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6年，计梅真潜伏台湾，受命领导台湾岛内邮务工会工作，她积极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为底层女工争取权益，1950年10月，她英勇就义，在台湾的四年一个月，6000多名台湾省籍邮政员工，受她影响，其中发展30多名青年职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计梅真潜伏台湾，受命领导台湾岛内邮务工会工作，她积极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为底层女工争取权益，1950年10月，她英勇就义，在台湾的四年一个月，6000多名台湾省籍邮政员工，受她影响，其中发展30多名青年职工加入中国共产党。

计梅真1915年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今上海松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救亡图存。上海进步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活动的深入开展，深深影响了年少的计梅真，推动她走上革命道路。

从上海市务本女子中学（今上海市第二中学)毕业后，计梅真先后当过上海私立爱华小学教员、新本女子中学事务员、敬业孤儿院生活导师、继儒义务小学教员。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计梅真进入沪西一家日资纱厂当女工。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日寇大举入侵上海，上海大批工人失业。计梅真加入上海纱厂工人救亡协会，投入难民收容救护工作。在难民收容所，计梅真同难民们一起生活，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她主动与难民交朋友，宣传抗战思想，并积极开展淞沪抗战战地服务组织动员工作。

1938年7月，计梅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4年，计梅真先后担任中共沪西日资纱厂委员会副书记、中共沪西中国纱厂委员会书记、中共沪西纱厂委员会书记。她十分重视对纱厂女工的团结培训，积极组织她们参加工人夜校，还亲自担任夜校教员，教女工们识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发大家的抗日救亡热情。

她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女工们的生活困难，赢得了大家的支持和信任。在广泛了解和培养的基础上，计梅真介绍了钱勤(后改名钱静芝)等工人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5月，受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全国邮务总工会指派，上海南翔邮局局长陆象贤赴台筹备成立台湾省邮务工会，当选为理事长，并兼任邮工补习学校校长。

为更好地在台湾邮电职工中开展工人运动，陆象贤请求党组织派遣有工作能力和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到台北协助其开展工作。9月，中共上海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派遣计梅真与钱静芝赴台，陆象贤以台湾省邮工补习学校校长名义聘请她们担任教员。

党组织交给计梅真与钱静芝的任务是，在台湾省邮务工会的掩护下，以邮工补习学校为基地，秘密发展台湾青年邮政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党的地下组织。

为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计梅真到台湾后努力学习闽南话，更将国语（普通话）补习班办得有声有色。她把国语教学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向台湾邮政工友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思想。课堂上，她经常组织邮政工友讨论大家最为关心的青年、妇女等方面热点问题，循循善诱启发他们理解革命道理，潜移默化影响他们的思想转变。

邮政工友们说，计梅真老师讲得实在，她总是站在被压迫的工人阶级一边，鼓励大家团结起来，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同时，计梅真还通过组织同学会、出版刊物、开展学唱进步歌曲、爬山等活动，促进邮政工友相互交流，从中考察物色、培养锻炼青年工人骨干。

计梅真把培养重点放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台湾工友身上，主动找穷苦的台湾女工交朋友，和她们促膝交谈，向她们学说闽南话，借进步书籍给她们看，帮助她们解决生活困难。

许金玉出生于台北万华区一个贫困家庭，父亲靠拉黄包车为生，她们姐妹四人全部被父母送人当了养女，她内心十分苦闷。

许金玉工作认真负责，安静内向，穿戴朴素，计梅真便主动靠近她，与还听不太懂国语的她亲切交流，并抄写《苏武牧羊》歌谱给她，不断鼓励她用国语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看法。

一次，许金玉在《我的志愿》作文中，勉强用国语表达了想办孤儿院的愿望。当计梅真关心地问她为什么有这种想法时，许金玉就把自己的身世以及姐妹们的悲惨遭遇全部倾诉出来。计梅真肯定了许金玉的想法，帮助她认识孤儿与社会问题的关系，强调如果有心，就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

她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不断增加。在计梅真的帮助教育下，许金玉克服了内向和胆怯，积极参加邮政工人运动，当选为邮务工会代表，还在台北举行的邮政工人大会上发言，被请愿游行队伍推荐为三人代表之一。就这样，许金玉成为台湾邮务工会中第一个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台湾青年女工，后担任北斗邮局党支部负责人。

第二位被计梅真发展入党的是家境更为清苦的高秀玉，她和计梅真相识时只有16岁。在计梅真的关爱和教育下，两年后高秀玉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为台湾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道路。

经过考察培养，计梅真还发展了雇农家庭出身的刘建修等一批台湾邮政职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邮工补习学校建立起中共地下党组织。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1946年9月至1950年3月，计梅真和钱静芝在台湾省邮务工会秘密发展了30多名青年职工加入中国共产党，邮务工会党组织在工人运动中不断发展壮大。

