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堂之上，司马氏皇权衰微，被世家大族的阴影笼罩。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世家，把控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王与马，共天下” 便是这一时期政治格局的生动写照。他们不仅在朝中担任要职，垄断了官员选拔的渠道，还大肆兼并土地，广占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急剧

东晋，这个偏安江南的王朝，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迅速陷入了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的泥沼。

朝堂之上，司马氏皇权衰微，被世家大族的阴影笼罩。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世家，把控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王与马，共天下” 便是这一时期政治格局的生动写照。他们不仅在朝中担任要职，垄断了官员选拔的渠道，还大肆兼并土地，广占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在经济上，东晋政府的赋税徭役极为沉重，尤其是对普通百姓和底层民众。为了满足统治阶层的奢靡生活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项目，加重百姓负担。除了正常的田赋、户调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杂税，如口钱、算赋、逋租等，让百姓苦不堪言。同时，徭役也十分繁重，百姓需要为政府承担各种劳役，如修筑宫殿、城池、道路，以及服兵役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家庭生活。

在土地方面，东晋时期的土地兼并现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世家大族凭借其政治特权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得无数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基，沦为佃客、部曲或流民。他们不仅要承受地主的高额地租剥削，还要受到政府的沉重赋税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在东晋末年，天灾人祸更是频繁降临。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接连不断，导致粮食歉收，物价飞涨。百姓们不仅要面对饥饿的威胁，还要忍受疾病的肆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底层民众对东晋政权的不满情绪如熊熊烈火般燃烧，一场大规模的民变，正悄然酝酿。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五斗米道应运而生，为挣扎在苦难中的人们带来了一丝精神寄托 。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是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由张道陵于东汉顺帝时期在蜀地鹤鸣山创立。因入道者需缴纳五斗米作为信米，故而得名。

五斗米道尊崇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将道家思想与民间信仰、方术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教义和修行方法。其教义强调 “道” 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主宰，人们通过信奉 “道”、遵守道德规范、修炼身心，可以达到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境界。同时，五斗米道还注重符咒、法术等宗教仪式的运用，认为这些可以驱邪治病、祈福禳灾，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需求。

在组织形式上，五斗米道建立了较为严密的教团组织，以 “治” 为基本单位，每个 “治” 都设有祭酒作为首领，负责管理教务和信徒。祭酒之下，又设有鬼吏等神职人员，协助祭酒进行传教和治病等活动。这种组织形式使得五斗米道能够有效地传播教义，团结信徒，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东晋时期，五斗米道在民间广泛传播，尤其是在江南地区，拥有众多信徒。其传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东晋末年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五斗米道的教义和修行方法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慰藉和希望；二是五斗米道的宗教仪式和方术，如符水治病、祈福禳灾等，能够满足百姓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需求；三是五斗米道的传播得到了一些世家大族的支持和参与，他们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了五斗米道的发展。

孙恩便出身于一个信奉五斗米道的世家 —— 琅琊孙氏。其祖上是八王之乱时赵王司马伦的谋主孙秀 ，家族在东晋属于 “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陈寅恪先生指出：“孙恩世居南方，与其他南来下层北人一样，经过土断，已变成南方的低下阶级” 。自幼，孙恩便深受五斗米道的熏陶，对其教义和理念深信不疑。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东晋社会的种种黑暗和百姓的苦难，心中逐渐燃起了反抗的火焰。而五斗米道所倡导的平等、互助等理念，更是让他看到了改变社会的希望。于是，孙恩决心利用五斗米道的力量，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民变，推翻东晋的腐朽统治，为百姓谋福祉。

孙恩的叔父孙泰，是五斗米道的重要人物，他师从钱塘人杜子恭 ，学习秘术。杜子恭在五斗米道中威望极高，信徒众多，他去世后，孙泰便继任为五斗米道教主。凭借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对教义的深刻理解，孙泰将五斗米道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教徒遍布南方各地。

