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记得那个冬天格外寒冷，北风呼啸着穿过老旧的木窗户缝隙，屋里的煤炉烧得通红，却还是抵不住那刺骨的寒意。

继父的遗产

「周大叔，那遗产我不要了。」我站在寒风中，看着眼前的律师。

他仿佛没听清，面露疑惑，手里的文件夹在冬风中微微颤抖。

我叫周志强，今年已是不惑之年，头上的白发比十年前多了不少。

那年，我才六岁，父亲周建国因病去世，母亲带着我艰难度日。

记得那个冬天格外寒冷，北风呼啸着穿过老旧的木窗户缝隙，屋里的煤炉烧得通红，却还是抵不住那刺骨的寒意。

我的鼻涕冻得像冰柱一样挂在脸上，放学后只想赶紧回到那个虽小却温暖的家。

小伙伴们都穿着新棉衣，红红绿绿的，在雪地里跑来跑去，而我还裹着父亲去世前托人做的那件，袖口已经磨得发白，领子也洗得褪了色。

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在公社的缝纫组做工，晚上还要接些零活回家做，常常是我睡着了，她还在灯下穿针引线。

那天放学回家，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屋里飘着一股饭菜香，这在平日里是难得的。

我一愣，看见一个陌生男人坐在我家八仙桌旁，他身形瘦高，脸色黝黑，手上布满老茧，正笨拙地摆弄着碗筷。

母亲从厨房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脸上有些不自然的红晕，她抚摸着我的头说：「志强，这是李叔叔，李国庆，以后…以后他就是你爸爸了。」

我一下子懵了，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我爸爸是周建国！」我大声喊道，放下书包，头也不回地跑出去，在巷子口的老槐树下蹲了一整晚。

夜深了，周围的窗户一盏盏灭了灯，只有远处工厂的烟囱还喷着白烟。

是母亲找到我的，她蹲下来，把我冰凉的手放在她的衣兜里暖着，声音哽咽：「志强，妈对不起你，可是…可是妈也没办法啊。」

她没说太多，只是反复地说「没办法」。

那时我不懂，我只知道我不想要什么继父。

李国庆是县里拖拉机厂的钳工，四十出头，未婚，和厂里的师傅们挤在筒子楼里。

他不善言辞，每次来我家都带些自家种的蔬菜或是工厂食堂的馒头。

他来我家的第一个星期，就修好了家里坏了大半年的收音机。

那是父亲生前最爱的物件，每晚必听新闻联播，自从坏了，家里就少了那熟悉的声音。

我坐在角落里，看他专注的神情，手指灵活地穿梭在零件之间，竟有几分欣赏。

但转念一想，他不是我爸爸，我又沉下了脸。

那晚收音机里传来了熟悉的《东方红》，母亲的眼泪落了下来，李国庆递给她一块手帕，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只在家里摆了三桌酒，请了几个街坊和厂里的同事。

母亲穿着一件红色的确良布上衣，头发用新簪子别着，虽然装扮朴素，但笑容是那么甜。

我躲在屋里不愿出来，后来是大娘硬拉着我去给客人倒茶。

李国庆见了我，笑着摸摸我的头，我一把打开他的手，跑到院子里去了。

饭后，邻居刘大爷喝得醉醺醺的，拍着李国庆的肩膀说：「老李啊，你可真是个好汉，敢娶寡妇，还要养别人的娃，不容易啊！」

我听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想着：谁要你养了，我宁可饿死。

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李国庆搬进了我家那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

他带来的家当很少，一个木箱子，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把用了多年的钳工工具。

我们的生活依然拮据，但比从前好了些。

李国庆每月的工资大部分都交给了母亲，家里添了新的炉子，墙上贴了新年画，我也有了新衣服穿。

但我仍然抗拒喊他「爸爸」，每次叫他李叔，他都笑笑说「好」，从不勉强我。

他不善表达，却在行动中透着一股韧劲。

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床，帮母亲劈柴、担水，然后骑着他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去上班。

