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全球,有很多的冲突热点,比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朝鲜和韩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等。
当今全球,有很多的冲突热点,比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朝鲜和韩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等。
在这其中,就不得不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
2025年5月7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再度大打出手,南亚次大陆的火药桶再度爆发。
虽然,双方都相当克制,但心中都恨不得将对方置于死地。
其实,从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印度和巴基斯坦就结下了血海深仇。
是什么导致了这两个国家长达80年的相互敌视?
又是什么样的仇恨才让两国不死不休?
1946年8月16日,印度加尔各答,黎明时分。
黎明前的寂静被一声尖利的呼啸打破,那是秃鹫振翅的声音。
在薄雾笼罩的加尔各答上空,成群的秃鹫以一种近乎庄严的姿态盘旋着,仿佛某种不祥的预兆。
一名英国军官站在阳台上,手中的茶杯微微颤抖。
他已经目睹了连续三天的地狱景象,而这第四天的黎明似乎并没有带来任何希望。
“您认为这一切何时会结束,长官?”身后的副官低声问道。
军官没有回答。
在他眼前,一幅可怖的画面正在展开:
几只秃鹫正在撕扯着街角处的什么东西——那曾经是一个人,或许是个印度教徒,也可能是名穆斯林,如今只是秃鹫的盛宴。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气味,那是血液、焦炭与腐肉混合的气息,是仇恨、恐惧与死亡的气息。
这是加尔各答大仇杀的第四天,也是印巴分治这场世纪悲剧的序幕。
历史将铭记,短短72小时内,在这座曾经繁华的殖民城市中,至少有4000人被残忍杀害,10万居民无家可归。
街道成了秃鹫的狩猎场,人性的光辉被彻底遮蔽。
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印度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大陆上无数个民族的混合体。”—— 温斯顿·丘吉尔
南亚次大陆从来不缺乏神明。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恒河与印度河的流域中,人类文明的曙光最早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
在这片土地上,宗教信仰如同植物般繁茂生长,彼此交融又相互排斥。
印度教的诸神在庙宇中接受朝拜,伊斯兰的清真寺尖塔指向苍穹,佛陀的智慧在僧侣口中传诵,耆那教徒追求绝对的非暴力,锡克教徒的金庙闪耀着神圣的光芒……
在宗教与信仰的执念下,矛盾与冲突如同隐藏在华丽地毯下的尘埃,看似不见,实则无处不在。
公元1192年,穆罕默德·高里的铁蹄踏入印度北部平原,德里苏丹国的建立标志着伊斯兰教在印度的正式扎根。
从此,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张力成为贯穿南亚历史的一条暗流。
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们试图在这种张力中寻找平衡。
第三任皇帝阿克巴以其宗教包容政策著称,他创立了一种名为“神圣信仰“”的新宗教,试图融合伊斯兰教、印度教、祆教和基督教的精华。
在他的统治下,莫卧儿帝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然而,阿克巴的曾孙奥朗则布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这位虔诚的穆斯林皇帝重新征收了非穆斯林人头税,拆毁了无数印度教寺庙,把宗教狂热的种子深深地埋入了帝国的土壤中。
1707年,奥朗则布去世,莫卧儿帝国逐渐衰落。
与此同时,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悄然崛起,那就是来自大不列颠的东印度公司。
公元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签署特许状,批准东印度公司成立。
起初,这只是一家简单的贸易公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获得了自己的军队和领土,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急先锋。
1757年,通过普拉西战役,东印度公司奠定了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基础。
殖民者的到来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
面对共同的外来统治者,两大宗教群体似乎找到了暂时的共识。
然而,这种表面的团结下潜藏着更为复杂的暗流。
英国人很快意识到这种宗教分歧是他们统治的有力工具。
他们精心维持着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微妙平衡,既不让任何一方获得过多的权力,又不让双方的矛盾激化到失控的地步。
1857年,印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起义,在这场起义中,印度教士兵和穆斯林士兵共同反抗英国统治。然而,起义最终被英国残酷镇压。
起义失败后,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于1858年11月1日发表宣言,正式接管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全部权力。
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正式诞生。
在接下来,英国人采取了更为精细的分化策略。
他们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对印度各阶层实行差异化政策,并刻意培养一批接受英式教育的印度精英,作为殖民统治的中间层。
1905年,时任英属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将孟加拉省一分为二,分别由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占多数。
表面上,这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实际上却是英国“分而治之”殖民政策的阴谋。
这一决策立即引发了印度人的强烈抗议,各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
在压力下,英国政府于1911年撤销了这一分割决定。
