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皖南绩溪与杭州临安之间，有一条风光绮丽的徽杭古道，经由此条古道，徽商得以开拓贸易，走出山村，走向江南，走向世界。巨商胡雪岩少年时也曾肩挑背扛，经由此古道至杭州谋生，最终脱颖而出，叱咤于商场之上。清代徽商与权力结合最为紧密者，当为胡雪岩，乃至其被人称为“红顶商

在皖南绩溪与杭州临安之间，有一条风光绮丽的徽杭古道，经由此条古道，徽商得以开拓贸易，走出山村，走向江南，走向世界。巨商胡雪岩少年时也曾肩挑背扛，经由此古道至杭州谋生，最终脱颖而出，叱咤于商场之上。清代徽商与权力结合最为紧密者，当为胡雪岩，乃至其被人称为“红顶商人”。

胡雪岩，本名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少年时至杭州，在钱庄中打杂役。学徒期满后，胡雪岩先是在钱庄中当伙计，后升为跑街（销售）。有一种说法以为，胡雪岩的第一桶金来自阜康钱庄的馈赠。胡雪岩嫡曾孙胡亚光《安定遗闻》记载：“肆主于姓，无子，爱公勤敏有胆略，颜器重之。疾革时⋯⋯即以全肆赠之，数不逾千金。”

此说出自胡雪岩后裔，可能对其祖先加以美化。清人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咸丰十年(1860)正月记录云：“有起于钱铺小倌姓胡，名墉，字雪岩者，骗人资本，此时已自开钱店，与官场人往来。”段光清曾长期在浙江任职，对浙江政商两界有较深了解，此记录所云“骗人资本”，大约指阜康钱庄落于胡雪岩手中之事，其中内情，已不为外人所知了。

胡雪岩初有资本后，为了在商业领域取得进一步拓展，必然要在官场上有所倚仗，他的倚仗就是王有龄。一说认为，胡雪岩结识王有龄在1848年王有龄署浙江仁和县令之前。在咸丰朝的乱局中，王有龄步步高升。咸丰七年(1857)，两江总督何桂清奏调王有龄为江苏按察使，再升布政使。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围攻杭州，王有龄由江苏驰援，太平军退去后，王有龄升为浙江巡抚。

王有龄知道胡雪岩的能耐，便将粮饷事宜交给他办理。1861年，太平军进攻浙江，胡雪岩受王有龄之托，至上海向洋商购买军火、粮食。在杭州失守前一个月，胡雪岩运送粮食、军火前往杭州，但杭州被重重围困，无法进入。当年十二月，杭州被太平军攻克，王有龄自缢身死。此时，左宗棠正奉命从江西援浙，朝廷命他继任为浙江巡抚。胡雪岩当即奔赴江西广信，至左宗棠军中拜谒。此行胡雪岩携带了大礼包，献上此前采办的粮食、军火，得到左宗棠赏识，受命办理粮台与转运局务，左宗棠认为：“以浙江之绅办浙江之事，情形既熟，呼应较灵。”

同治二年(1863)，左宗棠任闽浙总督，仍兼浙江巡抚。同治三年二月，左宗棠收复杭州。在此期间，胡雪岩全力为左宗棠办理军粮、军火等事宜，一度还为左宗棠联系法国驻宁波舰队军官德克碑，组建由外籍人士组成的“常捷军”。左宗棠在浙江的一系列战事中，常捷军及西方军火帮助极大。左宗棠认识到洋人枪炮的威力，后来西征时大力引进新式武器，并支持洋务运动，设局造船，以富国强兵。

同治三年，左宗棠攻入杭州，城内残垣断壁、尸骸遍地，于是委托胡雪岩收殓尸骸。胡雪岩又帮助左宗棠筹集银两、白米，从事各种善后事宜。同治四年(1865)，左宗棠至福州后，上奏请调数人入闽，以资赞助，其中之一就是胡雪岩。胡雪岩在福建继续从事军火粮秣事宜，左宗棠说：“迨臣自浙而闽而粤，迭次委办军火、军精、络绎转运，无不应期而至，克济军需。”左宗棠将福州船政局交给胡雪岩办理，由胡雪岩向法国洋行购进造船机器，五年之后造出了十余艘轮船。

