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橡树资本联合创始人、《投资最重要的事》作者霍华德·马克斯在投资圈被人津津乐道，不是因为他预测准确，也不是因为他的财富规模，而是他独特而坦率的思考方式。

橡树资本联合创始人、《投资最重要的事》作者霍华德·马克斯在投资圈被人津津乐道，不是因为他预测准确，也不是因为他的财富规模，而是他独特而坦率的思考方式。

去年10月份，他和盖伊·斯皮尔（Guy Spier）在一场对谈中，再次以简单、真诚的表达分享了自己多年累积的经验与智慧。

这场对话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聪明的思考，而非盲目努力？

霍华德认为，聪明的思考首先意味着承认自己的局限，理解市场的不确定性。他在对话中多次强调：“没人真正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包括我自己。”

其次，聪明思考还体现在投资之外的人生态度上。霍华德并不主张以投资为核心的唯一导向，他坦言自己喜欢开心生活。

他明确表示，生活不该围绕着成为一个“更好的投资人”来安排，而是应该遵从自己内心真正的兴趣与快乐。

对那些初入投资世界的人，霍华德同样提供了坦诚而具体的建议：思考清楚自己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然后再做决定。不是追求盲目的规模扩张，而是专注于长期稳定的表现；不是为迎合市场而写作，而是敢于表达真实观点，哪怕短期看来并不讨喜。

盖伊·斯皮尔也是一位有名的价值投资者，曾以65万美元的高价赢得与沃伦·巴菲特的午餐，后来撰写了畅销书《价值投资者的自我修养》。他在这场交流的输出同样不少，两个人的对话很多智慧碰撞。

聪明投资者（ID: Capital-nature）翻译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

创立时的思考

盖伊·斯皮尔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到来！我运营着一个名为 Value X 的投资社群，很多成员正在搭建自己的投资业务。你在这方面非常成功，我想请教你一些关于如何构建一家投资公司的经验。

第一个问题来自一段我印象深刻的对话。当年马克斯·海涅（Max Heine）创办了 Mutual Series，我曾听他门下的迈克尔·普赖斯（Michael Price）说过一句话：

“与其做对冲基金，不如考虑做共同基金——因为共同基金是可以被出售的资产，而对冲基金要困难得多。”

我想把问题抛给你：在你创建橡树资本时，是否考虑过公司未来是否能被出售，或者这对你当时的方向选择有无影响？

霍华德·马克斯我是在1969年进入这个行业的，现在看起来简直像史前史了（笑）。我们在1995年创办了橡树资本，到现在已经快30年。坦白说，1995年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这家公司未来能不能被出售这个问题。

你要知道，直到2007年，才有第一家另类投资管理公司被出售，那就是纽约的堡垒投资集团（Fortress），发生在2007年初。后来黑石（Blackstone）也跟进了，我记得阿波罗（Apollo）也尝试过，不过被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

所以回过头看，我们创立公司的时候，压根就没想过“卖掉它”这回事。

顺便说一句，我们橡树创始团队的几个人最早都在TCW工作，那时我们管理的资产大概是70亿美元。我们从未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是：“我们有可能再实现70亿的规模吗？”

我们完全没想过有朝一日能做到2000亿美元。

而之所以会成长到那一步，要归功于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的市场变化。从2000年开始，标普500连续三年下跌，2000、2001、2002年，人们对股票彻底失去了兴趣。为了应对衰退，美联储降息，结果大家也对债券失去了兴趣。

那么，当人们不想碰股票，也不想碰债券时，会投什么？

答案是：另类资产。所以他们转向了对冲基金、私募股权以及我们从事的一些策略。

今天早上还有人跟我说，2005年时我们管理的资产是500亿美元，而真正的飞跃是在那之后。这背后的核心原因是市场对另类投资的兴趣大幅上升。

事实上，当我们创办橡树资本的时候，“另类投资”这个词在行业中几乎还没被正式使用。

所以，这是对你问题的一个长回答：我们从来不是为了卖掉它而创办公司的，而是希望把客户的事情做好，并努力打造一家成功的企业。

盖伊·斯皮尔这对你们当年可能不是一个紧迫问题，但很多刚起步的人确实需要做选择。以我自己为例，在金融危机中我意识到，与其服务机构，我更适合只接受企业家的资金，因为彼此更容易理解和对齐。

