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十余年来社会认识论研究分别在国内和国外的学术界得到了充分发展。以“规范性”和“分析性”为特征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分野了国外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两条道路，并以迥然不同的研究风格演绎了知识的社会维度。围绕“社会认识”的根本定义，国内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主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

摘要：四十余年来社会认识论研究分别在国内和国外的学术界得到了充分发展。以“规范性”和“分析性”为特征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分野了国外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两条道路，并以迥然不同的研究风格演绎了知识的社会维度。围绕“社会认识”的根本定义，国内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主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表征为“认识社会”与“分析知识”的两种研究理路共同主导了该研究领域。伴随着当代人类社会对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深度渴求，有关“知识生产”的“数智—实践”问题对于未来的社会认识论研究来说愈发重要，而社会认识论与认知科学融合所引发的“数据知识”生产范式也将成为未来主要的知识生产方式。由此在“数智—实践”当中考察科学知识的生产、理解公共知识的生成，就衍化为未来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和挑战。

关键词：社会认识论 历史图景 数智—实践 数据知识生产范式

作者尤洋，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太原0300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5年第1期P99-P109

责任编辑：李潇潇 王志强

马克思曾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社会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换句话说，社会是“人的真正共同体”的理解是对社会的合理的本质规定。知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而实践是知识生产的途径。“知识生产”是现代社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随着当代人类社会对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渴求，有关“知识生产”的“数智—实践”问题变得愈发重要，相应地以“知识生产”为目标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变得愈发突出。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关注并回顾了四十余年来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历史图景，特别是对国内外社会认识论的发展研究给出详细评价，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正面临的知识生产范式的“数智—实践”变革。文章指出当代数智技术的发展与社会认识论的融合所引发的“数据知识”生产范式不仅给传统的人类知识生产实践带来重大变革，而且必将创造和产生出新一代的知识生产潮流和知识生成挑战。

一、四十余年来国外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发展评价

“社会认识论”这一概念术语第一次出现是在1952年，但其真正为人们所关注是在20世纪80年代。目前有关社会认识论的国外研究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强调以“知识”为研究对象，或关注“知识”的生产与分配，或聚焦于“知识”的辩护与传递。前者定位于“知识的政策制定与认知活动的组织”，也因此社会认识论主要关注于知识生产过程的组织，以及认知劳动的分配如何被建立以达到确定的目标；后者挖掘并强调了知识固有的社会属性，因使用了传统的知识论分析方法，更类似于一种分析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具体如下。

（一）国外社会认识论的出现

美国图书馆学家杰西·谢拉（Jesse Shera）和玛格丽特·艾甘（Margaret Egan）应该是“社会认识论”这一术语的最初使用者。谢拉和艾甘在《文献学理论基础》一书中赋予了社会认识论的原初理解，即“关于过程的研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这些过程寻求达到一种与全部环境——物理的心理的和知识的——相关联的理解和认识”。但是何为“过程研究”，“社会如何通过过程形成关联理解和认识”，这些重要的内容始终是模糊的，相关定义直到1970年谢拉的《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才明确了“社会认识论”的概念界定。谢拉提出“社会认识论是社会中知识的研究……这门学科的焦点关注于全部社会构造中的各种交流思想的生产、流动、结合与消费”。正如这个概念所表明的那样，社会认识论是社会中的知识研究，关注的是知识的生产与消费实践，从这一理论基底来看社会认识论从诞生伊始就呈现为或者说就是知识的元理论研究，它强烈的适用于那些以知识生产为目标导向的学科与领域，无论是20世纪的图书馆学还是当今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科学，这些都将是它的理论场与问题域，而这一鲜明特征恰是50年后我们仍然强调和重视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核心所在。