晚上回来，不管多累，总要问问我功课做得怎么样，需不需要帮忙。

虽然他只读到初中，很多题目都不会做，但还是认真地看我的作业本，时不时点点头。

邻居们都说我家找了个好后爹，街坊四邻有点电器坏了，也总爱拿来让李国庆看看。

他从不推辞，总是放下碗筷就帮人修理，修好了也不收钱，最多就是喝对方一杯茶。

记得我小学毕业那年的夏天，班里组织去水库游泳。

我不会水，本不想去，但看同学们都去了，也就跟着凑热闹。

谁知一不小心踩空了，呛了好几口水，眼看就要沉下去。

就在这时，有人跳进水里把我拖了上来。

我睁开眼，看见的是李国庆那张黝黑的脸，原来他不放心我，一直远远地跟着。

他把我背回家，一边走一边说：「志强，不会游泳就别逞强，万一出了事，让你妈怎么活啊。」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这个男人是真的关心我。

初中时，我患了一场重病，高烧不退，整个人昏昏沉沉。

那天下着大雨，医院离家有三里多路，李国庆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外跑。

雨水顺着他的脸流下来，他的衣服全湿透了，嘴里却不停地说：「志强，坚持住，马上就到了。」

在医院，他守在病床前一夜未眠，手里攥着我的诊断书，眉头紧锁。

第二天母亲来替班，他才回厂里上班，但晚饭后又匆匆赶来，手里提着熬好的中药。

那段时间，他每天往返家和医院，风雨无阻。

直到我病好了，他才松了一口气，脸上才有了笑容。

我发现他的头发似乎白了不少。

高中时，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废寝忘食地看小说。

李国庆知道后，每次去县城办事，总会给我带回一两本书。

有一次，他带回了一本《红岩》，那是他从工厂图书室借来的。

「这书好，你爸…你亲爸当年就爱看这些。」他说着，眼里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神色。

那是他第一次提起我的亲生父亲，我愣住了，半天没说话。

高考那年，我报考了北京的大学，母亲担心费用问题，但李国庆坚定地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有我在，咱家的孩子不比别人差。」

当我得知自己被北京大学录取时，母亲喜极而泣，整个人都瘫坐在地上。

而李国庆只是默默点头，眼里却闪着光，那一刻，我在他眼中看到了自豪。

临行前一晚，他给了我一个旧皮箱，里面装满了新买的衣物和学习用品。

「大学里要好好学习，别辜负了你妈这些年的辛苦。」他嘱咐道，声音有些哽咽。

送我到火车站时，他突然塞给我一个信封，说是零花钱，让我不要告诉母亲。

回到宿舍，我打开信封，里面是整整五百元钱，那在八十年代初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年学费和生活费，是他偷偷卖掉了自己珍藏的老怀表和父亲留下的几本线装书，又向厂里预支了工资凑来的。

母亲说他怕我不接受，所以一直瞒着我。

大学期间，我很少回家，一心扑在学业上，偶尔写封信回去，也是写给母亲的。

李国庆的存在，似乎成了我潜意识里想要忽略的一部分。

毕业后，我留在北京工作，成了一名编辑，慢慢有了自己的圈子和生活。

每年春节，我都会回家看看，带些北京的特产和礼物。

母亲越发显老了，头发全白了，而李国庆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健壮的钳工，他退休了，整日在家侍弄那小院子里的几盆花草。

每次我回去，他总是早早地在车站等着，远远地看见我，就举起手使劲地挥。

但一到家，他就变得沉默，把最好的饭菜夹到我碗里，然后默默地听我讲北京的见闻。

有一年，我带了女朋友回家，母亲高兴得不得了，李国庆也难得地多说了几句话。

临走时，他悄悄地塞给我一个红包，说是给我和姑娘添置新家具的。

我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了，心想着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

然而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让这个想法一次次被推迟。

我结婚时，母亲和李国庆来了北京，看着我们的新房子，他们脸上满是骄傲。

酒席上，李国庆第一次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志强，你有出息，比你爸爸强多了。」

我没有纠正他的称呼，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

后来的日子里，我与家里的联系越来越少，偶尔通个电话，也是匆匆几句。

直到去年，母亲病重，我赶回家乡，才发现她已经卧床不起，李国庆日夜守在她身边，喂水喂药，端屎端尿。

见到我，母亲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握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志强，你李爸这一生，对得起你亲爸，也对得起我们娘俩，他是个好人啊…」

我看向李国庆，只见他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欠他们太多太多。

母亲走后不到半年，李国庆也因病离世了。

我整理他的遗物时，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了我所有的信件和明信片，全都保存得很完好，按时间顺序整整齐齐地用红绳子系着。