当时我连平台都没有，创业初期就我和合伙人加一台彭博机（笑）。后来机构找上门来，提出各种要求，比如业绩归因分析，如果我都满足他们，反而无法专注投资。

所以我想问，如果是你今天重新开始，会如何看待这些选择——比如客户类型、账户结构，或是组建基金等问题？

霍华德·马克斯我是在1969年从花旗银行开始的职业生涯，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是在机构投资为主的世界里。我从未真正面对“我是否应该走这条路”的问题。那时我管理的大多数资金来自养老金计划。银行当然也有一些富有的个人客户，但养老金资金占了绝大多数。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在机构资金的世界里运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后能做到2000亿美元的规模。

当然，我们服务的投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我们也伴随着这些市场的扩张而成长，这一切都建立在更优越的风险调整后收益基础上。

但我认为，对于刚起步的人来说，不应该先问“我们应该用什么形式运作”这个问题。

我们到底是该做托管账户、对冲基金、共同基金，还是服务机构客户或个人客户？这些都不是你该一开始就问的问题。

你真正该问的是：“我想达成什么目标？”

很多人并没有明确地去思考这个问题，但你必须自问：我究竟想要什么？ 是尽可能多赚钱？还是获得智识上的满足？或者别的什么目标？

你看，这种目标会直接决定你的选择。

如果你是奔着赚最多的钱去的，那你可能不会满足于“只做高净值个人客户”。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抉择。

如果你想赚最多的钱，那你就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接收资金。

但如果不是这样，那你有时就得说：“我不能再收更多钱了。我满了。否则我就做不好。”或者，“现在不是做我这套策略的好时机，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投资。”

这才是核心问题，必须先回答这个问题。

我一直认为，投资管理这个行业其实存在一个光谱，从“匠人”（artisans）到“工厂”（factories）。

如果你是“匠人”，你关心的只是把事做好，为客户交出优秀的产品。

而“工厂”的关注点是规模、增长率、费用、成本控制、利润率，以及业绩表现。但业绩在那里面只是实现盈利目标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目的本身。

我一直认为，无限地扩大规模、接受所有能拿到的钱，与追求持续的优秀业绩，是相互冲突的。你必须做出取舍。

橡树选择的是更偏“匠人”的一端。

你可能会说，都2000亿美元了，你怎么还能说自己是手工艺者？但实际上，我们始终在控制资产规模。

目前我们大概有20个投资策略，平均下来每个策略100亿美元左右，其中一些策略所在的市场容量本身就比较大。所以我们一直控制在合适的规模上。

比如我们最核心的一组策略是“机会型基金”，专注于困境债务和机会型信贷，从1988年10月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6年了。

如果你去看它的历史表现，非常优秀。它是由我合伙人布鲁斯·卡什（Bruce Karsh）管理的，他是一位出色的价值投资者。

这个系列基金是封闭式的，也就是说每期基金是独立的。

最成功的几期基金，往往都是我们规模最大的一期。

但有意思的是，如果某一期基金规模大且表现出色，下一期我们反而会降低募资金额。因为一只基金表现好，意味着市场在上涨，也意味着市场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于是下一期我们就募更少的钱。

大多数人如果一只基金做得很好，往往会借机去募更多的钱；而我们选择相反的做法，因为我们更在意业绩，而不是规模。

这是每一个想要创办投资机构的人都必须面对的根本性抉择。所有其他问题，都是从这个决定延伸出去的。

盖伊·斯皮尔我很想更深入了解你当年的选择。这类决策并不容易，这也是我每年去伯克希尔股东大会的原因，提醒自己别因“资产扩张”而迷失方向。

你当时是如何思考和定位自己的？那时还没有像巴菲特解散合伙基金这样的先例可学，你的判断几乎是独立形成的。

所以我想问，这种“不一样的选择”背后的基因从何而来？你显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黑石这类公司的路，而你原本也完全有可能走那条路，对吧？

霍华德·马克斯你说得对，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抉择。

但与此同时，我也必须坦白地说：我们从来没有正面地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从没坐下来认真讨论：“我们是要追求赚最多的钱，还是追求做出最好的业绩？”

我们一直的出发点就是：追求最好的投资表现。

这其实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但我们五个创始人，尤其是我和布鲁斯·卡什，主要是我们两个在主导公司的运营，我们在理念上完全一致。

