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5年4月11日傍晚，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印尼政府官员和记者聚集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机场，等待着“克什米尔公主号”降落，因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很可能就在这架飞机上。

1955年4月11日傍晚，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印尼政府官员和记者聚集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机场，等待着“克什米尔公主号”降落，因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很可能就在这架飞机上。

1955年2月，印度尼西亚报纸发表了一连串消息，揭露在印尼的蒋特分子正忙于同受到美国援助的印尼武装匪徒取得联系，准备制造针对中国代表团的恐怖行动。得到消息后，印尼和中方都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总理的安全保卫工作。

就在各方全力以赴为代表团安全做着准备之时，缅甸总理吴努向周恩来总理发出临时邀请，希望周恩来能够在参加亚非会议之前，先到仰光开一个小规模的会议，时间定在4月14日至16日。

于是，中国代表团重新调整了安排，兵分两路前往万隆。

一路由周恩来、陈毅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昆明，从昆明乘飞机前往仰光，再由仰光飞往雅加达。因为时间紧迫，代表团决定另外包租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客机执行这次飞行任务。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和记者团按照原计划，4月11日由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为中国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做准备。

4月7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成员乘坐中国民航伊尔-14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昆明。几乎同一时间，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石志昂、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等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沈建图、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杜宏、新华社记者兼《光明日报》记者李平、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郝凤格，以及外国记者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踏上了前往香港的旅程，准备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会合，一同前往印度尼西亚。

就在中国代表团成员到达香港的当天晚上，中国外交部办公厅获悉，国民党特务有可能破坏中国代表团乘坐的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

收到消息，身处昆明的周恩来总理紧急指示，把情报火速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立即向港英当局提出交涉，并请港英当局务必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

4月11日凌晨和上午，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两次约见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分公司经理，向他通报情况。经理表示，他一定会采取安全措施，不让任何外人接近飞机，就连从香港供应食品、加油以及押运行李等工作都一律由公司派人负责。

4月11日上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如期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机场工作人员按照作业流程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没有发生任何异常。“克什米尔公主号”按照预定时间，12时15分从香港机场起飞。然而，悲剧还是发生了……

4月11日晚，外交部报告周恩来总理，据外电报道，在南中国海上空曾有大的爆炸，不知道是不是与“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不久，外交部再次打来电话报告，“克什米尔公主号”突然失去联系，情况不明。当晚，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得到了确切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在起飞6个多小时后爆炸坠毁。

黄华 时任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在昆明听到我们同志遇难的消息，大家非常震惊，非常愤怒！周总理在沉痛悼念这些同志之后，给代表团同志讲话说，外交斗争像武装斗争一样，也是有危险的，也会有牺牲的。

突如其来的灾难，给还未召开的万隆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保证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人员安全，党中央提高了安全保卫等级。可即使如此，还是有同志建议，是不是可以换其他领导参会？

代表团成员和云南的领导同志都劝周恩来总理不要去万隆，而周总理说道：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4月10日，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曾写信给周总理，叮嘱他要加倍小心谨慎。

4月12日凌晨，又工作了一夜的周恩来总理想起妻子的挂念，拿起笔给邓颖超回了一封家书。

超：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周恩来总理深知此次会议的重要。就在各方猜测中国代表团还会不会出现在万隆之时，中国政府向亚非会议秘书处表示：中国代表团一定会按时出席会议，而代表团的规格不变，团长依旧是周恩来总理。

1955年4月16日凌晨，北京时间2时40分，周恩来总理率领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登上了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

来源：红色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