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2018年3月，我去向盖老师汇报工作，到了午饭时间还没汇报完。盖老师说：“走，我请你到食堂吃午饭。”我们一起到了学校教工食堂，点好了午饭，我就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打开，请盖老师边吃饭边审阅我们采集到的重要视频。恰好边上有位爱好摄影的老师看到了，抢拍了一张

“生活水平远低于城市的纯朴农民，

在最困难时把最好的给我们吃，自己宁可吃胡萝卜。”

盖钧镒说，他最感恩的还是农民。

最近整理资料时，无意间又翻找出一些过往的老照片。当我再次翻看和盖老师在学校食堂的合影，不禁又让我回想起跟随先生求学的点点滴滴。

那是2018年3月，我去向盖老师汇报工作，到了午饭时间还没汇报完。盖老师说：“走，我请你到食堂吃午饭。”我们一起到了学校教工食堂，点好了午饭，我就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打开，请盖老师边吃饭边审阅我们采集到的重要视频。恰好边上有位爱好摄影的老师看到了，抢拍了一张照片。

2018年3月，蒋慕东在南京农业大学教工食堂向盖钧镒先生汇报工作。

01

2003年，我考入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攻读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考虑到自己的专业基础和兴趣专长，想在中国近现代农学史方面选题，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农业是如何向现代农业转型的。2004年下半年，经张芳老师和盛邦跃老师推荐，我登门向盖钧镒院士求教。盖先生是南京农大的老校长，在作物遗传育种方面更是大家，那又是我平生第一次与院士面对面，心中还是蛮紧张的。

然而，紧张的情绪在见到盖老师的那一刻随即放松下来。盖老师非常平和，没有一点架子，我提出的每个问题他都耐心细致地回答，还赠送给我一批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的科研成果集。

交谈中，盖老师主动给我介绍起了2004年前后中国大豆产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当时，恰逢我国大豆进口量超过国产大豆生产量的转折阶段，国内主张放弃大豆自产，依靠国外进口的声音很强烈。这些人认为，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中国应该放弃高成本的国产大豆，而进口价格更低廉的国外大豆；另一方面，我国耕地资源紧张，18亿亩耕地红线应该更多用于保证国人在小麦、水稻等主粮方面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势必要减少主粮种植面积，进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彼时，国内更倾向于将“粮食安全”的概念狭义地等同于“谷物安全”，而并不是国际公认的“食物（food）安全”。还有不少权威人士认为，“进口大豆就相当于进口耕地和水，是非常划算的”。

对此，盖老师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先生提点我：“你做科技史的，能不能从大豆历史角度，提一提自己的看法？”

回去以后，我就认真地对中国大豆的栽培起源、生产演变、利用拓展，特别是大豆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做了认真梳理。认为历史上大豆在确保中华民族的蛋白质和脂肪供应方面，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就像孙中山先生说的：“以大豆代肉类是中国人所发明。”如果放弃中国大豆生产，将中国人美好生活所必需的蛋白质和脂肪的来源控制权，交给国际市场，是非常危险的。

整理过思路，我把自己的想法向盖老师汇报，他听后非常支持，说：“要不我们一起写一篇文章吧，就讲一讲中国为什么不能放弃大豆生产？”

得到盖老师的认可和鼓励，我很高兴。在他悉心指导下，《中国大豆必须自主沉浮》一文数易其稿，最终在2005年年底完成。先是由盖先生在“全国首届大豆产业发展对策高层论坛”上交流，后来又发表在《中国食物与营养》杂志上。

盖先生曾和我说，当年，他入学进入当时的南京农学院，学校里云集了一批在农学界享有崇高威望的优秀农学家，著名的大豆遗传育种和数量遗传学家马育华教授、小麦遗传育种学家吴兆苏教授、水稻遗传育种学家朱立宏教授都曾担任过他的老师，是良师们的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一步步指引他走进了植物遗传育种的科学殿堂。特别是当年跟随马育华老师做大豆育种和数量遗传学研究，对他后来事业发展的影响基本是一辈子。如今，盖先生也像他的老师一样，甘为人梯，奖掖后学。