一个成功的合伙关系，最关键的两点是：价值观一致，以及能力互补。

而我们的价值观，始终引导我们追求更好的投资表现、赢得客户尊重、建立良好声誉与口碑。

你知道，有人曾对我说：“你对我们的基金帮助太大了，在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正确的建议，使我们取得成功。”

对我来说，这样的评价，远比多赚点钱更有价值。

在我们这个疯狂的世界里，如果你足够有才华，其实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成为“匠人”，也能赚得很富有；另一个是成为“工厂”，可以富得流油。

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有能力，选择走“匠人”路线，并不意味着你就要过苦日子。当然，如果你不具备真正的能力，那很可能你无论怎么选，都赚不到钱。

我们并没有特别规划什么路径，只是始终想把事情做到最好。

我建议你和听众可以去我们橡树资本的网站看看，我们在那里展示了我们的投资理念，这是我们创办公司时所写下的核心原则，1995年写好至今一字未改，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们还有一份商业原则，知道的人不多，它阐述了我们打算如何开展业务。你去看一下，它里面明确写着：我们的目标就是投资上的卓越。我们一直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共同遵循的坐标系统，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归根结底，这就是我们坚持的价值观。

写备忘录的思考

盖伊·斯皮尔我非常喜欢你与David Perell的那期播客，对我写作启发很大。很多投资人一旦开始写作，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以为只要写得有趣，就能带来好投资。

你和巴菲特显然避开了这个陷阱——你们的写作没有为了取悦观众。哪怕你提到曾为沙特客户写备忘录，但读者读到的始终是你对每一个人的真诚交流，就像坐在炉边帮我们理清思路。

但多数投资人很难完全不在意“写出来有什么影响”，尤其是市场营销上的影响。所以我想问：你是怎么避免这种影响的？又会给同样在写作中的人什么建议？

霍华德·马克斯你的问题切中要害。

如果你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那你写的每一篇东西，本质上就会变成营销材料。它就会带有倾向性。

如果你真的想写出有价值的内容、有深度的作品，那你就必须有时敢于写出一些可能与你的利益相冲突的观点。

换句话说，你是否写过这样的内容：如果读者把你写的观点真正贯彻到底，反而会让你少赚钱？

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那要么你运气好，刚好所有你该写的东西都跟赚钱一致；要么你其实是在按照“有利可图”来裁剪你该写的内容。

我觉得巴菲特比我聪明（笑），但我相信他和我一样，都曾经写过一些内容：我们知道这些内容不会让我们赚更多的钱，甚至可能会让我们少赚钱。

但没关系，因为说实话、讲真话，就像坐在火炉边和客户交流，对我们来说，这远比多卖一单更重要。

盖伊·斯皮尔我几乎可以说，有共鸣的写作往往都带着风险——那些真正打动人的内容，通常是我在表达真实想法时跨出的那一步。

我记得有次拜访家得宝创始人肯·朗戈尼（Ken Langone），我问他那些诚实价值观是从哪来的，他说：“我从母亲膝下学来的。”这听上去模糊，但其实很真实。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成长环境。我想对那些没有受过类似熏陶的人说，依然有别的方式可以找到这些价值观的路径。

霍华德·马克斯没错。不过这确实是一个挺深的话题，我们可能要聊上好几个小时（笑）。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那些早期的外部输入，比如母亲的教导，我们到底是怎么形成价值观的？

我不认为我们生来就有价值观，甚至也不认为我们天生就有形成价值观的倾向。

我觉得，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早期环境。有时是某个触发点，比如你读到的一本书；又或者，如果不是来自父母、牧师或老师的引导，那可能是某天你读报纸看到一个故事，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我最好不要做某件事，因为那个做了的人最后名誉扫地。”或者你读到那个人是个骗子，你心里想：“我可不想靠近这种人。”

我还记得，加州有个叫约翰的人，现在他已经搬走了，不在加州了。他小时候是在洛杉矶治安很差的沃茨区长大的。

有一天，一个企业家去拜访他们，向他传递了一些价值观：你可以做成一番事业，但你也应该回馈社区。

所以我觉得，这些价值观的形成有时是神秘的，也因人而异。但我相信，它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被“植入”。

盖伊·斯皮尔我想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第一次尝试“激进的诚实”，是在我书的第一章，坦白写下自己曾接受一份不该去的投行工作，那是我不愿重来的选择。

