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在学校里主动报名，首批离开北京，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北大荒。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安慰爸爸、妈妈，也没有给弟弟、妹妹留下什么嘱咐的话。
一，我在学校里主动报名，首批离开北京，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北大荒。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安慰爸爸、妈妈，也没有给弟弟、妹妹留下什么嘱咐的话。
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我和几个刚刚在车厢认识的青年组成了“列车宣传队”，我唱呵、跳呵，使尽全身的解数，讴歌新的希望。晚上，在列车昏暗的灯光下，我给同学们写信：“在过去生活的路上，我的希望全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今天，就是在列车开出的一刹那，我感觉到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踏上北大荒黝黑的土地，我们就陷入热情欢迎的感情潮水之中。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学生，一点乏劲儿都没有，稍微填填肚子，我们就开联欢会，慰问贫下中农。这个联欢会上，我一个人拳打脚踢，演了五个节目，一会儿独唱，一会儿朗诵，一会儿拉手风琴，把我累坏了，也把我乐坏了！
一个当地青年拉着我的手说：“叔叔，你老在我们这疙瘩吗？”我扯着唱哑了的嗓子大声说：“不走了，老和你们在一块儿！”晚上，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在农场的场部，参加了农场“业余宣传队”。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十个北京青年和农场的业余文艺骨干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搞宣传。
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在“深入生活”中开始“创作”了。北大荒的夏天也热得厉害，还得挨蚊子和小虫的袭击。每天早上四点多钟就要起床，晚上一写东西又兴奋得睡不着觉，而十七八岁，又是正贪睡的时候，我真感到了有点儿“艰苦磨练”的劲头儿。在日记本上我写下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愿中国青年只向上走”来激励自己。宣传队演一场节目，我创作的占一多半儿，上台就是从头盯到尾。扁桃腺化脓，发烧到39℃，也得上台，不然“影响战斗”太厉害。我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中寻到了自己奋斗的快乐，一天到晚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
这样的日子没过两个月，宣传队的指导员找我谈话了，他说我“不稳重”、“浮躁”，要我不要“锋芒外露”，要注意“突出政治”。我想了很久，觉得他说得有道理，照办了，并且也学着怎样“稳重”。
可是有一次，不知哪股心气儿鼓动我，我嘴里冒出了一句过去流行的歌儿：“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被领导知道了。全宣传队开了一个会，说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让大家帮助我。大家的措词非常严厉，我也害怕极了，痛哭流涕地作了检讨。从此，宣传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姜昆啊，有才无德。”一天，我们宣传队正在排练，一个伙伴偷偷地告诉我，基层的知青反映我们这十个人，没有经过艰苦的锻炼就到场部工作是错误的。他们质问：这十个人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还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
热情下降了，人的心散了，宣传队每况愈下，脑筋稍微活络的在找路子去哪个生产队。一天，我拿着新写的节目找指导员，没等我开口，他说：“你要做好艰苦锻炼的准备，组织上把你分配在一个新建点。”新建点就是荒原上建一个新的生产队，住的木板房，铺的是草垫子，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我的眼睛红了，不是为了新居的孤寂、荒凉，而是为了手上那一摞稿纸上的字……
我抱着再一次迈开生活步伐的奋斗信心，来到了小兴安岭支脉脚下的一个新建点——七连。
我是六六届，年龄稍大点。没几天，领导让我当班长，带着十一名上海青年脱土坯。时间一长，这些“小上海”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柴爿”。
原来，他们看我比较瘦，又那么没命地干，说我就像个木头一样，一形象就成了“柴爿”。突然，一个念头闪进了我的脑里：我得学会上海话，不然他们说什么我总听不懂怎么能行？马上交个上海朋友，让他教我上海话！没有一个月，上海话我全会了。我们班很快成了全连的“先进班”。当时我真高兴，今天成了先进班，明天成了模范班，全团一出名，干得有成绩，团部会不住说：姜昆在下面锻炼得不错，再调上来搞宣传吧！想到这儿，心里真痒痒。
一转眼就到麦收了。一天，领导找我谈话，他说：“麦收任务这么重，可是咱们的炊事班总搞不好，我们决定，选一个能力强的班长去炊事班当班长，把全连的伙食搞好。”我的心轰的一下，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领导问我：“有畏难情绪？”我说：“行，干吧！”搞炊事班真是个苦差事，但我硬着头皮干。先带着大家学语录，然后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提出三项任务：一是淘井，把臭井淘干，往下挖出甜水；二是改灶，把火灶改成回风灶；三是种菜、养猪。连里也很支持我。没多久，炊事班面貌有了改观，领导一个劲儿地表扬我。听了表扬，我一方面想：这回不能说我缺“德”了吧！另一方面又在想：这个小套儿我是拉上了，要放下谈何容易！“干一行，爱一行”是光荣的传统。可我爱的是艺术，我矛盾着……生活的道路可真像人们形容的那样是“坎坷、崎岖”的！我遇上的头一个大坎坷，竟把我摔得鼻青脸肿。
