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各位好，前天《对祥林嫂，其实我们都误解了鲁迅的本意》一文，有位朋友付费点题，让我在谈了《祝福》中的祥林嫂之后再聊聊《伤逝》这篇小说，说说为什么鲁迅在这篇小说当中“批判了子君这个知识女青年”。

一部鲁迅版的《罗生门》，

一本写尽婚姻残酷的小说，

一篇明写爱情暗喻理想的“伤逝”。

各位好，前天《对祥林嫂，其实我们都误解了鲁迅的本意》一文，有位朋友付费点题，让我在谈了《祝福》中的祥林嫂之后再聊聊《伤逝》这篇小说，说说为什么鲁迅在这篇小说当中“批判了子君这个知识女青年”。

她这样一说，我倒真觉得这篇小说值得好好讲讲了，因为记得中学时，我第一次读这篇小说，也和她有类似的困惑。而今天回头再看，这其实是一个中了鲁迅先生“叙事诡计”后的有趣误解。

不，与《祝福》一样，《伤逝》不是我们曾以为的那个意思。

作为一个笔调冷峻“从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作者，鲁迅先生是很少写爱情的，他的笔下更多是人性的丑恶和世态的冷淡。但《伤逝》这篇小说的存在，表明了先生绝不是不会写爱情，相反，他太会写，并把爱情看的太透，透彻到我甚至觉得，如果先生再多写一些这样的小说，估计同时代“鸳鸯蝴蝶派”或者后世琼瑶阿姨的爱情小说，怕就没人看了——因为鲁迅写的太透太冷了，人们真读懂了，就会对爱情“脱敏”。

《伤逝》这本小说的高妙 ，首先在于这篇小说截取爱情片段的独特——小时候听童话故事，一般结局都是一句“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普通的爱情小说，也往往以“有情人终成眷属”或者“梁山伯与祝英台化蝶重逢”作为结局。

但《伤逝》却恰恰是从这个别人搁笔的地方开始写起的——它描写的是五四运动之后一对知识青年男女（涓生与子君）大胆的冲破束缚他们的传统伦理，以近乎私奔的形式勇敢的生活在了一起。

但是然后呢？然后，生活的重压磨光了两个人爱情，两人最终分手，涓生失业、子君被抛弃后更是惨死。活脱脱一个爱情悲剧。

那么酿造这出悲剧的主要责任人又到底是谁呢？这就是《伤逝》这本小说有趣的第二重问题了。

记得大学时一次文学讨论课上，老师还让我们就“鲁迅到底站男还是站女”展开过辩论，这个事儿确实值得一说，因为再原小说种涓生和子君这两个人物似乎各有性格上的诸多缺陷，这些缺陷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让人不知道最终是那一条让他们走向了最终失败。所以那节课上，我报告的结论是：鲁迅并不谴责其中任何一个人，他所谴责的是那个造就这场悲剧、窒息年轻人自由和独立意识的时代。

最后这个报告还拿了个不错的分数。我就一直把这个结论延为定论，想了这么多年。

但去年大约也是这个时候吧，有篇爆火文章的引发热议，却让我突然觉得，我从一开始就想错了。

对，那篇文章叫《我妻之死》。

时隔一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这篇文章，该文是一位丈夫写的，他比他小许多的妻子移民去了加拿大，妻子在那里罹患绝症，并死在了那里。这个丈夫写那篇文章的本意大约是想借“痛吊吾妻”之名，谴责一下加拿大的医疗体系，捎带手卖个惨。但文章爆火之后却引发了无数人的反感，因为大家从该文被修饰的字里行间当中，还原出了这位丈夫是个遇事溜肩膀、啥活不干、并且对自己的妻子各种明褒实贬的“体制内软弱知识分子”。

看那篇文章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感觉似曾相识，然后惊觉，鲁迅在《伤逝》里可能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深到我们大多数人，也许都没注意到——因为《伤逝》这篇小说中的许多语气、口吻，和《我妻之死》实在是太像了。

是的，其实《伤逝》也有一个副标题，叫《涓生手记》。鲁迅先生写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的情况非常常见，《狂人日记》《祝福》《孔乙己》《故乡》等等都是如此，故事中都有我，并多以“我”的回忆，以近似意识流的笔调展开叙事。但《伤逝》是这其中唯一一篇“笨笨”的加了一个副标题的。鲁迅通过“涓生手记”这四个字，似乎在暗示读者什么。

