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体不舒服，该吃什么药？ 这个问题在当代都市很好解决：搜索一下，就能迅速搜寻到丰富的卫教信息，得知什么症状该配什么药、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就医等。 药局、美妆店、便利商店都有种类不一的成药可以购买。 但在没有网络的宋代（960-1279），解决这问题变得困难重重。
身体不舒服，该吃什么药？ 这个问题在当代都市很好解决：搜索一下，就能迅速搜寻到丰富的卫教信息，得知什么症状该配什么药、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就医等。 药局、美妆店、便利商店都有种类不一的成药可以购买。 但在没有网络的宋代（960-1279），解决这问题变得困难重重。 南宋（1127-1279）苏州（时名平江府）知府李朝正（1096-1155）曾在1154年（绍兴24年）自述自救女儿急症的经历，提供我们一个例子，让我们一窥宋人如何搜寻所需要的药方。
李朝正回忆：在绍兴（1131-1162）初期，他的小女儿罹患痘疮，病愈后，又突然复发。 须臾之间，女儿身体布满了红色的水泡，疼痛难耐。 在女儿濒临死亡之际，李朝正翻阅北宋（960-1126）《证类本草》，偶然见到书中记载用蜂蜜煎升麻的药方。 他迅速施用此药方，药到痛止。 几日后，女儿的身体恢复安康。 之后，李朝正听闻里中有数人死于此疾。 他遂感叹这种药物组成只有一、二味药材的单方，居然有如此神效，于是搜罗医书中的单方，挑选其中药材易得者，再按照药方所治病（如：痘疮、眼疾、妇人病、小儿病等）分门别类，最后完成40卷的综合性药方书《备急总效方》（又称《备全总效方》）。
图1：李朝正《备急总效方》中治疗痘疮的药方。 《备急总效方》的药方以所治疾病或症状分类，其中卷14为治疗痘疮之药方。 一号红框是该卷治疗的疾病名。 二号红框是该药方所治的具体病症。 三号红框是药方出处的医书。 四号红框是药方内容，通常包括：药材名、药材分两、处理和调和药材的方法、药方的使用方法等。 本图为《备急总效方》南宋刻本，现收藏于日本大阪杏雨书屋，出自《备急总效方》（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发行，2005），页155。
上述李朝正急救女儿的经历和编纂《备急总效方》的目的，反映了读者能否迅速应用医书所收录的药方，不只牵涉到书中对药方的分类是否一目了然，还牵涉到这些药方所包含的药材是否容易取得、取得后的加工处理是否简易。 这种受到药物可及性（availability，或可获性）和物资特性（materiality）限制的知识应用，以及知识应用速度关乎生死的两个特色，使得医药知识的应用与一般文史知识颇为不同。 宋史学界对类书、科举用书、史书作者如何帮助读者更快速地检索到书中的文史知识，有丰富的讨论。 相比之下，学界较少讨论像医药知识这类与物质关系密切的实用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古人如何更快速地应用其记载在文本上的知识。 本文将简要地介绍宋代医书作者宣称为了加速读者应用书中药方而提出的方法。 希望能抛砖引玉，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宋代文本知识在检索和应用层面上的新发展。 [1]
宋以前：四种基本的药方检索技术
宋代以前的医书作者已经发展出四种后世常用的、加速应用医书内药方的方式。 分别出这四种方法，是为了方便呈现历史变化，并非综括了所有宋以前的方法，而且一部书中常兼用多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医书包含的药方尽量以单方为优先。 单方通常只包含一到二味药材。 一道药方所使用的药材越少，搜寻、处理、调和药材所需的时间也就越少。 第二种是缩减医书的篇幅。 一部医书的卷帙越短，读者搜寻起来也就越快。 第三种是将药方依据所治疗的疾病或症状分类，方便读者依照症状搜寻相应的药方。