胡雪岩原是江西候补道员，左宗棠担任闽浙总督后将他调到福建，屡次保举。胡雪岩打通政商两途，号为“活财神”。他生活豪奢，广纳美妾。对胡雪岩，舆论褒贬不一，有人夸奖他“性好善，里中善举义事，皆力为之”，有人指责他“荒淫奢侈”。左宗棠在给儿子左孝威的信中，谈及胡雪岩的私人生活：“至其广置妾媵，乃从前杭州未复时事。”不过左宗棠对胡雪岩好色，并没怎么在意，只是告诫儿子，既然知道此事，“但不宜向人多言，致惹议论”。

同治五年(1866)八月，清廷任命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先后平定捻军和陕甘回民军。但新疆仍被阿古柏等占据。在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下，朝廷最终决定收复新疆，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消灭阿古柏，驱逐白彦虎，收复新疆。

左宗棠西征的军饷，全赖东南各省关协款接济。胡雪岩全力为左宗棠的西征提供支持，军饷遇有缺乏，胡雪岩则出面筹集，预借各国银行款项，如果借款延误，则向华商筹借巨款填补。胡雪岩在上海与各国银行商讨借款，前后六次，合计1595万两。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认为：“催领频仍，转运艰险，多系胡光墉（胡雪岩）一手经理”，“此次新疆底定，核其（胡雪岩）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

不仅如此，胡雪岩还担任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在沪采办各种新式武器。西方新式武器到上海后，胡雪岩亲自察看，了解其性能，以合适的价格采购，送至前方，这对左宗棠西征胜利起了巨大作用。左宗棠曾夸赞：“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器利，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

充足的款项、先进的武器，是左宗棠西征取胜的关键，使中国解决了严重的西北边疆危机。

左宗棠西征时还不忘建立洋务企业。光绪三年，为创办甘肃织呢总局，左宗棠命胡雪岩采购织呢机器。胡雪岩与德国泰来洋行接洽，采购全套织呢机器及蒸汽发动机，又聘请德国技师去传授技术。光绪六年 (1880)，甘肃织呢总局在兰州开工生产。左宗棠在肃州开设金矿，采金机械也是胡雪岩所采购。

西征之战，胡雪岩为湘军出了大力。由于左宗棠的提携和保举，胡雪岩“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累赏御书”。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上奏，请赏加胡雪岩布政使衔。布政使为从二品，顶戴可用红珊瑚，故胡雪岩被称为“红顶商人”。光绪四年 (1878)，左宗棠特意为胡雪岩上奏，“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异之处”，黄马褂只有清廷最为亲信之人方可获赏。

虽然胡雪岩与左宗棠保持了密切的政商关系，但二人之间并没有什么金钱瓜葛。有时涉及亲戚师友之类的事务，左宗棠会出面请胡雪岩帮忙。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因侄女来浙江，路过上海，请胡雪岩予以关照。同治十三年(1874)，左宗棠老师温葆深致仕，将养廉银万余两存在阜康钱庄，左宗棠特意致信胡雪岩，请加以关照。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左宗棠西征时，胡雪岩送去各类礼物，左宗棠会收下土产，退回贵重礼物。

左宗棠西征，军费在一亿两以上。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不得不依赖于对外借款。胡雪岩在西征之中出力甚巨，但外界骂声颇多，主要也是因为他主导的借洋债。

当时外国银行的普通借款，年息在三厘半至四厘，据曾纪泽记录，胡雪岩借款利率在八厘左右。借款利息高昂，接近借款总数一半，胡雪岩从中谋取私利甚丰。当时舆论对这般借款多有批评，认为此举不啻饮鸩止渴。光绪五年(1879)，曾纪泽论及借款时认为：“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

