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吃派饭的那户人家，一家四口，都是成年人。大伯、大娘应该有 50 多岁，他们有三个儿子。除老大娶了妻分家另过之外， 老二 30 出头，老三也 20 多岁了，均未成婚，跟父母住在一起。
一：劳力多，但日子依然不好过
我吃派饭的那户人家，一家四口，都是成年人。大伯、大娘应该有 50 多岁，他们有三个儿子。除老大娶了妻分家另过之外， 老二 30 出头，老三也 20 多岁了，均未成婚，跟父母住在一起。
这一家四口，有三个整劳力，按说日子应该好过，但实际不然。 大娘身体不好，从不下地干活。她家屋里有纺车，有织布机，但我很少看见大娘纺纱织布，可能是体质太弱，不能劳累吧。他家看上去很穷很穷，黑洞洞的房间里，只有一盘炕，炕上的铺盖也简陋不堪。这个家庭给我的感觉是凄凄凉凉的，一点热乎气都没有。
我在他家吃派饭的时候，正是青黄不接的早春季节。吃的是白薯面窝窝头，喝的是白薯面稀粥，配一碗萝卜条咸菜。为了照顾我，大娘把一只小木凳让给我坐，大伯和他的两个儿子就靠着墙根蹲在地上吃饭。
我发现村里一般家庭都有自己的院子，而他家没垒院墙，是敞着口的宅子。
一个四口之家，三个壮劳力，干一年活所挣得的工分，扣除粮食款以后，所剩无几。两个儿子都该娶妻成家了，却因为太穷，没有人上门提亲，打光棍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这个家，全靠能干的家庭主妇
同队的曼儿15 岁，是个相貌俊秀、手脚麻利的姑娘。她家五口人，有父亲、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父亲 40 来岁， 是壮劳力。母亲不常下地，但在家里却是个闲不住的人。
曼儿的弟弟妹妹在村里上小学，曼儿在队里拿六分工，全家才一个半劳动力，按说，日子不会多好过。但看上去，她家的日子过得还挺有“热乎”气儿。
婶婶会安排日子，我曾看见，她家中午是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而到了晚上，一家人喝粥。那年月，干稀搭配才能保证不断顿。孩子们穿的都是自家织的粗布衣服。婶婶心灵手巧，她织出的条格布纹路细密，颜色好看，衣服裁剪也合体，孩子们走出去都挺体面。
婶婶喂着一群鸡，下的蛋不给人吃，送到供销社换孩子们学习用的笔和本，换盐换油，换毛巾肥皂。
婶婶的勤快无人可比，秋后分到家的棉花棵子，一般人家就烧火做饭了，但我亲眼看见她在成堆的棉花棵子里，仔细寻找那些未开苞的花蕾，用手抠出里面湿涩发黄的纤维，她叫“黄花”， 我问：“这样的黄花能做什么？”婶婶说：“晒干了，也能纺成线，就是绒（纤维）短，织出来的布不好看，用来做被子褥子没问题，烧了怪可惜。” 婶婶每天除去做饭时间，不是纺线，就是织布，两只手没有停歇的时候。分到家的棉花，她都织成布拿到集上偷偷卖掉了。
在工分分值极低的情况下，卖布的收入能让她家的日子过得宽松些。
这个家，幸亏有这样一位能干的主妇。
俊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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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她都 16 岁啦，没个姑娘样儿，整天像个野小子。”
分到六小队，就被队长安置在大姑娘小媳妇的队列里。
队里的女劳力不多，经常出工的也就七八个人。女人们走出家门，大都在意自己的脸面，头发梳得光光的，脸洗得干干净净，衣服不在乎新旧，一定是没有褶皱的。而且不管当天干什么活儿，妇女们都习惯背个柳条筐，筐里放着针线活，有空就缝上几针。