当时，东晋朝廷内部斗争激烈，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孙泰见王恭举兵对抗朝廷，认为晋朝气数将尽，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大好时机，于是打算趁机作乱，推翻东晋统治，建立一个以五斗米道为基础的新政权。然而，他的计划被会稽内史谢輶揭发，司马道子迅速采取行动，将孙泰诛杀。

孙恩侥幸逃脱，逃入海岛（一般认为是今舟山群岛 ）。孙泰的余众对他极为忠诚，坚信孙泰是 “蝉蜕登仙”，并没有真正死去，于是纷纷前往海岛支持孙恩。在众人的拥护下，孙恩聚集了百多人，他们在海岛上秘密训练，积蓄力量，伺机为孙泰复仇，一场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隆安三年（公元 399 年） ，东晋朝堂上发生了一件看似平常却又影响深远的决策。会稽世子司马元显为补充朝廷兵员，下令三吴各郡，将公卿以下被转为荫客的官奴移置建康，称作 “乐属” 。这一举措本意是为了增强朝廷的军事力量，却没想到成为了压垮东晋社会稳定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当时，这些被征发的 “乐属”，本身就处于社会底层，生活困苦。他们被从原有的生活环境中强行剥离，被迫离开家乡和亲人，前往建康服兵役，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满。而对于各郡的士庶来说，这些官奴被征走，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导致他们对朝廷的不满情绪急剧上升。一时之间，“东土嚣然，人不堪命” ，整个三吴地区都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

孙恩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起义时机。他在海岛上早已积蓄了力量，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此时，看到民心不稳，他果断率领部众从海岛出发，登陆上虞（今浙江上虞） 。起义军势如破竹，迅速杀了上虞县令，紧接着，向会稽郡城山阴（今浙江绍兴）进军。

会稽内史王凝之，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之子，他世奉天师道，为人迂腐迷信。面对孙恩的进攻，他既不出兵阻击，也不加强防御，而是每日在道室中稽颡跪咒，祈求道祖保佑。他坚信自己已请大道借鬼兵守诸津要，各有数万，贼不足忧。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当孙恩的起义军逼近时，所谓的鬼兵并未出现，会稽城很快就被攻破。王凝之在出逃时被起义军抓获并斩杀，他的几个儿子也未能幸免。

孙恩攻克会稽的消息，如同野火般迅速传遍了三吴地区。长期以来饱受东晋朝廷压迫的百姓们，纷纷揭竿而起，响应孙恩的起义。会稽、吴郡、吴兴、永嘉、义熙、临海、东阳及新安共八郡，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了起义，各郡县的驻军望风溃散。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司马崇及义兴太守魏隐等地方官员，吓得弃郡城出逃。短短十天之内，孙恩的部众就暴增至数十万人，其势力范围迅速扩大，几乎涵盖了整个三吴地区。

孙恩在会稽自称征东将军，他将自己的团体叫做 “长生人” ，并强逼当地人士担任自己的官属。在起义过程中，孙恩的军队大行杀戮，四处放火、抢掠。他们所过之处，财物被洗劫一空，邑屋被焚烧殆尽，仓廪被付之一炬，树木被砍伐，水井被填埋。百姓们的生活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社会秩序陷入了极度混乱。

孙恩还对东晋的门阀士族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惠、黄门侍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众多门阀士族成员，先后被起义军诛杀。这些门阀士族，平日里在地方上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积累了无数的财富和土地，他们的存在严重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矛盾。孙恩对他们的打击，得到了广大底层百姓的支持和拥护，许多被压迫的佃客和奴婢也纷纷加入起义军，使得起义军的力量进一步壮大 。

面对孙恩起义的迅猛势头，东晋朝廷大为震惊。三吴地区是东晋朝廷的命脉所在，一旦失去，东晋朝廷将失去重要的赋税来源和兵源地。于是，东晋朝廷急忙命徐州刺史谢琰率军讨伐孙恩，兖州刺史刘牢之也率军进攻三吴。一场决定东晋命运的战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面对孙恩起义军的迅猛攻势，东晋朝廷急忙调兵遣将，派谢琰、刘牢之率领北府兵前往镇压。北府兵，这支东晋的精锐部队，由谢玄组建于太元二年（公元 377 年） ，士兵多来自北方流民中的骁勇之士，经过严格的训练，战斗力极强。在淝水之战中，北府兵以少胜多，大破前秦苻坚的百万大军，威名远扬。此次，他们肩负着平息叛乱、保卫东晋政权的重任，向着三吴地区进发。

