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历史的长河中，诸葛亮的躬耕地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南宋恭帝德祐初年赐襄阳诸葛亮庙额曰英惠，加号仁济，这一看似简单的赐额举动，实则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有力地证明了宋朝皇帝认可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

“恭帝德祐初赐襄阳诸葛亮庙额曰英惠加号仁济”

摘自——钦定续文献通考-清-嵇璜

在历史的长河中，诸葛亮的躬耕地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南宋恭帝德祐初年赐襄阳诸葛亮庙额曰英惠，加号仁济，这一看似简单的赐额举动，实则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有力地证明了宋朝皇帝认可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

北宋时期，官方编纂的地理志书对襄阳隆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太平寰宇记》由乐史所撰，这是一部具有极高权威性的地理总志。其中提到“诸葛亮宅，按《蜀志》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即此地也。今有井深四丈，广尺五寸，迄今垒砌如初。”这里明确指出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就是刘备三顾茅庐之地，也就是诸葛亮曾经的躬耕隐居之所。另一部北宋时期的重要文献《太平御览》引《襄阳记》云：“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同样对襄阳隆中作为诸葛亮故宅进行了记载。这些官方地理志书的记录，为宋朝皇帝认可襄阳隆中为诸葛亮躬耕地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在北宋时期，朝廷从官方层面就已经认定襄阳隆中在诸葛亮生平中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出山辅佐蜀汉的关键地点。

南宋恭帝德祐初年赐襄阳诸葛亮庙额并加号这一行为，绝非孤立事件，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虽然赐额本身并没有直接提及诸葛亮躬耕地，但结合北宋以来官方文献对襄阳隆中的记载以及南宋时期的文化传统，可以清晰地推断出，宋朝皇帝对襄阳诸葛亮庙的赐额，是建立在“隆中为躬耕地”这一历史共识之上的。在古代，庙宇的赐额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代表着朝廷对该庙宇所祭祀人物的尊崇以及对其历史地位的肯定。若朝廷对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存疑，断然不会为襄阳的诸葛亮庙追加如此高规格的荣誉。南宋与北宋一脉相承，在文化政策和历史认知方面延续了北宋对襄阳隆中的认定，这进一步巩固了襄阳隆中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官方认可的诸葛亮纪念核心区域。

除了官方文献和赐额行为，宋朝众多文人与学者的创作也为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和始平公郡斋偶书二首》中写道：“武侯暂为苍生起，长忆隆中卧旧庐。”从这句诗中可以看出，司马光明确认为诸葛亮是从隆中走出，开始了他辅佐刘备、匡扶汉室的伟大征程。而苏轼，这位北宋文学大家，也在《隆中》诗中称：“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苏轼以其独特的文学笔触，表达了对诸葛亮在襄阳隆中诞生并成长为一代名相的赞美。这些文人的诗词创作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当时的官方文献以及广泛的社会共识，反映了宋朝主流观点对襄阳隆中的认可。他们的作品在民间广泛传播，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襄阳隆中作为诸葛亮躬耕地的认知。

从历史与地理逻辑的角度来看，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也具有高度的合理性。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南阳宛县（今南阳市区）处于曹操势力范围，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而襄阳当时是刘表的治所，相对来说社会较为安定，且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与刘表有旧交，诸葛亮跟随叔父迁居襄阳，在隆中隐居躬耕，更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襄阳隆中地处荆州腹地，交通便利，信息灵通，便于诸葛亮与当地名士庞德公、司马徽等交往，这也与《三国志》中“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的记载相契合。诸葛亮在襄阳隆中期间，通过与这些名士的交流切磋，不断提升自己的学识和见解，为日后出山辅佐刘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无论是北宋官方地理志书的明确记载，还是南宋恭帝赐额襄阳诸葛亮庙这一官方背书，亦或是宋朝文人与学者的佐证，以及历史与地理逻辑的一致性，都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了宋朝皇帝认可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这一历史事实在宋朝时期已经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广泛认同，为后世研究诸葛亮生平及三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来源：立言成说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