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摘自《自由与荣耀：1947年印巴独立实录》(2012年11月)，作者[美]拉莱·科林斯（Larry Collins)，[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Dominique Lapierre)，章节标题《空前复杂的分家案》
引子
＃本文摘自《自由与荣耀：1947年印巴独立实录》(2012年11月)，作者[美]拉莱·科林斯（Larry Collins)，[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Dominique Lapierre)，章节标题《空前复杂的分家案》
此文秉承洋鬼子一贯的裹脚布情节——充斥繁杂与酸腐，如果你确实有耐心了解散装的南印次大陆，请继续，否则请直接滑过。
正文
站在副王书房凭窗远眺，几十英里以外的田野就是印度两个大省之一旁遮普的属地，这里即将经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的手从印度分离出去。
这些金黄的田野麦浪滚滚，还盛产玉米和甘蔗，就连丰收后的印度粮仓也从来不敢与之斗富。此时，一头头公牛早已蹒跚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它们缓慢而吃力地拖着身后的木轮板车，板车上装载着这片印度最富庶的土地上刚刚出产的第一批水果。
这些牛车要去往的每一个村庄都大同小异，甚至几乎完全一样：一个上面漂浮着一层绿色浮藻的水箱，女人们就着它在洗衣服，男孩子们一边用树枝抽打着浑身脏兮兮的黑色水牛，一边在为它们洗澡；在一个又一个用土墙围出来的院子里，水牛、山羊、奶牛、狗，还有光着脚的孩子们，在深至脚踝的泥水里蹒跚而行，许多低洼的地方都泡在牛尿里，在阳光下散发出阵阵骚臭；一头驼背的公牛围绕磨碾永无休止地转着圈，默默地将稻谷变成餐桌上的粮食；一群妇女将冒着热气的新鲜牛粪拍打成扁平的块状，等到生火煮饭时用它们来做燃料。旁遮普的心脏就是曾作为《一千零一夜》故事中都城所在地的那座城市——拉合尔，它是莫卧儿皇帝们的最爱。这些莫卧儿皇帝用各个时期最顶尖工匠的手艺来装扮这座城市：奥朗则布大清真寺的彩陶直到几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熠熠生辉，刻在纪念碑大理石上的99个神灵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见；巨大的阿克巴要塞那人工雕刻的珐琅台阶和大理石格栅宛如裙摆的蕾丝花边；努尔杰汗是一位美丽的囚徒，她在嫁给关押自己的人后做上了皇后，被称为“石榴花”的阿纳卡利是阿克巴最宠爱的妾妃，只因为向阿克巴的儿子笑了笑就惨遭这位暴君活埋，她们二人的陵墓都是各自所在时代的象征；沙里玛花园的三百座咝咝作响的喷泉。
拉合尔比德里更具大都市的气质，比孟买更富有贵族的情调，比加尔各答有更加悠久的历史，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印度最具吸引力的城市。
它的核心地带就是大市场，宽阔的大街两旁坐落着咖啡馆、商店、餐馆和戏院。
在拉合尔，酒吧比书店还要多。夜总会里摩肩接踵的客人数量更是远远超过寺庙和清真寺内的虔诚信徒。这里有全印度最雅致的红灯区，是久负盛名的东方巴黎。
一位观察家描述说，从穿着上看，这里的学生像演员，演员像舞男，社交名媛像妓女，而妓女又像伦敦的模特儿。这里还是卡桑奇的发源地，有些印度妇女穿着这种宽松而又精美的丝绸长袍来代替纱丽，它的褶摆长度过膝，因此将裤口扎在脚踝处的丝绸长裤遮住一大部分，而这种服饰正是古代帝王后宫内女子们的装束。
英国人在经过精心选择后还将国内一些最好的学校办到了拉合尔，许多新一代的领导人正是从这些学校中成长起来的。哥特式的教堂塔尖、板球场，写满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课程表、手里舞弄着文明棍的校长、学校帽子和运动服上的徽章和诸如“天堂之光，我们的方向”、“勇于探索”等内容的箴言，以上情景无不表明，这些学校的确是其英国原身在烈日炎炎的旁遮普平原上的完美复制品。