1969 年底，上级派来了工作组，不久省里又下来通知，整建党运动要结合三清（清经济，清思想，清政治）运动同时进行。老连队搞运动有搞头，因为摊子大，人多，成份复杂，又有牛棚，又有“阶级敌人”。可我们这个连队清一色的全是知识青年，也得抓出“阶级敌人”，也得要搞出“新动向”来。这样清着，清着，就清到我头上来了。我是炊事班长兼上士，稍微管那么一点儿帐，于是被列为“清经济”的重点对象，而且果然“清”出了问题，那一天恰恰是我十九岁的生日。他们说，外来人员的零星伙食费（每顿一角五分），从来没有明帐。姜昆是炊事班长，一年来如果全贪污了，怕是笔了不起的帐。我被送进了“监督改造队”，每天的劳动是打“条子”，备冬天的柴禾。食堂的事不许我插手，怕我“报复投毒”。派一个排长监督我们这个队三名有“问题的人”：一名是由于和女同志谈话过多，有“作风问题”；一名是团支部书记“野心太大”，有要“篡夺支部领导权”问题；一名是我，有“经济”问题。这样的日子我过了三个月。
那个时候，我觉着周围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过去幻想过的天国，早在我的头脑中破灭了。每天清晨，我还像当炊事班长时那样比大家早起一个小时，去到野外吸收新鲜空气，只有在这时，我才稍稍感觉到一点心灵上的宁静。
这个时候，我在炊事班养的那条狗从远处向我跑来，它把前爪搭在我的肩上，然后用它长长的嘴巴在我的脸上磨来磨去。我想：他要是懂人事的话，大概也不会理睬我了。因为周围的人对我全是施以“白眼”。我也不敢给家里写信，我向父母说什么呢？但是，终于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提笔给团里比较了解我的副政委写信，告诉他这儿进行着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求他上这儿来，把情况查清。敢情“政治运动”在那时也不是神圣得不得了。副政委一个批条下来：“调姜昆去三连”，就了事了。
三连的指导员知道我能搞文艺，他们也缺这方面的人，派一个小马车来把我接走了。
1970 年探亲回家，分别两年多的伙伴们又聚在了一起。从山沟回到了北京，什么都新鲜。尤其是伙伴们不是这个参军加入了文工团，就是那个搞了什么文艺专业的消息，更震惊了我。我问他们：“你们说，参加部队文工团，我行吗？”他们回答：“你比我们强多了，准行！”我又问：“什么行？”他们说：“参军！”我说：“我出身不好！”他们说：“现在部队不那么严了，现在缺文艺人才呀！”我心中的火又烧起来，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我要去当文艺兵。
济南军区话剧团的一个伙伴，答应在那边为我活动。我则回到北大荒，积极地投入准备工作。
在三连我又当了班长，兵团战士委员会还选我为文艺委员，兼搞报道。白天，我要带着全班劳动；晚上，我一个人到连队的一个小学校，点上蜡烛，先写上两篇连队的报道，然后就搞副业——写剧本。
写什么呢？得写适合部队生活题材的呀，可是我一点部队生活都没有。
一天，报上有一条新闻“越南九号公路大捷”。我脑子一动：我不能写个越南题材的吗？过去看过多少遍《南方来信》这本书，那里边的人物栩栩如生，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开始构思了：南方人民配合北方的军队，在九号公路上粉碎美国的“天蓝”号计划，剧名就叫《在天蓝号行动计划前面》。整整一个半月，蜡烛不知点了多少支，四万字的独幕剧写成了！我的高兴劲儿甭提了。尽管付出了心血，但整个剧本却全是凭空杜撰，多么幼稚的“创作”！
到了1971 年，又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儿。我被评为“五好战士”，我所在的三连宣传队，被评为全团的”优秀连队演唱组”。七连的帐目也查清了，根本没那么回事。我的心痛快极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头脑膨胀得过分了，作出了向“奋斗目标”最后冲刺的决定。9 月15 日，我不辞而别，来到一个小镇上，卖掉了手表，几个要好的朋友给了我点儿全国粮票，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投考济南军区文工团。
在济南军区文工团的排练室，我接受考试，先交了“见面礼”——剧本。然后朗诵，独唱，吹笛子，拉手风琴，表演小品，他们考了我整整一个钟头。从大家满意的欢笑中，我得到了安慰，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
我实在不是“幸运儿”。就在我擅自离开边疆的前两天，林彪叛国了。这一年的征兵，军委下令全部停止。我只好回过来去啃自己种出的苦果。虽说年轻人干的蠢事，容易得到宽恕，但今天回首往事，仍然不免脸红。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是我这个有狂热追求而又鲁莽天真幼稚的青年人难免要走的弯路。我追求艺术错了吗？不！只是我还不懂得生活，我的脚步还歪歪斜斜。
回到连里，处境自然非常困难，每天默默不语，低头劳动。有的人告诉我：“没什么了不起，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有人说：“好好干两年，你还是你。”还有的人劝我：“姜昆，该说说，该叫唱，听不见你唱歌，我们可闷得慌。”老职工还把我请到家里去，吃上一顿饭，劝我打起精神。可是，宣传队不让我搞了，报道也不让我写了。我怎么办？没事就写点儿小品，记记生活的素材。一天，我把连队一个老贫农积肥的事写了一首小诗：
屋外，黄土几筐，
屋内，烟灰迷茫；
大爷一个劲儿整炕，
大娘进门儿就嚷：
“老头子，鼓捣啥？
屋里搅成这个样！”
“炕洞铺黄土，
熏肥一筐筐。
连年夺高产，
俺要献力量！”
“嘿！俺们一起干，
家里办个化肥厂。”
大爷忙掏炕。
大娘运灰忙；
鬓角眉梢挂烟灰，
滴滴汗水地下淌。
屋内，红心精造炕洞肥，
屋外，跃进歌声嘹亮！
给大家一读，大家咂咂嘴，“有点意思”。但我当时是那样的处境，连里的黑板报肯定不会发。灵机一动，我把它装进信封，投到《兵团战士报》社，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投稿。没一个月，报上居然刊登了。那个时候，报纸上能登我们小山沟里的一个作品，可不是简单的事。连里开始传开了：“嘿！姜昆的诗，报上都登了。”“这小子还是有点‘水儿’。”我受宠若惊，一连写了十几篇小品，全投到报社。没些日子，又陆陆续续地登了几篇。我拿着报纸，看着自己的作品，手都颤抖了。我想，我二十刚出头，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事要我去做，我该不懈地努力，只是要冷静地总结过去，不能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去乱撞。