那他在暗示读者什么呢？会不会跟《我妻之死》一样，作者在暗示读者，小说中对于涓生和子君故事的描写，其实未必是这样“保真”的，它是一个丈夫在得知妻子惨死后的“忏悔”，但即便是在这“忏悔”当中，丈夫也可能为了让自己的良心好受一些，对两个人的故事做了诸多有利于自己的美化，如果读者不能识破这层叙事诡计，被叙事者的情绪、立场带着走了，那么就很有可能像接受《我妻之死》中：“我老婆死了，一怪加拿大医疗不给力，二怪她自己太要强，我本人绝无过错，是绝世好男人”的隐藏观点一样，不算是真正读懂了这部小说。

而我们“鲁迅先生为什么要批判子君这种知识女青年”的质疑，也就是从这种谬误中生发出来的，而这并不是先生的本意。

那么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呢？《伤逝》是否是一本作者有意编织了叙事陷阱，明贬子君实谴涓生的小说呢？

我们带着这个假设重读小说进行验证。就会发现，小说中其实有很多彼此勾连的暗示，都在指向这个猜测。

比如在小说的开篇，对于子君的形象，涓生本来是这样回忆的：

“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房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壁上就钉着一张铜板的雪莱半身像。是从杂志上裁下来的,是他的最美的一张像。当我指给她看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些地方,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我后来也想,倒不如换一张雪莱淹死在大海里的记念像或是伊孛生的罢;但也终于没有换,现在是连这一张也不知那里去了。”

在这个回忆当中，子君被塑造成的形象是一个单纯到有些“傻白甜”的女学生，崇拜并且接受涓生这个进步男性的引导，而涓生在为讲子君引导向进步新世界自鸣得意的同时，却也对她暗含批评，觉得她“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

可是，仅仅交往了半年的时间，子君就被涓生“改造”成了一个能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自由女性。这个转折被放在一起其实是有些突兀的。

如果这一点还能被理解为涓生作为男性魅力无穷、外加洗脑能力强大。那你再往后看，在两人婚后，涓生一方面很享受妻子对他的依顺，另一方面却又逐渐对这依顺心生了很多厌倦与不满。回忆到：“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这其实就与前文矛盾了——在涓生的最初叙述中，子君原本不是一个“旧思想未脱”但有着传统女孩的依顺，涓生说什么她都默默点头的乖乖女么？怎么又能与他又“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呢？须知那是在一百年以前，能做到与涓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作“议论的冲突”的女性，只怕绝非凡品。

所以结论只能是，在涓生的叙事中，显然有大量的真相他为了宽慰自己而被有意掩藏了，子君显然不是一个他描述中那样的女性。

这种遮掩在小说的其他段落中也非常明显，比如文中提到：“我便要取了帽子去看她,然而她的胞叔就曾经当面骂过我。”

从这一短段文字当中，我们得知子君的家庭是对涓生是有许多不满的，但这不满究竟为何？小说却在此处戛然而止，并在后文中再也没有呼应。

在不该留白的地方留白，这其实并不符合第三人称小说的叙事逻辑，但却符合一个自知有愧的回忆者，有意自我遮掩时的思维习惯。

而到了小说的结尾处，似乎时担心读者还没看明白，鲁迅直接让涓生以如此的文笔结尾：

“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

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划重点，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涓生在最后一句中其实已经明示了自己在撒谎了，他通过在回忆中撒谎，重构故事，来让自己的良心获得安宁，以便可以心安理得的遗忘这段过往。而这样撒谎和遗忘的目的，则是“我为自己”——应当说，鲁迅塑造的涓生还是比《我妻之死》那位丈夫诚实的，他至少在回忆的结尾处告诉读者“我在撒谎”了，只不过，我们当年读的时候居然没有看到。

用第一人称重叙故事以篡改事实的“叙事轨迹”，这个手法在小说中最著名的一次应用是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后被著名导演黑泽明改编为了电影《罗生门》），在该小说中，芥川通过通过女子、强盗、女巫代言的丈夫的鬼魂等多个角度，去讲了同一个凶杀案，但每个人口中的故事却又是迥然相异的。

真相到底如何？它已彻底被掩藏在了竹林中，而重述故事的每一个人都对故事进行了改造，以让自己能安然的面对这段回忆，正如《伤逝》结尾所言“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但谁是真正的好人吗？也许仁慈知识一种伪装。人们只想忘掉坏的东西，去相信那些捏造的好东西。——《罗生门》