（二）国外社会认识论的发展

社会认识论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最核心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认识观念的转变，即从“孤独的认知者”到“知识的社会维度”。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以个体为认识论研究对象的趋势得到了强化，尤其是笛卡尔将认识论研究中“孤独的认知者”这一形象正式确立下来。由此，知识的出发点是一个人思想的全部内容，一切知识与真理探索，都应当以“我”的中心立场出发，而无需考虑其他因素。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间的“后现代主义”运动，直接向传统认知论中推崇的真理、理性以及可靠性概念发起批判。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知识建构论、罗蒂对“镜式真理”的颠覆以及对传统真理观的抛弃都在这一过程中消解了“孤独的认知者”形象，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知识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在社会语境中辩护、在社会话语中传递。由此，探究“知识的社会维度”成为更有张力的知识论研究开始变得更为时尚，而这“为认识论的社会化研究开启了大门”。从这个时期开始，社会认识论正式成为一个建制领域同时也是最热门的研究领域，“它既关注于集体信念、知识分配等问题，又关注于非社会性的认识目标的促进、真理的追求以及被各种社会过程和制度促进和阻碍的集体信念辩护，毫无疑问，社会认识论在哲学中正变得越来越突出。”“社会认识论是哲学的新增学科，基于很多原因它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它的问题和领域还是新鲜的和处于快速变动中，对这个领域的贡献很有机会塑造它的未来”。

至此，社会认识论作为一种知识政策研究和哲学认识论研究，其基本含义和域面变得愈发清晰和明确。以1987年《综合》这本哲学期刊在其特刊中对以社会认识论为标题的七篇论文的探讨为标志，拉开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序幕。随着同年劳特里奇出版社以《社会认识论：知识、政策和文化的刊物》（Social Epistemology: A Journal of Knowledge，Culture and Policy）为名的刊物正式出版，以社会认识论这样一个术语为研究标题的研究领域正式形成，从此社会认识论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正式形成并很快成为显学，受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普遍关注。受其鼓励，同时也因为对该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有异议的哲学家很快就在2004年创刊了社会认识论的刊物，并将之命名为《认识：社会认识论的刊物》（Episteme: A Journal of Social Epistemology）,该刊物更多的将认识论研究与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联系在一起，促进了社会认识论的哲学化与专业化。正如两份刊物名所显示的那样，社会认识论的研究由此形成了分野，两种迥然不同的研究风格主导了这一研究领域。一种是作为经典分析认识论延伸的分析社会认识论（Analytic Social Epistemology，ASE），另一种是受到后现代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启发的规范社会认识论（Normative Social Epistemology，NSE）。具体如下。

1.“规范的”社会认识论研究

斯蒂夫·富勒（Steve Fuller）认为社会认识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认知活动的问题。因此，社会认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认识论的规范性研究与知识社会学的经验性研究，它将主要关注于知识生产过程的组织，以及认知劳动的分配如何被建立以达到确定的目标。在这一视角下，社会认识论者就是一种知识政策的制定者，能够在认知劳动分配上对认识活动的改善提供出必要的和富有意义的指导。换句话说，社会认识论应是一种规范性的研究。通过对规范问题的系谱学解释，富勒追溯了认识论规范如何出现以及如何得以维持，并明确了规范是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而非先验的抑或是概念性的分析产生出来的。相应地，当富勒在论述他的认识问题时，使用“规范”并应用在追求知识的实践上。当然，他的关注点更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实际地生产知识，而不是应该如何理想地生产知识，比如，通过经验性研究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些“规范环境”的细节，并将这些细节应用于如何组织我们认知劳动的中心问题上。

