明白，保管室称的不只是粮食，还有人心。
腊月里，保管室会变成“保险柜”。各家的自留地收完，不少人把暂时不吃的红薯、花生存在这里。刘三爷在墙上钉了一排木橛子，每家挂一个布袋子，袋口用红绳系着，绳结的花样各不相同。王奶奶的绳结最复杂，她说这是祖传的“吉祥扣”，能守住福气。有一回下了大雪，保管室的屋顶漏了，刘三爷连夜把粮食转移到了仓库，自己的棉被却淋成了水帘洞。
土地承包到户那年，保管室突然安静下来。粮囤渐渐空了，农具也被各家领了回去。那把黄铜大锁，挂在门上越来越久，直到有一天，刘三爷开锁时发现钥匙转不动了，原来是锁芯生了锈。他蹲在门槛上磨了半天钥匙，突然用袖子擦了擦眼睛。那天的夕阳特别红，照得他驼背上的补丁像一块块伤疤在闪耀。
最后一次见保管室热闹，是分生产队财产那天。老槐树下又排起了长队，这次分的是犁铧、簸箕这些“公家伙什”。会计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不过这次算的是折旧费。刘三爷依然管着钥匙，但再没人盯着他手里的那根秤杆。分到后来，就只剩一些破旧家什，他忽然说：“给我留个搪瓷缸吧，用了十几年了……”话没说完，就被一阵紧蹙的咳嗽打断了。
后来，那间保管室就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有一次我带孩子回到老家，指着褪色的门框说：“这里以前称过全生产队的口粮。”孩子摸着门上的裂痕问：“那杆公平秤呢？”我一愣，立刻就想起了老支书说的“添福秤”，想起了刘三爷磨钥匙的背影。风穿过空荡荡的屋梁，仿佛有人在轻轻拨动着算盘珠子。
再后来，保管室的钥匙交到了村委会，但刘三爷直到去世前，裤腰上还挂着那一把磨得发亮的黄铜钥匙。下葬那天，钥匙和他一起入了土。有人说听见棺材落土时发出“当啷”一声响，不知是钥匙碰着了什么，还是风吹动了老槐树的枯枝。
那年秋天，村里最后那杆大秤被收进了民俗展览馆。标签上写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衡器”，没人知道它称过多少悲欢，也称过多少人心。我站在玻璃柜前，忽然清晰地记起那个午后，阳光穿过保管室的窗棂，照在浮动的小尘埃上，刘三爷往秤盘里添了一把粮食，说：“这回够福气了。”
保管室的窗台上永远摆着一个搪瓷缸，缸身上的红字“先进生产者”几个字已经褪了色。刘三爷用它喝了几十年的茶，在缸底积了厚厚一层茶垢。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换个新的，他摸着缸子说：“物件用久了就有灵性，知道主人的脾气。”后来我才明白，保管室于他也是如此。
实行责任制后的第一个春节，保管室破天荒地贴了春联。刘三爷自己写的：“一粒粮食千滴汗，万家忧乐在心头”。横批“仓廪实”三个字写得特别大，墨汁顺着纸纹洇开，像老树散开的根须。那天，他破例允许孩子们在保管室门前放鞭炮，飞溅的红纸屑落在那把生锈的大锁上，像是给它系了一条红围巾。
开春犁地时，村里的人突然发现，没人记得公家的犁铧放在哪了。大家不约而同来到保管室，却发现门锁着，刘三爷去县医院看病了。人们蹲在槐树下等着，有人说起三年自然灾害时，就是在这间屋子里，队里把最后半袋玉米面分成了二十份。老支书当时说：“要饿一起饿，要活一起活。”这话像一颗种子，在很多人心里长成了树。
三爷回来时已是黄昏。夕阳把老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枝丫在地上投出了细密的网，仿佛要兜住那些正在消散的集体记忆。人们看见他瘦小的身影，从田间小路上慢慢挪过来，裤管上还沾着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道。
“都在呢？”他咳嗽着摸向腰间，才想起钥匙在女儿那里。有人递来半块砖头，他摇摇头，从窗台裂缝里抠出一把备用钥匙，这个秘密他守了三十年了。生锈的锁舌弹开时，发出了老牛反刍般的声响。
二十多把犁铧，在暮色中泛着幽蓝的光，铁腥味混着防锈的桐油香扑面而来。刘三爷的手指抚过木把手上的编号，突然停在“7”号上：“这是1963年公社奖励的，犁尖还加了钢。”月光从瓦缝漏下来，照见铁器上“集体财产”的烙痕，字迹边缘已经模糊不清。
老支书突然蹲下身，从墙角稻草堆里翻出一个陶罐。掀开油纸，竟是半罐早已板结的化肥。“那年来得迟的几户，就是用它兑水浇的返青麦……”他的指甲缝里嵌着褐色的土，像埋着许多没说完的话。
人群中有抽泣声。李婶的儿子，现在已是种植大户，突然走到粮囤残骸前，抓起一把陈年的谷壳：“那年我娘病着，就是在这里领的救济粮……”谷壳从指缝间流下，在月光里像下了一场金色的雨。
刘三爷最终没按工分簿分配农具。他取下墙上的麻绳，把二十把犁铧的把手两两系在一起。“搭伙用吧，”他嗓子哑得像生锈的秤砣相撞，“地分开了，节气还在一块儿呢。”
后来那些犁铧真的成了搭伙的见证。张家的牛配上了李家的犁，王家的把手上缠着赵家的红布条。开犁那天，二十挂犁铧在朝阳下排成了长龙，泥土翻起的浪花里，沉睡多年的草籽纷纷发了芽。
如今，那根分犁铧的麻绳，静静地躺在村史馆的玻璃柜里。标签上写着“二十世纪农业生产资料”，而当年系绳的老人说，那是一条看不见的脐带，连着土地与人的血脉。
保管室的西山墙上有一道裂缝，年年扩大，像一条歪歪扭扭的蚯蚓爬在青砖上。刘三爷用黄泥糊过好几回，总敌不过雨水的冲刷。包产到户第三年，裂缝已经能塞进我的手掌。透过缝隙能看到里面，空荡荡的粮囤张着大口，蛛网在秤钩上结成了纱帐。
