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5年夏天，长汀中山公园里备下一桌酒菜，席间无人，那是给一个死囚准备的送行酒，他没喝上，酒凉了，人也没了。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35年夏天，长汀中山公园里备下一桌酒菜，席间无人，那是给一个死囚准备的送行酒，他没喝上，酒凉了，人也没了。

1924年，广州黄埔军校开学，宋希濂是第一期学员，个子不高，说话带贵州腔，脾气冲。

他写过一篇入学感想：“为国家死，不是口号，是命数。”那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军校校长是蒋介石，政治教官叫周恩来。

瞿秋白来讲过一课，是临时安排，讲俄国十月革命。

宋希濂坐在后排，记住了瞿秋白的脸，白净、斯文，像个教书先生。

他说，“革命是穷人翻身的工具，不是官僚的新皮鞭。”教室很静，有人点头，有人皱眉。

这一课没人拍照，课本也没留下，但宋希濂后来说：“瞿秋白讲课很有穿透力，我听懂了，不敢说出来。”

他没告诉别人，那时他悄悄加入过共产党组织，后来退了，理由写在自传里：“觉得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

从此，他一头扎进军队，靠打仗、升官、讲效忠混出名声，打北伐、剿匪、镇压学生运动，步步高升，1935年任第36师师长，驻福建长汀。

这一年，瞿秋白也到了长汀，不是坐车来的，是被抓来的。

瞿秋白原名瞿懋庸，早年留学日本、俄国，是中共的理论奠基者之一，写过文章，也做过宣传部长，还当过“临时中央”领袖。

那年他身患肺病，毛泽东等人西征，他自愿留下殿后，在苏区带病坚持。

1935年2月，红军走后，瞿秋白化名“林祺祥”，准备南下上海治病，走到水口镇时，遇到保安团临检。

他穿长袍、戴眼镜，说自己是教书先生，盘查本可过去，但郑大鹏看见他，眼神变了。

郑大鹏，是以前的共产党，被捕后转投国民党，认出他后，当场报告县保安团长：“这人是瞿秋白，中央一级的人物。”

不到半天，消息传到宋希濂的案头，蒋介石亲自发来密电，“若果真，严加看管，毋轻处置。”

宋希濂不慌不忙，他说：“这种人，靠刑是不行的。”他亲自安排关押，给了一间单人牢房，配纸笔，不许用刑，每天可出门走半小时。

部下问他为何如此，他回一句：“读书人，不怕打，怕心乱。”

宋希濂换了身便装，站在牢房外看瞿秋白，房门没开，他没进去，只听里面传来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带血。

他派军法处副官去传话：“宋师长敬重你才华，希望你写点东西。”瞿秋白回了句话：“我只写给未来看。”

从那天起，瞿秋白开始写《多余的话》，用毛笔，一笔一划，写他过去的决定，写他心中挣扎，也写他此刻的平静。

写到一半，有人送来纸条，是蒋介石身边人带来的：“若脱离共产党，可保不死，另有任用。”

职位写得很明白，南京国府情报局翻译主任。

瞿秋白笑了，笑完写下两句：“历史要一个忠诚的人，不要一个聪明的叛徒。”

这句话被士兵偷偷抄下，传到军中，有人悄悄议论：“这人有骨气。”宋希濂听说后，不置可否，他写了一份报告递交南京：“该人未显松动。”

三天后，又有人来，是蒋系军官，穿着便装，提着酒和肉，说是“故人探病”，被挡在牢外，宋希濂下令：“不许擅见。”

他在坚持一个原则：能降则留，不降则杀。

瞿秋白有一次对看守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告别的机会，不是一个活下去的条件。”

有人觉得他在演戏，有人觉得他疯了，但看过他写的东西的人不这么想。

《多余的话》写得不快，每天一两页，却句句有力，他把自己当成死人来写，写得像活人。

宋希濂让人收走原稿，拍照归档，一式三份，瞿秋白没问原因，只问：“你们准备多久动手？”

没人回答，过了两天，有人告诉他：“你还有三天。”

6月15日晚上，宋希濂写信给军部：“瞿秋白拒不投诚，情绪稳定，行动无妨，建议执行。”次日中午，电报回复：“就地处决，照相呈验。”

枪决命令下达，宋希濂没第一时间执行，他沉默了一晚，叫来参谋长说：“先备酒，做一桌送行的样子。”