隆安三年（公元 399 年）十二月，谢琰和刘牢之率领北府兵抵达三吴地区。谢琰先攻下义兴郡，斩杀孙恩任命的义兴太守许允之，迎回郡太守魏隐；随后又击败吴兴郡的孙恩部众。刘牢之也在战斗中屡立战功，与谢琰两军并进，很快就兵临钱塘江。

此时，孙恩的起义军已控制了三吴地区的大部分郡县，部众达数十万人。面对北府兵的到来，孙恩最初以为凭借八郡响应的声势，能够一举攻下建康，推翻东晋统治。但当他得知刘牢之的北府兵兵临钱塘江时，才意识到局势的严峻。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认为凭借起义军目前的实力，难以与北府兵正面抗衡，于是决定改变策略，打算割据会稽，以钱塘江为界，与东晋分庭抗礼。

然而，刘牢之并没有给孙恩喘息的机会。他深知钱塘江是孙恩起义军的重要防线，若能突破钱塘江，就能直捣孙恩的老巢。于是，刘牢之亲率大军，准备强渡钱塘江。孙恩则率领起义军在钱塘江南岸严阵以待，双方在钱塘江畔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在这场对峙中，孙恩的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是未经训练的百姓，缺乏战斗经验和纪律性。而刘牢之的北府兵则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刘牢之充分发挥北府兵的优势，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断对孙恩的起义军发起攻击。他先是派小股部队佯攻，吸引起义军的注意力，然后再派主力部队从侧翼迂回包抄，对起义军进行突袭。在北府兵的猛烈攻击下，孙恩的起义军逐渐抵挡不住，防线出现了松动。

孙恩见势不妙，知道继续坚守下去只会全军覆没，于是决定放弃抵抗，率领二十多万部众东走，撤回海岛。在撤退过程中，孙恩为了争取时间，故意沿途留下掳劫得来的财宝器物以及年轻男女。刘牢之的军队见财起意，纷纷争抢这些财物和人口，从而放松了对孙恩起义军的追击。孙恩趁机率领部众成功逃脱，回到了海岛上。

孙恩退回海岛后，并没有放弃反抗的念头。他在海岛上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再次进攻东晋。而东晋朝廷则对孙恩的威胁深感忧虑，留谢琰驻防会稽，加强对沿海地区的防御，防止孙恩再次登陆。

隆安四年（公元 400 年）五月，孙恩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再次率领起义军从海岛出发，进攻浃口（今浙江宁波东北甬江河口处，后称镇海口） 。起义军登陆后，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克余姚、上虞等地，进至山阴县北之邢浦。谢琰得知孙恩再次来袭，急忙派参军刘宣之率军阻击。刘宣之与孙恩在邢浦展开激战，孙恩初战失利，被迫后退。但不久之后，孙恩再次集结兵力，向邢浦发起进攻。这次，孙恩改变了战术，采用了火攻的方法，烧毁了晋军的战船和营寨，晋军大乱。孙恩趁机率军发起冲锋，击败了晋军，进逼会稽。

五月己卯日（7 月 7 日） ，孙恩的起义军攻至会稽城下。谢琰亲自率军出城迎战，但由于他轻敌大意，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导致晋军战败。谢琰在战斗中被帐下督张猛所杀，他的两个儿子也一同遇害。谢琰的死讯传来，东晋朝廷大为震惊，立即派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等人率军前往镇压。

十一月，孙恩在余姚与高雅之的晋军展开大战。孙恩充分发挥起义军的优势，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断对晋军发起攻击。晋军则由于指挥不力，士气低落，难以抵挡起义军的进攻。最终，晋军大败，高雅之也被孙恩俘虏。但不久之后，刘牢之率领北府兵赶到，孙恩自知不敌，于是再次率军退回海岛。