几十年来，盖先生曾心痛于大豆人才的流失，也为现在大豆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而由衷欣慰。盖先生说，以前开一个全国性大豆学术会议，到场专家学者只有200多人，现在有1000多人了，他们都是祖国大豆事业的希望。

02

盖先生始终认为，大豆是一种战略物资，牵动着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局，必须坚持不懈地投入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豆产量世界第一，也曾经是大豆出口国。彼时，美国大豆生产还曾因胞囊线虫病几乎遭遇到灭顶之灾，是我国的北京小黑豆抗病基因，挽救了当地大豆的命运。此后美洲国家通过科学研究、品种选育、种植机械化等方式，使大豆产量一直远超中国。中美差距让盖钧镒深受触动，他意识到，只有进一步加强大豆科学研究，培育出更优良品种，中国大豆产业才能追上并超过发达国家。

1980年，44岁的盖先生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出国访问学者中的一员，赴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担任客座助教。在美国学习期间，盖先生很重视跟美国主要大豆研究机构的合作和联系，其中一个就是伊利诺大学国际大豆研究中心。在那里他结识了中心主任考夫曼（Dr.HaroldKauffman），而且相处十分愉快。

在美国的交流学习也让盖先生不断意识到大豆品种资源对大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美国大豆专家为了收集种质资源，不惜漂洋过海到中国，他们不仅用中国大豆品种治好了美国大豆的病，还用中国的大豆种质资源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此番访学，更加让盖先生坚信，丰富的大豆品种资源（包括野生大豆）是中国宝贵的财富，其间蕴藏的大豆遗传资源亟待保护和研究，这成了他此后四十多年持续开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1982年，中美逐渐达成一个共识，要在大豆科学研究上做交流合作。那年夏天，在伊利诺大学召开了中美双边大豆科学讨论会，正在美国学习的盖先生前去参会，还将国内的研究结果在会上做了报告。1983年在我国吉林省举办第二次中美大豆科学研讨会时，原农业部安排盖先生出任中方副团长。伊利诺大学的考夫曼也来开会，会后，盖先生陪美方代表到上海，考夫曼问盖先生是不是有兴趣做一点国际合作的研究。在考夫曼的帮助下，盖先生与国际植物资源委员会（IBPGR）取得了联系。在导师马育华的大力支持下，盖先生开始参与有关大豆资源的项目申请，IBPGR批准了项目推进并给予了5万块美元的资助，这是南京农业大学拿到的第一个国际项目。

1983年，盖钧镒在第二次中美大豆科学研讨会期间出任中方副团长。

盖先生带队跑遍了中国绝大多数大豆产区，搜集属于中国的大豆种质资源。一村一村找，挨家挨户问。就连寒暑假学生放假回家，盖先生也请他们在家乡帮忙收集大豆种子。当年，没有大豆种子储存设备，盖先生就从市场买来酱菜瓶子，里面放上干燥剂，封好口保存。

历时几十载，在盖先生的带领下，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已经建立起世界第三大大豆种质资源库，保存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种质库和美国农业部的种质资源库。已保存国内外大豆种质资源3万份，它们静静“睡”在超低温的密封种子袋内，随时等候科研人员“唤醒”。

03

1996年之后，国际大豆市场瞬息万变。随着种子研究和种植机械化的突破，美洲诸国大豆产量跃升，而多重影响因素下，中国大豆的年产量却始终在1500万吨左右徘徊。饲料蛋白需求的迅速增长，使得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看着大豆市场一步步失守，盖先生十分忧心，因为他知道，蛋白饲料是肉蛋奶等动物性食物生产的最重要原料之一。如果大豆（实际上是蛋白和脂肪）高比例依赖进口，就相当于把饭碗交到别人手里。“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的手里！”这是盖先生坚定的信念。

盖先生一直赞同并践行“要立足国内解决大豆供应问题”。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约束条件下，要增加国产大豆的供给，最主要、最根本的措施是要靠大豆的科学技术发展。提高大豆单产是打赢这场种业翻身仗的重中之重。