有些信封已经泛黄，但里面的纸张依然平整，仿佛被人经常取出阅读。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就在这时，县里的律师周大叔找到我，说李国庆生前立了遗嘱。

「老李交代，他的遗产——一套小院和几万块钱存款，要看你的选择。」周大叔推了推老花镜，「如果你愿意改姓李，就都归你；如果你坚持姓周，那就捐给村里的希望小学。」

我愣住了，这么多年来，李国庆从未表现出对我姓氏的在意。

我站在继父的书桌前，一张他和母亲的合影压在台灯下，照片已经有些褪色，但两人的笑容依然温暖。

我无意中打开了书桌的抽屉，发现一个黄旧的信封。

里面是一张我与亲生父亲的合影，那是我五岁时拍的，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笑得见牙不见眼。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迹工整的钢笔字：「老周，我会替你照顾好他们」。

照片旁边，还有一枚军功章，上面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

我的心猛地一震，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李国庆看我时欲言又止的眼神，他偶尔提起父亲时的神态，还有母亲临终前的那句话…

带着疑惑，我找到了父亲生前的老战友王师傅。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住在县城的退休干部宿舍里，见到我，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志强啊，可有你爸爸的影子！」

在他破旧但整洁的小屋里，老人家给我讲述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故事。

「你爸爸周建国和李国庆是老战友，在同一个连队，关系特别铁。」王师傅的眼神穿越时光，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年边境冲突，你爸爸为了救李国庆，身负重伤，临终前嘱托他照顾你和你妈。」

他叹了口气，继续道：「李国庆为了履行承诺，甘愿做了上门女婿，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敢见了，怕他们不理解。他一直把这事藏在心里，不想让你和你妈有负担。」

听着这些，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击中了，痛得说不出话来。

「你知道吗，志强，」王师傅看着我，眼里含着泪，「李国庆原本有个对象，是他们村的姑娘，两人都说好了要结婚的，但为了照顾你们，他忍痛分手了。」

我想起了继父那双常年操劳的手，想起他总是默默坐在一旁听我朗读课文的夜晚，想起他送我去火车站时佝偻的背影。

我想起他从不强求我改口叫爸爸，却把最好的都给了我。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忍受一个继父的存在，却不知道，是他在默默承受着一个不被接纳的角色。

回到家中，我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坐了一整夜，就像小时候那样。

月光洒在院子里，照在那些李国庆亲手栽种的花草上。

曾几何时，这个家已经深深地刻上了他的痕迹：门框上记录我身高的刻痕，墙角他亲手修补的裂缝，还有厨房里那个他经常使用的旧茶缸。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律师事务所。

「周大叔，那遗产我不要了。」我平静地说。

他有些惊讶：「志强，你想清楚了？那可是老李一辈子的积蓄啊。」

「我想清楚了，」我点点头，「我不需要改姓来证明什么，也不需要他的遗产来维系我们的关系。」

「那你打算怎么办？」周大叔问。

「我想请您帮我把那套院子过户给村里的希望小学，作为助学金的基金。」我顿了顿，「另外，我想为继父立一块墓碑，就在我亲生父亲的墓旁。」

周大叔欣慰地笑了：「好孩子，老李地下有知，一定会高兴的。」

一个月后，两块并排的墓碑立了起来，一块上刻着「周建国之墓」，另一块上刻着「李国庆之墓」。

我在两块墓碑之间，放了一张三个人的合影——那是我用PS技术合成的，照片里，父亲和继父站在两旁，中间是笑得灿烂的母亲。

风在巷口呜咽，如同一段跨越血缘的深情。

我终于明白，人世间亲情的纽带，有时候比血脉更为坚韧。

人生路上，我有幸拥有两个父亲：一个给了我生命，一个教我如何生活；一个是血脉相连的至亲，一个是心灵相通的挚爱。

而我，将带着他们的爱与嘱托，继续前行。

回北京的火车上，我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心中的重担似乎轻了许多。

以后每年清明，我都会回到那个小山村，带上两束鲜花，告诉他们我的近况。

他们的故事，我会讲给我的孩子听，让爱与责任的接力棒，继续传递下去。

这，或许就是最珍贵的遗产吧。

来源：长安王唠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