俊雀是妇女堆里个头最小的一个，看上去也就十二三岁。典型的瓜子脸，五官不漂亮但还算端正，只是头发蓬乱，脸上脏兮兮的，好像多日没有梳洗过。她身上穿的那件汗衫皱皱巴巴，已经辨不出原来的颜色和花纹了。她的肩上也背着一只柳条筐，但筐是空的，筐头抵在屁股下面，与她瘦小的身材极不相称。站在妇女堆里，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刚开始下地干活，我还摸不清门道，队长丢下一句话：“庄稼活儿没啥，学着干吧。”说完就走了。
那天的活计是锄草。玉米刚长到约一尺高，翠绿的枝叶挺立着，一垄一垄的很整齐，就像小学生在操场上排成的队列。杂草匍匐在地面上，清晰可辨。那时候，或许还搞不清韭菜和麦苗的区别，但玉米秧苗和杂草还是容易分辨的。
迎着清新的晨风，闻着泥土的芳香，手握锄把，眼睛紧盯着杂草，小心地倒着走，随着一片“咔嚓、咔嚓”声，眼看着一簇簇杂草被锄刃斩断，心里惬意得很。
太阳升起来了，清凉不再。不经意间，发现周围没有人了。 我不敢回头，只有努力追赶。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痒痒的，来不及擦，太阳的烘烤很快就把水分蒸发了，留下黏腻腻的东西糊在脸上、脖颈上。衣服湿透了，紧贴着后背。我大口地喘着气， 感觉身体里的水分都被毒日头吸走了。
阳光暴晒，无处躲藏，头开始发晕。怎么还不休息啊？心里盼着，快到地头了吧？突然感觉后背撞到了什么，回头一看，正与俊雀背靠背。“好了，歇了。”俊雀说。原来是她接应了我。我上气不接下气，一付狼狈相，“不好意思，我跟不上你们。”“没啥，你刚来，跟我们不一样。”她说话的声调和动作就像一个大大咧咧的男孩儿。我分明看见俊雀的衣服也是湿透了的。
地头的高垄上坐着大姑娘、小媳妇们, 有纳鞋底的，有绣鞋垫的，穿针引线，手也忙嘴也忙，不时传出阵阵笑声。队长家的二闺女小琴拉我坐在她身边，我忍不住问她：“队长怎么挑选这么个大热天让我们除草啊，真受不了！”小琴笑红了脸，说：“日头毒才适合除草啊，割断的草根晒干了就不会长了。要是阴天除草，草根不会死，扎进土里还会长。”哦，还真有道理。可是真苦了锄草的人。
俊雀不见了。小琴说，她拾柴火去了。我问小琴：“她有十二三了吧？她怎么不学着做针线活呢？”小琴撇了撇嘴，“别看她个子长得小，她都 16 岁啦，没个姑娘样儿，整天像个野小子。”
二：在会计的工分记录本上，她的名字是“俊缺”，我说：“这样写不对，你的名字应该是一只美丽的鸟儿。”她听着笑红了脸庞。
一日傍晚，我去磨坊取磨好的面，路上经过俊雀的家，便想去她家看看。
栅栏门敞开着，可见一明两暗三间北房。院子里有一棵丈余高的槐树，几只芦花鸡悠闲地在树下觅食。俊雀听见我的喊声从屋里跑出来，看见我，好像很意外，只顾站在院子里搓着手傻笑，并不招呼我进屋。我说：“不欢迎啊？”这时，一个瘦小的佝偻着腰背的老婆婆蹒跚着脚步走出来。婆婆花白的头发像一团乱麻盘在头顶上。透着汗渍的布衫因少系了两只纽扣耷拉着半个前襟。走近前仰起头说话的时候，只看见粉红的眼睑翻露着，却看不见黑眼球，原来是个瞎婆婆。
“谁呀？快进屋吧。”婆婆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咯咯，咯咯”地叫个不停，天快擦黑了，婆婆要赶鸡进笼了。我小声问：“她是谁？” “是……俺娘。”俊雀回答时竟有些难为情。
俊雀的家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中间堂屋右拐角是个灶台，灶台上凌乱地堆放着几只粗瓷碗。一堆秫秸杆散乱地摊在地上。四面墙壁历经长年烟熏火燎已经黑糊糊难见本色了。左右两间屋盘着土炕，俊雀和她爹娘住一间，另一间她哥哥住。俊雀那间屋，土炕占去了屋子的一半，炕上铺着一张草席，草席上垛着几床颜色灰暗的粗布被褥。炕的对面地上有一个两扇门的小柜子，其中一扇柜门斜挂着，快要掉下来了。环顾四周，这是她家里唯一的一件家具。