多年来，盖先生从两万多份大豆资源中精心筛选出1900份，从实验室到试验田，带领着一批批学生反复种植、观测，记录下每一份资源最完整的性状特征。盖先生自己育成的大豆新品种“南农1138-2”是我国南方地区遗传贡献最大的亲本材料；20世纪90年代末问世的“南农88-31”平均亩产可达170公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倍多；“南农66”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创造了亩产258.02公斤的产量，突破了国家大豆高产攻关目标；“南农47”经测定，亩产可达306.5公斤，进步显著。

此外，盖先生还坚定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认为它是立足国内解决大豆供应问题的第二个重要方法，即在玉米地里同时种植大豆，把玉米的行距放宽，玉米的产量不减少，中间多收一季大豆。盖先生测算：“全国有6亿亩玉米地，按每亩产量100公斤计算，6亿亩玉米田至少可产6000万吨大豆，再加上开发盐碱地种大豆，就基本可以实现大豆自给自足。”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提出“加大对大豆高产品种和玉米、大豆间作新农艺推广的支持力度”。当年5月，盖先生牵头组织国内多位农学家联合提出深化“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研究的建议。从2022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在东北地区开展粮豆轮作，开展盐碱地种植大豆示范，并重点支持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油菜籽收获等农技。同年，在农业农村部部署下，玉米、大豆间作这一技术在全国多个省份示范推广超过1500万亩。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支持东北、黄淮海地区开展粮豆轮作，稳步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国家继续支持以西北、黄淮海、西南、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重点，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推广面积扩大到1800万亩。2024年、202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多措并举）巩固大豆扩种成果”。

然而，谈起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盖先生更多讲述的是西南农业大学杨文珏老师的贡献。“是他最先在四川搞‘麦、玉、豆’，就是麦子里面套玉米，玉米收了以后种大豆。我当时觉得我国土地资源确实有限，充分利用土地是必须的。特别是大豆种植，本来就有间作套种的习惯，所以我就非常支持杨文珏做这工作。他这个人很执着，我一直在大小会议上面表态支持，他也一直要我在不同场合来推动。我分析下来，中国的18亿亩耕地，排不出多少地再增种大豆了。想要既不减粮食作物，又能增加大豆种植面积，算来算去，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是唯一的途径。而且这个技术主要利用大豆的生物学特点——耐得住荫，别的作物耐不了这么荫的程度。因此，从他搞‘麦、玉、豆’开始，一直到‘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我一直都大力支持。”

近年来，为了积极推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盖先生在国内各大大豆产区间奔走，既是为了国家粮食安全，也是为了促进农民增收。

2016年10月，盖钧镒在新疆石河子下田脱粒，进行大豆测产。

04

“中国农民非常纯朴，也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全别人，我应该为他们做点事情。”这也是多年来支撑盖先生做农学研究的精神动力。

盖先生年少时一直在城市成长，农村生活的经历并不多。1957年，刚刚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盖先生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到江苏北部的涟水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农民学习种田，在田地里积累实践经验；体验农村生活，确立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2014年，盖钧镒（前排右一）重回江苏涟水，看望下乡时的青年伙伴。

盖先生说，那时的涟水很贫穷，到处都是盐碱地。清代一位县令就曾说过，“有田间斥卤，无处不蓬蒿”。当时，涟水的主产是小麦、玉米、山芋，也有一些大豆、高粱、胡萝卜等等，几乎没有种水稻的。当地的农民可能想不到，那个和他们同吃同住，一起挖河、推泥、种地的年轻人，竟然是个从前一点农活都没干过的城里人。在涟水，盖先生和农民特别是一帮年纪相仿的小青年一起干农活、上河工、挖斗渠，同甘共苦、打成一片，持续了八个多月。