2.“分析的”社会认识论研究

如果说传统认识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确立“知识就是获得辩护的真信念”的话，那么社会认识论的难点则在于如何理解“知识的社会属性”，特别是当这一视野置于分析的研究方式下。无论是埃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提出的求真社会认识论还是菲利普·基彻尔（Philip Kitcher）提出的“最小化的”社会认识论研究，本质上都是分析的社会认识论研究，相应地都侧重于使用传统的知识论分析方法应用于知识问题求解。也因此，用“分析”去做“知识辩护”的思想开始演化并生长在知识的社会属性研究之中，这其中最核心的议题当属“他人话语是否可以算作知识”的讨论。他人话语，也被称为陈词（Testimony）, 这是当代知识论讨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探讨主题。陈词研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试图传递出的是一种话语与知识间的普遍联系,试图揭示出的是一种为传统认识论所长期忽视或者隐藏于其背后的一种知识认识。因为陈词既是一种文本，更是一种日常生活语言，也因此其天然地适合于分析的方法，使用分析的方法讨论对他人话语的辩护就成为一种自然选择。相应地，对陈词辩护是否可以或需要还原为其他的认识来源问题上就衍生出整体还原论、局部还原论以及反还原论的不同主张，除此之外，一个新的被称为“传递问题”的话题讨论开始出现在分析的社会认识论当中。简而言之，“传递问题”就是指陈词交换过程中，说话人的信念以及某些认识属性，是否从说话人那里传递到了听者那里。由此，围绕陈词传递的定义、条件和内容研究得到了更多的研究。比如，条件研究主要关注陈词传递的充分条件是什么、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内容研究讨论了传递的内容是什么、是知识还是信念，传递过程中知识内容是否得到增加还是减少，传递过程中辩护是否也得到传递。显而易见，此类问题本质上都是传统知识论分析方法的延续，这一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将他人话语而非自我知识引入哲学特别是认识论当中，更为重要的是分析方法对于社会认识论的成功运用，无疑极大地拓宽了当代认识论的基础研究道路。

二、四十余年来国内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发展评价

有趣的是，国内对于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同样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与西方社会认识论研究理路不同，国内社会认识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刻画了强烈的理论烙印。“当我们党提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我们如何转向研究认识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活动，认识其特点和规律，并如何深入探讨和展开研究？不少学者认为，这十分需要‘社会认识论’来进行指导；社会认识论是认识社会活动的、高层次的反思科学，需要对诸如初级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包括这个时代的社会活动的结构、阶段、过程、功能、规律等推出一套较完整的科学理论，指导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更需要社会认识论”。

大体来看，如果以时间线索作为划分依据，那么可以用2000年前后作为一个较为明显的划断时点。如果以研究对象作为划分依据，那么国内社会认识论研究也大致可以划分为两条进路：一条进路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认识社会”的社会认识论；另一条进路是以“知识”为研究对象，也就是“分析知识”的社会认识论。前者的“社会认识”概念可被理解为“以社会为对象的认识”，主要分析社会认识活动与过程；后者的“社会认识”则强调了“以知识为对象的认识”，更多分析了知识的社会维度与规范性。具体来看，国内的社会认识论研究至少在不同时期存在着几条不同认识。

（一）“历史辩证法”的社会认识论研究

“列宁指出，‘辩证法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言而喻，历史辩证法也就是社会历史的认识论”。“长期以来我们很少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看待和研究历史辩证法。” 张曙光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历史辩证法是作为社会认识论存在的，二者是同一的。无独有偶几乎同一时期，苏联哲学家鲁特凯维奇在《辩证法与社会学》中明确指出“辩证法是社会认识论”，他认为“辩证法在社会认识中的认识论职能，总的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性……一切认识论的问题同样也是社会意识的问题。这里我们要论述的仅仅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关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在社会认识中的相互关系”。也因此，通过阐述历史辩证法在哲学中的革命变革的作用时，也就明确了社会认识论的意义，也就从根本上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和社会问题，包括主客关系对物质的社会关系以及精神的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

（二）“社会认识方法”的社会认识论研究

作为“社会认识方法”的社会认识论研究主张“研究人们认识社会现象、过程和本质的一般方法论原则”，这一思想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景天魁研究员提出。按照这一理解，社会认识论就演化为社会认识的方法论，正如其在《社会认识的结构与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所述，“社会认识方法论是包括哲学、科学和技术认识方式以及人文认识、日常认识在内的各种认识方式的系统综合：研究社会认识的一般特征和途径，社会认识方式的层次和结构，处于不同层次的认识方式的实质和相互关系，揭示社会认识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发展过程，从而探讨它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性。”

（三）“认识社会”的社会认识论研究

1989年的全国首届“社会认识论”学术研讨会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思想、达成一致的研究方法，但至少围绕“社会认识”这一概念提出和讨论了三种理路：即社会性的认识、以社会为主体的认识、以社会为对象的认识。这其中，又以欧阳康教授为代表，强调社会认识论就是以社会作为对象的认识，探讨了以社会为认识对象的认识活动及其规律。