大概由于我没有自暴自弃，1972 年8 月份，我被调到团宣传股的创作组，从事创作。离开连队那天，大家摆酒席送我，烈性的“北大荒”一进肚，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但痛定思痛，对于如何做人，对于艺术的理解，似乎清醒了一些。
在连队时想上来，一上来还真怀念连队的生活。不错，几年中跌了不少的跟头，可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磨练啊！
我在宣传股搞创作，把在连队里生活的积累一点一点地倒出来写节目，供宣传队演出，效果还不错，于是我又写呀，写……
一天，我写了一个故事《小王探亲》，讲反“返城风”的事。交给宣传队，没人演。宣传队长跟我说：“姜昆，你演吧！正好借这个机会到宣传队来，也算重操旧业吧！”我同意了。演出引来了不少的笑声，大家特别欢迎。一次，我随宣传队到鹤岗市去演出，我一个人竟演了一个钟头，观众还不让我下台。演完后，一位热心的观众跟我说：“你说得真逗，跟听相声似的！”相声！我在小的时候听过，但总是一笑就过去。那时候，电台只播马季的一段《友谊颂》，我几次想试笔写一段，可是不得其门而入，便不敢问津了。
事也凑巧，这年的年底，有一天我正在宣传队里排练，有人告诉我：“姜昆，兵团接来了中央广播文工团两名相声演员，今天晚上在兵团演出！”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马上找领导请示，要几个宣传队员一起，到兵团去看节目。因为在山沟里，要看“中央团”的演出，多不容易啊。我们要求得迫切，领导答应得痛快，没有一会儿，我们坐上火车，出发了。
兵团俱乐部里，观众的情绪热烈极了。台上就是两名演员，一个是郝爱民，一个是李文华。他们两个人妙语连珠，诙谐幽默，一举手，一投足，都把观众们乐得前仰后合。我惊呆了，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一千五百人的座席里挤了近两千人，个个目不转睛，张大了嘴，伸着脖子洗耳恭听！我一边看台上，一边看周围欢笑的人们。啊！我想到了，人们需要笑声，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中，想这么笑笑哪儿容易呀，生活中也没有呀！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酣畅地笑，可以说能忘掉一切地笑，人们能不鼓掌吗？哪儿还想得起来演员累不累呀？鼓掌，让他们演，让我们笑！我们看完演出，离开剧场已经11点了，可上火车要等到夜里2点半。伙伴们围在车站的炉子旁取暖，我则把大衣往身上一裹，偎在一个墙犄角儿，闭上了眼。我睡了吗？不！我在咀嚼郝爱民、李文华表演的每一句话。多有趣呀，相声！多有魅力呀，相声！我寻找那语言排列的蹊跷，啊，……原来这么一安排，“包袱”（相声中的笑料）就响了，人家怎么想的？！
夜愈深，天愈冷，我睁开了眼，盯住火炉里的小火苗……写相声！说相声！让人们笑！我仿佛越过那火苗，看到我们的伙伴们在怎样开心地笑……我起身叫过了两位宣传队的伙伴：“咱们回去就说刚才人家说的那几个小段行不行？”伙伴们惊异了：“我们没本子！”我信心十足地说：“我回去给你们追记下来，放心，保证差不了多少！”看他们两疑惑地点了头，我撞了他们一人一拳说：“记住，你说郝爱民，你说李文华，李文华真逗，北京味多浓呀！……”我又在想他们的演出。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李文华竟是我后来艺术生涯的合作者。
快4 点才回到团里，伙伴们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跑到我搞创作的小草屋里，一点一点地回忆，甲怎么说，乙怎么说……没2个小时，4个小段全记出来了，我把它誊在稿纸上。事后连我自己都惊奇，我那天的记忆力怎么那么争气，居然和舞台上表演的脚本不差几句话。
就是在那几天夜里，我作了个梦，梦见我当相声演员了，而且我说话的那声音和电台里的马季居然一模一样……
我为自己立下的理想，奋斗了这么久，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我总喊我爱艺术，我爱艺术，艺术就是舞台上的蹦蹦跳跳吗？我写了不少对口词，朗诵诗，小剧，歌曲，写这些究竟是为着什么？说句老实话，我从没细想过。
在我当了相声演员，有了一点小名气后，记者前来采访，我几乎全向他们讲了底下的一段经历，可遗憾的是他们都没在文章中反映。
《黑龙江日报》整版地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围绕着〈三战校门〉的一场阶级斗争》，对《三战校门》的内容及其在省内的影响作了深刻的批判，而这个作品的作者就是我——姜昆。
1975 年，文化部给全国各省市下了通知，准备节目迎接全国曲艺调演。于是从最基层调演开始，一级一级往上选拔节目，筛选的结果，我和另两位同志合演的三人相声《大钢连长》被选到全省参加调演。我还担任了兵团代表队的副队长。
1976 年在到省里汇演的前几天，“两报一刊”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社论，我们当即组织学习。在佳木斯开往哈尔滨的列车上，我一昼夜没睡，趴在卧铺上写下了三人故事——《三战校门》，内容是根据报刊上的材料编凑的。
这个节目一演，就像石头入水激起了波浪。有的大加赞扬，有的尖锐批评，相当一部分同志则保持沉默。有一位老作家却偷偷跟我说：“姜昆，你太年轻，你前面的道路还长……”我惶惑了。
以往生活的遭遇，使我逐渐有了不断冷静地分析过去的习惯。我开始考虑我创作的原始动机，我这个作品的生活根据，我开始怀疑了，怀疑我自己凭空杜撰和几年来习惯写“标语口号式”作品的真正价值……
后来这个节目终于参加了全国的调演，虽然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认识到《三战校门》的政治错误。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像写这个作品那样去“创作”，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正当北京调演高潮的时候，赶上了1976 年唐山大地震。这场强烈的地震，把我们忙忙乱乱地震回了黑龙江。
临离开北京，家里人嘱咐我：“姜昆，现在形势紧张，写节目可得注意，千万别在这方面出错。”又告诉我，正在给我办困退。当时，我家有五个孩子，三个在乡下，按北京的规定，可以调一个回到父母的身边，爸爸决定让我这个大儿子回来。这件事，我早已经知道，因为困退的材料好几个月以前已经到了兵团，可是兵团领导一直没有批。我知道，领导确实是舍不得一个比较得力的文艺骨干离开。可是，我没有把这一切告诉爸爸、妈妈，我不愿意在他们希望之火上泼冷水。
