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 “炎汉” 的旗帜在洛阳城缓缓升起，刘秀所建立的东汉王朝，看似是西汉辉煌的延续，然而表象之下，却是诸多制度与格局的深刻变革。东汉究竟是不是西汉的继承者？这一问题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两汉制度差异的大门，引领我们深入探究两个王朝的兴衰变迁。

当 “炎汉” 的旗帜在洛阳城缓缓升起，刘秀所建立的东汉王朝，看似是西汉辉煌的延续，然而表象之下，却是诸多制度与格局的深刻变革。东汉究竟是不是西汉的继承者？这一问题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两汉制度差异的大门，引领我们深入探究两个王朝的兴衰变迁。

刘秀虽自称汉室宗亲，却已是皇族远支。在新莽末年的乱世中，刘秀的皇族身份，并未给他带来太多实质性的助力，反而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彼时，宣称汉室后裔者大有人在，刘秀不过是其中之一。

西汉时期，汉武帝将汉朝德运定为土德，以此构建起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体系，但到了汉成帝时代，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开始对五德终始说进行反思和讨论，认为汉朝的德运应该是火德，再之后，王莽篡汉，新朝在德运与礼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操作，以在“五德相生说”的基础上，以“火生土”为依据，以复兴古学、尊崇周公为旗号，完成了汉、新禅让，可是，社会矛盾非但没能缓和，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思想的混乱。

刘秀建立东汉后，依据图谶《赤伏符》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鬭（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再次确认汉朝德运为火德。

图谶，是一种神秘的预言书，往往都会做出数字性的预测，被人们理解为时间，由于西汉中后期到新朝的官方大力推崇，在当时的社会上极具影响力。

刘秀借助图谶，宣称自己顺应天命，承接火德，为东汉政权赋予了神圣的合法性，这一举措，不仅否定了王莽政权宣称的德运转移，更对西汉的天命正统作出了重新诠释。

东汉意识形态的转变，深刻影响了王朝合法性的构建与民众思想的塑造。火德的确定，让东汉政权在天命观上找到了坚实的依据，增强了政权的稳定性。在汉光武帝刘秀和汉明帝刘庄、汉章帝刘炟连续三代的重视和推动下，将图谶称之为“内学”，垄断于皇家，得到了广泛传播，使天命观念深入人心，民众对东汉政权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显著提升。

所以，虽然刘秀把自己过继给了汉元帝，以之为宗法之父，否定了汉成帝之后的西汉帝统，以顺应谶纬之中，“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帝刘之秀，九名之世”，自称自己是第九代中兴皇帝，但是，刘秀的帝统，并非来自于西汉的传承，而是“光武以图谶兴”。

在政治制度上，东汉与西汉也大不相同。西汉上承秦朝，实行皇帝与吏共天下的政治模式，所谓汉以文书制九州，靠的就是刀笔吏手里的文书，而刀笔吏的统领，就是朝堂上的公卿，他们的出身，在西汉也曾发生多次变化。

比如，汉初功臣列侯在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萧何担任相国，曹参继任，他们凭借卓越功绩与威望，掌握国家重要权力，这一模式继承了秦朝高阶贵族垄断的体系；到了汉武帝时代，经历过多次政治斗争和变革，开国功臣列侯之家退出了历史舞台，武帝身边的近臣以辅政大臣的身份，掌握了政权；在之后的昭宣时代，武帝近臣与外朝的儒臣之家，形成了新的高阶贵族垄断体系；再往后，元成哀平时代，则是外戚之家递补进入，继续维持着这套体系。

到了东汉，官僚体系发生重大变革，官吏与功臣两分。自汉光武帝起，儒臣、文吏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构成以三公为首的外朝；功臣群体则以云台二十八将为代表，退归封国，不与政治，而其中的六家后族（阴、郭、邓、马、窦、梁），通过联姻以外戚之尊，担任大将军，掌握内朝政治权力。

在东汉外朝官僚体系中，儒吏成分大幅增加，长吏与少吏的划分更加明确。长吏部分几乎完全由儒臣组成，少吏部分则包含习法者和其他技术管理人员。这一划分对官僚选拔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官僚选拔方面，儒学成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儒家经典的学习与掌握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提升了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促进了儒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传播。在政治格局方面，儒臣势力的崛起，改变了西汉功臣列侯、近臣外戚家族，轮番主导政治的局面，形成了儒臣和外戚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

在军事制度上，东汉相对西汉的变革更大。

西汉实行正卒制，全国军队的主要来源是普通百姓中成年男子的广泛动员，属于征召兵，一年一演武，并基于此，建立了京师的屯卫，边疆的屯戍，以及地方各地的郡国兵。这种制度虽然保证了军队的数量规模，但士兵的素质参差不齐，训练主要依赖于“都试”，既不系统，也不专业。

东汉则自建立之初，就开始设立常备军。刘秀以洛阳为中心，构建了一套严密的卫戍体系，其主要成员是跟随汉光武帝的原从老兵及其后代，这些人被安置在洛阳周围的三河地区，形成了稳定的人力资源池，同时，也保留了各郡国轮番服役的屯卫，只是规模比西汉小得多，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同时，东汉设置雍营、黎阳营等一系列营兵，并设立护乌桓营、护匈奴营等，以应对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安全威胁，兵员也来自于跟随刘秀征战的老兵，比如黎阳营虽在冀州，兵员却是幽州突骑的后代。待这套体系完善后，汉光武帝刘秀罢废郡国兵，解除了内地各郡级单位的武装，甚至撤销了秦朝下来的郡尉（都尉）官，只保留了边郡的兵权，使军队控制权全部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东汉军事体制的变革，对国防安全和地方控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防安全方面，常备军的建立，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在地方控制方面，解除郡国武装，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当然，这也导致地方军事力量薄弱，面对地方叛乱和农民起义时，地方政府往往缺乏有效的应对能力。

讲完军事，再说财政。

西汉时期，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关系复杂。秦朝旧制下，天下资财绝大部分归皇帝所有，地方县令作为皇帝的代理人，也要经营皇帝的财产，并存储“禁钱”，也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分散存在各县。

待到汉文帝改革后，皇室专利逐渐松弛，皇室财政衰落。可随着市场经济的爆发，汉武帝开始重建皇权控制力和皇室财政，大兴少府和水衡都尉的产业，通过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等措施，大肆扩大帝室私财。至汉元帝时代，水衡和少府钱加起来达83亿，大司农管理的国家财政收入总共只有40亿钱，其中一半用发官吏的工资（吏俸），剩下20亿作为禁钱储存起来。至此，帝室财政的规模远超国家财政。

东汉建立初期，由于战乱破坏，皇室财产残破，收入锐减，且经营管理皇室财产需要大量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光武帝刘秀将少府钱、水衡钱等皇帝私产经营性的大部分资产和资财转给司农，强化了国家财政。这一举措使东汉呈现出帝室财政小、公府财政大的局面。

东汉财政制度的调整，对国家经济运行和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经济运行方面，国家财政的强化，使政府能够集中更多资源进行社会管理，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政治稳定方面，减少了帝室与国家财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稳定性。

通过对东汉和西汉在意识形态、官僚体系、军事体制和财政制度等方面的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东汉并非西汉的简单延续。尽管东汉在名义上延续了汉家国号，刘秀也以汉室后裔自居，但在制度层面，东汉进行了深刻的变革。

这些变革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决定的，它们塑造了东汉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也为后世王朝的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东汉在制度上的创新与变革，使其走出了一条与西汉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两个王朝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严格来说，东汉更像是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政权，而非西汉的直接继承者。

来源：刘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