欧阳康教授认为社会认识论应该是关于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的研究，“社会应该是认识的宾语、对象或客体，‘社会认识’就是‘认识社会’，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认识’一词不仅是动词，也可做名词。作为名词，‘认识’与‘知识’‘观念’‘思想’等概念具有等价的意义。这样，‘社会认识’又可解作‘关于社会的知识’，或‘以社会为对象的知识’”。当然，无论是“对于社会的认识”还是“关于社会的知识”都应该是“社会认识”，前者侧重认识社会的活动，后者更侧重认识社会的结果，但纵观欧阳康教授的思想，可以看出他更多的是选择了前者，也就是“对于社会的认识”，正如所述他将“在‘认识社会’或‘对于社会的认识’的含义上使用‘社会认识’一词”。‘社会认识’一词既不是专指具有‘社会性的认识’……也不是指由社会层面的主体所进行的一切认识……而是专指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及其结果，和社会总体通过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而实现的自我认识。” 因此，可以把这种社会认识论看成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的学问，侧重对“社会”的理解，将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研究结合起来，分析社会认识活动与过程。

整体来看，上述三种社会认识论研究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土化研究成果，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地方性（local）研究色彩，代表了改革开放后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独特性认识和理解，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社会活动、社会结果的综合考察和运用，正如欧阳康教授所述“我国的社会认识论在其研究的初期，是在不了解国外的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情况下自己提出和展开的。从已经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国内外的社会认识论研究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这一研究一开始就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中相对独立地展开的，因此，在同样是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名目下，实际上有着不同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国内的学者在社会认识论的名称下也有不同的研究思路。”

（四）“分析知识”的社会认识论研究

正如其上所述，国内的社会认识论研究确实在社会认识论的名称下有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思路。与前面两种“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社会”的社会认识论研究相比，“分析知识”进路的社会认识论研究更加聚焦于“知识”研究，侧重于知识本身的社会属性与社会维度并以此探析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旨趣。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经历了对国外研究的引介、接受与发展。

1.对“分析知识”的社会认识论“引介性”研究

国内在21世纪初开始较为系统的引入国外社会认识论研究思想，其中尤以史蒂夫·富勒的研究最先为国内所了解。在此之后，更多的引介性文章开始频繁出现，展现了国际上对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全貌。在这一过程中，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社会认识论研究内容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特别是社会认识论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知识的社会维度。对于国外重要的研究学者如史蒂夫·富勒、埃尔文·戈德曼、菲利普·基彻尔、弗雷德里克·施密特等人的思想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相应地对于其思想研究的基础形成更多的分析与批判。

2.对“分析知识”的社会认识论“接受性”研究

分析的社会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对于知识的“社会维度”进行辩护。从21世纪初的十年起直至最近，国内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就是对知识的社会维度进行分析研究。一方面，国内社会认识论研究开始基于知识论体系有意识地脱离“认识社会”的传统理路并逐步地走向了“分析知识”的新理路，表现为社会认识论的研究域面逐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外国哲学或者科学哲学，这一特征在最近的十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方面，以“知识”为对象进行社会因素的分析成为了此一时期知识论研究的新特征。传统知识论中对个体的知识研究更多地被以集体为知识生产主体的研究所取代。相应地在此一时期，围绕知识的陈词辩护、集体性知识的理解就深度拓展了传统认识论的研究范围，甚至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知识论研究的颓势。由此，知识的范围得到了扩大，知识的社会维度就在知识的内外两个层面得到了强调，并由此揭示出一个重要的认识：即不仅知识的产生依赖于知识本身的社会属性，知识的获得与传递同样依赖于知识主体的社会互动。