短短三年时间，在计梅真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台湾省邮务工会总支部，先后创建了台湾省邮政管理局党支部、台北市邮政局党支部、台湾省电信管理局党支部、台湾省电信工会妇女党支部等四个基层组织，成为党组织领导台湾邮务工会工人运动的战斗堡垒。

正是计梅真与钱静芝的艰辛努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在台湾邮政工人运动的沃土中生根、发芽、壮大。

计梅真和钱静芝能够很快得到台湾邮务工会广大工友的拥护和信赖，就在于她们与工友们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工友谋利益，真正做到了“遇有群众要求”，能够“利用干部在邮务工会内的势力，领导发动各种运动，帮助他们达到目的”。

过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邮政行业一直存在着极不平等的现象，劳动强度大的邮差等岗位都由底层工友承担，且大部分邮差是女工。台湾光复后，原来由日本人控制的岗位，大多换成了随国民党败退台湾而来的祖国大陆员工，他们的工资待遇标准按照国民党交通部门统一规定的制度执行，而台湾省籍员工被定位为“留用员工”，工资标准按照台湾省邮政管理局对“留用员工”单独规定的制度执行，因而台湾省籍邮政员工的工资低于从祖国大陆来的员工，而且台湾省邮政管理局一直不肯将他们纳入正式编制。

“留用员工”归编问题拖到1949年还没有解决。早在台湾省邮务工会筹备会议上，陆象贤就呼吁实行同工同酬，得到了台湾省籍邮政员工的积极拥护和支持。陆象贤调回祖国大陆后，“留用员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计梅真紧紧依靠台湾省邮务工会党组织，大力推动“留用员工”这个与广大台湾省籍工友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尽早获得解决，以维护工友们的合法权益。她对台湾省邮务工会的地下党员们说，第一步，我们要团结群众，想尽办法增加朋友，越多越好。第二步，要发展壮大邮务工会，使工会真正为工友们服务。

为此，计梅真深入工友们中间，带头宣传动员，使越来越多的工友鼓起勇气，参与到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队伍中来。很快以台北邮务工会为中心，争取留用员工纳入编制的“归班”运动就在全岛邮政系统形成燎原之势。

1949年3月25日，台湾各地邮务工会推派代表齐聚台北，举行争取“归班”大会。针对1948年底邮务工会向台湾省邮政管理局要求解决“归班”问题诉求落空，大会决定举行游行请愿，争取合法权益。3月26日，在计梅真、钱静芝的发动下，2000多名邮政工人举行了游行请愿。这是台湾光复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游行示威活动。

蒙蒙细雨中，游行队伍群情激昂，锣鼓喧天，雨水打在工友们身上，但大家没有丝毫退却。许金玉等三名地下党员代表广大台湾邮政工友，向台湾省主席陈诚递交了请愿书。在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压力下，陈诚被迫表示会很快解决“归班”问题。

经过游行请愿等斗争，1949年5月，“留用员工”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台湾省籍员工经过考试，及格者正式归入邮政人员序列，不及格者留用再考。这样，6000多名台湾省籍邮政员工，加上他们的家眷，近三万人得到了“归班”的实惠。中共党组织及计梅真等领导台湾邮政工人取得斗争胜利，树立了威信。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不断胜利，1949年5月24日，国民党通过“惩治叛乱条例”，5月27日发布“戒严时期法令”，对台湾岛内革命力量进行大规模搜捕和严酷镇压。8月基隆中学“《光明报》案爆发后，国民党特务更加疯狂地搜捕破坏岛内中共地下党组织。

1950年2月5日，国民党保密局侦获“台湾邮电总支部案”，计梅真与钱静芝作为“案首”被捕，许金玉等台湾省邮务工会33名员工也以“涉共”之名被抓捕。计梅真先后被关押在台北延平南路国民党保密局南所、延平北路国民党保密局北所和青岛东路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监狱，经受了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残酷摧残，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计梅真曾分别与被捕入狱的中共党员朱枫、萧明华关押在同一个房间，她对死亡早有预感，把生死置之度外。

军法处牢房随时都有人被拉出去杀害。计梅真在牢房里的一件事，令她在邮工补习学校的学生、难友徐彩云记忆犹新。

徐彩云后来回忆说：

一天，我看到计梅真老师捡到一张报纸，就拿在手里学起闽南语，用闽南语朗读，学得很认真，她还向旁边的台湾同胞求教。计梅真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人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而在这里，她面临死亡还在学习闽南语。我很敬佩她！

另一位难友冯守娥回忆说：

我曾和计梅真、萧明华关押在一起。她们十分乐观，经常开玩笑。一天，萧明华对计梅真叫道：“计梅真，出来，要请你去吃包子！”

计梅真则回应：“萧明华出来，今天轮到你去吃包子！”在这里，被判了死刑的人，去刑场之前都会被请吃包子。看到她们很轻松地开着玩笑，我心里涌起一阵阵酸痛。她们是共产党员，心中的信仰和力量才让她们不惧死亡！