在有些发黄的相片墙上陈列着学校运动队员们的照片，照片中的队员们个个目光炯炯。他们有的从低到高站成几排，橄榄球帽下是一张张黝黑坚毅而又充满稚气的面孔，有的骄傲地把曲棍球杆或是板球板紧紧抓在手里。这些年轻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人曾肩并肩站在教堂旁，扯着嗓门大声演唱雄壮的旧基督教赞美诗，也曾一同学习乔叟和萨克雷，还曾在运动场上为了追求男子汉的英雄气概而在比赛中把自己弄得头破血流，而制定比赛规则的统治者正是此刻他们在谋求解决次大陆危机时称之为关键因素的英国人。
不管怎么说，拉合尔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它有五十万印度教徒、十万锡克人和六十万穆斯林，但一直以来，各族群之间的分歧矛盾比起印度其他地方来说要淡化许多。在马会和都市俱乐部的舞池里，各族群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锡克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一起大跳伦巴和狐步舞，彼此间的唯一区别仅仅是他们身上所穿纱丽的厚度不一样而已。在招待会、晚宴和舞会上，所有人会完全不加区分地聚在一起，而富人在郊外的豪华别墅，更不会因为你是印度教徒、锡克人、穆斯林、基督徒或是拜火教徒而有任何区别。
过往的一切就如同一枕黄粱，1947年7月，这场美梦迅速走向破灭。从1月份开始，穆斯林联盟中的狂热分子就在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旁遮普地区到处组织秘密集会。他们利用照片和一些所谓在印度其他地区冲突中遇害的穆斯林头颅和尸骨进行宣传，煽动起当地穆斯林族群对印度教徒的仇视情绪。偶尔还有会一名伤得很重的穆斯林从一个集会来到另一个集会，向所有人展示自己的伤患。治理该省长达十年的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人组成的联合政府原本运行良好，但在一场又一场有组织的骚乱和示威活动中不得不宣布垮台。于是，身为该省总督的伊万·詹金斯爵士只好亲自接管行政大权。
第一波暴力风潮发生在3月早间，起因是一位锡克人首领砍断了一根悬挂着穆斯林联盟旗帜的旗杆，并且边砍还边在口中大叫着“巴基斯坦给我见鬼去”。穆斯林们对他的挑战做出了快速而血腥的报复。在随后的冲突中，总共有不下三千人被打死，其中绝大多数是锡克人。印度军队北方军区司令弗兰克·梅瑟维中将飞赴几个被穆斯林暴徒毁灭掉的锡克人村庄巡视，一排排的锡克人尸体“像被射杀的野鸡一样”摆放得密密麻麻，这样的情景不禁让他惊恐万状。
后来，政府部门好不容易恢复了秩序，但恶性事件自此以后便层出不穷，上演的频率也越来越快，蒙巴顿在4月份前往视察的那个屋毁人空的卡胡塔村就是其中一例。
这些人散发出来的毒素不可避免地渗入到拉合尔的大街小巷。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在地图上如何画线将决定拉合尔的最终命运，他在来到这里前，头脑里对拉合尔的概念完全是他在英国时听说的那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圣诞庆典，盛大的猎装舞会、马展以及华丽的社交生活等等。但当他真正到来后却发现，事实与传闻之间居然全无相似之处。他所看到的拉合尔恰恰与之前的听闻相反，那里“闷热、尘土满天，到处在发生骚乱，火光冲天”。
因害怕而不敢上街的居民早就超过十万人了。虽说天气热得可怕，但旁遮普人却早已放弃了在户外的星空下过夜的老习惯，在睡梦中遭人偷袭而一刀割喉的危险实在太大。在拉合尔城里的一些地方，一些穆斯林年轻人将绳子横放在马路上，当有人骑车快速抵近时，他们便猛然拽起绳子。受害的往往都是锡克人，因为他们的大胡子和头巾非常易于辨认。
拉合尔最混乱的地方是在一个由七英里长的石墙围起来的范围，这座古老的墙修建于阿克巴年代，所圈范围是当年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这里有三十万穆斯林、十万印度教徒和锡克人，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达到十万四千人，他们像发酵的泡沫一样在迷宫般的小巷以及无所不在的露天剧场、商店、寺庙、清真寺和破旧的房屋里到处迷漫。
