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出走之后,去了有机农场 |评电影《内沙》

360影视 欧美动漫 2025-05-13 22:11 1

摘要:电影《内沙》甫一开场,便是片名初解。在冬日的一片芦苇滩边,有机农场主汤老师向一位来访的教授解释:此处是长江入海口,流沙沉积,日久天长,逐渐形成了岛屿。“内沙”即是入海口内的一座沙岛,虽未明言,但显然指向现实中的崇明岛,而崇明岛确是有机农场散落之地。

电影《内沙》甫一开场,便是片名初解。在冬日的一片芦苇滩边,有机农场主汤老师向一位来访的教授解释:此处是长江入海口,流沙沉积,日久天长,逐渐形成了岛屿。“内沙”即是入海口内的一座沙岛,虽未明言,但显然指向现实中的崇明岛,而崇明岛确是有机农场散落之地。

影片的叙事空间逐渐展开:长江的尽头,大海的边缘,象征全球化的货轮在此来往吐纳,而孤立的小岛上一座有机农场正在勉力求生。地理空间之边缘,叠加了“有机”概念空间之边缘。

“农村”是城市的边缘。围绕着农村空间、农业劳动和农民主体的“三农”电影,在华语电影中反复生产,业已成谱,并与国族命运、文化反思、城乡发展等宏大叙事交响牵动。《内沙》续写了这一影像传统,但将视点落予了“有机农业”——这一尚未被编码进主流知识体系和日常经验的农业模式。

“有机农业”总是面临重复性的解释劳动,电影的男主人公汤老师如同现实中的有机农场主一般,一开场就需要向来访者解释“什么是有机农业?”

与以高投入、高污染、“高科技”为特征的工业化农业不同,有机农业摒弃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品、强调生态循环和环境友好的农业实践,更关涉伦理立场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借由食物和农业让人类从对自然从剥削与疏离走向合作与亲密。

在现代化的发展叙事中,工业化农业不仅是实践中的主流模式,也是认知和情感上的正统。在中国,历经近代以来的种种动荡,“饥饿”作为一种创伤性的集体记忆,依旧持续作用,“吃饱”不容置疑;而当下,内卷与下行双重作力,“吃好”随之退行。有机农业的种种“道德”,有时看起来却是对前人所经受的苦难以及后人难以跨越的阶层的“不道德”。

所以,尽管有机农业旗帜鲜明地反对工业化农业,但是它从未和其所反对的对象势均力敌。面对工业化主导的国家发展方针和资本配置逻辑,有机农业始终作为一种替代性食物体系存在,一种非主流的另类食物运动,一场理想主义实践的边缘地带。

在电影中,有机农场是一个隐喻空间,与其说是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不如说是夹缝生存的异托邦。这里并无田园牧歌式的完美想象,一座有机农场所可能遭遇的诸多现实困境,在此集合与并置,以排比式的情节设计而展开:股东散伙、亲人离散、消费者投诉、劳资关系紧张、土地租赁纠纷、不合理的认证体系、资不抵债、基层政治、资本的入侵……以及在影片最后所遭遇的自然灾害。

于是,可以预见的结局,农场最终转让,它被资本重新收编进主流秩序之中。在签订合同的会议上,工作人员不小心播放了女主人公小余拍摄的视频,汤老师让其接着放下去,这是一个关于“什么是有机农场”的员工采访集锦——对于概念的解释劳动重复至故事的终局。

汤老师在大家的回答中逐渐动容,有笑有泪。倘若是一个好莱坞经验叙事的文本,此处将是英雄之旅中重新唤醒使命的转折时刻。汤老师会放弃转让农场,会不忘做有机农业的初心,会和小余结成新的“父女联盟”,会坚持并重振这个农场,会有一个happy ending。但是汤老师是一个非英雄人物,他总是在蒸酒或喝酒,酒是他的苦闷伴侣、中年搭档。他是一个疲惫不堪的理想主义失败者,最终,他必须成为一个及时止损的现实主义者。

但是导演并非停留在一个理想主义中年男人的失败叙事上,她更深一步走进了这个农场,也让我们进入了一座有机农场的权力肌理和情感细部。

●农场主汤老师。

“女性”是男性的边缘。回望开场第一幕,当汤老师在高谈他的有机理念,穿着讲究的男教授点头附和,一个赞叹“研究颇深”,一个谦让“略懂一二”。与此同时,一位梳着马尾的女孩,拿着手机在旁,稍显忙乱地记录他们的对话。我目光不免地投向了那个没有台词、面目模糊的女性角色。我无法不在意这个男性在宣讲和表演,而女性在旁听与记录的场景设置。