代表队回到省城，我们住在哈尔滨市体委招待所。一天晚上，已经10点多钟，我们几个小青年正在屋里说笑。忽然，进来一位民警，要我跟他走一趟。我真愣了，虽然心里坦然，但也仍有点忐忑不安。
走出招待所，马路边昏暗的路灯下，停着一辆三轮挎斗摩托，我刚坐进挎斗，车就开了起来。车开得飞快，风吹得我的身上冷嗖嗖的。这时民警说话了：“别怕，马老师来了！”马老师？谁呀？我实在反应不过来，白白眼，看看他。只见他用一只手拍拍我的脑袋：“马季！”呵，马季找我？！对了，前几天听省里的记者说，马季和中央广播文工团的领导一起看了我的演出，并且传出了要调我到北京的风。当时我不敢相信。但现在，马季来了，又叫我去，莫不是……
车在大庆驻哈尔滨市办事处的门前停下来，民警带我走上楼。一开门，马季、唐杰忠在里面，他们一见我进来，就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马季告诉我，他们去大庆为一个会议演出，路过哈尔滨问我点事。我等着他们问。“你愿意当演员吗？”“愿意！”“你愿意从事相声事业吗？”“愿意！”“你愿意到我们团来吗？”“愿意！”我一连说了几个愿意。难得的机遇，我不允许我的思维和语言有一点迟疑和疏忽。
马季、唐杰忠几乎是诉苦衷地说：他们发现我是个相声演员的“苗子”，想调我到中央广播文工团去工作。但是，当时要调一个相声演员，全要凭在当时适应那种不正常的制度的方法。他们说“渠道”他们可以疏通，可办手续，全得凭我自己的“神通”。忽然，我想起来了，我有困退的材料，只要兵团领导点头儿，困退回北京没问题。马季、唐杰忠眼睛一亮：“嘿，太好了，我们去兵团汇报，请他们帮忙！”
那天从大庆办事处回到我的住地，已经深夜一点半了。离开的时候，马季、唐杰忠一点儿困意也没有，我听到他们喃喃地自语：”现在，办成一件事，真不易呀……”
为了我，准确地说是为了他们所热爱的相声艺术，马季、唐杰忠带着在大庆演出的疲劳，星夜驱车去了佳木斯。他们的“汇报”可真费劲儿，走到哪儿演到哪儿，坐着火车赶场。事后，马季和我说：“小姜，为了你这么个人，我和老唐的嗓子在兵团都演‘横’了！”可领导的思想“顺”了，他们说：“我们放！”
一个星期后，我在哈尔滨听见了这个“放”字儿，心呵，像长上了翅膀，在湛蓝的天空中飞了起来。我恨不得扯着那天边几抹轻云去擦拭自己洒在心灵上的泪花。祖国呵——母亲，您的儿子，在您的怀抱中的幸福，莫过能把一颗赤诚的心献给您。我不会忘记兴安岭那幽幽的山谷，也不会忘记三江平原那一望无际的麦海；我不会忘记那从小走过来深浅不一的脚印，更不会忘记那生活中不断给我温暖的人们。
1976 年的9 月中旬，在我差一个月满二十六周岁那天，我坐上南去的列车，走向了新的艺术生涯。
火车开动时，我把我的脸紧紧地贴在了车窗的玻璃上喃喃自语：北大荒的土地，北大荒的人民，我去了。不是为了离开你们，而是为了更贴近你们。如果说，从我在襁褓中算起，我是吸着妈妈的奶水长大，那么，真正长成为祖国大手大脚的儿子，则是吮着东北肥沃大地的乳汁。
我知道，从这天起，意味着我人生道路的又一个起点。但是，我真能用艺术去为亲爱的祖国、亲爱的人民服务吗？我将怎样去服务呢？多年的梦想实现了，但到这时才发现原来那梦想竟是如此朦胧……我发现，我肩上沉甸甸的，而展现在我面前的路却很长，很长……
二，时光荏苒，数十年前，东北这片黑土地也曾留下航天人奋战的足迹与身影，他们用坚韧不拔、勇于开拓的精神，将这片土地变得越发繁华。如今，过去艰苦奋斗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还，但那些日子都被记录在史册中，永远不能被忘怀。今天，让我们跟着老一辈航天人的记忆，一起回忆当年航天人奋战东北的峥嵘岁月。
01
垦荒岁月
北大荒在历史上就是荆棘丛生之地，要开垦这一片土地，首先就要进入这片土地。
1969年春天，北京乍暖还寒，我告别父母、妻儿，踏上北去的列车，一路被拉到了哈尔滨还要往北的某部队农场，开始了3年的军垦生活。
虽是四月天，但东北大地依然冰封。农场不大，场部有几栋砖盖的营房，东边有几处“干打垒”，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一个班住一间屋，下铺是土炕，上铺是用木板、草垫做的通铺。
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场部和连队决定自己动手盖营房。材料备齐后，开始把茅草房拆掉，挖地基，打地基，干得热火朝天。大家都是30多岁的人，干起来都争先恐后，连队干部也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
盖房是个技术活儿，连队从地方请了几个师傅做指导，给我们讲地基怎么打、砌墙如何不斜不歪等。好在我们都是学技术的，一讲就明白了，进展很快。主体完成后，火炕和火墙成为拦路虎，经过师傅示范讲解，我们才搞清楚砌火炕的土坯必须要平整，烟道也要设计好，否则烟会回呛，炕也不会热。
经过几周的奋战，新房终于落成了，居住条件改善了，大家喜气洋洋。
五月过后，黑土地慢慢苏醒，开始春种。每日，拖拉机拉着小麦播种机和大豆播种机在广阔的田地上奔跑，扬起阵阵尘土。一个机器上站着两个人，观察下种情况，一天下来，全身都是土，活像个泥塑人。
麦子生长期短，到九月末就成熟了。望着滚滚金黄麦浪，我们心里很自豪，觉得这丰收的美景也有自己的一份辛劳。开镰了！联合收割机像推头似地把小麦推平，我们在机器后面，把没有割到的零散的小麦割下来，收集在一起。
在边远的北大荒，文化生活是贫乏的。但3年的军垦生活，是很有意义的经历，我们把美好的一段青春留在了黑土地，锻炼了思想、意志和能力，获益匪浅，永生难忘。
02
军垦农场锻炼
1969年4月，我被集体派往沈阳市新民县兴隆店附近的一个军垦农场。
到了农场，每天我们过的完全是军营生活，早上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接着下地劳动，晚上政治学习。
在军垦农场干的农活，主要是种植玉米。我从小在城市长大，没干过农活，因此干农活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常常没有把杂草铲掉，一不小心就把鲜嫩嫩的玉米幼苗铲掉了。
更难的挑战还在后面呢。地里的玉米成熟了，天也炎热了，我们站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玉米地里，一人把着一条垄。双手掰下一个玉米棒子往后扔到背篓里，然后再继续掰下面一个玉米棒子。我刚开始干得十分吃力，忙得手忙脚乱，仍被其他队友甩得远远的。就这样还是丢三落四，最后收工排长讲评时，我总觉得十分丢人现眼。