鲁迅先生很可能学习并借鉴了芥川龙之介的这种叙事手法，因为《竹林中》和《罗生门》这两小说的最初版本都是他和其弟弟周作人翻译并引进到国内的。

所以《伤逝》有极大概率就是鲁迅版的《竹林中》（罗生门），他讲了一个在重述中被严重扭曲和遮盖的故事，而在这种扭曲和遮盖中猜测故事的真相与叙述者的心境，恰恰深读这篇小说时有趣的地方。

带着这种认知，再度《伤逝》你会发现，小说的叙事主角涓生，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很自我甚至自私的人，而鲁迅在文中是借他自己之口给予了极为辛辣的讽刺的（这个手法真的是让人击节赞叹，论文邹邹的骂人，鲁迅称第二怕是没人敢称第一）。

你看，在描写涓生转意，决定抛弃子君时，作者笔下他是这样想的：

“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子君养的狗，被涓生以生存为由私自丢掉）,也何尝不如此。”

“她早己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

你看，这两段文邹邹的话，简单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我自己挣钱自己吃喝足够了，不需要子君这个累赘”——甚至为了甩脱这个累赘，涓生都想到了让子君死。涓生埋怨子君因为家务劳动变得浅薄，不再读书，但实际上，读书也并没有让涓生自己的内心深刻多少，只是让他把任何始乱终弃的渣男常见的思路委婉一点表达出来罢了。

而一旦定计抛弃子君，涓生说的话就更显讽刺了：

“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

为什么这里涓生要聊《诺拉（玩偶之家）》和《海的女儿》呢？因为这两个故事以女主主动放弃爱人作为结尾的。已经定计抛弃子君的涓生，却仍不想自己承担提分手的这个责任。而是再次假借“女性追求独立、自由”为名，引导着子君把话说出来。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之。”想当初，涓生追求子君时，是以给她讲自由、独立、女权来暗示她不顾家庭的反对与自己在一起的。但如今，涓生要子君承担分手责任，却又用了同一套说辞。这话说的其实连涓生自己都感觉恶心了——当然，如果你能跳脱本文的叙事诡计，会发现这种话确实说的非常恶心和自私。

而就涓生本人的性格与能力，我觉得这位主人公其实绝非自己所言“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从小说一开篇我们就可以看到，涓生这个人其实是自己生活中的失败者，他不仅仅对当时的社会、也对生活中的邻居、工作中的上司和同事抱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恶感。这种恶感其实是一种对自我责任的推卸与转嫁——也就是这个人可以责怪世界上的所有人，但唯独不会责怪和反思自己。

于是很自然的，当子君正式走入他的生活，成为他最亲近的那个人，这种无由来的怪罪就转嫁到了子君的身上——得知比如涓生丢了工作以后，子君说“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

这本来是一句夫妻之间鼓励的话语，但在涓生听来，得出的结论却是“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其实通观前后文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屡屡碰壁而逐渐变得怯懦、焦躁甚至躺平的，其实不是子君而恰恰是涓生本人，但涓生这个时候使用了一种巨婴常用的“镜像思维”，把自己不愿意接受的自我形象投射到对方的身上，并试图通过厌恶、排斥和否定对方，来达到自我心理自洽的目的。

我们说，这样投影、卸责，靠指责对方以获得解脱，即便在当代的夫妻、情侣关系中也很常见，并堪称感情的致命毒药。而在一百年前，鲁迅已经用辛辣的笔调，将这种“劣根性”写了出来，他的眼光确实是尤为毒辣的。

与此同时，涓生其实也并没有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崇尚自由、独立和尊重女性。比如他在结婚之初对子君忙家务这件事，就带着最典型的旧式男性思维：

“但我的食品却比在会馆里时好得多了。做菜虽不是子君的特长,然而她于此却倾注着全力;对于她的日夜的操心,使我也不能不一同操心,来算作分甘共苦。况且她又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我曾经恐告她:我不吃,倒也罢了;却万不可这样地操劳。她只看了我一眼,不开口,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我也只好不开口。然而她还是这样地操劳。”

划重点——“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也就是说，涓生心里认定，自己作为丈夫对于家务就是应该啥活不干的。他对妻子的关爱只体现在表示“我可以不在家吃饭”——然而吃饭这件事恰恰是家的象征，涓生这个提议相当于妻子看到丈夫工作辛苦，表态“咱可以不活着，大不了去死”，名为宽慰，实则施压。

而听了这话，子君“神色却似乎有点凄然”。

为什么凄然呢？大约是她依稀记起如今的生活，与当初两人相识的时候说好的不一样，当初涓生告诉她“男女是平等的”，那么既然平等，为何家务活“都是非她不可”。

当然子君如果开口，善辩的涓生恐怕依然有话说——“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家务平等啊，我在外工作赚钱，你操持一下家务怎么了？