我坐在土炕的沿上，不知说什么好。俊雀 16 岁了还不会女红，她的懒于梳洗，她的不修边幅，都在这一刻找到了答案。
俊雀没进过学堂，一个字都不认识。她说女孩儿上学没有用，是她娘告诉她的。
她还告诉我，她哥哥比她大四岁，按说应该娶媳妇了，可是至今没有人上门提亲。
她娘指望着换亲。换亲在当时贫穷的农村是常见的一种习俗。对于换亲的两家，男孩的聘礼与女孩的嫁妆彼此抵消，也就解决了“穷”的难题。至于，为了让儿子娶上媳妇，女儿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就要看女儿自己的命运与造化了。
16岁的俊雀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向往，她的生活只有三个内容：干活，吃饭，睡觉。她决定不了自己的未来，也就不用费神去想。
走出俊雀的家，我的心沉甸甸的。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试图教俊雀认识几个字，首先是她的名字。在会计的工分记录本上，她的名字是“俊缺”，我说：“这样写不对，你的名字应该是一只美丽的鸟儿。”她听着笑红了脸庞。
我说，我们是女孩儿家，洗脸、梳头是每日必做之事，穿衣服要干净、整齐。这些话也只让她的脸稍稍干净了两天，尔后又回到了从前。
俊雀的头发依然是蓬乱的，那张瓜子脸依然脏兮兮，但我喜欢她。不仅仅因为她曾帮助过我，而是她淳朴善良的本性让我心生怜惜。
直到四年后我离开那个小村，俊雀的哥哥也没娶上媳妇。俊雀依然每天背个柳条筐，下地干活、拾柴火。
结识贵增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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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是被队长破例“请进”小队核心的。
知青下到小队，很快被当作文化人派上了用场。读报纸社论，传达文件，田间地头组织政治学习的任务都落到我的头上。为了表示重视，队长还安排我列席小队核心会议。
一个生产小队的领导核心由一个正队长、一个副队长和一个会计组成。领导班子强调政治挂帅，强调阶级成分，所以，正队长必须是中共党员，核心组成员都必须是贫下中农。
第一次参加小队议事，发现开会的不是四个人，而是五个人，其中贵增叔是早于我的列席者，一个没有名分的核心小组成员。
贵增叔是中农成分。他是被队长破例“请进”小队核心的。
贵增叔中等身材，脸膛黝黑，稍深的眼窝里，有一双黑亮有神的眼睛。他思路清晰，说话有条理，不管分析什么事情，总能给人一种诚实可信的稳妥感。
那年的秋季，玉米高粱待收。我和贵增叔随同三位领导把六队的庄稼地一块一块用脚丈量了一遍，叫“秋收摸底”。
走近一块待收的玉米地，贵增叔便第一个钻进去。他顺着田垄穿行，左看看， 右看看，选择不同区域抽检玉米棒，测量记下玉米棒的长度，再扒开玉米棒的外衣，观察颗粒的饱满程度。从玉米地出来，又见他双手背在身后，迈开大步，测量地块的边长。然后站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截铅笔头，嘴里一边念念叨叨，一边写。写完了，告诉队长，这块地的产量大概是多少。
就这样，一块地一块地地估算下来，秋收就有了底数。
他还会告诉队长，哪块地的玉米、高粱适合留种，哪块地水没浇透，哪块地肥力不足要加大有机肥的施放量等等。
紧张的秋收结束了，大片的青纱帐消失了，空旷的原野刹时宁静下来。
这时，最热闹的地方是场上。妇女们围坐在席子上，一边搓着玉米，一边叽叽喳喳，聊着家长里短。
