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柯灵是集作家、新闻人、电影人、剧作家、评论家于一身的名家。20世纪5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时，就见过他、敬仰他。但真正同他相交相熟是在1962年我从作家协会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之后，因为柯灵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是老政协委员、常委，我作为小组秘
柯灵（左）与本文作者在赴甘肃视察途中合影
1988年柯灵收到《梁漱溟问答录》一书后，写给本文作者的亲笔信。
柯灵是集作家、新闻人、电影人、剧作家、评论家于一身的名家。20世纪5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时，就见过他、敬仰他。但真正同他相交相熟是在1962年我从作家协会调入全国政协机关工作之后，因为柯灵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是老政协委员、常委，我作为小组秘书，曾经主动同他交谈、求教于他……
与柯灵的相识
对柯灵印象最深的一次交谈，是谈及他编剧、汤晓丹导演的轰动一时的电影《不夜城》，我说电影主角（公私合营时的资本家）的女儿在复旦大学读书，因此安排在复旦校园拍电影镜头的场景，地点在复旦登辉堂前的大草坪上，其中有群众演员跳舞的场面，我是其中之一，但电影播出时看了几遍，只有我的同班同学朱仁朴，却没有我，颇感失望等等。柯灵听后笑出声来，同在他房间的人更是哈哈大笑。
真正同柯灵的长时间交谈，是在1987年夏秋之间，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赴甘肃考察的时候。这次赴甘肃考察，是全国政协首次组织京外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常委们从全国各地直接到兰州集中，因此全国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提前到达兰州，协助省政协机关到机场车站迎接各地来的常委。
本来我是随团记者，不承担接待常委的工作任务。不料从北京启程的前一天，负责带领机关工作人员的刘明局长因特殊原因不能离京，秘书长临时决定由我兼任率领工作人员的负责人，理由是我在调到人民政协报社前曾长期从事这类陪同委员考察活动的工作。
看到京外全国政协常委名单，大多数熟悉，其中有来自上海的几位常委，柯灵是其中之一。兰州机场距离城里很远，车程一个多小时，我去机场接到来自上海的柯灵等几位常委后，在兰州的宁卧庄宾馆把他们安顿好，并同柯灵约定，次日早晨陪他在宁卧庄附近散步，他欣然答应。
与柯灵的一次长谈
那次全国政协京外常委视察团行程一共18天。先在兰州附近考察5天，然后去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考察10天，最后回兰州座谈总结3天。我同柯灵的长谈，主要是下榻宁卧庄宾馆的前5天。
一天散步时，柯灵主动对我说：“我已看到《人物》杂志连载你写的《梁漱溟问答录》的若干章节，也看到你在这之前发表在报刊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等若干篇重要文章。”“我关心这件事，在上海我就同一些朋友议论过。今天有这个在一起的机会，很想听你简要谈谈这本书写作的起因、内容和难度。”
我一一作了回答：第一，从1962年至1982年，我担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小组秘书20年，具体工作是作记录、写简报，联系每一个学习组成员，为他们服务。而梁漱溟是这个组的“反面教员”，多年来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宗旨，讲真话，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因此招来的小组批判和联组批判就有5次，时间从一两个月到八九个月，其中时间最长、参加批判会人数超过百人的一次，是他在“文革”中发表两个上午长达7个小时、题为《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直言不同意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呼吁不同意一笔否定孔子……而在政协内部小组、联组半年多的大批判之后，梁漱溟最后的回答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并从坚持理性思考的角度解释这句名言，表示坚信自己的看法。第二，我说到自己对梁漱溟的认识也有个过程，从认为这位老者“顽固不化”，到惊奇于他何以有这么大的定力，自以为是、傲视一切……
我的话没有讲完，柯灵即插话，他对梁漱溟其人其事，本已有所了解。“但你的书涉及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异乎寻常的争辩，要写作和发表是有一定难度的，我想听听这方面的情况。”
于是，我谈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一系列问题都被一一重新审视。我首先得到梁漱溟本人的赞同，每写完一章都请他审看并签名。另外还得到费孝通、吴祖光等诸多前辈的大力支持。我告诉柯灵，计划中正式出版的《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由梁漱溟本人写序，费孝通对梁漱溟作为思想家的高度评价为序二。
我还着重同柯灵谈了孙起孟对这本书的鼎力支持，不但出主意让我把第三人称改为自述性的第一人称，并审看了原稿的全文、提出修改意见，有的还直接修改补充。其时，孙起孟的中共党员身份刚刚公开，调任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副书记、副秘书长。没有他的支持，《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发表和出版，可能还要延迟。
我说到此，柯灵发出会心的微笑，说：“他们这几位与我都是老朋友了，我同他们是同一辈人。”不少人知道，柯灵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民进中央的领导工作，但他也是半公开的资深中共党员。
柯灵日记中记载了这次谈话
柯灵有长期写日记的习惯，在1987年8月16日全国政协京外常委赴甘肃视察团工作结束回上海后不久，《新民晚报》就开始连载柯灵题为《甘肃掠影》的日记，其中数次提及我写《梁漱溟问答录》一书之事，并发表评论。
更没有想到的是，《甘肃掠影》日记与柯灵的其他日记结集，于1987年底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就是说，柯灵评述《梁漱溟问答录》一书的时间，比1988年4月正式出版《梁漱溟问答录》还早近半年。我摘选了柯灵到达兰州第二天的日记：
七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晚凉如秋。晨七时起，犹是曙色朦胧。七时半进餐，餐后到园中散步。园地极广，有亭台池阁，花木扶疏之胜，园中多果树，枝头嘉果累累。
在信步闲谈中，来自天津的吴璆教授谈及友朋旧事，如贺绿汀、卞之琳、陈荒煤、叶以群诸人的“文革”际遇，不胜感慨。负责考察团组织工作兼随行记者汪东林（全国政协《人民政协报》新闻部主任），因询问谈了不少有关梁漱溟先生的性格和事迹，其中包括梁与毛的交往和冲突……其中波涛起伏，曲折多多，反映了新中国初期政坛风云的峻急，部分知识分子传统观念与现实生活的扞格。其人其事，可藉为史镜。汪东林亲历若干场景，为梁氏立传，已写成《梁漱溟问答录》一书，正在《人物》名刊连载，今明年即可出版……
作为晚辈，能受到柯灵这样成就卓越且影响力颇大的老前辈之鼓励和鞭策，更感到自己做的是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1988年4月，拙作《梁漱溟问答录》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分别出版，我给柯灵邮去数本。他收到后赋诗一首，并写信对我再次鼓励，又说因为近日事情太多，已委托著名作家兼报人、《巴金传》的作者徐开垒同志写书评。柯灵远行参加笔会还没有回来，书评就已经在《新民晚报》见报了。
时间飞逝，拙作自1988年首次出版，至今已30多年，已先后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等不断再版。如今，为梁漱溟立传和研究专著已达几十种之多，几乎无一例外都要引用或阐述拙作所提供的若干亲历亲见亲闻的真实史料。想到此，能力有限的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所敬重的柯灵于2000年因病逝世，享年91岁，至今1/4世纪的时间已经过去。当年我与他相交相知时正值盛年，如今也已是垂暮之年。窃以为趁现在头脑还未呆痴，写点小文，缅怀对自己大半生学习、工作、事业有恩之人，是应做之事。
来源：民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