隆安五年（公元 401 年）二月，孙恩第三次率领起义军登陆，进攻句章（今浙江宁波） 。句章城城墙矮小，兵力不足，但守将刘裕却毫不畏惧。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彭城郡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人 ，出身贫寒，早年曾以砍柴、种地、打渔和卖草鞋为生。后投身军旅，加入北府兵，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勇猛的战斗作风，逐渐崭露头角。此次，他奉命驻守句章城，面对孙恩起义军的进攻，他沉着冷静，指挥若定。他先是加强了城防工事，布置了严密的防御体系，然后亲自率领士兵出城迎战。在战斗中，刘裕身先士卒，奋勇杀敌，鼓舞了士兵们的士气。他还采用了奇袭战术，多次趁起义军不备，发动突然袭击，给起义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刘裕的坚守下，孙恩的起义军始终无法攻克句章城，最终被迫撤回海岛。

三月，孙恩转而进攻海盐（今浙江海盐） 。刘裕得知后，立即率军前往海盐救援，并在海盐修筑城池，加强防御。孙恩的起义军到达海盐后，对城池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刘裕则率领士兵顽强抵抗，多次打退起义军的进攻。在战斗中，刘裕还巧妙地运用了疑兵之计，他让士兵们在城墙上多树旗帜，制造出城内兵力雄厚的假象，使起义军不敢轻易进攻。同时，他还趁起义军懈怠之时，率领精锐部队出城突袭，给起义军以沉重打击。孙恩见海盐久攻不下，而且损失惨重，于是决定放弃进攻，转而进攻吴国内史袁山松镇守的沪渎（今上海） 。

五月，孙恩率领起义军攻打沪渎。袁山松虽然事先修筑了沪渎垒，加强了防御，但由于起义军人数众多，攻势猛烈，沪渎垒最终还是被攻破。袁山松在战斗中战死，四千多名晋军士兵也全部阵亡。孙恩攻破沪渎后，实力大增，他率领起义军从海路进至京口（今江苏镇江） ，直逼东晋京师建康。

孙恩逼近建康的消息传来，东晋朝廷震惊不已。此时，建康城内兵力空虚，人心惶惶。执政的司马元显急忙率兵拒战，但屡战不利。在这危急时刻，刘裕率领军队日夜兼程，赶回建康救援。刘裕到达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后，与孙恩的起义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刘裕深知此战的重要性，他身先士卒，率领士兵们奋勇杀敌。在战斗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断对起义军发起攻击。起义军则由于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加上对刘裕的军队心存畏惧，战斗力大打折扣。最终，起义军大败，孙恩狼狈登船逃走。

孙恩虽然在丹徒之战中失利，但他仍然自恃人多，不久后就重整兵力，再次进攻建康。此时，东晋朝廷已经加强了建康的防御，陈兵以待。豫州刺史司马尚之也率军入援建康，增强了建康的防守力量。孙恩见建康防守严密，难以攻破，于是决定放弃进攻，转至新洲（今江苏南京东北长江中） 。在新洲，孙恩又遭到了东晋军队的阻击，无奈之下，他只得率军北走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 。

在郁洲，孙恩曾击败来攻的高雅之，并俘虏了他。但随后刘裕率军前来讨伐，经过多场战斗，孙恩大败，实力锐减。刘裕乘胜追击，在沪渎再次大败孙恩，孙恩的人员损失数以万计。孙恩见大势已去，只得沿海南逃，再次退入海岛。

孙恩领导的起义，给东晋政权带来了全方位的沉重打击，加速了东晋王朝的衰落和灭亡。这场起义不仅在军事上对东晋构成了巨大威胁，还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深刻改变了东晋的社会格局。

孙恩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对东晋的军事防线造成了巨大冲击。起义初期，短短十天内，孙恩就聚集了数十万部众，迅速控制了三吴地区的大部分郡县，东晋的地方驻军望风披靡，毫无抵抗之力。这使得东晋朝廷不得不紧急调集北府兵等精锐部队前往镇压，投入了大量的兵力。