小队核心研究秋季分粮是在很私密的气氛下进行的。 首先是贵增叔把他小本子上的数字用很小的声音念出来：玉米实产多少，高粱实产多少，应缴多少公粮，饲料该留多少，社员能分多少。 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最后一句话：“怎么落实，你们定。”
正副队长听罢陷入沉思。纸卷的烟头儿叼在嘴上，使劲嘬着。不擅言谈的副队长老黄叔最先扔掉了烟头儿，一边用鞋底子碾着， 一边嘟囔：“分那点粮食，吃不到麦收。”然后把脸转向正队长:“你是党员，你说了算。”于是，大家的眼睛齐刷刷转向正队长。正队长凝眉沉思，然后一梗脖子，说：“得！贵增，你跟会计把各地块的产量重新做一下，少报一点儿，让社员们多分点儿，怎么也得接上麦收，不能让社员饿肚子呀！”
至于贵增叔和会计如何做账，正队长如何向大队领导报产量，我就无从知晓了。
分玉米是一天的下午，社员们拎着布口袋欢天喜地向场上走去。分粮食的场面异常庄严隆重。正队长站在磅秤旁边，表情严肃，俨然一幅领导坐镇的架势，会计拿着本子坐在秤前，按户册一户一户招呼，贵增叔负责过秤。
分到玉米的社员，高高兴兴扛着粮食回家了。那一次，我分到了 90 斤玉米，队长吩咐一个小伙子替我扛了回去。
到了晚间，一个大伯悄悄告诉我，还有 25 斤玉米存放在他的家里，是“私分”的，嘱咐我，千万别告诉外人。
二：他对土地庄稼倾注的热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和贵增叔有了近一步的交往是因为一辆自行车。
那年秋收结束，我正准备回家过春节。贵增叔找到我说：“华子，自行车好买不？”我说：“买自行车要票。”“票，好找不？”“我回家找找看，只要有票就能给您买回来。”我不敢说大话，因为我知道自行车票不好淘换。
节后回村的时候，我给贵增叔托运回来一辆上海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全仗着父亲帮忙，让我完成了心愿。
贵增叔抚摸着铮光瓦亮的车子，欣喜之情不能言表。他说以后驮粮食、赶大集、走亲戚、去县城办事都方便了。还特许我，这辆车我可以随便使用。
那年月，一个农民拥有一辆上海名牌自行车，毫不夸张，就像今天的人们拥有宝马一样。
第二天，贵增叔知会我说：“你婶婶让你去家里吃顿饭哩。” 我说：“告诉婶婶，不用客气，哪天有空了我去你家玩。”
贵增叔的媳妇平常不下地干活儿，我只在拾麦穗和摘棉花的那段时间看见她出工干了几天。她是摘棉能手，在队里数一数二的。婶婶身材修长，皮肤白皙，模样文文静静，而且话很少，偶尔说两句，也是柔声细气的，这让我觉得她很特别。
选了一个雨后的下午去她家串门。那天庄稼地里漫着水，队长让大家歇了。
走进她家的小院，婶婶一张笑脸将我迎进屋里。我环视四周，不觉惊叹：“婶婶，你家好干净啊！” “莫夸哦，莫夸哦！”婶婶边说边让我坐到炕上。她家的炕上居然没有硬邦邦的席子，一样的土坯炕，炕上平铺着一床厚棉被，上面罩着一块花格子布单，这样的布置在村里很不寻常。房间里没有什么陈设，只在炕上靠墙的一侧立着一个双门躺柜，上面叠放着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被褥。一只竹篾编制的小簸箩就放在躺柜旁边，里面放着针线、剪刀和一块色彩鲜明的细条格粗布。我问：“婶婶正在做衣服吗？”婶婶说：“是啊，给闺女做件布衫， 刚想着动剪子呢。”
这时，一个长相怪异的女孩趔趄着脚步从门外一头闯进来，着实吓了我一跳。婶婶一把拉过女孩搂在怀里， 笑着说：“这是妞儿，可喜欢姐姐来家里，是吧？看把她高兴的。”我的心脏“咚咚”地敲着鼓，有些失态。“哦，小妹妹呀， 多大了？”“10 岁了，她不会说话，可她心里都明白，都懂。”我喘了口大气，尽快让自己平静下来。原来贵增叔有个残疾孩子。 婶婶不停地夸奖女儿，妞儿笑得满脸阳光灿烂。只是，可怜的孩子，面相长得太奇怪了。一只眼睛几乎斜吊在额头上，嘴巴歪斜着，存不住口水，走起路来，扬胳膊踢腿，脑袋随着身体的扭动像拨浪鼓一样摆来摆去。