大量人流混乱不堪，亚洲集市上的所有气味、人声和嘈杂喧闹在这里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每一处宽敞些的地方都聚集着一群流动商人。他们在向人展示货品时要么把货品放在圆圆的锡盘上，要么放在用头上顶着的大浅盘上，要么放在可以推着走的推车里，这些货品包括：油榨辣椒球、堆成金字塔状的橙子、又黏又甜的哈尔瓦芝麻蜜饼和巴尔吉、东方糖果、木瓜、番石榴、成垛的香蕉、黏黏地粘在一起的一堆堆海枣以及上面黑压压的一层苍蝇。由于患上沙眼而眼仁发白的孩子们用生锈的压榨机在把成堆的甘蔗压榨成汁。
这里的小巷简直就是由各种店铺组成的拜占庭迷宫，像笼子一样的小房子全部高出地面两英尺，为的是防止季风来临时受到突发洪水的破坏。不同行业的人们依照并不明确的界线严格划分各自的地盘，皮匠在一边，锡匠在另一边。珠宝商在这里也有一席之地，放在托盘上的金手镯与托盘一道释放出金灿灿的光芒，购买金手镯是许多印度人传统的储蓄形式；香料商集中的地方到处堆放着炷香以及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烧瓶，香料商人利用这些烧瓶将不同香型的香料按照不同比例混合搭配，以满足客人们各种各样的要求；鞋匠店里陈列着一排排镶金的拖鞋，拖鞋的前端做得十分尖细，像极了威尼斯那种刚朵拉小船的船头部分；工艺匠人展示的货品有杯子、用玻璃珐琅制成的首饰、加入了锡铅合金的银器、在与棉花糖一样纤细的金丝上完成打孔的工艺品、涂满全漆的大浅盘和喷壶嘴以及镶嵌着象牙和贝壳片的檀香木盒子。
有的商店出售武器、匕首和锡克人风俗规定佩带的短刀。卖花的商人躲在小山一样高的玫瑰后面，他们的孩子们像串珍珠一样将茉莉花编成一个个花环。茶叶商卖的茶品种非常丰富，颜色从漆黑到油绿，应有尽有。布料商光脚蹲在自己的铺子里，在他们的身后是数十种五花八门的布匹。还有专门卖结婚用品的商店，里面的货物包括新婚时佩戴的配有一束束金黄色垂条的头巾，再就是用柔软的丝绵制成的马甲背心，上面点缀着带颜色的玻璃、翡翠、红宝石以及穷人用的蓝宝石刚玉。这里还有理发师、炼铁工，在刺耳的锤声中工作着的铜匠、黄铜匠和锡匠；裁缝、木匠；精于卖旧轮胎、废瓶子、破布和烂报纸的废品商人。世界上所有的行业就这样在这个嘈杂而多姿多彩的环境中首尾相接着。
穆斯林妇女把自己从头到脚包在黑色的长衣之下，双眼在挡住脸部的薄纱后面闪动着，她们像晚祷中的修女一样悄无声息地在小马车、人力车、单车以及隆隆而行的牛车所发出的嘈杂声浪中穿行着。在印度教徒区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人正站在手工打造的木制格窗背后凝视着楼下人声鼎沸的场面，他就是老拉合尔的首富布拉吉·沙。这位年迈的富豪以眼前的木窗为起点，在旁遮普织成一张无所不在的大网，几乎1/4的旁遮普农民都陷在这张大网里，许多人终身无法自拔。他是印度最大的高利贷商人。
此时，布拉吉·沙窗下人声嘈杂的小巷子里正不断发生着一起起谋杀案。这些谋杀案看起来毫无意义，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受害人完全是凶手随意挑选的，原因无非是死者佩戴着锡克人头巾或是留着穆斯林式的山羊胡子。凶手全部是些流氓恶棍，而且三个种族的都有，他们在旧城里悄然潜行，专找进入自己族区的对方族人发动袭击，得手后便遁入迷宫般的小巷深处。
一位英国警官回忆说，死亡“来得就像闪电，致命的打击就是一下。你还没有来得及喊出‘有刀’，大街上就已经有人横身倒下，所有的门都关着，现场看不到任何人”。
杀戮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保持着可怕的平衡关系。“穆斯林今天刚多杀一人，”拉合尔警察总监约翰·巴内特说，“有人敢和我打赌说印度教徒今晚不会讨成平手吗？”
每逢周六，警察局就会照例做好两份日记，一份是每周犯罪日记，另一份是每周秘密政治活动日记。由于无法对族群互屠行为做出归类，巴内特以英国官僚特有的严谨下令，将之同时记入两份日记当中。