3.对“分析知识”的社会认识论“发展性”研究

社会认识论是关于知识的社会维度的研究，但这样的理解始终被搁置于狭小的知识论层面上，无法在更加宏大的视角下被加以分析和对待，直到社会科学哲学的迅速兴起。事实上，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作为一个活跃而又激动人心的哲学研究领域是研究社会认识论所无法忽视的重要背景。社会科学哲学，“是对社会科学的逻辑、方法和说明模式进行研究的学科，它是围绕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问题而形成的，并以社会科学实践的理性重建为基本旨趣”。社会科学哲学将社会认识论视为一种对知识生产实践进行反思的元理论研究，其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社会科学哲学强调了“知识的社会转向”或者说“认识论转向”，由此知识的社会维度就被嵌置于社会当中，如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所述“知识是通过社会而构成的，这就意味着，通过社会，更为有效的知识也将成为可能”。社会科学的逻辑方法与知识生产、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与生产实践就天然地成为社会认识论研究焦点和问题。因此可以认为，社会认识论就是社会科学哲学的知识元理论和经验纲领。通过社会认识论研究重审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更加有效的知识获取将得到辩护与建立，而这对解决科学知识的大众合法化问题、理解与解释科学知识与公共知识的对话桥梁，具有深刻的奠基性意义。

三、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数智—实践”未来趋向评价

要研究知识，就必须研究取得知识的过程，即认知过程。当代认知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伴随着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迅速兴起，认知科学成为当下引领人类未来的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它不仅关涉到心智（mind）和智能（intelligence），而且以跨学科研究的方式探索了包含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语言学和人类学。这种新的认知方式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合成的、不断进化的生命形式，更给传统的人类知识生产实践带来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述了知识是生产力的本质要素，由科学知识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看到了一般社会知识在改造社会生产力中的重大作用，并高度重视作为知识范畴的科学技术，详细论述了科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当下科学技术的前沿潮头就是数字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在数智技术上的人类知识生产正在超越历史上的一切时期，所生产出的知识数量总和也远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丰富。由此，强调知识生产的“数智—实践”变革就是当下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而社会认识论与认知科学融合所引发的“数据知识”生产范式也将成为未来的主要知识生产方式。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社会认识论的“数智—实践”趋向与传统的国内外研究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复刻或推进。与前述的国外路径来看，特别是与“规范的”社会认识论相比，新的社会认识论路径尽管重视“知识生产过程的组织以及认知劳动的分配”问题，但它并不执着于“规范性”这一概念。即便与“分析的”社会认识论相比，新的路径强调的往往并非具体命题的分析与信念的辩护，注重的更多的是知识的相关性而非因果性。最后，与“认识社会”的社会认识论相比，新的路径强调的是知识生产而非认识社会，或者可以认为是数智时代下的知识生产研究。当然，新的社会认识论路径并不排斥规范性和分析性，甚至在未来当知识大厦得以建立后还会在具体的视角下使用分析方法和规范方法去审视知识命题和知识传递。因此，有理由认为社会认识论的“数智—实践”既不是简单的原位推进也不是所谓的替代整合，它更像是其创始人谢拉所提倡的一种原初意义上的知识生产、流动、管理和消费的技术性呈现，或者说数智时代下的“知识复归”。

（一）知识生产“数智—实践”与社会认识论的融合

传统知识论主张“知识就是获得辩护的真信念”，这种定义被称为知识的三元论证。尽管埃德蒙德·盖梯尔（Edmund Gettier）在《获得辩护的真信念是知识吗？》一文中就三元论证发出挑战，但相较而言，在知识论领域中知识定义大体上就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克劳德·香农（C.E. Shannon）在信息论视域下又将知识定义为“结构化的信息”，由此知识被定义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结构化信息”。无论是“获得辩护的真信念”还是“结构化的信息”，这些定义都建立在个体是知识生产主体的共同前提下，直至社会认识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横空出世。知识的生产主体可以不是作为单个人的个体，知识的生产、传递、辩护以及实践各环节具有且应该具备强烈的社会性或者说社会维度。这一点是国内外社会认识论已经论证完备和解释清晰的核心观点。如果说，知识生产的主体可以是作为人的集体，那么同样汇聚了知识生产集体性的数智技术也可以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而呈现。

与人类集体基于经验和协作进行知识生产不同的是，数据知识是通过计算对数据进行组合，通过模型训练和参数调整而生成的。准确地说，未处理的数据还不等于知识，毕竟“数据要被信息化后才能成为信息，而信息要被知识化后才能成为知识。人工智能将数据和信息这些要素纳入对知识的理解，使得哲学知识观获得了另一个视角的展开，并得到了新的印证和丰富”。但是，当数据被加工处理后，特别是经过了系统的算法处理后，此时的数据将转化为一种知识或者说是数据知识。因为此时的数据被赋予了意义，而后者要么是作为操作者的个体判断和信念进入知识生产过程，要么就是在社会互动与交换之中出现的，没有意义的数据将不能进入数据知识生产体系当中。从这一视角来看，数据知识至少需要拥有数据和意义，二者共同作用确保了数据知识生产的合理性与规范性，而这也奠定了知识生产“数智—实践”与社会认识论的融合基底。