然而,种子已经播下: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隔阂正在悄然加深。
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成立;1906年,全印穆斯林联盟(简称“穆斯林联盟”)成立。
这两个组织的诞生,最终导致了印巴分治历史悲剧的发生……
“我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习俗、不同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我们的概念、对生活和宇宙的看法都是截然不同的。”——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1915年1月9日,一艘从南非开往印度的轮船缓缓靠岸。
在拥挤的甲板上,站着一位削瘦的中年男子。他着装简朴,戴着圆框眼镜,看上去毫不起眼。
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名叫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律师,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彻底改变印度的命运……
甘地从南非归来,带着他在那里发展的“非暴力不合作”理念。
这一理念很快在印度生根发芽,成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强大武器。
在甘地的领导下,国大党从一个由精英组成的讨论俱乐部,逐渐转变为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独立运动组织。
与此同时,穆斯林联盟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1913年,一位名叫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律师加入了穆斯林联盟。
真纳出生于卡拉奇一个富商家庭,曾在伦敦学习法律,是一位西装革履、举止优雅的现代穆斯林。
最初,他同时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成员,甚至被称为“印度团结的大使”。
1920年代初,甘地和真纳代表着印度独立运动中的两个不同方向。
甘地倡导回归传统文化价值和农村经济,强调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团结;而真纳则主张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并日益关注穆斯林的特殊利益。
两人的分歧逐渐加深。
1920年,甘地发起了不合作运动,号召民众抵制英国货物、拒绝参与英国统治机构。
真纳对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群众运动表示不安,他担心这会导致失控的暴力事件。
“我不能接受这种煽动无知群众的方式,这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真纳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示,“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政治谈判,而不是街头运动。”
1921年12月,真纳辞去了国大党职务,专心致力于穆斯林联盟的工作。
这一选择标志着印度独立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两个主要政治力量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
1937年的选举成为了决定性的转折点。
根据《1935年印度政府法案》,印度各省获得了有限的自治权,可以举行选举并组建地方政府。
在这次选举中,国大党在绝大多数省份赢得了压倒性胜利。
尽管国大党声称代表所有印度人,但穆斯林联盟认为,国大党本质上是一个印度教组织。
“巴德·玛腊姆之争”随之发生。
国大党政府推行一项政策,要求在学校中唱印度教赞美诗《巴德·玛腊姆》(向母亲致敬),这被穆斯林视为对伊斯兰信仰的冒犯。
1939年,时任英属印度总督林利思哥未经与印度政治领袖协商,便宣布印度参战。
国大党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英国明确印度战后独立的承诺。
当英国拒绝做出这样的承诺时,国大党各省政府集体辞职,以示抗议。
在国大党离开的政治真空中,穆斯林联盟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1940年3月23日,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年会。
在这次会议上,真纳公开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应该拥有各自的国家: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属于两种不同的宗教哲学、社会习俗和文学传统。他们既不通婚,也不共食,事实上,他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这两种文明主要是基于相互对立的思想和概念。”
穆斯林联盟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拉合尔决议”,正式提出在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
甘地对此表示震惊和失望。
在他看来,印度的统一是神圣不可分割的。
“分割印度就等于分割我的身体,”他曾如此表示,“我宁可被杀也不能看到印度被分割。”
然而,历史正以不可逆转的力量大踏步奔涌向前……
“这既不是和平的时刻,也不是自由的时刻,而是生存的时刻。” —— 温斯顿·丘吉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着全球,印度大陆也无法幸免。
战争为印度的政治局势增添了新的变数。
一方面,英国迫切需要印度的人力和物资支持;另一方面,印度政治领袖们看到了争取独立的新机会。
1942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派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前往印度,提出了“克里普斯方案”。
这一方案承诺,战后印度将获得自治领地位,但也包含了一项关键条款:
任何不愿加入印度联邦的省份都有权选择退出。
这一条款事实上为印度的分割埋下了伏笔。
穆斯林联盟对此表示欢迎,而国大党则坚决反对。
甘地形容克里普斯方案是“一张过期的支票”,并告诉克里普斯:“如果这就是你带来的全部内容,那么你最好搭下一班飞机回去。”
甘地和国大党于1942年8月发起了更为激进的“退出印度运动”,要求英国立即从印度撤出。
这一举动导致英国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逮捕了包括甘地、尼赫鲁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大党领导人。