是的，在小说中这段婚姻关系当中，涓生一直是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和概念的最终解释权的。两个人名义上脱离了旧式男尊女卑、夫唱妻随的关系，子君放弃自己相对优势的地位，跟随了一个家人不愿意让她嫁的“进步青年”，但这个进步青年施加给她的痛苦却未必弱于传统夫权——

子君卖掉自己的首饰倒贴给涓生补贴新家，被说成是“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分去,她是住不舒服的。”像传统妇女一样必须操持家务，被说成是“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但子君操持家务多了，无空读书，又被涓生嫌弃为“子君竟胖了”“手脚变粗糙了”“子君变得浅薄了”，还埋怨她叫自己吃饭打断了思路。

就连最后两人分手，也被涓生解释为：

“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 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如果读书，接受进步思想的目的，只是为了把始乱终弃说的这么清新脱俗，那书却是不如不读。

问题的关键，就是涓生享有这一切事情的解释权，因为在知识上碾压对方，所有家庭中的矛盾，涓生都可以用“进步、平等、自由”为名作有利于自己的解读。

而子君想要达成丈夫的要求，必须同时在家务上是好即周到又善解人意的好管家、精神上是举案齐眉、红袖添香的红颜知己，陪床时又时青春永驻、身娇体柔的佳偶良伴。

我想如果要是真把这些要求在婚前就向子君摆出来，恐怕她绝对不会和这个“进步男性”走入所谓的新婚姻——因为旧的婚姻制度虽然男尊女卑，但因为经过了反复的磨合博弈，婚姻秩序好歹是有一定之规的，不会对女方的要求竟然如此苛酷，至少不要求女性在必须操持家务、承担生育责任的同时“深刻”。

鲁迅先生是敏锐的，他写《伤逝》显然是观察到五四之后，旧的婚姻制度已经在中国精英知识阶层中瓦解，新青年对新的婚姻关系无比向往，迫不及待的投入其中。但是这种投入却是暗含风险的，由于新的婚姻秩序并没有成型，甚至没有经历反复博弈磨合，所以它客观上反而是一个更“无规则”的丛林。

而既然无规则，那么强势一方就会更大限度的去侵害和苛求弱势一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子君的结局，可能反而不如许多走入旧婚姻的女性的原因。

更可悲的是，这样一个女性，她不仅生命消逝了，连对她的记忆，也被其丈夫以爱、以进步、以自由、以忏悔的名义篡改了。

子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从这篇《涓生手记》中我们不得而知。甚至在小说的记述中子君无法留下一点对涓生的指责和抨击，就像皇帝可以下罪己诏一样，涓生自己可以在文中“忏悔”，但所有子君和其家人对涓生的指责，都被抹掉了。

多说一句，只允许丈夫的自我忏悔，妻子呈现出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一种哑巴状态，这个文风，在去年那篇《我妻之死》中其实也一样。

一切真正平等的关系，只能来自于竞合，你说话，对方也要说话，平等才能实现。

当然，我觉得鲁迅写《伤逝》，也绝不是单纯去惟妙惟肖的还原、讽刺、谴责一个“渣男”，我想他的这篇文字当中，刻画的是对那些五四之后，号称拥抱“科学、民主”“自由、独立”的新青年们的困境、乃至败坏：

他们在精神上向往自由，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得不继续仰赖旧体制的鼻息。他们在道德上想让自己接受“平等、自由”等伟大的新概念，但传统的烙印太深刻了，现实的重力又太沉重了，当这种追求遭遇生计严重阻击时，很多人如涓生一样迟疑了、甚至败坏了，对理想像对爱人一样始乱终弃，成为了他们最终的选择。

还有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细节：按照古文传统，悼念亡妻其实应用“悼亡”，“伤逝”是文人纪念朋友时的常用词。我不觉得鲁迅用此语也是为了反讽涓生的凉薄，更可能就像他自己在另一篇文章中说的，是对曾经志同道合的旧友云散的一种惋惜吧。

愿我们这一代人，做的能比他们好些。

《伤逝》鲁迅的这唯一一篇爱情小说里，用扑朔迷离的笔法，写尽了婚姻的残酷，并塑造了近代小说中第一个渣男形象。但它的意蕴远不止于此，它是对一代进步者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迫屈服的——伤逝。

来源：海边的西塞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