作为一个关注生态农业和乡村建设的工作者,我已然在现实世界中,听说了太多围绕有机农业和返乡青年的男性叙事:故事的主角总是男性,本有体面的学历或工作,因为理想回到了家乡,创建有机农场,但是村民不理解,亲人不支持……在经历种种失败和挫折之后,他们依旧在坚守。于是,他们或是收获了爱情,获得了一个妻子;或是付出了代价,失去了一个妻子;或是期待组建家庭,呼唤着一个妻子。

我确实做好了心理预期,这或许会是一个以教授对有机农场的调研为线索,围绕农场主汤老师而展开的故事。果然,未几分钟,就交待了汤老师已经离婚了——他失去了一个妻子。我从来敬重作为个体的有机农业实践者,但是对于这个叙事结构,实在不免感到厌倦了:女性总是在围绕男性的性缘关系中被呈现。

在进入农场空间之后,一组固定镜头和长镜头的蒙太奇,以纪录片般的耐心与质感再现了农场的劳动日常。女孩又推起推车忙碌,她的劳动镜头与农场主汤老师有着均衡的份量。她于背景之中,逐渐显影。

当女主人公小余第一次以正面特写,直视镜头,我们终于看清了她模样,听清了她的声音。教授发问“为什么来到农场?”她回答:“之前是义工,做着做着就留下了。”在她的身后,一只小牛踱步而过,这里已经预演了故事的结局。

●故事的开始与结局。

于是,我的接受视角从对另类食农运动的关注和审判回到了作为女性观众无法回避的目光。当我迎着电影巨屏与小余的目光直见时,我相信其间亦有导演的回望。影片的议题设置不仅是落在有机农业,而是于边缘之中触探边缘,将作为个体的女性命运与一座有机农场的生存实践互相交织。

汤老师的坚守,亦是受困,他的肉身从未离开农场空间。而小余作为行动的主体,缀连始终,流转于岛屿与城市,故乡与农场,梦境与现实。观众追随其足迹进入影片的三段落:前段是母亲来访,中段是返乡祭父,终章则是返回农场。

和带着收购目的的教授“从天而降”不同,小余母亲的进入是缓慢的,她周转于公共交通,以肉身穿越江水与沙洲的边界,而女孩骑着电动车沿着无始亦无终的江堤移动。农场之外,岛屿之上,母女二人在具有临界意象的渡口空间重逢。

母亲给女儿带来了庙里贡过佛的红苹果,慈爱里带着香火味。她手持播放佛经的随身机,穿行在农场,以旁观者若即若离的在场,牵引出了小余的劳动现场和农场的经营现实。

影片取景自真实运作有机农场,其间展现出的劳动节奏和场景细节,对于现实世界中的生态农友而言,几乎构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具身记忆。当母亲把放着佛经的小机器,挂到了火龙果大棚的支架上。生态圈的农友们看到了,或是会心一笑,毕竟听着佛经长大的蔬菜,确有农法流派;或是皱眉生疑,那从云南引进的高耗能的火龙果大棚,哪里“自然”?

正如有机农场的生产并非单一种植,小余在此的劳动也不是单一工种。她除了拍摄视频,还要喂牛铲粪,给小朋友上食育课,参与农场的会议,安抚本地村民,甚至替汤老师给前妻送合同书。

●母亲的过肩镜头,小余正在给小朋友上食育课。

●手持镜头,小余出面处理土地纠纷,安抚村民,汤老师留做在车里,给村长打电话。

●母亲在洗衣服,汤老师来宿舍去追责一位雇员配菜失误,雇员一顿“90后整顿职场”式输出之后,怒而辞职。

农场的工作与生活,彼此缠绕,难以二分。小余既承担着体力劳动,也承担着女性被结构性指派的情感劳动和照护劳动——她倾听、协调、安抚,在危机重重的农场里四处“缝缝补补”。但是结构性的指派,也总伴随着结构性的忽略,小余的多重劳动并没有被记入制度性的薪酬计算和权力分配。她没有工资,也没有决策权。

在母亲、小余和汤老师的三人晚餐中,母亲和汤老师相对而坐,小余移动在两人之间,为他们调味和夹菜。哪怕是佛系的母亲,也难忍趁着女儿离桌时,问讯女儿的工资和将来。

农场因为发不出工资,汤老师无奈地决定“那就杀一头牛吧”。照养牛群的小余商量着问道“能不能不杀牛?”到了杀牛的那天,小余却被安排去城里给汤老师的前妻送文件。

当小余晚上回到农场时,伫立在少了一只牛的牛棚里,只有一个沉默而克制的背影。餐厅里正在热腾腾地吃晚餐,餐桌上有汤老师、生产主管、教授和村长。导演设置了一张餐桌,通过餐桌,再现了权力关系的复杂和流动。

