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亡清兴，萨尔浒之战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明军集合大军，分别由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率领，却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此战过后，明军再也没有能力集中优势兵力对抗后金军队。明军多路进军，使得人数优势荡然无存，被后金军队各个击破，历来被认为是明军指挥策略的失误。其中，后勤

明亡清兴，萨尔浒之战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明军集合大军，分别由杜松、马林、刘綎、李如柏率领，却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此战过后，明军再也没有能力集中优势兵力对抗后金军队。明军多路进军，使得人数优势荡然无存，被后金军队各个击破，历来被认为是明军指挥策略的失误。其中，后勤亦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从明军角度来说，萨尔浒之战是明军基于后勤和兵员实际情况，再结合往日“先进经验”而作出的部署。

万历三大征，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从结果上看，明军都取得了胜利。明军也从三大征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战法。这个战法正是调集全国之精兵，统筹粮草，分路合击。宁夏之役，明廷从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四川、浙江等地调兵调粮，人马、粮食充足后才发动最终攻击，播州之役也是一样。援朝之役，调兵范围更广，尤其是二次倭乱，十万大军分作三路，分进合击。可以说，明军以此战法，“屡战屡胜”，征讨努尔哈赤，没有道理不采取这样的战法。

但是，明廷与后金的战争，与三大征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三大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收复失地，战争胜利的标志是敌军占领的土地被收回；而萨尔浒之战，其目的不是要占领后金城池，而是要使后金无力侵害辽东。这就决定了萨尔浒之战，谁能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谁就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努尔哈赤敏锐地抓到了这一点，而明廷，却仍旧将其当作一场与宁夏之役、播州之役相似的战争。在杨镐的经略下，明军的目标，是四路大军分进合击，占领当时后金的都城——赫图阿拉。如果不是双方在萨尔浒遭遇，这场战争，在历史上的名称恐怕是要换一换。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六月，在后金军队袭击抚顺等地后，明廷开始“走流程”，调兵，筹饷。那么，此时的辽东，情况如何呢？首先，辽东镇当时共有军队十一万人，其中九万为额兵，其余为他处调集或者招募而来。但这十一万人多属老弱，“人鲜精壮”，且士气不振。因此，大军征讨，势必要从外地调集精锐。其次，是辽东本地的粮饷情况。辽东镇此时能提供的粮食已经很少，因此，此次明军出征的军粮，主要依靠外地运输。原本，辽东的粮食可以通过登州、莱州等处，由山东半岛渡海运往辽东，可是作为援朝之役明军征粮的主要对象，山东民间对此并不积极，故此次粮饷，主要由京师顺天府调运。同时，朝廷依旧四方筹集白银，作为军队调拨的开支。此时的明廷，不仅缺粮，更是缺钱。根据《明神宗实录》卷571的记载：

辛酉，户部议添设督饷司属，以便责成，谓：援兵粮饷，除请发内帑十万，太仆寺二十万，工部二十万，先已解去，又议借南京户、兵、工银五十万，今已差官领解。

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奴先后克去六城，中间敌台多至一百一十五座，自抚顺至张家楼子几三百里，渐不可支。今调兵将集，粮饷不充。前奉明纶，南京户、兵、工三部共借银五十万两，仅以半解；冏寺、水衡犹且断断职掌为争。今查巡青衙门，尚有二十余万，若借水衡五十万，冏寺三十万，共足百万之数，以壮边关之色。乞敕谕诸臣，急同舟之济，毋为畛域起见。”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廷财政比万历三大征时更为紧张。三大征之前，军费开支主要从户部、兵部开支，不足之处，多借用太仆寺马价银。自三大征后，不仅地方库存银两多被用于军费，工部用银也无法“幸免”，此后连南京的钱，乃至万历皇帝的私库银钱也被用作军饷了。如果光是看明神宗四方筹措军饷的举动，难免会产生其对军事尽心尽力的感觉，但是，大明王朝的钱，怎么就越来越少了呢？

同样还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六月，或许是被明神宗催问得紧了，时任户部尚书李汝华向皇帝陈述了国家财政的困难：

户部尚书李汝华言：太仓岁入仅三百八十九万，岁出边饷三百八十一万，一应库局内外等用又约四十万，出悖于入。

以内供言之。万历六年进过大工、铺宫，各库、监、局钱粮共八十七万六千三百七十五两。二十七至三十年共进过册立、分封、冠婚、典礼各钱粮共二百五十五万七千二百四十七两，几尽一岁之入以偿之。往年婚礼不过十万，潞王用止九万，至福王婚礼，进过四十余万。圣母两上徽号，前后共四十七万有余，升遐所费香蜡等项，又约二十二万。长公主婚礼用至十三万五千两，七公主婚礼共折解十万余。今瑞王婚礼，又用过十万余。其金花岁增买办银二十万两。自万历六年至三十三年，止约进五百余万矣。