虽然外界对胡雪岩借款有各种非议乃至谩骂，但左宗棠知道，没有胡雪岩的借款，就没有西征的胜利。左宗棠只能鼓励他。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致函胡雪岩：“此次成借，极费心力，感荷之至。”“频年支持西事，全借沪局转馈之功，天下所共知者。”

胡雪岩鼎盛时期商号遍及全国，有资产千万两白银，连清政府都要借助他的财力。他涉猎的产业甚广，当时最能赚钱的生意，诸如生丝、粮食、茶叶、房地产、药铺、当铺、钱庄等，他几乎全部插足，无一不及。胡雪岩以钱庄起家，在全国各地开设有多家钱号，所开当铺也有20余家，众多官商以巨资寄存于胡氏庄号。

丝业贸易是江浙出口大宗，鸦片战争后被洋商把持。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写信给胡雪岩，谈及丝茶贸易：“近与俄人谈及伊国意在销售湖茶及川丝（湖丝）、大黄等物，若能办通，亦中国一利源也。”在官方授意下，胡雪岩用手中的资本投资丝业等出口贸易，与西方商人竞争。胡雪岩介入后，一度打破洋商垄断，“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

虽然胡雪岩投资一系列产业，并协助左宗棠办理过洋务企业如福州船政局，但他的眼界仍然是中国传统商人，他的主业也是传统商业行为。发家之后，除了将一部分资金用于商业投机外，胡雪岩在上海、杭州等地用巨额资金建造了各式豪宅。胡雪岩还在农村大量购置土地，拥有田地万亩，他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自己则坐收地租。

胡雪岩虽然与西方人打过交道，也帮助左宗棠采购了大批西方武器，但他本人对近代企业表现出一种近乎本能的抵触。他以“畏洋商嫉妒”为借口，拒绝李鸿章投资轮船招商局的邀请，又以政府抵制为借口，拒绝与怡和洋行合办“机器棉纺织公司”。在胡雪岩破产之前，尽管缺钱，他却拒绝将手中持有的大批蚕茧卖给新式机器丝厂。

光绪九年(1883)，胡雪岩投资丝业贸易失败，囤积大量货物，手中资金紧张，不想清廷不但不帮忙，反而落井下石，导致胡雪岩商业帝国崩盘。上海道道员邵友濂通过胡雪岩担保，向外商借了一笔款项。款项到期时，恰逢胡雪岩丝业贸易失利，邵友濂趁机不肯支付本息，成了压垮胡雪岩商业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一说认为，李鸿章想打击左宗棠的亲信胡雪岩，命邵友濂故意拖延款项，予胡雪岩更大压力。外商乃向担保人胡雪岩追讨本息，“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导致阜康钱庄在各地分号挤兑压力加大。

在胡雪岩爆雷之前，光绪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左宗棠乘船至上海与他相聚，早晨九点钟时，胡雪岩登船拜见，双方叙谈良久，至十点钟，左宗棠登岸拜客。上岸之后，左宗棠又去后马路粮台局拜会胡雪岩，两人聚谈片刻。不过两人所谈内容已不为外人所知。此次会面时，胡雪岩尚在苦撑，一度还为淮南盐场堤坝工程捐银31000余两。

十月初六，杭州阜康钱庄面临倒闭危机，因得到浙江布政使帮忙，才勉强支持下来。但风声传出，存户纷纷涌至上海阜康钱庄提款，胡雪岩已无法应付。十一月初二日，上海阜康钱庄倒闭，两天后北京阜康分号倒闭，此后镇江、宁波、杭州、福州、南京、汉口、长沙等分号也相继倒闭。

阜康钱庄业务遍布全国，也经营官款解送、官款生息等官方业务。据统计，胡雪岩亏欠官款共计银160余万两，涉及江、粤、闽各海关解京饷银、福建汇解边防经费银、两江办军火银、上海道署公款银等。