后来接触到巴菲特圈子，对我人生影响深远。那是我30岁时走出的第一步，也是一条任何人都可以复制的路径。

所以我想说得清楚些：即使你没在霍华德·马克斯那样的环境中长大，你仍然有机会做出转变。

霍华德·马克斯完全正确。永远都不算晚。

人生观的思考

盖伊·斯皮尔我想换个话题。让我惊讶的是，在投资行业，哪怕只有一点点超额收益，也可能带来远超财务需求的巨大财富。只要一个人在这行里水平过得去，最终都可能获得远超自身财务需求的巨大财富，对吧？

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在不为生计发愁之后，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继续做这件事？

所以我很好奇，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又是如何在各种目标和诱惑中找到自己的平衡？

霍华德·马克斯你看，我现在78岁（1946年4月23日生）了，相比沃伦（巴菲特）我还算个“小年轻”。但如果我明天退休，也不会有人说我“太轻松”或是“偷懒了”，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懒骨头”。

最关键的是，我喜欢这件事。

每次写备忘录时，我都尽量避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我努力写出有“增量内容”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希望通过写作能自己真的弄明白点什么。而如果我每天都能想明白一些新的问题，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有意思的事吗？

你知道，投资本身就是一道谜题。更有意思的是，它每天都在变。

再进一步说，正如索罗斯在谈“反身性理论”时指出的：投资者试图解出这道谜题的过程，本身就改变了谜题的结构，从而需要新的解法。

你说，还有比这更吸引人、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吗？

我不是靠这份工作领工资的。我没有薪水，没有奖金，也不参与任何基金的利润分成。我唯一的收益来源，是橡树资本整体的利润分成。

我的希望只是，橡树这家公司的价值能随着时间增长，而这是一个间接的好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不做这份工作，那我还能干什么？我又该如何继续与这个世界保持联系？

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退休之后彻底脱离世界。对我而言，这个选择是非常自然的。而“我没有工资”这件事，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盖伊·斯皮尔我想提供一种很难忽视的选择视角。我有位朋友是苏黎世联邦理工的机器人专家拉夫·德安德烈亚（Raph D’Andrea），他说我们很多脑力都花在了“追逐短暂知识”上——正如你所说，投资者在试图理解世界的过程中，也在改变世界本身。

但与此同时，还有人专注于更长久、本质的知识，比如科学和工程。

像耶鲁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教授、哈佛寻找外星生命的科学家，他们研究的可能比我们持有一家三十年都更长期。

所以我也在问自己：我为什么不把精力投入到这些更持久的事上？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选择的？

霍华德·马克斯首先，我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也不懂那些所谓能永恒存在的东西。

如果你要我美化一下自己的职业，那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社会科学家，我研究的是世界和人性原本的样子。

我的任务，是接受变化、面对变化，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不稳定的、不永久的。

但我喜欢这样想：虽然解决问题的答案在变，但思考问题的方式可以是恒久的。

这才是价值投资者的本质。

你不能说“价值投资”就是低市盈率，或者低市净率，这些都太表面了。你要问的是：在今天、在今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什么才是从市场中获取价值的最佳方式？

所以我不会自欺欺人地说，橡树资本或者我本人是在做造福社会的伟大事业。这并不是一种利他的行为。

但也许，在我过去55年的职业生涯中，我确实想明白了一些别人没想明白的事，这些认知帮助了别人。

也许在接下来的55年里，我还能再做一遍（指找到新的思考路径），这就是我给自己设的目标。

说实话，我对那些其他领域，比如科学什么的，其实并不了解。我上周刚发布了一篇关于资产配置的备忘录。在那篇备忘录里，我展示了自己用图形化方式思考风险的方法，我也承认：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希望人们能说：“这是霍华德·马克斯理解风险的方式。”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对别人是有帮助的。

这就是我想留下的一点可传承的东西。

我在我的书和备忘录中，其实一直在努力做到：不是告诉大家“应该怎么想”，而是尝试告诉大家“如何思考”。

我每年大概会去20到30所大学授课，还会参加20到30场教育类会议，比如CFA的活动等等。

我的目标始终是：分享一种“如何思考”的方式。对我来说，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好事情。