即将决定拉合尔归属的拉德克利夫对于冲突的双方来说实在是个巨大的争议人物，旁遮普总督为此不得不连住所都拒绝为他提供。无奈之下，西里尔·拉德克利夫只好住进法拉提酒店，这座酒店始建于1860年，创建者是一位爱上了本地一名妓女的意大利那布勒斯人。拉德克利夫用从绝望中迸发出来的激情竭尽全力要让原本是为支持他工作而来的两派法官达成哪怕最小尺度的妥协。可惜蒙巴顿当初的说法一点也没错，他所做的一切都只能是徒劳。
任何时候只要他一出门，扑面而来的就不仅只是热浪，还有两派印度人不顾一切向他施加的各种影响。可怜而无助的人们害怕自己毕生积累起来的财富被他的大笔一扫而空，因此不惜付给他一切代价以使未来的边界线能够对本族群更加有利。
到了晚上，拉德克利夫为了躲避他们的纠缠就索性跑到拉合尔的最后一处“只接待欧洲人”的据点——旁遮普俱乐部，当地的欧洲人将之戏称为“猪猡”。
在俱乐部的草坪上，身边除了自己的助手就是在夜幕中来回穿梭的白袍侍者，对印度一无所知的拉德克利夫一边呷着威士忌和苏打水，一边心想在这个酷热而又被仇恨撕裂的城市里，去哪里才能找到传说中那个美轮美奂的拉合尔呢？
他的拉合尔注定只能是他对旁遮普俱乐部草坪外黑色地平线上的所见所闻：燃烧的市场不时冒起的熊熊火焰；警报的尖叫声；城市两派搏斗时发出的奋力的喊杀声——锡克人叫的是“至真、至耀、至久之王”，穆斯林叫的是“真主阿克巴”——狂热的印度教徒组织民族卫队更是鼓声阵阵，“嗵、嗵”的声音在仇恨的夜空中回荡。
拉合尔以东三十五英里处坐落着旁遮普的第二大城市阿姆利则，在它的古老巷道深处隐藏着锡克教最神圣的地方，这就是金庙。这座白色大理石庙字在同样是大理石铺成的堤道尽头巍然耸立，而它的周围则是波光闪闪的水塘。金庙的圆屋顶上覆盖着闪亮的金叶，屋顶下方藏放着锡克教圣书《锡金圣典》的原稿，圣书的书页由丝绸包裹，盖在圣书上面的鲜花必须每天更换。这里是锡克人心目当中最圣洁的地方，因此就连扫地用的扫把也是用孔雀的羽毛制成的。
对于六百万锡克人来说，这座金庙就是他们精神上的天然磁石，在充满神灵的印度大地上，能够让他们信奉的宗教只有这一个。他们胡须飘飘，头发从来不剪而是盘在头巾里，身材魁梧而健壮，虽然只占印度总人口的2%，但却是最强健、最团结和最尚武的族群。
锡克教是在单一伊斯兰教对多元印度教不断施加压力的过程中产生的，产生的地点就在这两大宗教交锋之初的前线地带旁遮普。一位印度教大师试图让这两派宗教达成和解，于是宣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是不存在的，真正的神灵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真理”，莫卧儿时代的残暴统治使锡克教受到人们的拥护。但随即而来的残酷迫害让创始者以来第十位也是最后一位大师改变了锡克教的初衷，锡克教产生的缘由本来是为了促成宗教间的和解，但到此时，它将自己改变成为崇尚武力和战斗的信仰。这位名叫格宾·辛格（Gobind Singh）的大师把自己最亲近的五位弟子，也就是史称的五至爱叫到一起，他用一把双刃匕首把装在一个普通碗里的糖水搅匀，然后分成五份让五人喝下，以此消除来自不同种姓的这五个人之间原本存在的各种不平等。他宣布他们为新的战斗兄弟集体卡尔沙（Khalsa，圣洁之意）的创始人，并且为每个人做了洗礼，给他们的名字末尾加上“辛格”二字，意为狮子。他对他们说，他们从此要事事身先众人，让人们对他们的身份和信仰一望即知，而且他们还要不断激发自己的勇气和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
从此以后，他威严地命令说，锡克人必须服从“五K”戒律。他们将听凭须发的生长而不得修剪（Kesh）。他们将在头发中插上一把钢梳（Khangha)，为保持作为一名武士的敏捷而只穿短装（Kucha），右腕部佩戴一只钢制的手镯（Kara)，不管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一柄短剑（Kir-pan）。锡克人不得抽烟和饮酒，不得与穆斯林女人发生性行为，对凡以穆斯林方式割喉宰杀的动物肉一律不得食用。