我后来下定了决心，不能再这样了，一定要赶上去！我仔细观察队友们掰棒子的动作，细心体会，终于悟到了一个好办法。首先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豁出去了，使出全身的力气拼了。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终于也把出生农村的同志们甩在后面了！而且有时候常常名列前茅，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东北的大冬天，天寒地冻，地里没活。农场就开展多项副业生产，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酿高粱酒。它是一个有较高工艺要求的技术活，我们经常被派去打下手，干一些出力气的活。
记得往往是在深夜，把我们几个人叫去，干摊凉拌酒曲的工作。首先把大蒸锅里蒸煮糊化好的热气腾腾的高粱，掏出来，倒在地上，然后像平常在家里炒菜一样，上下左右来回翻动地上的高粱，当高粱摊凉到一定温度后，再将酒曲均匀撒在上面，又来回翻炒，最后把它放进发酵的缸里面去发酵。像这些体力活都由我们来承担。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参加最后一道工序——接蒸馏酒的工作。一根塑料管插入发酵杆里面，一滴滴酿好了的酒，就从管子里流出来。我们手持玻璃瓶去接酒，这个时候往往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看见那涓涓流出来的清亮的高粱酒，一阵阵酒香扑鼻。这是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那一刻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还特意接了两瓶高粱酒，用腊密封保存，带回京，至今珍藏了50多年。当我每每看到这瓶珍藏的高粱酒，就想到了当年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三年难忘的峥嵘岁月。
像我这样一个满身书生气又文质彬彬的人，在军垦农场曾亲自操刀杀过猪，在军垦农场劳动锻炼的三年，挑战了很多自己曾经没有触碰过的事情。
1972年2月，我们回到了北京。在这个解放军大熔炉里，艰苦奋斗了三年，不仅锻炼了身体，练就了一副好的身板，而且在精神上获得了升华。让我在后来的工作与生活中，认准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只要敢想敢拼，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另外勤于思考，讲究方法，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和办不到的事情。这种精神财富让我受用了一辈子！
03
奋战北大荒
“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拥有此美称的北大荒曾经承载了无数知识青年的青春记忆。作为其中一员，我对那段岁月也是念念不忘，时常回忆。
1969年，我15岁，初中一毕业，就奔赴黑龙江省饶河县建设兵团6师24团（今日的黑龙江农垦总局胜利农场）。
到了兵团以后，我们就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知青生涯。我们住帐篷和干打垒不怕苦，春播夏种秋收不喊累，上山伐木，下河捕鱼……流汗、流血，献出了最美好的青春。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农场生活
记得有一次伐木时，我突然病倒，还好老班长及时发现，一路将我背下山，到家后把我放在热炕头，为我做饭、熬姜糖水，让我的病情很快好转。
恶劣的环境锻造了我们勤劳踏实、坚忍不拔、自强不息、襟怀坦荡的北大荒精神。也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我们在返城后的几十年里，无论做什么工作，哪怕下海、下岗，再大的压力和困难，都挺了过来。
2015年7月9日至7月15日，我有幸随同昔日一同下乡的同学和战友重返北大荒，进行了一场思源之旅。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奋战北大荒的时光依然印刻在心中，衷心祝愿北大荒的明天更美好。
04
北大荒“三宝”
“北大荒，三件宝，跳蚤蚊子和小咬”，您听说过没？这是战友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东北军垦时挂在嘴边的话，用来调侃当地“盛产”的三种吸血昆虫。
“三宝”中最令人头痛的，非小咬莫属，是一种微型吸血昆虫。它不但咬得疼，而且被咬过的地方会肿，奇痒无比，肿消了还会留下暗红色的小血痂。
一到夏天，蚊子值夜班，小咬上白班，轮番进攻，没消停的时候。傍晚是小咬最猖獗的时候，铺天盖地，黑压压，一团团，直往人身上扑，逮哪儿咬哪儿，还经常钻进人的嘴巴、鼻孔里，防不胜防。当它悄无声息地飞到你裸露的胳膊上，你会突然感到如针扎般的疼痛，但不能用手像拍蚊子那样拍它，因为它非常狡猾，会落在人的皮肤褶皱里，躲在里面美美地饱餐一顿。所以，你得用一根手指头碾它，使劲把它碾扁。
而且小咬的穿透性强。由于它体型太小，所以无孔不入。女生用纱巾护脸也无济于事。它会从纱巾网孔里钻进去，专咬嘴唇，咬得又红又肿，真是防不胜防的小“吸血鬼”。但这个小东西也有软肋，那就是不敢咬吸烟的人，因为它害怕烟里的尼古丁。
北大荒的蚊子更是多得吓人。尤其到了夜晚，若是没有蚊帐，根本无法入睡。有一次，我和师傅值夜班，开着拖拉机开荒翻地，车灯照耀下的蚊子一团团，活脱脱两条“蚊龙”，十分恐怖！我和师傅用工作服把脑袋紧紧包裹起来，仅露出双眼，严防蚊子袭击。即使这样，戴线手套的腕部还是被叮出若干个大包。
后半夜，拖拉机的水箱突然开锅了，我们卸下水箱的透气滤网，一整扇滤网，被吸入的死蚊子堵得死死的，我赶紧用刷子一通刷，刷下来足足有一脸盆。清理后的滤网装好后，拖拉机立马恢复了正常运转。
北大荒还有一大“宝”就是跳蚤。在北大荒时，有一天我在土炕上看书，无意间一低头，看到白色的床单上趴着一只跳蚤，没等我手到，它就闪电般腾空而起，蹦到了纸糊的天花板上，要知道，从炕面到天花板的距离足足两米多啊！
跳蚤不但逃逸能力超强，而且非常狡猾，尤其趁人们熟睡之时，能从被褥的缝隙中悄悄潜入，把人咬得从睡梦中惊醒，浑身上下大包套小包，痛苦不堪。
既然消灭不了它，那有没有防止它入侵的好方法呢？我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招，药棉吸粘稠的烟油，塞入几只从卫生室捡来的小药瓶里，最后将小药瓶塞入被褥的各个角落。因为烟油里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令跳蚤退避三舍，它们再也不敢来捣乱了。
荒田变良田