上述三种方法都可见于东晋葛洪（283-343）的《玉函方》和《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救卒方》，以下简称《肘后方》）。 葛洪曾任官、擅医术与炼丹术。 葛洪在他的另一部作品《抱朴子》中自述为何写作《玉函方》时，批评当时的医书《暴卒备急方》等书。 其中两项批评为药方的分类不清，读者无法立即查找到所需药方（「浑漫杂错，无其条贯，有所寻按，不即可得」）; 以及即使找到药方，治疗急诊的药材多为不易立刻取得的贵重药材、药材的种类还多达数十种，难以立刻调和成剂（「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贵药，动数十种，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储，不可卒办也」。 ）葛洪感于这些缺失，遂撰写《玉函方》。 他自述《玉函方》将药方依据所治疾病分类，并且在治疗危险急症的三卷中，所用的药方以单方且容易取得的药材为主（「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杂错，其救卒叁卷，皆单行径易」）。 葛洪之后又将百卷的《玉函方》浓缩为三卷的《肘后方》。 《玉函方》原书现已不存。 《肘后方》流传颇广，后世唐宋的医书频繁转抄该书疗法。
宋以前医者用来加速医书药方应用效率的第四种方法为化繁为简。 这方法包括：将不同版本的医疗知识浓缩为一种版本、或是将散落在不同文本的同一类药方摘抄在一处。 此方法的例子可见于初唐大医孙思邈（581？ -682？ ）的综合性医书《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方》，共收录约3200条疗法）。 [2]在书中，孙思邈自述万病丸散的相关药方散落在诸书，不易找寻，所以他将这些药方摘抄在一处，方便读者事先和合这些丸散，以备不时之需（「余以此方散在羣典，乃令学者难用讨寻，遂鸠撮要妙以为斯品，庶其造次可得。 好事君子，安不忘危，无事之暇，可预和合，以备疴瘵也。」）
宋代提升医书中药方应用效率的新方法
六朝和初唐时期，医书的载录形制以卷轴为主。 宋代则盛行蝴蝶装。 [3]与卷轴相比，蝴蝶装的形制较接近今日的册页装书籍，蝴蝶装因此更方便读者翻阅书本内容。 读者也能透过弯折书籍等方法，比对同书中不同页面的记载。 如开头李朝正翻阅的《证类本草》可能便是蝴蝶装。
不只书籍形制变得更方便翻阅，除了上节所说的四大基本方法外，宋代医书作者也发展出其他加速医书中药方应用效率的方法。 这些方法包括：提出新的药方分类模式，例如：以所治病的紧急程度分类和排序药方，治疗越紧急状况的药方（如：难产濒危等），出现的卷数越早。 与之相对，过往医书（如：《千金方》）虽然以所治疾病为主的药方分类，通常包含以病因（如：风病，即一切被视为因风侵袭人体而生的病）、患病部位（如：五脏所生的疾病）、患者身分（如：妇人、小儿）来做次分类。 疾病或症状的紧急程度并非独立成卷的排序标准。 此节的目的不在一一说明这些新分类，而是集中介绍两大有关快速应用药方的新方法。
第一个加速应用书中药方的新方法是依赖市售成药，亦即医书所列的药方即为市面可以购得者。 此方法可见于王硕《易简方（论）》（序于1196年，庆元2年）。 王硕生卒年不详，同时代人言其为武官出身，曾任临安府富阳县酒税务（监收酒税的低阶官吏）。 王硕约于1174年左右习医于永嘉（今浙江温州市）名医陈言。 王硕在《易简方》自序提及：该书撰写目的之一是帮助读者在紧急时刻搜索可用药方。 据南宋大藏书家陈振孙（1183？ -1262？ ）所言，该书篇幅极为短小，只包括70首药方; 在70首药方中，有10种为市面常售的丸药（《易简方》现存纲目中，有一节名为「市肆圆子药」）。 《易简方》成书后，短短八十年内，共至少有四部医书专门增补、或批评该书。 在宋代私人撰写的医书中，很少有医书得到如此多反馈，反映该书在南宋，特别是药局林立的永嘉地区颇为流行。 [4]除了《易简方》独立市售成药为一节外，南宋福建提举司另刊有《诸家名方》，记载市面常售药。 显示在药局发达的地区，依赖市售成药成为另一种加速应用书中药方的新选择。