莫卧儿帝国的瓦解给了锡克人在深爱着的旁遮普土地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国的机会。可是好景不长，身穿猩红色军装的英国军队的到来让他们的荣耀没过多久就戛然而止。然而就在锡克王国濒临崩溃之际的1849年，骄傲的锡克人让英国人在旁遮普的交通要冲奇林瓦拉（Chillianwala）尝到了他们在印度最为惨重的失利。
1947年7月，印度六百万锡克人当中仍有五百万人居住在旁遮普。他们在旁遮普的人口比例中仅占13%，但拥有的土地面积却达到40%，生产出来的粮食占整个旁遮普地区的2/3。印度军队中接近1/3的官兵是锡克人，锡克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勋章数量更是几乎占到整个印度军队的一半。(原注：①对机械有着神奇天赋的锡克人特别钟情于汽车工业。在印度的城市当中，锡克族卡车和出租车司机个个身怀绝技，有些时候似乎没有其他人可以—或是敢于——和他们在同一条道路上开车。)
旁遮普的悲剧在于，尽管穆斯林和锡克人可以同时苟且生存于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但让他们单独在一起相处却是万万做不到的。穆斯林对锡克人统治旁遮普时期的回忆就是，“清真寺被玷污，妇女被强暴，墓地被铲平，穆斯林不分性别年龄一律被刀劈、剑刺、吊绞、枪决，被剁成碎块，被活活烧死”。
对于锡克人来说，他们在旁遮普的莫卧儿统治者手里所饱受的苦难早已融入一个个民间故事，让每个孩子刚开始懂事时就耳熟能详。金庙所在地有一个博物馆，目的就是为了让世世代代的锡克人牢牢记住本民族在莫卧儿时代所遭受的每一个屈辱、每一场恐惧和每一次涂炭的详情。
巨大的油画描绘的是血淋淋的场景，四肢遭强行张开的锡克人因为拒绝皈依伊斯兰教而被锯成两截，被石磨碾成肉酱；在两个装着尖刀像齿轮一样互相咬合的轮子之间被来回一点点割杀；锡克女子在拉合尔的莫卧儿宫殿门口亲眼看着自己的婴儿被莫卧儿的王宫卫队用长矛刺死后砍下头颅。
锡克人没有对本族群在3月份所遭到的暴力屠杀做出回应，这让穆斯林和德里的政治家们感到既惊讶又欣慰。一些传闻由此不胫而走，说锡克人丧失了传统的勇武之风，他们在有了身家以后开始变得温驯。
这些人全都大错特错了。6月早间，正当副王和印度各派领袖在德里为印度分治即将达成共识之际，锡克族领导层在拉合尔的内多酒店秘密聚会。他们开会的目的是商议出一旦分治计划成功通过锡克人应该采取的什么样的对策。绝大多数人与那位用佩刀砍倒穆斯林联盟旗杆的激进首领立场一致。这位首领名叫塔拉·辛格（Tara Singh），是一所学校里的三年级教师，追随者们由此称他为“老师”，他的许多家庭成员在由他自己一手挑起的暴力活动中丧生，眼下，他的内心受到的唯一支配就是两个字——“复仇”。
“哦，锡克同胞们，”他在一次预示着一场大悲剧即将席卷旁遮普的讲话中大声喊道，“让我们像日本人和纳粹那样做好自我毁灭的准备吧。我们的土地眼看就要遭到践踏，我们的女人眼看就要遭受污辱。让我们站起来，再一次毁灭莫卧儿入侵者。我们的土地母亲正期待着鲜血的浇灌！那就让我们用自己和敌人的血一起来满足她吧！”
在新德里，新到来的每一天都在迫使副王和他的幕僚们做出大大小小十来项新的决定。有些问题总是处在永无休止的讨论中，比如由于印度独立造成数千名英国人提前退休，对他们的补偿应该由谁来支付，以及数百名应印度和巴基斯坦要求将要留任的英国公务员和军官们的待遇问题等等。
以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部长为主组成的临时性政府早就因为即将实行的分治所引发的紧张关系而逐渐面临瘫痪。为了让它能够坚持运行到8月15日，蒙巴顿做出了一个十分天才的安排。他让国大党成员出任所有部长职位，但同时给每位部长配备一名监督他的穆斯林联盟代表，从而确保他不会做出有违巴基斯坦利益的事情。蒙巴顿委任英国将军罗伯特·洛克哈特（Robert Lockhart）爵士对西北边境省就加入印度还是巴基斯坦所举行的全民公决予以监督。之前，他曾应国大党的请求拒绝给予孟加拉选择独立的机会，所以，他在此刻毫不迟疑地让国大党想把类似机会留给边境省的希望落了空。