以上这些，只是我们在北大荒战天斗地的一个缩影。艰难困苦磨练着我们，我们用火热的青春向荒原挑战，逐渐把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变成了美丽富饶的北大仓。如今，时间远去，那段记忆却永远烙印在我的心中。
三，老东北记忆(诗)
东北人
身子骨
带着老北风的强劲
眉毛梢
飘散着冒烟儿雪的烟尘
狗皮帽子靰鞡鞋
挺拔拔耸立在那里
就是关东山
雄阔、苍莽的大森林
喝酒
喜欢用大碗
盛菜
喜欢用大盆
粗粗糙糙大饼子
成了每个人生命的母亲
小葱抹大酱
冰碴子用牙啃
为了友情喝大了酒
“烧刀子”
一顿敢喝它一两斤
劈山不怕硬
抡锤用劲儿狠
三月里
迎着寒风跑冰排
五月天
冰扎骨头去淘金
大甸子
顶着烈日打羊草
老林子
豁出性命挖人参
哪怕是
“黑瞎子”迎面扑过来
凭着胆气
也敢和它拼一拼
大子
味道的话语
饱含着玉米缨的清新
实惠惠的土腥嗑
浸透着土渣渣乡音
即使相隔千万里
一句东北话说出
陌生人
立马变成泪眼汪汪的乡亲
硬邦邦肩膀头儿
留下了“独眼儿套”印记
厚实实手掌子
雕刻着“冰镩子”磨痕
沉甸甸老石磨
磨碎了苦巴巴岁月
扬场的老木锨
把整个秋天
一股脑撒向了“火烧云”
……
悠车子
悠睡的夜晚
狗爬犁
拉走的星辰
火蝈蝈
叫热的中午
辘轳把
摇走的黄昏
都被“蹦蹦戏”
注入九腔十八调的快乐
都被大秧歌
扭出“浪不溜丢”的欢欣
……
窗户纸
包裹的冬天
点葫芦
唤醒的早春
“青拐子”
叫来的盛夏
黑土地
长出的黄金
所有的喜悦，快当
都被装进了粮囤
萨满鼓敲起来
每一颗粮食都融入鼓溜溜精魂
墙角的葫芦瓢
盛满了闯关东故事
门后的打狗棍
刻下了逃荒岁月的疤痕
每一个毛孔
都留有“关里家”黄河水印记
每一个脚指甲
都传递着拓荒者生命的足音
热乎乎火炕
烙热了关东人梦幻
纸糊的烟笸箩
装载着全屯子温馨
纳鞋底儿麻绳
缝合了关东山残夜
一个泥火盆
就能让嘎嘎冷的冬天陡然升温
红高粱酿酒
土豆子漏粉
柳条子编筐
落叶松做门
锔炉匠
挑起“七裂八瓣”的岁月
掌鞋匠
缝补着命运的艰辛
婆婆丁消炎
碱蓬草暖心
车轱辘菜利尿
刺老芽舒筋
头疼脑热拔火罐儿
化痰止咳
就嚼上几口甜草根
过日子
奔求有个好光景
土坷垃里
都珍藏着世道人心
……
闯关东——
闯荡出来的秉性
绽放着
刀尖上敢于行走的自信
套马杆子
支撑起来的胸怀
盛得下
云天万里、排成人字的雁群
老玉米磨糙的舌头
说话不含一丝水分
唾沫星子晒干了
都能晒出
实打实凿，没有半点杂质的黄金
沧桑岁月
磨砺的人性
沉淀出
金疙瘩一样的灵魂
白山黑水
激荡着的血脉
滋补了
一代一代闯入者的雄心
……
站起来是一座山
飘起来是一片云
倒下去是一条河
坚挺起是一锭金
……
冰雪中
他们的名字多豁亮
那就是——
咱粗手大脚、火烧火燎的东北人
四，知青生活往事：回想起在东北下乡的那段岁月，他总觉得愧对乡亲们
蔡光根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曾在东北边陲的太平川大队插队落户五年多，虽然离开太平川几十年了，可当时插队落户的生活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1969年3月19日，蔡光根和七名上海知青一起来到了太平川三队，他们是到这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锤炼革命意志的。这八名上海知青四男四女，年龄最大的就是蔡光根，当时19岁。还有一名叫王玉兰的女生，和蔡光根同岁，也是六八届高中毕业生。
太平川大队一共有三个生产小队，每个小队有三百多人，但三个小队都相距一二里路，每个小队就像一个自然村庄。村子前面是太平河，太平河的河面不宽，窄的地方也就有五六十米，河流自西向东顺势而下，太平川三队处于太平河的下游，当时河面还冰封着，社员们可以在冰面上自由行走。上海知青到来的前两天，三队队长刘树义就安排社员为知青们腾出了队部后院的那三间草房子，房子里有现成的火炕和锅灶，简单打扫一下，知青们就可以居住了。
上海来的这八名知青把房子清扫了一下，就把行李搬了进去。四名男生住东间屋，四名女生住西间屋，中间那间是厨房，这三间房子就像专门为这八名上海知青设计的一样，生活居住都很方便。这八名上海知青算作一个集体户，蔡光根自告奋勇担任了集体户户长。
安顿好了住的地方，上海知青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就是挑水劈柴，烧火做饭。蔡光根虽然十九岁了，在上海时也帮着母亲干过一些家务活，可他没挑过水没劈过柴，烧炕做饭的事情更没干过。
没干过也得干啊，不会就得学啊。在父母身边自己是个孩子，离开了父母就成大人了，一切都得自立呀！在刘队长和刘队长媳妇手把手的指导下，蔡光根最先学会了生火烧炕，学会了挑水劈柴，做饭虽然难度大一点，他作为集体户户长，再大的困难也得克服。
王玉兰聪明又伶俐，干啥像啥，刘队长的媳妇就做了一次示范，她就学会了和面贴饼子。刘队长的媳妇看王玉兰手脚麻利学得快，就单独教王玉兰做饭，手把手教她和面贴饼子，教她怎样掌握面的软硬程度，教她蒸窝头炖酸菜，教她做碴子粥高粱米饭，教她熬大碴子粥。只几天的功夫，王玉兰就基本掌握了做饭的技巧，蔡光根也跟着学会了贴饼子，学会了切咸菜丝。
因为当时没有什么蔬菜，也没地方买菜，刘队长的老婆就把她家的酸菜、疙瘩咸菜给知青们拿来了一些，还有一点秋天储存的萝卜、土豆和干菜，但不多。刘队长的老婆还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瓜子（向日葵种子）和松子给知青们拿来吃，一帮十七八岁的孩子离开爹娘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插队落户，她心疼这些上海来的知青。
学会了烧火做饭，学会了挑水劈柴，学会了生活自理，知青们就等于闯过了插队落户的第一道难关——生活关。生活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知青们面对的第二道难关就是劳动关。
东北的三月还有些寒冷，田间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农活，刘队长就让年老体弱的社员和女社员们把牛棚后院的牛粪往田间运送，安排年轻体壮的社员到山上放炮采石。村前那座简易石桥年久失修，桥面又窄，刘队长想趁着农闲，把石料备好，等春耕春播结束后，就加宽加固那座石桥。
看知青们都没干过什么农活，一个个身子骨又挺单薄的，刘队长就安排蔡光根他们四名男知青也去运送牛粪。蔡光根他们却说来农村就是锤炼革命意志的，坚决要求上山采石去最艰苦的地方，队长只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看着挺容易的事情，蔡光根他们来到山上却什么活也不会干，扶钎子不会，打锤不敢，抬石头也不行。看他们不适合采石，队长就让他们用架子车往山下拉石头。刚开始让有经验的社员教他们驾辕拉车，告诉他们下坡时要用力抬住车把，让架子车的后尾拖地，一定要慢，一定要保证安全。