那年冬天特别冷，保管室成了流浪猫的避难所。我常见刘三爷佝偻着背在墙角放食碗，冻裂的手背上沾着玉米面。有一次我撞见他对着猫说话：“吃吧，当年这屋里堆的粮食，养活过半个县呢。”猫儿蹭他的裤腿，那把黄铜钥匙在寒风中轻轻摇晃着。
春节前村里大扫除，年轻人要把保管室改建成棋牌室。刘三爷蹲在门槛上磨了整天镰刀，突然说：“梁上还有东西。”人们搭梯子查看，竟摸出一捆发黄的账本，用麻绳捆得整整齐齐。1972年的账页上，还粘着一粒干瘪的麦穗，轻轻一碰就碎了。
账本事件后，保管室突然有了新的用途。老支书带着几个老汉，把当年分粮用的簸箕、斗升都找了出来，在墙上钉了一排木楔子挂好。粮囤拆下来的苇席重新编过，成了讲述集体生产史的展板。最显眼的位置挂着那杆大秤，秤砣用红布包着，像裹着的一件圣物。
开馆那天，刘三爷翻出压箱底的蓝布衫。钥匙早交公了，可他别钥匙的裤腰带还系着。人们发现墙上多了一副毛笔字：“仓廪实而知礼节”，字迹虽然歪扭却富有力度。王奶奶的孙女偷偷告诉我，刘三爷练了半个月，写废的报纸摞起来就有秤砣那么高。
小学生们来参观时，最爱听“一粒玉米”的故事。有孩子问：“现在超市大米随便买，干嘛计较一粒？”刘三爷不答话，从兜里排出三粒种子，玉米、小麦和稻谷。阳光穿过他龟裂的指缝，在地上投下了颤动的光斑。
新世纪的那个春天，保管室终于成了文物保护点。县里来的专家说这是集体化时代的活化石，还给门框刷了新漆。刘三爷蹲在槐树下看他们忙活，忽然指着房梁说：“那儿原来搁着抗旱用的水龙带，1962年救过三百亩水稻。”专家们赶紧记下来，却写错了年份。
清明前后，当年插队的知青组团回来。他们在保管室门前合影，争论着谁偷吃过花生种，谁的工分总是垫底。穿红裙子的女企业家摸着墙上的划痕哭了，那下面歪歪扭扭刻着“1978年7月16日”，是她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那天，刘三爷破例打开保管室，用公家的红纸给她包了一包喜糖。
刘三爷走得很突然。那天早上，他照例去保管室扫地，看见县里新换的铝合金门窗，愣了半晌。回家靠在藤椅上睡了，就再没有醒来。入殓时，他的女儿把黄铜钥匙放在他的手心，又轻轻取了出来，村里决定把钥匙放进展柜，让后人记住这把锁曾经守护过一个时代。
葬礼上来了许多陌生人。有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对着遗像直磕头，原来是当年偷黑豆的队长侄子，现在已是建筑公司的老板。他捐钱重修了保管室屋顶，特意嘱咐保留瓦松：“三爷说过，这是保管室的眉毛，不能动。”
秋风起时，新收的稻谷直接进了各家粮仓。但总有老人习惯性地往保管室方向张望，仿佛还能听见刘三爷的铜钥匙在叮叮当当地响。王奶奶的曾孙女在作文里写道：“太婆说，以前全村人吃一锅饭，钥匙就挂在三太公腰上。”老师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波浪线，并批注着：“写出了历史最生动的细节”。
那年冬天我带孩子回村，保管室正在办“乡村记忆展”。电子屏上循环播放着老照片，可孩子们都围在实物展台前，生锈的锄头、磨亮的秤杆、发黄的工分簿。最受欢迎的是体验区，城里来的小朋友轮流扛扁担，小脸憋得通红也挑不起装满沙子的箩筐。
我在墙角发现了那个搪瓷缸，摆在“老物件捐赠榜”的第一位。缸底的茶垢还在，介绍牌上却写成了“七十年代典型茶具”。玻璃柜里的黄铜钥匙闪着冷光，标签注明“二十世纪农村权力的象征”，没人提起它曾经温暖地贴着某一个老人的体温。
走出门时，夕阳正斜照在门楣上。那副“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对联褪成了淡粉色，倒是当年贴歪的“福”字还鲜红如初。风掠过打谷场上的荒草，恍惚间，又听见了沙沙的声响，不知是当年的稻谷在流淌，还是今日的野麦在摇头。
槐树老了，春天依旧在开花。雪白的花瓣飘进了保管室的窗洞，落在空置的秤盘上。一粒，两粒，渐渐堆成了小小的山丘。没有谁来称量它们的重量，就像没人能称出，一个时代在人心头留下的分量。（2025年4月26日写于湖北宣恩贡水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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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联平，男，1970年出生，湖北巴东人，笔名巴山异人、喳西泰，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2012年开始陆续发表文学作品500余篇，出版散文集《守望乡土》《诗意贡水》《乡土是捧老娘土》《四季在山水间流淌》《凡尘烟火气》等5部、文艺评论集《潮评两岸阔》《星垂“评”野阔》两部、短篇报告文学集《岁月如歌》、时评文集《平心而论》。 在中国作家网连载长篇小说《贡水人家》。《诗意贡水》获湖北省恩施州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来源：小蔚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