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行政令文本，这项政策旨在将美国的处方药定价与“其他发达国家”进行对标，要求制药公司向美国市场提供“最惠国价格”。即便算上药企折扣，美国支付的品牌药价格仍是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支付价格的三倍以上。
5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新闻发布会，介绍并签署了有关降低美国处方药价格的行政令。
根据行政令文本，这项政策旨在将美国的处方药定价与“其他发达国家”进行对标，要求制药公司向美国市场提供“最惠国价格”。即便算上药企折扣，美国支付的品牌药价格仍是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支付价格的三倍以上。
特朗普在行政令中指示，美国政府将30天内向制药商传达价格目标。美国卫生部还将建立机制，使美国患者能够直接从制造商处购买药物，绕过那些“中间商”。该行政令也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和商务部长采取行动，确保外国未实施蓄意且不公平压低市场价格并推高美国药价的行为。
降价计划不仅涵盖政府医保项目，还包括商业保险。白宫官员也表示，政府将特别关注“差异最大且支出最高”的药物。
专家指出，与特朗普的诸多行政举措类似，他的医药定价政策似乎又忽视了市场本身的规律。全球药品市场70%的药品利润来自于美国市场，特朗普的政策下，很多公司可能会选择拒绝降低在美国的药物定价，但退出利润微薄的海外市场。（财联社5月13日报道）
特朗普对美国处方药售价过高“开火”，最先破防的就是那些宣扬美国医疗成本很低的移民咨询博主。
当然，这些博主讨厌特朗普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毕竟特朗普政府不但推行了很严苛的移民政策和入境政策，而且这两项政策不同于关税政策，在美国国内其实比较受欢迎，巩固了特朗普的基本盘。这种情况下，未来即便3年多以后，民主党总统上台，也很难完全罔顾民意基础而松动移民政策、入境政策。
美国处方药售价为什么这么高，这个问题其实不同于处方药、原研药为什么价格高，虽然两个问题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能划等号。
处方药、原研药为什么价格高，原因在于，一方面，药企研发成本比较高，而且新药研发周期比较长，失败率比较高，开发成功的项目占比不高，所以需要将探索成本、失败成本摊入到新药药价之中。
另一方面，药企尤其是跨国药企并不愿意研发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甲型H5N1流感病毒、甲型流感病毒HIN1亚型、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等病毒、病原的药物、疫苗，但美国在内，世界主要国家往往会强迫企业这样做。这类药物、疫苗统称为医疗对策药品（medical countermeasures），虽然药企可以获得部分的补贴，但总的成本和开发风险都难以控制。
比如，政府往往会要求企业提高研发速度，但由此如果真的造成药物、疫苗出现质量缺陷，但承担责任的主体只有涉事企业自己。而所谓的医疗对策药品，如果价格定得过高，在主要经济体都会招致政府干预，也会被舆论口诛笔伐。不仅如此，如果这类药物要被纳入医保，还需要跟医保基金进行谈判。
此外，研发预防或医治造成疫情的病毒、病原的药物、疫苗，对于药企的公众口碑来说可谓费力不讨好。无论在SARS疫情期间，还是新冠疫情期间，药企费劲研发出药物，却往往招致连篇攻讦，甚至陷入无法自证的阴谋论处境，认为是药企自己泄漏、扩散甚至研发了病毒，然后拿出药物来“骗钱”。这种阴谋论在美国、欧洲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很流行。
最终，这造成了一个双输的结果，也就是医疗对策药品的研发投入精力有限，价格比较贵，但不算太离谱，质量品质总体堪忧。
但仅有这三项解释，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美国的处方药售价，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实际上，相较于欧盟，美国对于新科技、资本、企业的审查都更为宽松。比如，当初为了应对SARS研发的达菲，美国审批部门FDA给出的标准非常宽松，也就是要求其疗效优于安慰剂，但不需要优于现有药物。日本的审查逻辑与美国类似。但在欧盟，审批部门就以药物的临床意义，进行了多轮、反复审查。
换言之，美国的审查更宽松，而且还有更大的市场规模。按照经济学理论，这理应促成美国市场上的医药售价更低，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药企的价格策略。也就是财联社报道中提到的交叉补贴，也就是美国市场为跨国药企贡献了主要利润，而在美国以外的市场，跨国药企份额很低，定价很低，甚至亏损，所以需要用美国市场的利润来“补贴”诸如中国、印度、日本、欧洲市场的亏损。
但这个解释并不充分，或者说倒果为因，也就是说，这本身是跨国药企平衡风险、营收、成本以及不同经济体监管政策、医保政策的运营策略的展现，本身不是原因。
美国的医疗水平举世最高，医疗支出最多，政府事实上担负的补贴额最高，人均自负支出最高，但在发达国家中人均寿命最短，医疗满意度也最低。而20世纪中期以来，无论是民主党总统，还是共和党总统，都一直在致力于降低美国医疗支出成本，而奥巴马、克林顿等人任期内还发起了宏大的医保改革。不仅如此，美国还率先推行了借鉴工业制造业领域质量控制经验的按病种分值付费的医保/商业保险报销政策。
但各种规制、监管不断严密、强化，却诱发了相应的逃逸、变通。比如，按照病种分值付费的医保保险政策，本身无法适应病人病情多样化、复杂化而实际医疗成本无法准确预期的现实，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医院、治疗中心还是药企，就会想尽办法合谋在医保、商业保险付费以外，增加自负部分。
美国的药企竭力延长原研药专利期，其中手段包括互相起诉，实则相互勾连，变相延长专利期，这构成了利益共谋；药企通过起诉仿制药厂商，延缓仿制药上市，延长已失效专利的药品的高价收益期；将很可能面临仿制药厂商竞争的处方药，制作为喷剂、洗剂、乳膏，因为这些形式的药品的配方较难以复制。虽然医药、医保监管在强化，但借助院外游说以及旋转门机制，药企可以比较好地俘获审查者、监管者，从而使得医保改革、监管强化的同时，前面提到的疫情病毒药物以外的基本药物反而价格一路走高。
而美国的医院行业在20世纪后期不断从非营利机构转向营利机构，将医生处方、器械检查等职务营收与医生收入挂钩；医生如果许可中低收入医保客户获得个人免付、医保报销的待遇，其自身收入会受到影响。不仅如此，医疗机构获得咨询公司、医保公司的指导，全面调整了医疗服务流程中的价格安排，许多项目的收费变得几近离谱，同样的输血、输液、注射服务，会被划入不同等级，最高可能被收取数百美元甚至数千美元。
这些也表明，尽管此番特朗普政府力图降低处方药售价来创造政绩，但医药行业稳固的利益共同体，显然不可能因为一纸行政命令就轻易破解。此前，奥巴马政府的医改方案非但没能降低医药价格，就证明了这种利益共同体对于糊弄美国政府拥有丰富经验。当然，从政府效率部改革的经历来看，特朗普政府此举或许更可能是迎合选民情绪，并不是真的想要大刀阔斧、刀刃向内解决什么实质问题。
来源：渝川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