第二个新方法是缩限全书所使用的药材种类，以便读者事先准备好这些药材，临用时便可以更迅速地调和药材。 这方法可见郭坦《（新编近时）十便良方》（另一个流传名称为《（备全古今）十便良方》，以下简称《十便良方》）。 《十便良方》现存宋刻本，并有其他南宋医书作者引用此书。 该书作者郭坦的生卒年不详，其唯一一本传世著作即为《十便良方》。 据《十便良方》宋德之（1196年科举外省第一）为郭坦所写的序（序成于1196，庆元2年），郭坦为成都府学学生，曾为宋德之同窗，因久病而通医。 《十便良方》共40卷，治疗诸种疾病，共收录了古今诸书药方1644方。 郭坦在中宣称该书篇幅虽大，所用药材不过64种（但细数郭坦在药材目录所列者，实有95种）。 这些药材的产地不只限于四川，还包含当时宋代中国各处，例如：来自岭南的药材。 郭坦建议读者可以预先储备。 除了缩限全书所用的药材数量外，郭坦在将1644条药方以所治疾病为大分类下，又根据药方所需的药材数做次分类; 共分为单方（包括一到二味药材）、简要方（3到5味药材）、群方（6到12味）三类。
图2：郭坦《十便良方》卷九治风下。 一号红框是该卷治疗的主要疾病分类，此卷为风病。 二号红框是该卷药方所治的具体病症。 三号红框是单方分类。 四号红框是群方分类。 本图为《十便良方》的江户影宋抄本，出自《（备全古今）十便良方》，收入《海外回归中医古籍善本集粹》第18册（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页290-291。
从宣称缩限全书所用的药材数量，到依据药方所用药材数做次分类，都显示了郭坦清楚意识到药材的可及性和药材的处理速度等物质条件，决定了读者能否快速应用书中的药方。 郭坦对药此物质条件的高度意识，还反映在他对药材产地的注意。 他提到：所列的64类药中，有些来自岭南等远地，故建议读者预先储备。 郭坦此言，呼应了学界指出四川药市可买到来自岭南等地药材的观察。 虽然宋代以前的医书作者，亦有不乏重视单方（如：葛洪《肘后方》）、或呼吁读者预先储备药材者（如：孙思邈《千金方》的万病丸散），郭坦是首位宣称缩限全书总药材种类的作者，表现出更积极处理药材此一物质条件限制的态度。
余论
本文介绍了宋以前和宋代医书作者用来加速应用书中药方的数种方法。 文章一方面描绘物质条件对医疗知识应用的具体限制，和古人相应的克服方法。 另一方面则指出：发达的药局和远距离药物贸易等宋代医药市场的发展，帮助宋人提出新的方法。 最后希望补充说明的是：前述所提到的医书，其读者不限于识字、但无法独自拟定药方者。 宋代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医书作者/读者市场。 根据现存的宋代史料，医者也会参考《易简方》等标榜备急、易用的医书。 换言之，并非医者一定有能力不参考医书，仅凭诊断、即可开方，也非医理复杂的医书仅针对医者而作。 从现存的宋代医书书名来看，尚不存在专门针对初学者的医书（如：明代有《医学入门》）。 宋代医书的读者群并无明显的专业区隔，例如：业余读者vs专业作者、或是业余医书vs专业参考书等。 医书作者也不限于医者。 爱好医学、但不以医为业的读者，也会编纂、撰写医书。 医书作者和读者群的混杂，也是宋代医学阅读世界的另一个特色之一。
注脚 ：
[1] 本文节录自：Ruth Yun-Ju Chen 陈韵如， “The Quest for Efficiency：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Medical Formulari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80.2 （ 2020.12): 347-380。
[2] 《千金方》为现存的唐代三大部医书之一，宋元明清医书频繁引用该书。 北宋朝庭曾编校和刊印此书。 除了印本外，此书在宋代也有抄本流通。
[3] 关于蝴蝶装的介绍和图标，可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蝴蝶裝/1129651。
[4] 这四部医书分别为：《增修易简方论》（约1196-1241）、《易简方纠谬》（1241-1279）、《续易简方论》（1243）、《续易简方脉论》（1196-1279）。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