从数据一端来看，数据知识的生产主体是互联技术，也因此数智技术的知识生产先验地具备集体性，不仅仅数据的训练与生成是一种集体协作的结果，甚至AIGC模型的底层架构都是来自集体知识的产物。从意义一端来看，如上所述数据知识的意义来自社会互动、依托于社会互动、赋能于社会互动。因此，有理由认为数据知识就是一种集体性的知识，数据知识本质就呈现为集体性知识的本质。这一认识的转变意味着，在定义数据知识生产范式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审视新技术形态下社会认识论的新形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性以及数据知识可以嵌入社会认识论的知识构成与演化趋势当中。因此面对数据知识生产可能带来的知识浪潮和对传统知识论的挑战时，站在当下的时代技术的时点上，重新审视社会认识论的发展趋势与知识生产“数智—实践”边界就成为社会认识论研究面临的最重要思考。

正如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说，“信息技术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它已经生成了全新的社会存在，建构出一个全新的直观世界。”以计算机、网络、通信手段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以及以ChatGPT、Sora、AIGC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形成了知识生产的“数智—实践”变革，基于新的“数据知识”生产范式，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就完全有理由纳入认知科学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并于此接受所引发的强烈知识生产、传递的社会冲击与融合。这不仅对于知识生产的社会主体或是社会维度研究来说具有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更重要的是以数智技术为推动力，社会认识论的发展将进入全新的时代并获得强大的力量。综上所述，知识生产“数智—实践”引发的知识生产变革及数据知识的兴起，将再度改变知识生产范式，原有的知识生产范式所主张的“知识在个人和组织之间的社会互动中产生” 将进化为“知识在数据与生态之间的社会互动中产生”。

（二）“数智—实践”变革与数据知识生产范式的挑战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评价呈现了新的方式和特点。人工智能革命与数字技术的背景下，原本仅仅提供网络信息的搜索引擎，变为具有预测能力和提供知识的通道和出口；原本仅仅作为产生短视频的社交平台，成为当下信息传播与复制的巨大“门控通道”。所有这些源自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手机、海量存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突破性产物，在极大地提升了生活便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促进公众知识数量急剧增加。作为结果，以“数智—实践”为内容、以数据驱动为特征的信息时代科技进步产生了更加海量的信息与知识，知识生产的实践摆脱了既有的知识生产桎梏，也因此新的知识生产的“数智—实践”在引发巨大变革的同时呈现出信息时代下的全新特征：

其一，便捷性。与传统的知识生产范式相比，数据知识生产范式的产生途径要更加便捷，甚至不再局限于“专家知识”或“专长”，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完全可以以一种更加轻松的方式产生出一段相当不错的文字描述或完成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困难任务。其二，自动化。与传统的知识生产范式相比，数据知识生产范式的产生过程更加自动。数据驱动的知识生产将突破人类智能的限制，甚至以人类不可能发现和想象的方式进行知识生产，正如格雷戈里·惠勒（Gregory Wheeler）所说，数据知识就是“人工智能对事物间隐蔽的相关性的发现和掌握”，而多数情况下自动化的知识生产发生在人类无法快速准确的处理和理解情况下。

显而易见，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未来趋向和理论面对将是在一种更大规模的数字化社会分工与智能化人机合作的基础上孕育出的集体性知识。事实上，在当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规模爆发前，上一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技术已经在知识生产途径上改变了知识生产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维基百科。与传统知识库都是由专家负责编写不同，维基百科的信息是由全球超过三千万的匿名志愿者合作编撰而成。根据维基百科的编辑规则和审核机制，它允许大众广泛参与且平等地对任何知识条目进行编撰，而这样的编辑从开始到最终上线只要几分钟。维基百科带来了一种匿名合作、集体生产知识的新方式的同时从认识论上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看待这种知识的可辩护性、特别是如何理解其所引发的认识平均主义模型以及弱化的专家作用。事实上，上一代通信技术萌发的认识平均主义正在新一代“数智—实践”变革下继续演化，并在当前这个充分技术化的世界中构建一种数据知识生产范式，其将引发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民主化，有关知识的透明性、层级性与平均主义的挑战更甚前代。