后来我才知道，妞儿患的是舞蹈症，属于家族遗传性疾病。 想必贵增夫妇已经清楚女儿的病因，理智地决定不再生育了。
贵增叔从外面回来，打了招呼，听我们聊兴正欢，便去了另一个房间。婶婶说：“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又去拾掇他的物件了。”我好奇，便跟过去，我想看看贵增叔在家里忙什么。
那间屋子里东西很多，但摆放得井然有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面别具一格的“工具墙”。我见过别人家的农具都是放在堂屋地上，或是扔在院子里的。而贵增叔家的镰刀、铁掀、锄头、 扁担、耙子、柳条筐、绳子……全都整整齐齐挂在墙上，所有金属器物都擦得干干净净，透着亮光。盛放粮食的瓦缸顺着墙根儿排成一列。这样的布置，把房屋中间部分空了出来，安放了一架纺车和一台织布机。
叔叔说：“你婶婶最擅长纺花织布，织的布密实，花纹也好看，能在集上卖个好价钱。买自行车的钱，都是她攒出来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农家汉子如此夸奖自己的老婆，这在封建意识浓厚的乡村是很稀罕的。我问贵增叔：“公社不是不让社员私自卖东西吗？”贵增叔说：“咱队上工值太低，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四毛五分钱，到年底，扣除了粮食款就剩不下啥了。社员们手里没钱，就指着妇女们织了布，偷着拿到集市上去卖掉，挣点零花钱。 干部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大管。”
我想起自己，一个日挣九分工的整劳力（县里规定知青都按整劳力对待），年终分红只有23 元 6 角 7 分。秋后回家探亲，还要父母援助买回程火车票。可想而知，拖家带口的社员们有多穷。他们过日子的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孩子上学用的书本纸笔，以及婚丧嫁娶，礼尚往来，哪一样不用钱呢？所以，我十分敬佩那些头脑灵活、手脚勤快的农家妇女，是她们，用自己的巧手和智慧撑起一个个家庭。
我说：“跟土地庄稼打交道，您是行家，看得出来，队长很仰仗您呢。”贵增叔不以为然，平静地说：“庄户人，土地就是命根子。你好好侍弄它，它就多打粮食，你怠慢它、糊弄它，它就少打粮食。就是这么个简单的理儿。”
贵增叔是个爱琢磨事的人，他的勤于思考，他的井井有条，他对土地庄稼倾注的热爱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婶婶文静的性格，对妞儿的疼爱，尤其是同样一个清贫的家，被她打理得那么干净、那么温暖，颠覆了我对农家妇女粗糙、泼悍的认知。
离开贵增叔的家，走在回去的路上，脑子里一直在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还是蛮大的。有人聪慧，有人愚钝；有人勤奋，有人懒惰；有人安于现状，有人不甘平庸。人们对生命的不同认识和理解，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千姿百态。
在事事处处都要突出政治的年代，贵增叔没有任何可提升身价的光环，他甚至没有可寄托希望的子女，但他得到了社员们的信任和尊重，把灰暗的日子过出光亮，殊为难得。
来源：知青家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