在与起义军的多次交战中，东晋军队损失惨重。谢琰作为东晋的重要将领，在与孙恩的战斗中被杀，他所率领的军队也遭受重创。高雅之等将领也被孙恩俘虏，这对东晋军队的士气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为了镇压起义，东晋朝廷不断增派军队，耗费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据史书记载，东晋政府为了供应前线军队的物资，不得不加大赋税征收力度，导致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同时，长期的战争也使得东晋军队的战斗力受到削弱，士兵疲惫不堪，厌战情绪严重。

孙恩起义军还善于利用地理优势，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他们多次从海岛出发，登陆后迅速发动攻击，然后又迅速撤回海岛，让东晋军队防不胜防。这种游击战术使得东晋军队在追击起义军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却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战果。而且，起义军的存在使得东晋的沿海地区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严重影响了东晋的海防安全。

三吴地区，即吴郡、吴兴郡和会稽郡，是东晋时期的经济重心，这里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农业和手工业发达，是东晋朝廷重要的赋税来源地。然而，孙恩起义主要发生在这一地区，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

起义军与东晋军队的多次激战，使得三吴地区的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百姓们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离家园，导致大量土地荒芜，无人耕种。许多农田被废弃，农作物无法按时播种和收获，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同时，起义军在战争过程中，为了获取物资和补给，对当地的城镇和乡村进行了大肆的抢掠和焚烧。许多房屋、商铺被烧毁，财物被洗劫一空，这使得三吴地区的商业和手工业也遭受了重创。许多手工业者被迫逃亡，他们的生产工具和设备被破坏，导致手工业生产停滞不前。

人口的大量伤亡和逃亡，也使得三吴地区的劳动力锐减。劳动力的短缺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困难，使得经济恢复变得异常艰难。而且，由于经济遭到破坏，东晋朝廷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三吴地区原本是东晋的赋税重地，但战争使得这里的经济崩溃，百姓生活困苦，无力缴纳赋税。这使得东晋朝廷的财政陷入了困境，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和军事开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东晋朝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增加赋税、滥发货币等，但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形成了恶性循环。

孙恩起义引发了东晋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格局的变化。面对起义军的威胁，东晋朝廷内部意见不一，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一些官员主张坚决镇压起义，而另一些官员则主张采取安抚的策略。这种分歧导致了朝廷内部的矛盾激化，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与王恭、殷仲堪等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也因起义而进一步加剧，他们为了争夺权力和资源，相互倾轧，使得东晋朝廷的统治更加混乱。

孙恩起义对东晋的士族门阀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起义过程中，许多门阀士族成员被起义军诛杀，他们的财产和土地被没收。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惠、黄门侍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众多门阀士族成员，都死于起义军之手。这些门阀士族在东晋政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们的势力受到削弱，使得东晋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与此同时，孙恩起义也为寒门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一些出身寒门的将领，如刘裕，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战功，逐渐崭露头角，掌握了重要的军事权力。刘裕出身贫寒，早年投身北府兵，在与孙恩起义军的战斗中，他表现英勇，屡立战功，逐渐成为东晋军队的重要将领。他通过镇压起义，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政治资本，为日后掌握东晋政权奠定了基础。寒门势力的崛起，打破了东晋长期以来由士族门阀垄断政治的局面，对东晋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兴元年（公元 402 年） ，孙恩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再次率领起义军登陆，进攻临海郡（今浙江临海） 。然而，此时的起义军已经今非昔比。经过多次与东晋军队的激战，起义军的兵力和物资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士气也十分低落。而东晋朝廷则在这段时间里，加强了对起义军的防范和围剿，调集了大量的军队，部署在沿海地区，严阵以待。

在进攻临海的战斗中，孙恩的起义军遭到了东晋军队的顽强抵抗。东晋军队凭借着坚固的城池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多次击退了起义军的进攻。起义军虽然奋勇作战，但始终无法突破东晋军队的防线。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起义军最终战败，损失惨重。