刚参加劳动的那种苦累，没有亲身体验，真的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刚参加劳动的那几天，不光是四名女知青累的连饭都不想吃，四名男知青也累得像死狗，趴到炕上吃饭都叫不起来。经过五六天的劳动锻炼，他们才感觉有些适应了。蔡光根他们跟着有经验的社员拉了十几天的石头，他们都说掌握了拉车的要领，两个人拉一辆就可以了。
刘队长看蔡光根他们也挺有力气的，下山的道路也不难走，坡度也不是太大，就答应他们两个人拉一辆车，还一再嘱咐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天蔡光根和郭志强他俩拉一辆车，在采石场，刘队长帮他俩装好车，又把他俩送下那段陡坡，就让蔡光根和郭志强拉着架子车下山了。下第二道陡坡时，郭志强感觉控制不住架子车了，他竟撒手躲到了一边。蔡光根一看情况不妙，他也侧身闪了出来。满载的架子车突然失去了控制，快速往陡坡下冲去。车后尾的一块大石头突然滑落到地上，架子车车把着地，只听咔嚓一声，架子车的车把折断了一根。
等刘队长他们从采石场赶过来时，蔡光根和郭志强他俩都吓坏了，这可叫损坏公共财产啊。刘队长轻轻拉起蹲在架子车前面的蔡光根，小声问道：“光根，你俩没事吧？”“队、队长，我、我俩倒没啥事，可队里的架子车损坏了。”蔡光根说话的声音很低，他有点哽咽了。
刘队长又看了看郭志强，然后微笑着说：“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那一刻，蔡光根不知是害怕还是感动，他那不争气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了眼眶。
经过两年的春耕春播和秋收劳动，蔡光根他们渐渐适应了繁重的生产劳动，也慢慢适应了东北艰苦的生活环境，社员群众也慢慢接受认可了上海来的这些知青，当初那种抵触情绪荡然无存了，知青们也是靠劳动挣工分，并没有白白分他们的口粮。
1972年春天，公社分配给太平川大队一辆拖拉机，大队书记让每个生产队抽调一名社员去公社农机站参加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经过社员们推荐和自荐，三队社员一致同意蔡光根去公社学习拖拉机驾驶技术和维修技术。学习期间，队里正常记工分，每天还有两毛钱的补助，公社还管一顿午饭，当时的这种待遇，社员们都说是肥差。可社员们都有自知之明，人家上海知青有文化，明知是肥差，谁也没争着去公社参加培训。
经过近三个月的培训学习，蔡光根不光学会了拖拉机驾驶技术，也熟练掌握了机械维修技术，只要有配件，机械故障他一个人完全能排除。
就在拖拉机驾驶维修培训结束的时候，蔡光根听说在吉成大队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搞了水电站，社员们家里都用上了明亮的电灯，不光受到了公社和县里的表彰，还登了报纸。对此，蔡光根非常感兴趣，就在学习班结束的那天，他徒步四十里路来到了吉成大队，详细询问了发电原理和建设水电站的问题，还到实地认真考察并做了详细记录，购买零部件和制作水轮机的地址也问了个清清楚楚。
第二天中午，蔡光根拿着两张报纸和相关技术资料，从吉成大队回到了太平川大队，他没顾上吃饭，就去找刘队长。刘队长虽然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可他相信报纸上说的事情，他相信上海知青有这个能力。
利用雨后不能出工劳动的时间，刘队长把社员们都召集到队部，跟大家说了想在太平河修一道拦水坝建水电站的想法，社员们虽然都拿不定主意，也不知道这事到底靠不靠谱，但社员们都相信刘队长，都相信上海知青，大家都说听队长的。刘队长把这事告诉了大队书记，大队书记也表示支持，修拦河坝不光对三队有利，一队和二队也能借光，水位抬高了，一队和二队的部分旱田也能变成水田。
当年秋收的时候，县里分配给太平川大队一个上大学的指标，社员们都推荐蔡光根去上大学，蔡光根却说自己是队里的拖拉机手，又是知青集体户户长，他不能走。最后，王玉兰被推荐上大学离开了太平川大队。
秋收结束后，开山采石拦河筑坝的工程开始了，刘队长计划在那座简易石桥的上游一百米处修一条一米半到两米高的拦水坝，太平河的水位抬高后，河对岸那片旱田完全能变成水田，就算不种水稻，种玉米种小麦，粮食产量也能提高三分之一以上，这可是有利于子孙后代一劳永逸的大好事。蔡光根的水轮发电机若是再能派上用场，太平川三队的社员们就能用上明亮的电灯了。
经过一个冬春的苦干，在一队和二队社员的支持下，一道近百米长一米半高的拦河坝基本完成，河对岸还挖了一条二三百米长的引水渠，这么浩大的工程，蔡光根和那台拖拉机真的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1973年的秋天，三队的粮食产量比以往增收了近三成，社员们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一队和二队的粮食产量也有明显增长。
当年冬季和第二年春季，刘队长又带领社员们把拦水坝进行了全面加高加固，确保万无一失，蔡光根牵头研制的小型水轮发电机也基本定型，只是队里没有钱，资金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还不能购买相关配件和设备。
1974年春耕春播结束后，蔡光根回了上海，他想向父母和亲友求助，尽快实现他的水电梦。可此举遭到了他父母和亲友的反对，他的父母虽然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可鞭长莫及，他不能去东北帮他们制作安装水轮机。还有一个问题，购买一台小型发电机也不少钱，蔡光根的父母确实无能为力。没有办法，蔡光根带着他父亲维修好的一台小型脚踩发电机和几个15瓦的电灯泡回到了太平川大队。那台小型脚踩发电机虽然功率不大，可也给大家带来了不少便利，像夜间开会学习、秋天夜间打场照明，还有谁家晚间有点急用，这台发动机都能派上用场。
1974年秋天，蔡光根被推荐上了大学，他带着遗憾，带着惭愧和不安，悄悄离开了太平川大队。等他有能力为第二故乡的乡亲们购买水电设备的时候，高压线路已经架到了太平川大队，家家户户都已亮起了电灯。
时隔这么多年，每当回想起在太平川插队落户的那段岁月，蔡光根心里就很难受，没能实现自己的水电梦，没能为大家解决照明问题，他总觉得愧对乡亲们。
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上山下乡情满盐湖，五千名知青在盐湖的峥嵘岁月。
上山下乡 情满盐湖 ——五千名知青在盐湖的峥嵘岁月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 把人一下子拉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谈起当年的知青岁月,时任运城县知...