小余刚一坐下,就被招呼快来尝尝今天现杀的牛肉。汤老师用眼神和手势安抚小余,小余点了点头,展现一种出了合时宜的“识大体”。但她实在是伤心的,汤老师几番示意让她倒酒喝酒,而她只是温顺而沉默的坐在那里。在醉话与真语之间,村长喊出口号,要“让大家记住乡愁”,“要把这里建设成美丽乡村”。在农场所遇的诸多困境之中,包裹在“美丽乡村”建设话语里的基层政治漏出了一个边角。

小余出去打酒,教授随后起身要出去方便,他醉醺醺地拒绝了其他人的搀扶,摇摇晃晃地跟着走了出去。这几乎引起了女性集体经验里的本能警惕,我们知道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最后,小余把“酒后乱语”的教授关进了牛棚。

教授的闯入实则是资本介入农场的前哨。第二天,牛棚大门洞开,教授离开了,牛又少了。农场的溃败进一步发酵,牛在减少,它们或被杀掉,或者出逃。在离开之前,小余沉静地进行了牛棚的日常劳动,她要陪同母亲回乡祭拜父亲了。

●母亲亦在半梦半游之间,闯入了这个夜晚。母亲追随梦中亡夫身影,路过了现实中平行的夜宴。在她的目光里,汤老师来到了屋外,手持树枝,他的孤独与失落是绕着篝火的被照亮的独舞。而女儿小余,留坐餐厅,在醉意环绕的男性之间,留下一个远而小的无声背影。她的情感,不被镜头指认,但可以被同类识别。

小余不仅照护农场,也反身照护着母亲。她非母职却履母职,母女关系在此不是线性的继承,而是交错的照护循环。她给母亲送饭,吹头发,在风里披上衣裳,在太阳下戴上墨镜——她用身体的亲密互动,承接住母亲的游离和不安。她在父亲去世、母亲隐居的家庭断裂里,进行着自己的修复实践。

父亲的幽灵,阴魂不散。母亲说:“你爸跟到这里来了”,她一直说着方言,以故乡之音,坚持着故乡的存在。母亲执着于回乡祭拜,希望通过“落叶归根”的父权谱系伦理来完成对父亲的超度。而小余温柔地建议:我们在哪儿,就在哪儿祭拜。她对母亲的关怀,不是重复上一代的叙事,而是一种植根当下的重新书写。同时,她并不改写母亲,而是选择理解与陪伴。

●上图,父亲的死亡构筑成母亲的内心牢笼。

母女来到了一个现代三线城市的家空间——家中长子已经组成了一个新的现代核心家庭,她们没有被接纳和留宿。导演以充满同情地调度刻画了一位无名无姓的嫂子,她为母女二人准备一袋被褥,然后执行了驱逐。过世的父亲,未曾露面的儿子,他们以不在场实现了在场。她们回乡了,但是无家可归。

是夜,母亲因为没有身份证而无法入住旅馆,母女二人走进了一处烂尾楼。她们在资本主义的废墟里,在房地产的泡沫中,在这无可归属的冷漠空间里,升起了一堆火,分食苹果,以沉默而偎依。

乡土流迁,所有的高楼都长得几乎一摸一样,她们几乎要迷路了,在无家可归之后,又遭遇了无乡可依。而城市化高速扩张的无机复制里,母亲借着一条河、一棵树的模糊身影,有机地指认了的故居所在。

她们在一座小区的公共空间里焚烧纸钱,超度亡灵。一位保安出面阻挠了这场发生在公共场合的私人祭奠。母亲认出这位曾经的村邻,继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愤怒和诅咒,因为他曾以“疯女人”之名,让母亲被送进了精神医院。他曾自以为是地捍卫着传统乡村社区的伦理,如今却成为了一个现代城市小区的保安。在整齐划一的楼幢与房屋之间,是原子化的现代个体,他只能捍卫一个小区的物理边界。

母亲的出走是被迫的。随着丈夫的去世,乡土的变迁,她被系统性地一步一步排挤到社会的边缘,寺庙成了她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庇护所。她失去了身份证,也失去了为社会所承认的“身份”。

在无家与无乡的直面之后,母亲让小余放下了那袋嫂子给的历史的“包袱”,她完成了这场超度与祭奠。

在失去故乡之后,小余回到了农场——她所选择的“新乡”。汤老师正在灶前烧酒,她依坐在汤老师身旁,共享一片温暖的火光。在汤老师离开时,她端起汤老师的玻璃杯,喝他喝过的薄荷水。那杯曾经在汤老师前妻的餐桌上,以感质化特写镜头展现的绿意,实现了隐性的互文,延宕的情感在此显现和回流。汤老师对于小余来说,亦师亦父。但她的依恋与移情,将不断地遭遇断裂和失魅。

