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宝山，1958 年 11 月 6 日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3 岁时父亲病逝，母亲改嫁后将他送到徐水老家，直到 13 岁才回到北京。这样的成长经历，使他性格孤僻，寡言少语。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有一个名字曾让整个社会为之震颤，那便是白宝山。他所犯下的一系列抢劫杀人案件，手段之残忍、影响之恶劣，至今仍让人谈之色变。

白宝山，1958 年 11 月 6 日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3 岁时父亲病逝，母亲改嫁后将他送到徐水老家，直到 13 岁才回到北京。这样的成长经历，使他性格孤僻，寡言少语。

文化程度不高的他，小学三年级便辍学，早早踏入社会。16 岁在街办酱菜厂当临时工，18 岁成为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的装卸工，原本看似普通的人生轨迹，却在他 23 岁时悄然发生了改变。

1983 年，对于白宝山来说，是命运转折的一年。当时他因盗窃、抢劫等罪行，被北京市石景山法院判处 4 年有期徒刑。这本就令他难以接受，然而后续的发展更是让他对法律和社会产生了深深的怨恨。

在服刑期间，他被揭发之前还有余罪，于是刑期被加判 11 年，最终执行有期徒刑 14 年。而这所谓的余罪，不过是一些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或许并不算是极其严重的小偷小摸行为。

比如 1982 年 12 月 17 日，他偷盗 3 书包玉米，被主人发现后用木棍还击致主人轻伤；还有伙同他人盗窃手推车外胎、电视机、工厂仓库内的阀门和圆木等。这些行为在当时的严打背景下，被从重处罚。服刑期间，白宝山的家庭也支离破碎，妻子与他离婚，带着孩子改嫁他人。

1996 年 3 月 7 日，白宝山刑满释放，本以为生活可以重新开始，可等待他的却是重重磨难。回到北京后，他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户口的办理。按照规定，刑满释放人员需要尽快办理户口登记，这是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的重要一步。

然而，当白宝山满怀希望地前往派出所办理户口时，却遭到了负责户籍工作民警的冷遇和刁难。民警告知他办理户口起码要等半年，面对白宝山的质疑，民警态度恶劣，甚至表示再问就要等更久。为了这个户口，白宝山前前后后往派出所跑了六七次，却始终未能办成。

在他看来，派出所的这种故意刁难，是对他的歧视，是不让他正常生活。“不给我办户口，这就是不让我生活。我只能去抢。我认为，派出所故意刁难我。”

白宝山后来在供词中这样说道。这种来自社会管理部门的不公正对待，极大地刺激了白宝山敏感而脆弱的神经，成为他走向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导火索。

在户口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同时，白宝山的生计也陷入了困境。由于有犯罪前科且没有户口，他四处求职却屡屡碰壁，没有任何单位愿意接纳他。为了生存，他无奈之下用在狱中攒下的一点钱进了一批小日用品，在街边摆起了地摊。

他试图通过这种最底层的方式自力更生，重新开始生活。然而，命运似乎又一次和他开了残酷的玩笑。没出摊几天，城市管理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将他所有的货物一锅端。

城管整治没有经营资格的小商贩，从工作职责上来说，或许并无不妥，但对于身处困境、一心想要重新做人的白宝山而言，这无疑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他的认知里，自打出狱以来，处处都受人刁难，社会已经不再有他的容身之处。

这种被社会抛弃的绝望感，让他心中的仇恨和不满如野草般疯狂生长，逐渐吞噬了他仅存的理智和良知。

在一系列的打击之下，白宝山彻底放弃了通过正常途径生活的念头，转而走向了一条充满血腥与罪恶的道路。在狱中时，白宝山就对自己所受到的法律处罚心怀不满，认为量刑过重导致了他家庭的破裂和生活的不幸。

那时，他便萌生了出狱后抢劫的想法。在监狱中，他通过结识曾在军事单位工作的狱友李清亮，学习了大量的枪械知识，并打听北京军事单位哨兵的值勤情况。

同时，作为外宿犯的他，利用牧民羊群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从牧民手中弄到了 3 包步枪子弹（75 发）和 50 发手枪子弹，并将子弹埋在水渠附近。刑满释放后，他挖出子弹带回北京，为实施犯罪做好了准备。

1996 年 3 月 31 日深夜，白宝山跳墙进入北京石景山高井热电厂，趁值勤哨兵身体不适呕吐时，持粗铁棍从背后袭击哨兵，抢走一支未装子弹的 “五六” 式半自动步枪，由此拉开了他一系列持枪袭军袭警案件的序幕。

此后，他为了获取短枪，于 4 月 7 日晚持枪袭击北京石景山装甲兵司令部值勤哨兵，虽未抢到枪，但开了两枪。4 月 8 日晚，在逃跑途中，他遭遇石景山公安分局防暴大队的巡逻车，竟向警察开枪射击，致使 3 名警察被击倒，1 名警察受伤，他则趁乱逃脱。

4 月 21 日深夜，在北京市丰台区八一射击场，他持枪杀害哨兵，抢走枪套（内无枪支）。1996 年 7 月 26 日晚，白宝山回到河北徐水老家，持抢劫所得的 “五六” 式半自动步枪，潜入驻徐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团弹药库哨位附近。

7 月 27 日凌晨，他向执勤的三名哨兵射击，造成一死一伤，并抢走受伤哨兵身上的枪支。

1997 年，白宝山逃窜至新疆，继续实施他的犯罪计划。1997 年 8 月 14 日，他伙同同伙吴子明，在新疆边疆宾馆持枪抢劫，抢得 140 余万元人民币。在抢劫过程中，他疯狂开枪，打死 7 人、打伤 5 人，手段极其残忍。

白宝山有着超乎常人的犯罪心理素质和反侦查手段。他作案后，常常会换身衣服，若无其事地回到案发现场附近，甚至与路人讨论案件，以此来混淆警方的侦查视线。

在新疆边疆宾馆一案中，他正是利用这种大胆的方式，取得了所谓的 “不在场证明”，一度让警方排除了他的嫌疑。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警方经过艰苦的侦查和追踪，最终锁定了白宝山。1997 年 9 月 5 日 19 时，4 名公安干警来到白宝山家中，以 “户口批下来了” 为由，让他跟着回所里办手续。

白宝山虽然隐约感觉到警察是来抓他的，但还是心存侥幸，借口回屋穿衣，试图摸枪反抗。

最终，在警方的果断行动下，白宝山被成功抓获。1998 年 3 月 3 日，白宝山被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98 年 4 月，白宝山被执行枪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回顾白宝山的犯罪历程，他的行为固然不可饶恕，给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但我们也不得不思考，在他犯罪的背后，社会环境所扮演的角色。

户口办理过程中的刁难，让他失去了重新融入社会的希望；生活中就业无门，摆摊又被城管没收货物，使他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这些来自社会层面的因素，与他自身性格中的缺陷和对法律的错误认知相互交织，最终酿成了这一系列人间惨剧。

这一案件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在对待刑满释放人员等特殊群体时，如何给予他们公平、公正的对待，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避免因社会的冷漠和歧视而导致他们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是值得我们深思和不断改进的重要课题。

来源：文史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