盖伊·斯皮尔现在很多人有个“迷思”，觉得某些爱好能让自己成为更好的投资人，比如桥牌、下棋，甚至冥想。罗伯特·哈格斯特伦就写过《投资：最后的人文艺术》。

我自己桥牌打得不多，但也曾想，如果多练可能会提升投资能力。像我刚从印度回来，那里不少投资人都参加过内观冥想课程。

所以我想问你：你怎么看待这些兴趣爱好？如果有人问你“我该不该打桥牌”或“这些活动能不能提升投资”，你通常怎么回应？

霍华德·马克斯我想说很清楚了，我不是牧师，不是道德楷模，不是什么“做好事的人”。我从不假装自己是在做什么崇高的事业。

所以谈到工作之外的时间，我的主要目标就是：让自己开心。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其实没那么多。而等你到我这个年纪，你会发现时间就更少了。

一个人当然应该为家庭、为社区、为行业、为世界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最重要的，还是得让自己活得快乐。这并不是说我主张纵情享乐，那只是我的价值判断，但我确实觉得快乐是生活的核心。

你刚才说该不该打桥牌？我的回答是：如果你喜欢，那就去打；如果你只是为了变成一个更好的投资人，那就别打。

比如我特别喜欢玩西洋双陆棋，我也玩得很多。这个游戏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一种在不确定性中做决策的练习：你有一些规则要遵守，它们大概率能帮你赢，但最终的结果又会受到大量随机性的影响。

你必须处理这些，这不正像极了投资吗？

我在加州有个最好的朋友，西洋双陆棋比我厉害多了。他专门研究过各种战术和概率，经常想教我。我跟他说：“如果我想工作，我就去办公室；我玩双陆棋，只是为了开心。”

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就是这么简单。

我妈妈以前就常说，“只工作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那种把生活中的每个决策都变成“怎么才能当个更好的投资人”的思路，我实在提不起兴致。

听起来太无趣了，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喜欢开心的时光，喜欢逗孩子们笑、逗孙子们笑，戴戴滑稽帽子，玩玩轻松的游戏，就是那种感觉。

我对“只做那些能让我成为更好投资人”的生活，完全没有兴趣。

盖伊·斯皮尔 你刚提到自己不是布道者，让我想到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的一句话：“不可妄称主的名。”

他解释说，那些假装在做好事、实则为自己谋利的“道德表演”是对价值的滥用。

而你刚才的表述恰好相反——你坦率地说不是为拯救世界，只是想在有限生活里做个体面的人。我觉得这很动人，也值得被强调。

霍华德·马克斯谢谢，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我对那些自我膨胀、喜欢自我吹捧的人，确实没有兴趣。

我经常引用丘吉尔的一句话：“他是个谦逊的人，而他也确实有很多值得谦逊的理由。”（He was a humble man, and he had much to be humble about.）

我自己怎么看自己？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正如我母亲常说的那样：“穿裤子还得一条腿一条腿地穿。”我也一样。

我只是努力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为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社区、我的公司、我的同事和我的客户，尽可能做好。

盖伊·斯皮尔我觉得在投资这个世界里，有一个特别有趣、也特别矛盾的现象：那些主动做出不以赚钱为第一目标选择的人，反而往往会在最终赚到最多的钱。就像某种宇宙法则，或者说是人性中的某种定律，特别耐人寻味。

霍华德·马克斯说得有道理，不过我必须补充一点：虽然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但它并不是通往成功的保证。

有些人就是把赚钱放在一切之上，他们确实赚得最多；也有些人不是以赚钱为唯一目标，但他们也做得非常好。

这个所谓的“成功方程式”，其实变量太多了，没有人能说这就是成功的唯一路径，不管你是怎么定义成功的，是指财富，还是别的什么。

而且你还得考虑运气和时机。有时候，只是一场意外，或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这些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你根本逃不开这个现实。

困境时刻的思考

盖伊·斯皮尔你是否经历过那种觉得自己失败、必须熬过去的时刻？我相信每段成功的旅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些投资在当下看非常艰难，甚至更糟，直到后来才逆转。你现在是很多人请教的对象。

那你自己过去是怎么挺过那些艰难时刻的？又是怎么帮助别人走过低谷的？

霍华德·马克斯首先我得说，我一直在机构投资领域。我从来不会在一个单一投资上押注太大，以至于它的成败会显著影响我的整体表现，或是让我对自己产生质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没经历过因某个项目让我崩溃的时刻。