与此同时,真纳和穆斯林联盟选择了与英国合作的立场,不参与“退出印度运动”。
在国大党领导人入狱的三年时间里,穆斯林联盟的会员从10万增加到200万,成为印度穆斯林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
1945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取代丘吉尔成为英国首相。
与保守党领袖丘吉尔不同,艾德礼认识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已经到了尽头。
问题不在于是否要结束殖民统治,而在于如何结束——艾德礼政府更加倾向于授予印度独立。
1946年3月,英国政府派遣了由三名内阁成员组成的使团前往印度,试图寻找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被称为“内阁使团计划”,其核心是建立一个由三个群体组成的联邦:一组是穆斯林占多数的省份,一组是印度教占多数的省份,第三组则由其他省份组成。
这一计划最初得到了穆斯林联盟的支持,而国大党也表示有条件接受。
然而,多方的共识很快被打碎。
国大党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国大党在未来的制宪会议中不会受到任何先前协议的约束,这被真纳视为对“内阁使团计划”的背弃。
真纳愤怒地撤回了穆斯林联盟对该计划的支持。
局势迅速恶化。
1946年7月29日,真纳宣布穆斯林联盟将采取“直接行动“”,争取建立巴基斯坦,并将8月16日定为“直接行动日”。
8月16日清晨,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在加尔各答街头聚集,举行支持巴基斯坦的示威活动。
原本和平的示威很快演变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
暴力迅速蔓延至整个城市。
印度教徒袭击穆斯林社区,穆斯林则袭击印度教徒聚居区。
商店被洗劫,房屋被焚烧,无辜的民众成为仇恨的牺牲品……
英国警察起初试图控制局势,但很快发现事态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能力。
血腥的屠杀持续了整整四天,直到军队最终恢复了秩序。
当硝烟散去时,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被烧毁的房屋冒着黑烟——这场骚乱造成了至少4000人死亡,10万人无家可归。
加尔各答大屠杀只是一个开始。随后的几个月里,类似的暴力事件在印度各地爆发。
在北阿坎德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冲突导致了数百人死亡;在比哈尔邦,针对穆斯林的报复性屠杀造成了数千人丧生;在旁遮普,锡克教徒、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三方冲突使得整个地区陷入了混乱。
英国政府意识到,印度的局势已经到了不可控的边缘。
他们需要尽快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否则整个次大陆都将陷入内战的深渊。
1947年2月20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在下议院发表演讲,宣布英国将在1948年6月之前结束对印度的统治。
同时,他宣布任命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为新的印度总督,负责权力移交的工作。
蒙巴顿是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表兄,曾担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
1947年3月22日,蒙巴顿抵达新德里,接任英属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
他的使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和平的方式结束英国在印度长达200年的统治。
然而,等待他的是一个四分五裂、血雨腥风的国度……
“如果不是荒谬绝伦的集体疯狂把所有人都卷了进来,任何人都别想说服我同意分治的做法。” —— 路易斯·蒙巴顿勋爵
1947年3月22日,蒙巴顿勋爵抵达新德里,接任英属印度最后一任总督的职务。
他很快发现,印度的局势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他面前摆着三份厚厚的档案:一份来自国大党,一份来自穆斯林联盟,还有一份是英国情报部门的秘密评估报告。
这些文件描绘了一个令人忧心的现实:印度各地的宗教暴力事件日益频繁,政治谈判陷入僵局,而英国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权力移交,否则整个次大陆都将陷入混乱。
蒙巴顿决定亲自会见各方领导人,了解他们的立场和要求。
他首先邀请了甘地,这位已经77岁的“国父”。
甘地步履蹒跚地走进总督府的会客室。岁月和斗争在他瘦弱的身体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但他的眼睛依然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总督先生,”甘地开门见山地说,“我必须告诉您,印度的分割将是一场灾难。它不仅会导致无数人流血牺牲,还会在这片土地上植下永久仇恨的种子。”
蒙巴顿深深理解甘地的担忧,但同时也意识到,实现印度统一已经变得几乎不可能。
接下来,蒙巴顿会见了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
尼赫鲁是一位西化的知识分子,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他英俊、睿智,被视为独立后印度的不二人选。
尼赫鲁的立场比甘地更为务实。
他告诉蒙巴顿:“我们自然希望印度保持统一,但如果这意味着无休止的流血冲突,那么分治可能是不得已的选择。”
真纳是最后一位接受蒙巴顿会见的领导人。
这位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一身西装革履,举止优雅得体,但他的眼神中透露着不可动摇的决心。
“蒙巴顿勋爵,”真纳直言不讳地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必须分开。这不仅是穆斯林的愿望,也是避免更大流血冲突的唯一途径。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必须尽快实现。”
在随后的时间里,蒙巴顿与三位领导人进行了多轮会谈。
随着谈判的深入,他逐渐认识到,印度的分治已经不可避免。
蒙巴顿面临的不仅是政治上的挑战,还有时间上的压力。
印度各地的暴力冲突日益加剧,每一天的延误都可能导致更多的生命损失。
蒙巴顿决定:将权力移交的日期从1948年6月提前到1947年8月。
“我们没有时间了,”蒙巴顿在一次私人会议上告诉他的幕僚,“再拖下去,整个次大陆都将陷入内战。”
时间确定了,边界又该如何划分?