阜康钱庄破产后，清廷令闽浙总督何璟、浙江巡抚刘秉璋清理阜康钱庄的公私款项，并查明其资财。十一月二十七日，御史延煦奏称，阜康号牵涉官私款项数百万，为害不止一方，建议将胡雪岩先革职，解交刑部监禁，迅速追回所欠公私款。

经过多方权衡之后，清廷决心严行追究胡雪岩的罪责。十一月二十八日，清廷令两江总督左宗棠：“饬提该员（胡光墉）严行追究，将亏欠各处公私等款赶紧逐一清理。”左宗棠虽与胡雪岩关系密切，但此时也不好维护，于是下令将胡雪岩提至南京，由藩司梁肇煌提讯。胡雪岩至金陵不久，即乘坐小火轮船，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后返沪，船泊铁路大桥。

光绪十年(1884)正月，梁肇煌将调查详情禀报左宗棠，建议将胡雪岩的典当作抵，偿还官款，所欠私款则以店铺衣饰作抵。据此，左宗棠上奏，请将胡雪岩名下商号关闭，以资产抵偿所欠官款。

在胡雪岩商业帝国崩塌的过程中，未见到左宗棠出手帮助。胡雪岩虽然取得左宗棠授意，从事丝业贸易，但这终究是商业行为，左宗棠不可能动用官帑为他买单。且左宗棠与胡雪岩的政商合作，乃是为公；如果左宗棠介入，则是言私。左宗棠素来刚正，自然不会以私害公。

中枢之中，户部尚书阎敬铭对胡雪岩极为反感，认定其人“出身市侩，积惯架空罔利，最善交结官场”，于是出手绞杀。四月，户部认定胡雪岩在西征借款中存在不当得利，要求偿还十万余两“行用补水”，由浙江巡抚追缴，同时令人查明胡雪岩有无隐匿资产。行用补水，是向外借款时给洋商的各类中介费，装运时的水脚、保险等各类费用。此类费用，当初是左宗棠核准，于户部报销。此时户部刁难，使左宗棠很是难堪，于是出面为胡雪岩解释，请免除追缴。

此年左宗棠因为眼疾，清廷赏假四个月，离任养病。继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对追索行用补水大为不满。曾国荃认为，此笔费用乃是因公支用，不是侵吞，且根据户部章程已经报销，故而请户部不要追缴。虽然左宗棠、曾国荃再三为此辩护，但户部不给面子，继续追索这笔费用，并给出理由：“既未奏咨立案，均系不准支销之款。”

光绪十年五月，浙江巡抚刘秉璋查抄胡雪岩家产，以抵所欠各省公款。胡雪岩名下钱庄、典当，所有货本、器具、屋基，收缴抵偿。元宝街胡家房宅、胡庆余堂资产也被查抄，赔抵欠款。胡雪岩的商业帝国，至此彻底坍塌。

在清末大变动的时代中，胡雪岩以敏锐的眼光把握住一次次商机，并结交官员，上通下达，成为红顶商人。但此时的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只有采纳新的技术与新的管理方式，方能在商业领域立于不败之地。胡雪岩却逆时代而行，其最终失败是必然的。

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左宗棠在福州病逝。十一月十二日，经户部尚书阎敬铭奏请，将已革道员胡雪岩拿交刑部，从严治罪，可他已于此月初一日病逝。杭州知府与仁和、钱塘两县前去查看，只见棺材停放在堂。询问家属，才知所住房屋系租自朱姓，元宝街胡家园林宅邸早已变卖抵账。经官方逐一细点，只有桌椅板凳等家具，别无贵重之物，家属称：“所有家产前已变抵公私各款，现今人亡财尽，无产可封。”至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刘秉璋才从胡雪岩最后余产中将判赔的官款余额追齐。

来源：为了历史指标全高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