我真正的考验时刻，其实是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样的宏观时刻。当时世界像是要塌了，我们甚至会想，会不会明天这个世界就结束了？

而我们当时还在积极投资。我们必须问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还是市场在告诉我们“你错了？

这就是我经历过最接近你所说“人生临界点”的时刻。

但你知道，当人们在生活或投资中遇到困难来找我时，我会告诉他们：没有人能每次都做对。

你要做的是，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更大的决策样本来看自己的投资记录。没有哪一个决策能从根本上改变你的整体判断力。你要学会像个统计学家那样去看待自己的经验。

什么意思呢？就像民调专家，他们通过少量样本，试图去推断整个群体的真实状况。

你也得这样看自己的投资人生：今天你可能正在经历挫折，但一个错误的决策，并不意味着你是个失败者。

这并不会真正改变你是不是一个好投资人的事实。

我自己花很多时间去帮别人在情绪上找回锚点。人是情绪化的动物，面对世界和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会产生情绪反应是很正常的。但在投资里，这种情绪反应往往极其有害。你必须努力去克服它。

1998年，有一个年轻的基金经理来找我。现在他已经是个老PM了，26年过去，他也退休了。当年他来找我，是因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轰然崩塌，那年也发生了卢布贬值、东南亚金融危机等等。

他来找我，我记得他是个特别有思想的人。他对我说：“我觉得这次完了，世界要崩了，一切都要结束了。”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他讲了一大堆理由。

我听完说：“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回你座位上，继续做你的工作。”

战场上的英雄，不是那种完全不怕的人。真正的英雄，是害怕，但仍然坚持做正确的事。我们做投资，也是一样。

大卫·斯文森（David Swensen）在他的书《开创性的资产组合管理》中有一句我认为特别棒的话，他说 “投资管理需要接受令人不安的、特立独行的立场”。

这两个词组合得太妙了：令人不安+特立独行。这确实会让你不舒服，但它必须如此。

比如，如果所有人都在说“英伟达是未来，必须买”，而你却觉得：“估值太高了，我要卖出。”那你心里不感到不安，反而不正常。

你必须带着不安感，去坚持做你“理性上认为正确的事情”。这就是我试图帮助别人“校准状态”的方式。

盖伊·斯皮尔我也想分享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2001年“9·11”那天，我本来在穆迪公司楼下有个会。那天下午，住在纽约上西区的人，很多都走到哈德逊河边的码头上，看着远处升腾的灰尘。

我在那里碰到了乔纳森·布兰特（Jonathan Brandt），你可能认识他，他在Ruane Cunniff工作，他和格雷格·亚历山大（Greg Alexander）关系很近。他跟我说了格雷格在那天的故事。

格雷格当时在中城的办公室，听说了发生的一切。他站在咖啡机旁聊了五分钟，然后就回到座位上，继续看年报。

这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自己也一样，我那些最成功的投资，背后都有类似的“不动如山”的坚持。

对于未来的思考

盖伊·斯皮尔虽然这期节目播出时大选可能已经结束，但我还是想问问你怎么看。

我自己很关注政治，也有立场，但在投资上我会把这些情绪“留在门外”。像《厄运与繁荣报告》（Marc Faber在香港出版的）这类“末日简报”，我会看，但不会被影响。

不过说实话，我确实觉得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性的转折点。美国债务飙升，如今连利息支出都超过了国防预算。

我有个朋友米洛·琼斯（Milo Jones）说，巴菲特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生活在美国这片富饶而稳定的大陆中心。

但这个世界正在快速变化，令人困惑甚至焦虑。所以我想请教你：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你怎么看“什么样的生意能挺过未来50年”？

霍华德·马克斯好，你说随便聊聊，那我就来“随便聊聊”。

先从一个真实案例说起：2016年10月29日，也就是整整八年前的今天，全世界几乎都确信两件事：第一，希拉里·克林顿会赢；第二，如果她没赢，市场就会崩盘。

结果怎么样？她确实输了，但市场却一路上涨。

如果连这都不能说明两个道理：一是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二是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后市场会怎么反应，那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人相信这个事实了。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假设你在2019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还拥有完美的预见能力，你可能会说：

“明年（2020年）会爆发一场疫情，全球经济将因此停摆。”

“2021年，普京会入侵乌克兰。”