我叫老冰，来自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后来搬到了哈尔滨。最早的时候，我下乡到了乌苏里江的江边，那里曾经是一个空白点，荒无人烟。那时候，这个地方也被称为祖国的空白点。
01
荒凉与艰辛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当我们下车后，还需要乘坐拖拉机前往下乡的兵团。由于路途泥泞，兵团使用了两台拖拉机来牵引汽车，为了防止陷入泥泞，他们在链条上加装了木桩作为“鞋”，从而加宽链条的宽度。不然拖拉机会陷入泥泞的路中。这段刚开始的经历，给我们初出茅庐的知青一个深刻的印象。
回忆起那个年代，有时会让我心酸落泪。当时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我们住的环境很差。刚开始的时候，帐篷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房子。还有马架子，就是用砍断的杨树搭成三角形立在地上，上面铺上草。里面的床铺更是简陋，只是几个粗的圆木短一点横放，再放上长圆木横着，就成了睡觉的床。
02
极寒冬季与夏季蚊虫困扰
在黑龙江的冬天，室外温度极度寒冷，有一年更是达到了零下50多度。在这样的严寒中，我们为了取暖想出了各种办法。我们将汽油桶锯开分成两半，将山上砍下的干柴或木头放入其中燃烧。火焰在寒风中跳跃，将火炉烧得透红。在这温暖的帐篷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火焰所融化。然而，一旦走出帐篷，那刺骨的寒风便让人无法忍受，仿佛瞬间被冰封在冰雪之中。夏天的时候我们休息了。但这个季节同样有其困扰，蚊子特别特别多，蚊子多得让人无法安心休息，它们在夜幕降临时成群结队地飞舞，寻找着可以吸血的目标。为了抵御这些蚊子，我们尝试了许多方法。其中一种是在帐篷里放置一盆凉水在帐篷里，第二天早上起来后，水盆中的水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厚厚的死蚊子。这层死蚊子的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03
特殊的“汤”与馒头的硬伤
谈到吃，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当时归沈阳军区管理伙食，所以饮食还算不错。主食以馒头为主，但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却没有人会做馒头。说的有点夸张，但我们做的馒头出锅后特别硬，如果放一晚上，第二天馒头的硬度，砸在脑袋上，都能将人“砸晕过去”，真的非常硬。有时候是碱放多了，蒸出来的馒头变得黄黄的，看起来不太好吃。
在兵团下乡的那段日子里，我们的饮食条件异常艰苦。基本上没有蔬菜，很多时候是烧一锅水，这个水是我们从一个自己挖的一米多的深坑中收集来的，底下垫上草以过滤杂质。然后，将水放入锅中烧开，抓一把盐撒进去，这就是所谓的“汤”。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汤”是家常便饭，没有丝毫油腥，如果想让“清汤”带点颜色，就放一块固体酱油。每当回忆起当时住的帐篷和吃的饭，我的心里就会涌上一阵心酸，那种不知所措的感觉总会让我无法释怀。
04
当兵回城背后真相
我的下乡经历与许多知青不同，我选择直接在兵团当兵。那时我年纪尚小，思乡之情浓烈，同时也渴望早日返城，所以我将当兵作为“跳板”，期望能早日回到家中。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想法是难以启齿的，但现在我已年长，无畏无惧，便想谈谈心里的真实感受。
在兵团的日子里，我急切地盼望回家。那时，我全心全意地想离开这个地方，回到我熟悉的城市。终于，我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家乡，进入了一家工厂工作。至此，我有了稳定的工作，终于脱离了我认为那个时候非常艰苦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脱离苦海了。
下乡的那段时间，尽管艰苦，却是我人生中宝贵的积淀期。正是这段时光，为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5
特殊年代的宝贵经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这些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的知青们，共同经历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如今，5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聚首，第一个动作便是紧紧相拥，泪流满面。这份深厚的感情，源于那段艰难岁月中的相依为命，是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这份感情的深沉与真挚。
那段岁月里，许多老朋友在十六七岁的年纪就离开了我们，他们将青春奉献给了北大荒。我们团里大约一个排的人后来曾前往北大荒，为当地修建了一个陵园，让那些曾经的老老少少安息在那里。
尤其那些来自北京、上海的知青们，他们远离了大城市的繁华，来到了比农村还要艰苦的地方。他们经历了苦难和挫折，但正是这些艰难的经历，塑造了许多国家的栋梁之才。
知青人物采访：我们无法体验不同的人生，却能在这里感受不一样的生命轨迹，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生命的点滴，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的人生。
来源：资深媒体人journalist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