以边饷言之。九边十三镇，隆庆间，每岁共止二百三十九万有奇。今增至见额银共三百八十一万九千二十九两余。而又苏州府题借本部米、草、布折等银共十五万二千五百余两。松江府借米、草、布折等银共五万三千九百余两。浙江龙袍，历年借支本部京边银共二十九万六千七百六十两。苏松织造借三十余万。陕西羊绒，每运本部协助银二万二千五百两，何借支之多也。而又湖广司道赃罚、南税等银，原系济边正项，历年共留七万八千二百九十余两为采木用。山东四十三年，江西四十四年，俱以灾荒题留税银并抚、按赃罚共九万二千余两。又四十五年题留四千两。广东四十四年题留本年赃罚并监税二千八百两。其四川税契，则以留充陕西协饷矣，何题留之多也。而又有归税监者，则南直税契银每年三万，山东鱼课商税契银八百余两，泰安香税二万两，南赣关税二万两，自二十七年归监。四十二年，臣部题留前银，奉旨户、工各一半，然而又有缩于工部者。查三十七年以来，节年织造、河工并府第，共借去臣部一百五十余万，乃各省直所欠京边。自三十二三年起，至今不下六百万，此太仓所以匮极，而边饷拖欠数多也。

户部尚书李汝华的奏疏，展示了萨尔浒之战前明廷财政的困难。太仓库本是明英宗设立的户部银库。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各直省派剩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及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皆入太仓库。籍没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援例上纳者，亦皆入焉。专以贮银，故又谓之银库。”太仓库原本藏银八百万两，经过孝宗、武宗、世宗三朝不断将太仓银划入内府用于帝王私用，其银数已经大幅下降。到了万历年间，经过万历大婚、修建宫殿等项开支，到了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太仓库银就被用得干干净净。即使如此，明神宗也没有收敛，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万历三十年（1602年），光是皇室册立、分封、冠婚、典礼就耗费了二百五十五万七千二百四十七两白银，又哪里有多的钱来接济边饷呢？

国库没钱，打仗要钱，计将安出？其实，神宗皇帝不是没钱，光是两淮盐引，其十年间就收纳了百万白银进入内府。但是面对三百万的军费开支，其却只愿意从内府中拿出十万两。那么军饷从哪里开支呢？万历君臣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再“苦一苦百姓”——加派。到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九月，户部在明两京十三省范围内，除了怕在贵州激起少数民族变乱外，其余地方全部加派地税，每亩增加三厘五毫，按照七百余万顷的数量，则可以征收二百三十余万两白银。一下就解决了萨尔浒之战三分之二的军饷。如果萨尔浒之战明军胜了，此项加派或可停止，只是，由于萨尔浒之战的失败，使得辽东的形势更加危急。而百姓的负担也愈发沉重。

通过八个多月的准备，明军终于勉强准备好了人、钱、粮，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十一日，大军集结于辽东镇，战事一触即发。二月二十五日，明军兵分四路前往赫图阿拉。杜松出沈阳中卫，一路东行，过抚顺城，进军赫图阿拉；马林从开原南下，经铁岭卫一路向南；刘綎率部从宽甸堡出发，汇合朝鲜军队，北上向赫图阿拉东南翼进攻；李如柏部则从清河城堡东行，向赫图阿拉西南翼进攻。

战争的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努尔哈赤早就探听到了明军兵分四路的消息，制定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优势兵力将明军各个击破的战法。后金军队先是在萨尔浒全歼了轻敌冒进的杜松部，接着往北与马林部大战，马林仅以身还；然后立刻率军南下，伏击刘綎部，将其歼灭。李如柏部不战而逃，杨镐在沈阳按兵不动。大战就此以后金大获全胜告终。

明军此战的指挥历来为后世所诟病。尤其是兵分四路，又缺少配合，才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作为此战的指挥者，杨镐的昏聩自不必多言，然而从后勤角度来说，亦有无奈之举。《明实录》中记载的军费，往往是明廷的方案，在实际过程中，并不能全部落实。加派二百万，始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九月，而大军在次年二月就进行会战，大明的行政效率并不能在短短五个月内完成此项任务，因此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屡屡有粮饷不济的奏报，明神宗谕令工部与太仆寺发银以供军饷，到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在大军即将开拔之际，工部调银十万用于接济辽饷。

十一万大军，在农历二月集结于东北，多待一日，就要消耗近四千石粮食，十日就是四万石。而明军并非是在二月同时集结的，而是陆续到达辽东。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兵部尚书黄嘉善称辽东已是“兵马则日调而多，刍饷则日用而少，目今刍秣不继”。在这种后勤条件下，明军必须迅速进兵。如果在粮食吃光之前，战争还没结束，这些从天南海北调集来的明军，说不定就要当场哗变了。因此，从后勤角度看，萨尔浒之战，必然是要速战速决。只是，明军速则速矣，却并没有充分掌握敌情，对后金军队的了解远远不如努尔哈赤对明军的了解。除了杨镐、李如柏外，其他三路明军都是经过苦战才被歼灭，尤其是马林一路，从战术上说已经做得非常好，其环车为营，以火器攻击后金军队，又分兵占领制高点以防后金骑兵冲击。只是没想到后金军队不仅骑兵战斗力强，步兵更是骁勇。马林大营中的明军火器还没来得及施放，后金步兵就已经冲入明军营中。

萨尔浒之战明军的失败，并不仅仅意味着辽东即将失守，此后明廷为了辽东战事，大幅增加国内税收，使得民众苦不堪言，最终揭竿而起，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章。

本文节选自赵旭腾《版图之枷：军事后勤视野下的明代国家兴亡》，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版。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