“2022年，哈马斯会袭击以色列，中东局势濒临全面战争。”

你每一个预测都可能是对的，但如果因此清仓卖股票，你的财富反而会缩水。那些事情看起来都无比糟糕，但并未阻止市场一路走高。

你刚才提到你的深刻记忆是9·11，而我的则是雷曼兄弟倒闭。

当时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全面爆发，虽然我们可能还没正式叫它这个名字，但大家都知道出大事了：贝尔斯登、美林证券、瓦乔维亚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AIG 接连出事。

终于，到了2008年9月15日（星期五）收盘后，雷曼兄弟宣布破产。

我们在9月18日（星期一）早上走进办公室，那时我们刚刚为一只专注于困境投资和机会型信贷的基金，募集了110亿美元——是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金。

2001年时，那只基金的规模还是20亿美元。到了2007年几乎翻了五倍多。

而现在，这110亿美元的基金，大部分还没投出去，还“躺”在账上。所以问题来了：我们该出手吗？还是等着金融体系彻底崩盘？

你可能会说，那我们就做个分析吧，找10个博士来跑模型，看看到底会不会“世界末日”。

但你知道吗？你根本无法分析未来，尤其是那种极端小概率、尾部风险事件。没有任何严谨的分析，能让你得出“世界是不是会结束”这种结论。

疫情爆发时，我引用过哈佛的一位流行病学家马克·利普希奇（Marc Lipsitch）的说法。他说，当我们做决策时，依据通常有三类：一是数据；二是与以往事件的类比；三是主观假设。

而我当时意识到，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既没有数据，也没有可类比的历史事件，一切都只能靠主观判断。

这正是我们在2008年9月18日面临的处境。我们在想：世界会不会真的要完了？

于是我写了一封备忘录，好像标题是《What Now?》或者是《Now What?》，我记不清了。在那封信里，我写道：“我们很难说世界就要完了，也很难说这个结局的概率有多大。如果真的世界末日，我们又该怎么办？但大多数时候，世界并没有终结。这就是我们能做出的全部判断。”

这就是我对宏观现象的看法，包括你提到的美国财政管理混乱、债务水平高企、利息负担超出国防开支等问题。

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还能不投美国吗？有什么地方更好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有的国家缺乏经济活力，有的是独裁体制。

我觉得我们只能像你说的那样，把情绪留在门外，进入分析状态，做最好的财务判断，试着把两块钱变成三块钱。这才是重点。

盖伊·斯皮尔我突然想起你写过一封对我影响最深的备忘录：《无人知晓》（Nobody Knows）。你在信中坦率地说：“没人知道——连我也不知道。”还提醒大家别相信那些声称自己知道的人。

我觉得，这正是我今天从你这里学到的最大智慧：坦诚、真实，哪怕可能有损自身利益。谢谢你，霍华德。最后交给你，说几句结束语吧。

霍华德·马克斯如果你从这场对话中带走的是“要勇敢说真话”这个信息，那我真的非常高兴。因为这也是我希望这个世界能接收到的信息，并希望更多人愿意这样过自己的一生。

这个想法其实不是某一天的顿悟，而是过去这些年一点一点累积的。我逐渐意识到：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所以就像你说的，我可以说出真话，即使这些话在表面上看起来对我没有好处。

我一直很敬佩的一个人物，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他30年前写过一本书，叫《金融狂热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Financial Euphoria）。

他有句话我很喜欢，他说：“预测者分两种：一种是不知道的人；另一种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人。”

我知道我自己不知道。而正因为如此，我才可以自由地说：“没人知道，包括我自己。”

这次对话对我来说非常棒。我猜你录下来了吧？我等会儿想要一份录音，说不定这里面也有些内容对我自己有启发。

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盖伊·斯皮尔最后，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们不如用查理·芒格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谈话：“说实话，你就不用记得自己对谁说过什么。”

这句话他是在一次伯克希尔股东会上说的，我很喜欢。如果你想象一下那些出轨的人，你就会发现：诚实守信的人，生活其实轻松得多。

感谢你分享你的智慧，也感谢你愿意为这么多人腾出时间，这本身就是一种慷慨的行为。你帮助了无数的人，每天入睡时，你都应该带着这份成就感。你的孙辈们也知道这一点。祝你度过美好的一天。

来源：聪明投资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