哪些地区应归属印度,哪些应归属即将成立的巴基斯坦?
一位名叫西里尔·拉德克里夫爵士英国律师接下了这个任务。
拉德克里夫此前从未踏足印度,对南亚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
拉德克里夫的手头只有一些不够精确的地图、人口统计资料和各方提交的主张。
他几乎没做任何实地考察,仅仅在几周时间内就划定了印巴的分界。
1947年6月3日,蒙巴顿在新德里发表了历史性的广播讲话,正式宣布了印度分治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英属印度将分为两个自治领:印度和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又将由两部分组成:西巴基斯坦(今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两部分之间相隔1600公里的印度领土……
1947年7月18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正式确认了印巴分治计划。
然而,拉德克里夫的边界方案却被严格保密,直到独立日之后才公布——这一决定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血色的开端8月14日午夜,巴基斯坦正式宣告成立。
在卡拉奇,真纳宣誓就任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督,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欢呼雀跃,庆祝自己国家的诞生。
次日,印度也举行了独立庆典。
在新德里的红堡前,尼赫鲁发表了著名的“与命运的约会”演讲:“在世界入睡之际,印度苏醒过来,迎来生命与自由。此刻,我们与命运有个约会,如今兑现了其中一部分,但更多更大的胜利仍在前方等待着我们。”
然而,就在两国沉浸在独立的喜悦中时,对立与矛盾正在悄然发生……
8月17日,“拉德克里夫线”终于公布。正如预期的那样,双方都对边界安排表示不满。
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巴基斯坦总理利亚卡特·阿里·汗立即前往总督府,向蒙巴顿提出强烈抗议。
但抗议已无济于事。
边界线已经确定,数百万人被迫离开自己生活了几代人的家园。
根据拉德克里夫的安排,旁遮普和孟加拉被分割成两部分,许多地区的归属完全违背了当地居民的意愿。
迁徙开始时,还保持着一定的秩序。
火车站挤满了等待离开的难民,他们携带着简单的行李,怀着对未来的忐忑与期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暴力事件开始增多,秩序迅速崩溃。
宗教极端分子开始袭击迁徙的难民。
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则,一列载满穆斯林难民的火车被锡克教徒武装分子袭击,几乎所有乘客都被杀害。
作为报复,在拉合尔,巴基斯坦穆斯林袭击了一列载有印度教徒的列车,造成类似的屠杀。
暴力事件并不限于交通工具。
在边境地区的村庄和城镇,针对少数群体的屠杀比比皆是。
蒙巴顿和新独立的印巴两国政府都试图控制局势,但收效甚微。
警察和军队往往无力阻止暴力事件,有时甚至参与其中。
随着暴力升级,难民潮变得更加庞大。人们不顾一切地逃离家园,只为保住性命。
迁徙的艰辛超出了想象。
难民们排成长达数公里的队伍,步行穿越荒野,忍受饥饿、疾病和暴力威胁。老人和儿童往往无法承受这种长途跋涉,许多人死在了路上。
家庭被拆散,亲人永远失散,整个社区被摧毁……
在分治的混乱中,边界线的划定有时显得荒谬至极。
有些村庄被边界线一分为二,曾经是邻居的人们突然成了两个不同国家的公民。
有些房屋的前门在印度,后门却在巴基斯坦。
有些农民的田地一半在这个国家,一半在那个国家……
在这一切之上,最具争议的领土问题是克什米尔的归属。
这个位于印巴边境的高山邦国由印度教君主统治,但人口主要是穆斯林。
1947年10月,克什米尔爆发了穆斯林起义,巴基斯坦的部落武装也介入了战斗。
面对这一威胁,克什米尔的统治者哈里·辛格向印度求助,并签署了加入印度的文件。
印度随即派兵进入克什米尔,第一次印巴战争由此爆发。
这场战争持续到1949年1月,在联合国的斡旋下,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
然而,克什米尔问题至今未能解决,成为印巴两国持续冲突的根源……
从1945年到2015年,印巴的世代血仇始终没有停歇。
当年的英国殖民者,为了奴役这块南亚次大陆,挑拨印度教与穆斯林反目。冷战时期,别有用心的美苏两国将这一矛盾继续激化。
一场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争斗,如今又硝烟再起,如何不令人唏嘘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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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阅然文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