中山公园临湖处摆了一桌酒，酒是花雕，菜是四冷四热，有鱼有肉，没人动筷子，也没人敢上桌。

瞿秋白知道这桌酒，他提出一个请求：“能否见一面？喝一杯，聊几句。”

宋希濂没见，他说：“军令如山，优待是为了劝服，不是为了感情。”

瞿秋白没再坚持，那一夜，他写下一首诗：“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1935年6月16日晚，密电抵达，落款是“介公亲示”，命令只有七个字：“就地处决，照相呈验。”

宋希濂读完，把电报折好，放进抽屉，他叫来军法处长、参谋长，还有作战参谋，五个人，在办公室坐了两个小时。

桌子上放着一张名单，一瓶酒，一把没有子弹的手枪，没人说话。

宋希濂打破沉默：“瞿秋白不投，现在，必须执行。”

参谋长提议：“要不要走个形式？给他签字认罪，”宋摆摆手：“他不签，也不认，咱们不是看他认罪，是看他不屈。”

凌晨一点，命令传达，中山公园的送行酒没人动过，菜冷了，酒没开，宋希濂下令收走。

第二天一早，瞿秋白被告知：“今日行刑。”

他没有惊讶，也没有发问，他换了一身干净的白衣长衫，用清水洗了脸，看守递来早餐，他没吃，只喝了一口水。

他要求走着去刑场，不坐车，宋希濂点头：“答应他，走得体面些。”

6月18日早晨，阳光强，长汀中山公园外，围起警戒线，百姓不许靠近，但窗户后，有人偷看。一队士兵押着他走，步子稳，没扶，没拖。

他走在最前头，身后四个士兵，手持步枪，还有一名照相兵，背着相机，一路拍摄。

到达行刑处，是一棵老松树下，他问行刑士兵：“你们有准备纸墨吗？”

对方愣住，他从衣袖里掏出一页纸，说：“我写好了。”那是他前夜写的绝笔。

“我爱我的信仰，甚于爱我的命。”

“一个人死得像样，比活得窝囊重要。”

他站好，说：“可以动手了。”语气平稳，像在催人快点做完。

军法处长站在不远处，拿着命令原件，额头出汗，宋希濂没来，只是关上了办公室门。

枪响前五秒，瞿秋白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举起头，闭上眼，嘴角带笑。

五发子弹，三中头部，二入胸腔，他应声倒下，仰面朝天。

照相兵上前拍照，照片送往南京，确认完毕后，遗体简单掩埋。

行刑士兵当天被调走，不许谈论，看守更换，资料封存。

1949年，宋希濂在重庆被俘，他没反抗，也没自杀，战犯名单上，他名列第七，被关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入所第一晚，他主动填写了“重大罪责自供书”，第一页写的是：“1935年，执行蒋介石命，处决瞿秋白。”

没人逼他写，他写得比别人快，他说：“不是为求宽恕，是为求安宁。”

他在供词中写到一段细节：

“行刑那天，我在办公室门后，透过窗帘缝看他走过，没敢出去，怕他喊我。”

“那一刻，我后悔了，可命令下来了，来不及了。”

有人不信他的悔意，说他只是求自保，他没争辩，只说了一句：“不为别人信我，只怕我自己信了自己。”

1955年，瞿秋白遗骨迁葬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天早上，宋希濂在狱中听到广播，一言不发，坐在水泥台阶上，手指抖了一小时。

当晚，他在日记本写了一句话：

“送他的那桌酒，应该我来陪喝，如今，一口没喝，他人已无。”

这句话被管理员记录，转交档案室，十年后，他申请再写一封信，地址写的是：“给瞿秋白。”

信未投出，被档案馆封存。

外界议论他多，他自己少说话，他晚年阅读最多的书，是《多余的话》。

那是瞿秋白留下的绝笔，原稿存于档案馆，影印本曾在功德林内部流传。

有人问他：“你后悔的是什么？”

他回答：“不是杀了他，是没在他面前认输。”

他没说瞿秋白伟大，也没自称胆小，他只在晚饭后，一人一碗稀饭，吃得很慢。

有一次他说：“我一生中最硬的一仗，没打一枪，输得干净。”

这就是这段生死纠葛中，被尘封又被提起的一场“诀别酒”。

酒凉了，人死了，话留下了。

来源：底层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