孙恩见大势已去，心中充满了绝望和不甘。他深知自己已经无法逃脱东晋军队的追捕，为了不被俘虏受辱，他毅然决然地投海自杀。他的许多部下和家属，也纷纷跟随他一同投海，场面十分悲壮。孙恩的尸体被他的信徒们打捞起来，他们坚信孙恩是 “水仙”，已经得道成仙，于是对他的尸体进行了隆重的祭祀。

孙恩死后，他的妹夫卢循被推举为起义军的首领，继续领导起义军与东晋朝廷进行斗争。卢循出身范阳卢氏 ，是东汉名儒卢植之后，后赵中书监卢谌曾孙 。他性情温雅，擅长草书、隶书、弈棋等技艺 。在孙恩起义期间，卢循就一直跟随孙恩，参与了多次战斗，为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卢循接管起义军后，面对东晋朝廷的强大压力，他采取了灵活的战略战术，率领起义军转战各地。元兴二年（公元 403 年） ，卢循率领起义军攻打东阳（今浙江金华） 、永嘉（今浙江温州） 等地，但都遭到了东晋将领刘裕的顽强抵抗，起义军多次战败，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卢循决定改变战略，率领起义军渡海南下，进攻广州。

元兴三年（公元 404 年） ，卢循率领起义军成功攻占了广州，并自称平南将军，控制了广州及周边地区。此后，卢循在广州地区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积蓄力量。他还派遣使节前往东晋都城建康，进献贡品，表面上表示臣服于东晋朝廷，实际上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再次北伐。

义熙六年（公元 410 年） ，刘裕率军北伐南燕，东晋后方空虚。卢循认为这是一个进攻东晋的绝佳时机，于是在他的姐夫徐道覆的劝说下，决定再次北伐。卢循和徐道覆兵分两路，卢循率领一路起义军越五岭，经长沙、巴陵，直指江陵；徐道覆率领另一路起义军直下庐陵、豫章，大败东晋官兵，杀江州刺史何无忌 。随后，两路起义军合兵东下，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东北长江中） 大败晋大将刘毅，军抵淮口（秦淮河入长江之口，今南京西北） ，直逼建康。

此时，东晋朝廷一片慌乱，刘裕急忙率军星夜赶回建康。面对刘裕的大军，卢循却表现出了犹豫不决的态度。徐道覆主张立即登陆与刘裕决战，但卢循却多疑少决，担心决战失败，贻误了战机。这使得刘裕得以集中兵力，周密部署，加强了建康的防御。

在与刘裕的交战中，起义军逐渐处于劣势。卢循见建康难以攻克，于是下令退却。此后，起义军在与东晋军队的多次战斗中接连失利，损失惨重。义熙七年（公元 411 年） ，卢循率领起义军退至番禺，但此时番禺已被东晋官兵抢先占领。卢循攻番禺不下，转至交州（今越南北宁省仙游东） 。同年四月，在交州刺史杜慧度的攻击下，卢循兵败自杀，徐道覆也在始兴（今广东韶关南） 被东晋军队击败，壮烈牺牲 。至此，孙恩、卢循领导的起义彻底失败。

孙恩、卢循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这场起义却对东晋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东晋内部来看，这场起义给东晋政权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加速了东晋的灭亡。在起义过程中，东晋的军事力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大量的士兵在战争中伤亡，军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经济方面，起义主要发生在东晋的经济重心三吴地区，这里的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农业生产停滞，商业和手工业凋零，东晋朝廷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经济陷入了困境。政治上，起义引发了东晋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政治格局的变化，门阀士族的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寒门势力逐渐崛起。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孙恩、卢循起义是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农民起义 。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和人民对东晋腐朽统治的不满，对中国古代农民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起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为南朝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东晋政权逐渐走向衰落，刘裕凭借着在镇压起义过程中积累的军事和政治资本，逐渐掌握了东晋的政权，并最终代晋称帝，建立了刘宋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了南朝时期。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