“去的时候是1957年冬天，我才21岁。1958年碰到饥荒，我住的人家只有一个68岁的老太太，她的儿子在外地当干部，我在她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对我非常好，说你们城里来的人饿不起，所以把好的东西都给我。当时，条件好一点人家吃玉米面加山芋，玉米稀饭加山芋干，穷苦一点的人家是玉米稀饭加胡萝卜。老太太自己吃胡萝卜，给我吃山芋，她说你要去田里干活所以得吃饱吃好。”盖先生深受感动，“生活水平远低于城市的纯朴农民，在最困难时把最好的给我们吃，自己宁可吃胡萝卜。所以，后来我回去以后对农业有兴趣，对生物学有兴趣，最感恩的还是农民，这是我们的责任感。中国农民生存状况如果不能改变，我们对得起他们吗？”

时至今日，盖先生对涟水的经历仍然念念不忘。他说，“我本来没有兴趣学农，经过涟水下乡锻炼，才慢慢感觉有兴趣。如果我不去体验农民的生活，不在农村得到人家的照顾，我怎么能够在心里感激农民？我得到农民关照以后，自己也没给他们什么，怎么能对得起人家？这就形成一种责任感，也是我的人生观形成过程，决定了我后来几十年的研究方向，也构成了我现在从事大豆科学研究的思想基础。”

那时候劳动挣工分，盖先生拿了工分以后都交给老太太。离开的时候，他又把自己的两床被子留下来给老乡，还把下乡前刚买的刮胡刀送给了青年伙伴丁家政。

2014年，盖先生专程回涟水看望几位当年的青年伙伴，先生还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盖先生与他们一起愉快地回忆当年的生产生活——用揪挖土劳动，拐磨加工粮食，戽水逮鱼过年……闲聊中，盖先生回想起当年和大妈一起分到的三十多斤鱼，如今谈起依旧开心不已。

得知盖先生回涟水，曾经的青年伙伴和家人还为先生准备了当年下乡时非常稀罕的点心——小果子和大糕，还要搓汤圆给他吃。盖先生谈笑：“当时大妈用豆腐和豆角做馅，做了大大的汤圆给我吃，我一口气吃了四个。”

当年的青年伙伴们都说，“五十多年了，盖老师还想着我们，真不容易啊！”丁家政还拿出了当年盖老师送给他的刮胡刀，装上新的刀片还能正常使用，保护得非常好。这也成为他们深厚友谊的精彩见证。

如今，盖先生已年近九旬，但他依然时刻心系着他研究了一辈子的大豆。为了探索增加中国大豆供应的新路径，盖先生创新性地提出了“大豆南下”计划。“美洲纬度较低的热带、亚热带地区能种大豆，亚洲的低纬度地区为何不能种大豆？”从2021年开始，盖先生的科研团队带着适合南方低纬度地区种植的大豆种质资源去到海南三亚，开展南繁育种。他们将1356份大豆种质资源进行适应性鉴定，并遴选新近育成的大豆品种进行比较试验，其中4份大豆品种的亩产超过250公斤，远超国内平均亩产135公斤的水平，2021年第二次试验亩产量同样高达250公斤。盖先生说，“大豆南下”的研究成果一旦投入使用，既可扩大大豆在中国的种植区域，也可乘上“一带一路”东风，在海外进一步试验并推广种植，从而优化中国进口大豆来源结构。“让老百姓吃着中国豆子打出的豆浆、磨出的豆腐”，这就是盖先生一生的愿望与追求。

（作者蒋慕东，系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研究员，科学技术史博士，作物学博士后；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姚金楠参与写作）

作者：蒋慕东

名家简介：

盖钧镒，193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大豆遗传育种学家、植物数量遗传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主持制定“七五”“八五”国家大豆育种攻关计划；创建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和原农业部大豆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搜集、研究以中国南方大豆地方品种为主资源3万多份，建成中国第二、世界第三大大豆种质资源库；揭示多数育种性状的主基因(主效QTL)+多基因(微效QTL)遗传规律。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和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等20多项；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华农业科教基金科研奖、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第五届中华农业英才奖。

监制：王岩 编辑：葛羚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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