所有问题中最让人头痛的就是时间，这都是因为蒙巴顿一时冲动将8月15日设定为印度独立日而引起的。一群星相师最终向印度领导人们做出建议，把8月15日作为印度国家现代史的开篇之日大大不吉，但8月14日这一天的星位接合倒是极为祥瑞，因此开国之日宜安排在提前一天的8月14日。副王听到这个消息总算松了口气，同意了国大党以顺应天体形态为理由所做出的提议，印度和巴基斯坦将在1947年8月14日零时成为两个独立的自治领。①(原注：在召开完新闻发布会不久后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副王微笑着说“他的团队当中完全缺少一名星相学方面的高级顾问”。为此他坚持要“立即做出修正”，年轻能干的新闻官艾伦·坎贝尔·约翰逊（Alen Campbell Johnson）于是额外担负起副王星相师的职责。)
由家纺土布制成的三色彩带即将取代印度地平线上的米字旗，三十年来，它一直在渴望独立的民众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上随风飘扬着。它是甘地当年为好斗的国大党亲手设计的。在呈水平排列的藏红色、白色和绿色条带中间，他留下了自己的个人印记，那就是他向印度民众提议用非暴力完成自我救赎的象征性工具，一个普普通通的手纺车轮。
如今，独立就在眼前，国大党开始有声音反对在未来的国旗中央保留他们称之为“甘地的玩具”的纺车。国大党成员中的好斗分子日渐增多，甘地的纺车在他们眼里只是过去的象征，是妇道人家的东西，是要与之决裂的旧印度的印记。
在他们的坚决要求下，国旗中央改用了另一个轮子，那就是为印度帝国开国皇帝阿育王开疆辟土的勇士们刻在盾牌上的勇武标志。这是一个由一对代表力量和勇气的狮子拱卫着的法轮，狮子象征着阿育王的势力与威严，法轮则代表着字宙的秩序，新的印度将以它为象征。
甘地在得知自己的追随者们做出上述决定后难过万分。“不管这个图案具有多大的艺术性，”他写道，“我都不会向一面带有如此寓意的国旗致敬。”
然而，对于这位为创建独立印度而付出无数艰辛的长者来说，让他悲伤难过的事情还多着呢，国旗事件仅仅是个开头而已。不仅是甘地深爱着的印度正在被割裂，就连即将产生的新印度也将与他的梦想和长期奋斗的初衷大异其趣。
甘地所梦想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印度，并且它还要成为甘地理想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鲜活样板。甘地理想在批评者们看来只是一个疯老头的痴人说梦。然而，在他的追随者们眼里，人类正在疯狂的世界里陷入沉沦，甘地思想就是一位圣人投给他们用以自救的救生圈。
圣雄极端反对印度的未来在于仿效西方工业和技术社会的观点。他的理论是，要拯救印度就要让印度“忘掉她在过去五十年间所学会的东西”。他向几乎所有已经在印度植根的西方思想发起挑战。科学不能凌驾于人类价值观之上，他的想法是：技术不可以超越社会，文明更不意味着人类可以无休止地索取，而是应该让人们知道万事皆有度，因此哪怕是最基本的事物也可以由众人分享。
西方的工业化让他的众多追随者羡慕不已，但它却让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并且是以多数人被牺牲为代价的。它对于西方社会的穷人不见得是好事，而对于不发达地区的非白种人来说更是一个威胁。
印度有六十万个村庄，有甘地所熟悉并热爱的方方面面的特点，甘地的印度就是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没有技术污染的印度，一个在宗教盛宴中周而复始度过一年又一年的印度，一个几十年来庄稼不断歉收的印度，一个几百年来屡遭饥荒肆虐的印度。
他要让这些村庄个个做到自给自足，不仅能够生产出自己的食物、布匹、牛奶、水果和蔬菜，还能够教育好后代并解决好自我生存的问题。
他声称“亚洲的许多残酷战争本来是只要有多一碗米饭就能够避免的”，为此，他一直致力于寻找能够让印度饥肠辘辘的农民吃饱肚子的完美食物，并且先后用大豆、花生以及芒果仁做过实验。他对抛光大米的机器非常反感，理由是它除去了富含丰富维生素B的谷壳。
他要关闭印度所有的纺织厂，代之以他所使用的手纱车，这是他让农村失业人口找到工作的设想之一，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人人有事做，从而把农民留在农村。