她一手才端着薄荷水,另一手又拿起了汤老师不小心留下的农场转让书。真相在脆弱的时刻忽然剖白。在失去故乡之后,她又将失去新乡。接着,她又收到寺庙发来的视频,母亲已经进行了剃度仪式,选择了出家,她失去了母亲。“失去”在堆积与叠加。

小余开始做梦,梦境是导演在练习的签名。母亲的梦境是父权幽灵的追缠,最终她以“出家”来完成“出家”,退出现世,是对社会结构的主观弃绝。而在小余的梦境里,她是行动者,她搭箭四顾,追车奔跑,但是行动者尚且无法锚定靶向,目标悬置。那支射不出的箭,那辆追不上的车,是日常生活中层累的压抑,既有蓄势待发的愤怒,也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耐力追逐。在梦境里,小余在进行着一种女性主义的力量训练。

啃食下鲜红的火龙果,埋葬掉腐烂的苹果,这些经由母亲和佛经祝福过的水果,变成了疼痛与创伤的物理质地。梦境与现实的边界在模糊,她既在今日的农场,也在昔日的家园。小余在梦核式的游荡中进行了一场多重失去——失去家乡、失去母亲和失去农场的承认与哀悼,这是一场仪式性的告别。

最终,小余内心的风暴,与一场现实中自然灾害并现。女性与自然,在资本主义父权制下,一体同构。深夜里狂风大作,将小余从床上惊醒,她奔向大棚,组织工人拯救春苗。汤老师已经消失了,他的床铺空空,只留下一张轻飘的纸条,上面写着“随心所欲,不惧未来”。

我实在是皱起了眉头来。老板“随心所欲”了,要员工“不惧未来”;长辈“随心所欲”了,要晚辈“不惧未来”;男人“随心所欲”了,要女性“不惧未来”。这句台词,成为了电影海报上主要宣传语,与所有中国式的哲学表达一样,留下无限的暧昧与阐释的空间。我内心的困惑在于,我们凭着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和现实条件,如何地“不惧未来”呢?

●小余的“梦游”以大自然的惊动而结束。

这场狂风似乎要掀翻一切,大棚撕裂,牛棚倒塌,在电影之外的现实,气候变化确是日益成为生态农业的悬顶之剑。有机农场成为了在市场和自然双重灾难下的理想主义的废墟。烂尾的楼盘与烂尾的农场,前者是城市化的虚无,后者是乡村理想的崩塌。汤老师不告而逃,小余在双重废墟的漂移之间,在持续的失落与断裂之中生成主体,重新站立。

她在倒塌的牛棚里找到了农场的最后一只牛。一人一牛,走进了沙洲的芦苇地。她举目四望,和牛说“我们就留在这里好不好?”她的“留下”,与其说是留在一个未来不明的有机农场,毋宁说是在失去一切,在无亲无故无根无乡的境地下,走进荒野,重新建设的自我宣言。她将开荒拓土,无中生有。

导演杨弋枢在映后环节透露,小余的扮演者张丹是一位素人演员,其本身就是一位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知识女性,这是一场乡建女性的自我扮演。而张丹亦是在开机前一个月,先行进入农场(亦是片场),开启了在地的劳动与生活。这种角色设计本身,即是一种由女性导演与女性演员协同完成的生命共创,借由光影进行了一场自我凝视和自我讲述。

影片中播放的采访视频,也是扮演者张丹的真实拍摄,她的主体视角被融入了电影之中,以自身为媒介打破了镜内外的边界。回答问题的工人们,也确是真实存在的农场务工人员,比起他们的回答,或许更值得捕捉的是其间或苏北或皖北的口音。现实再次被挑开另一个边角,这里的边缘,是长江入海口的边缘,是中国经济中心地带的农村。在有机农业的先锋尝试背后,有着更广阔复杂的三农光谱。在知识女性的自我探索之下,还有无数沉默和未曾显影的女性身影。

最后,《内沙》这部电影,也正如有机农业之于常规农业,它并不展现高标准农田与工业化生产的效能主义,它以另类的作者气质响应了另类食农运动的和女性边缘经验。《内沙》带有小农气质,养土堆肥,精耕细作,在工业系统里捍卫自己的作者表达,成熟但又笨拙,勤恳而不焦躁。我很庆幸,能在主旋律与好莱坞的缝隙里,拥有这样的观影选择。

今天,《内沙》已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正式上映。欢迎大家前去影院观看,并在本文评论区聊一聊对这部电影的理解和看法,我们将从中选出精彩留言,被选中的读者将获得免费观影福利(凭票根找食通社报销)。

导演杨弋枢最近在全国为《内沙》路演,欢迎大家到现场和导演交流。

来源:食通社Food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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