其一，知识透明性的挑战。传统的知识生产过程以人为主导，知识生产过程是透明的，主客体都能够充分理解知识的生产过程，并根据需要解释传统知识生产范式的知识结构与辩护。但在“数智—实践”变革下，新的社会认识论将是一种数据知识的生产范式，知识生成主体不再是人而是类似ChatGPT、Sora等AIGC人机混合体，其显著特点将是知识生产过程的不透明，即便是制造它们的工程师也在多次算法的迭代下无法准确理解底层变量和隐藏层数量，最终知识的生产过程相对于传统知识生产范式来说更为复杂和抽象，对其可靠性和准确性的判断也变得更难，人只能对其生产出的知识被动的接受。

其二，知识层级的挑战。在“数智—实践”变革下，新的社会认识论将是一种数据知识的生产范式，数智赋能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掌握能力近乎“百科全书”，其“输入问题+输出答案”的知识生产方式将为用户提供几乎现成的知识，这种便捷的获取方式叠加人类追求安逸舒适的特性，将加深人们对“数智—实践”知识生产范式的依赖，随着这一趋势的持续优化和累积，数据知识生产范式下生产出的数据知识成为新时代知识权威和“数据神话”。也因此，未来知识层级的结构就将发生显著的变化，现有的“公理知识—科学知识—经验知识”的三级结构将会演化为“公理知识—数据知识—科学知识—经验知识”的四级结构，数据知识将超越科学知识和经验知识跃升为人类知识生产的主要层级。

其三，知识平均主义的挑战。当下的认识论的典型特征就是知识的精英主义，专家在知识获取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新的社会认识论将产生出一种数据知识的生产范式，而数据知识的出现与数据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将演变出异化的图景：即未来的人类将更多地向数智技术而非专家寻求答案。“向人工智能发问”而非“向专家发问”可能就会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这在带来人类获取知识难度降低的同时，也带来了知识平均主义的挑战，甚至过分依赖数智技术将引发人类创新能力的降低，从而带来更大意义上的危机，毕竟“对于人工智能的过于依赖，过度依赖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会阻碍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等技能”。

综上，数智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知识生产结构的巨大变革，在促进了知识生产数量巨大提升的同时也引发了当代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旨趣转变。无论是当代科学知识的生产实践，还是更加广泛的公共知识的生产实践，都将处于数字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视野下加以看待和观察，并在具体实践当中考察知识生产，在实践之中理解知识生成。而从图书馆学中诞生出的社会认识论也将真正地从其创始人谢拉的《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思想转变为数字智能技术下的知识生产实践研究，从而实现“全部社会构造中的各种交流思想的生产、流动、结合与消费”的原初理念。也因此，当代社会认识论研究要高度重视和强调知识生产的“数智—实践”变革，而社会认识论与认知科学融合所引发的“数据知识”生产范式也必将创造出新一代的知识生产潮流和知识生成挑战。

结语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高层次是通过实践改造世界，在信息技术主导的知识经济中，这样的实践更多的表现为“数字智能的知识生产实践”或者说“数智—实践”。当代中国的科学实践和社会实践强烈呼唤着中国式现代化和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认知科学的发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者提供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鲜活依据，更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崭新视角，正如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莫伊舍·普殊同曾述的那样“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认识论被激进化为社会认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对变化中的社会结构以及理解当下世界和行为规范的数智实践进行分析，亟待对知识生产范式变革与数智技术的全新关系进行社会认识论式的探索，一方面全面回顾四十余年来国内外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历史图景与当代发展，另一方面站在当代认知科学与技术的前沿视域下展望未来社会认识论的发展趋向，深度把握新科技革命带来的认识论变革，从而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生产力的先进性的同时，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认识论与认知科学的融合，而这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体系，无疑具有重要而积极的学术价值。

来源：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