他的经济宣言就是“作为传统工具的犁和纺车一直是我们的智慧结晶和福祉所在。我们必须要返璞归真”。他还说，什么时候人类发明出可以生产奶、酥油和粪肥的拖拉机，他才会推荐印度农民把奶牛放弃掉。
一个由机器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化社会是他的噩梦，因为那意味着印度农民将离开乡下涌入病态的城市贫民窟，他们与自己原来所属的社会单元之间的联系由此而中断，但那恰恰是属于他们的自然环境。并且，被切断的还有他们与家庭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切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一个不断制造人们根本不需要产品的城市里苟且而毫无尊严地活着。
他并不是在宣扬贫穷，尽管有人在某些时候对他做出过这样的指责。粉碎贫穷的过程中会伴生他所厌恶的道德堕落和暴力。但他同时又指出，过度追求物质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一个民族，每一个冰箱里都装满了食品，每一个衣橱里都挂满了衣服，每一个车房里都停放着一辆汽车，每一个房间里都摆着一部收音机，但照样有可能在精神上缺乏安全感，在道德上滋生腐朽。甘地要的是人们在降低贫困和挥霍无度之间找到一个公正的中间点。
他还要人生活在一个无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里，因为社会和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必然会萌发暴力。在甘地的印度里，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取得的报酬都是同样的。人们在所在省的选举权并不取决于他拥有财富的多少，而要视乎他是否参加劳动。要得到这项权利，每个人必须对本省付出体能劳动的贡献。任何圣人贤士都不可以例外。
挖沟的人基本能够自动取得这项权利，但律师或百万富翁就要凭手上的老茧来说话了。
对于甘地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领袖人物必须恭身垂范。他放弃副王府而住进简陋的小木屋让优雅的副王瞠目结舌，但他这样做并不是供闲来无事之人在茶余饭后当做谈资的。他总是在说，摒弃优越的方法就是从你自身做起。
事实上，与他同时代的社会先知和伟人们，包括列宁、斯大林，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过与自己的理想完全一致的生活。(原注：甘地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对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甘地是反科学的。而甘地则认为，多数社会主义者实际上只是在“喊喊口号而已”，他们在等待社会主义天堂降临的过程中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是牺牲掉哪怕一点点安逸和舒适。)就连每日的餐食，甘地也只摄取刚好可以维持生命的数量，他的国家贫穷而且总在挨饿，他不想让任何资源遭到滥用。
甘地对自己理论的主张和辩护也存在一些令人忍俊的矛盾之处。他在印度各地的祷告会上对机器时代给予指责，但使用的却是这个时代最新的产物之———麦克风，而用以维持他第一处静修所的每年五万卢比费用正是来自产业家博尔拉（G.B.Brila）的捐助，他名下的多家纺织厂正是圣雄在工业化噩梦中各种梦境的真实再现。
如今，随着独立的临近，他对自己思想的不断鼓吹逐渐开始让作为费边式社会主义者的尼赫鲁和作为顽固资本主义者的帕特尔感到难堪。
此二人信奉机器、工业、技术以及所有西方带到印度的东西。他们都渴望建立起甘地所憎恶的大型工厂和工业区，并以每五年为周期为印度的未来进行规划。甚至连甘地像儿子一样喜爱的尼赫鲁也在信中说，跟随甘地的理想是在让历史退步，是在将印度交给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为专制的独裁者手里，这些独裁者就是印度的各个村庄。让他们恼怒的是，圣雄坚持要就自己的主张进行公开宣讲，他希望通过这个方法说服二人和其他新印度的领袖们。