身陷牢狱的计梅真，牵挂担忧最多的还是她在邮工补习学校的学生。邮工补习学校学生王文清被关押进国民党保密局监狱时，见到了计梅真。

他回忆说：计老师身体显得更加纤瘦，她的左眼眼球布满了血丝，红肿得厉害。她用虚弱的声音告诉我，“我被出卖了，你们要自己爱护自己”。然后她提高嗓音说：“不管十年二十年或一生，你们都要活下去！”

入狱之初的一段时间，计梅真情绪很激动，她为学生被捕而伤心，几天不吃不睡，痛哭流涕。另一位学生高秀玉回忆说：计梅真老师在狱中一见到我，就问起同学们被捕的情况，她流着泪说，“你们都是好孩子，都要好好活下去”。

在狱中姐妹们的安慰下，计梅真的忧伤情绪逐渐好转起来。

随着《新女性》的歌声从女牢中传出，计梅真在国民党保密局北所监狱已经教会大家唱了十几首爱国歌曲，歌声传遍整个牢房，使难友们得到莫大的精神鼓舞。每当大家跟随计梅真学唱爱国歌曲时，监狱看守就大声骂起来：“唱什么唱，闭嘴！”冯守娥回忆说，虽然当时没有纸笔可以记录，但这些爱国歌曲几十年后姐妹们依然都能唱出来。

在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监狱，计梅真曾与中共地下党员季沄关押在一起。她们是江苏同乡，都曾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计梅真非常关心战友张志忠和季沄夫妇，很爱怜也曾被关在牢里的张志忠和季沄的孩子杨扬。

计梅真牺牲后，1950年10月23日，季沄给儿子杨扬家书的附笔提到了计梅真：“计梅真阿姨在临死以前，还问我小羊回去好吗？计阿姨很爱小羊的，是不是？”

1950年10月11日清晨四时许，计梅真被监狱看守叫醒。她从容地穿上衣服，梳好头，走到牢房门口，看见正从隔壁牢房走出来的钱静芝，平静地说：“还好，只有我们两个人。”她们从容地向牢房外走去，牢房里的战友们一起深沉地唱起《安息歌》，为她们送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计梅真和钱静芝英勇就义。计梅真时年35岁。李振英、曾清万、王文清、许金玉、高秀玉、刘建修、张钦杰等7人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郑逢春、宋世兴、李荧台、黄宏基、钟阿谈、高木荣、林发、陈再厚等8人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李庆、廖福隆、李金火、陈五藤、林金进、郑天福、周淑贞、徐彩云、林坦、苏光辉、张戊己、洪景麟、林烟飞、李国荣、郭承东、陈得铜、叶万吉、曾国榕等18人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从1946年9月赴台，到1950年10月11日英勇就义，计梅真在台湾英勇奋斗了四年零一个月。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计梅真是台湾邮工补习学校最具吸引力的老师，是充满关爱和温暖的大姐，是有志青年的启蒙者、引路人，她用短暂的35个春秋，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的人格魅力。

进步青年的人生旗帜。

台湾邮工补习学校学生王文清满含深情地回忆说，在我心目中，计梅真老师是一位把一切包括生命都献给人民的革命者。我为能够遇到她，结为朋友，成为我的启蒙导师，共同在革命运动中共事感到光荣，感到此生没有虚度、没有遗憾。

被判刑10年的学生黄宏基回忆说，我和计梅真老师在学校相处谈话总共不超过16个小时，但她的许多话语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无论在监狱还是在社会生活，无论在待人接物还是在克服困难等方面，她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她使我认识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庆幸自己选对了路，我这一生没有白活。

许金玉一直说，计梅真老师的出现，让自己的生命轨迹发生了重大改变，改造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让自己走上了一条有意义的道路。

坐牢15年的许金玉，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她说：

“我们始终坚定地认为，我们的信念与理想就像每天早晨从东方升起的红太阳，势必一代一代传下去。”

直到晚年，许金玉还谨记计梅真的教诲，为台湾社会公平正义和祖国统一事业不懈奋斗，勇敢地与“台独”势力作斗争。

面对“台独”势力推行“去中国化”和利用白色恐怖受害者制造分裂的行径，许金玉义正词严地予以批驳：

“我们过去所受的一切苦都没有关系，只要大家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好了。而我认为，我们要能真正得到自由，还是要等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

被判刑15年的学生高秀玉回忆说，1946年，我因家父突然去世而辍学，不满16岁就到台北邮政局当邮差，是邮工补习学校年纪最小的学生，生活的压力使我常常表现出忧愁和心事重重的样子。计梅真老师发现后，经常和我聊天，她开导我，她关心我的学习和家庭生活，她慈母般的亲切关怀，给了我无比的温暖和希望，开启了我新的人生。计梅真老师请我当她的闽南语老师，鼓励我写文章庆祝三八妇女节。在她的培养下，我的视野开阔了，更加自觉地投入到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来。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台湾邮政工人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领导的地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团结台湾人民、壮大革命力量积累了宝贵经验，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获得解放而献身的英雄赞歌。

（正文完）

来源：之华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