甘地说，每位部长必须只穿家纺的布衣和住在简单的住所里，并且不能够有仆人。他不可以拥有汽车，不可以有种姓歧视，每天必须从事体力劳动一小时以上，可以纺布，也可以种粮食或蔬菜，以缓解印度食品的不足。他还不得有“外国家具、沙发及桌椅”，随行不许带保卫人员。最主要的，甘地相信“独立印度的领导人不会害怕以身作则清理自家的马桶”。
他言辞尖锐而又无懈可击，所有甘地理想中的内在矛盾都在这番话中得到了显示。它是在为不完美的演员设计完美的角色。在甘地死去的半个世纪之后，印度最严重的政治病变就是甘地指望沿着自己脚印向前走的那些国大党部长们的腐败和贪污。
尽管甘地对印度的未来忧心忡忡，但在1947年7月间的每一天里，像瘟疫一样蔓延在整个次大陆上的族群暴力让他完全无暇他顾。他带上尼赫鲁，坚持去看望第一批从西旁遮普逃出来的印度和锡克教徒。这次巡视的场面令人震撼。32000名幸存者，来自一百个像卡胡塔那样令副王感到震惊的村庄，聚集在距德里120英里以外的难民营里，这里是印度的第一座难民营，到处翻滚着热浪和尘土。
人们怒吼着、哀号着把甘地的汽车团团围在一片悲惨的海洋之中，他们用手掌和手指比划着和恳求着，他们的面孔被愤怒和仇恨扭曲着，他们的黑眼睛在乞求对自己绝望的安慰。一群群苍蝇在他们身旁盘旋着，成片地像块黑补丁一样落在人们仍然张着的伤口上。人们在奔跑时掀起的滚滚尘土侵人他们的鼻孔，干透他们的嗓子，到处都飘着粉末状的沙幕。他们从所有的方向触摸着甘地和尼赫鲁，这些悲惨的人类连同他们身上刺鼻的汗酸和呼吸的异味筑起厚厚的一道墙。
甘地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做他们的工作，力求让这座临时的难民营有一些秩序。他教大家如何挖茅坑，示范给他们怎样讲卫生，组织起一个施药处，竭尽全力医治伤员。
接近傍晚时，他们动身返回德里。甘地那77岁的老迈之躯早已不堪重负，而他的心灵更是在如此悲伤的打击面前痛苦不已，他在汽车后座上展开身体睡了过去，瘦弱多节的双脚放在自己弟子的膝头，可惜的是，就在仅仅两个月前，他的这位弟子已经背离了他。
尼赫鲁坐在车里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他两眼直视前方，通常表情丰富的脸此时冷峻得像是戴上了面具，他也许在思考着，自己马上就要应召管理国家，而刚才所看到的一幕幕场景对于印度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随后，他开始缓慢而轻柔地为睡去的甘地按摩起他那瘦骨嶙峋的双脚，他将一生中的许多时光投入在甘地的身上，此时，他的手指动作之轻，就像在为自己给甘地带来的痛苦做补偿一样。
太阳落山时，甘地醒了过来。快速行驶的汽车两边是宽广的甘蔗地、麦地和稻田，它们平坦得就像人的手掌，地平线远在遥远的天边，仿佛那里就是世界的尽头。广阔的平原上有一层薄薄的雾气，落日的余晖透过它发出玫瑰色的光芒。此时正是牛儿回圈掀起漫天尘土的时候，这个情景的由来就像印度本身一样古老和令人难以忘怀。缕缕炊烟从成干上万座点缀在旁遮普平原上的泥砖小屋中冉冉升起。女人们蹲在地上，肩膀上搭着褪了色的纱丽，手腕上的手镯叮当作响，她们照看着火苗，精心制作薄煎饼和其他各种食物，不时向火里加上几块助燃用的圆圆扁扁的牛粪。印度神牛对印度人的贡献很多，牛粪是它们可以贡献出来的最后一样东西。夜幕降临了，从无数用牛粪做燃料的灶火中升起的轻烟，在夜空中飘散着，那种穿透力极强的辛辣味道就是印度母亲身上所特有的气息。
黑暗中，甘地贼停了汽车，就地坐在路边开始了他的晚祷。他那蜷曲而纤弱的身体与宽广而哀伤的平原融为一体，苦楝树和菩提树上垂下的树枝把他笼罩在树的下面。坐在车后的尼赫鲁闭着两眼，用手指压住眼睑，听着心碎的老人在用颤抖的声音向薄伽梵歌中的神灵做着祷告，乞求他深爱着的印度能够从他已预见到的苦难命运中摆脱出来。
资料来源：
《自由与荣耀：1947年印巴独立实录》(2012年11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