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有研究强调了通过数字平台从事商品交换和服务交换的劳动者的不稳定性。然而，很少有研究系统地探讨种族歧视是如何影响平台劳动者的工作机会的。在此，我们将重点放在网红上，或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通过内容生产赚钱的人。通过对由Instagram账户@InfluencerP

网红们的收入差距：当平台劳动遇上种族资本主义

摘要：

。

作者简介：

Angèle Christin，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

Yingdan Lu，西北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文献来源：

New Media & Society. Vol. 26(12) 7212–7235

译者：

好菜·王

本文作者：Angèle Christin & Yingdan Lu

引言

在过去的十年中，网红已成为社交媒体平台上备受瞩目的人物。从旅游达人的餐厅点评到抖音博主的“叛逆”舞步，再到油管美妆达人的自然发型秘诀，社交媒体创作的类型、规范和形式多种多样。虽然记者们经常强调社交媒体创作所带来的迷人生活方式，但网红和创作者们也直言不讳地讲述了他们遭遇的严重不平等。他们解释了种族、性别、阶级和性取向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机会和网络知名度。他们报告说，品牌歧视少数族裔的网红，尤其是那些为社会公平和种族正义大声疾呼的网红。

在本文中，我们首次以混合方法研究了网红报酬中的种族不平等问题。我们将重点放在“网红收入差距”上——这个行业术语指的是影响品牌为赞助活动向网红支付报酬的歧视性动态。通过对Instagram网红的分析，我们的论文为种族资本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日益增多的文献做出了贡献。除了记录品牌与网红之间的种族歧视机制，我们对@InfluencerPayGap账户的研究还显示了计量化、个人化和种族化的动态如何破坏平台劳动者的团结和集体行动。

当平台劳动者遇到种族资本主义：以网红为例

近年来，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汇聚在一起，为我们理解平台如何在数字劳动者中复制和创造新形式的不平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平台劳工批判研究和种族资本主义数字研究。我们将介绍这些研究的贡献以及它们如何应用于社交媒体网红的案例。

从平台劳动者到种族资本主义

过去20年来，平台劳动——通过数字平台进行的劳动——已成为工作和就业领域无处不在的特征。在“共享经济”（Shor, 2020）、“零工经济”（Rosenblat, 2018）和“平台经济”（Srnicek, 2017; Van Doorn, 2017）的标签下，数字平台征服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领域，它通常充当不同类别的参与者之间的中介，并从中获利。包括运输、护理工作、计件工作和食品配送在内的众多行业都见证了其劳动力市场从“口口相传”的招聘到基于平台的中介和认证进行招聘的转变。

平台通过强调其民主潜力来证明其“颠覆”现有劳动力市场的合理性。与传统的雇佣和晋升制度相比，平台声称可以提供基于用户评分和排名的更加透明的工人评价制度。然而，多项研究记录了大多数平台劳动者所经历的不稳定工作条件。学者们利用定性方法发现，劳动者们在缺乏社会安全网的情况下会产生依赖感（Duffy et al., 2021; Griesbach et al., 2019），受到不断工作的暗示，以及多种形式的隐形劳动（Gray and Suri, 2019; Shestakofsky, 2017）。学者们还发现，平台复制并放大了歧视。与传统的评价体系相比，评级和排名远非系统性的“更公平”和更负责任的，它反而有可能巩固性别和种族偏见（Levy and Barocas, 2018）。事实上，网络用户往往会根据平台劳动者受保护的特征制定不同的标准。例如，他们希望黑人女性在护理工作平台上有更多经过精心策划的个人资料（Ticona and Mateescu, 2018），并拒绝听起来像黑人的Airbnb客户（Edelman et al., 2017）。

与此同时，以批判性种族理论为基础的近期研究推进了“新吉姆准则”（New Jim Code）（Benjamin, 2019）、“压迫算法”（Noble, 2018）和 “新种族工资准则”（New Racial Wage Code）（Dubal, 2021）等理论框架，以分析种族结构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得以复制。具体而言，学者们利用“种族资本主义”的概念来理解平台经济。Robinson（1983）提出了种族资本主义理论，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压迫时忽略了种族。他分析说，资本主义通过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占有，系统地从种族化的民族群体中获取经济价值。McMillan Cottom（2020b: 441）借鉴Robinson的观点，诊断出“在平台资本主义和种族资本主义的交汇点上存在一个有意义的文献空白”，并强调了“掠夺性包容”的作用。通过这一过程，平台“以榨取性条件将边缘化的消费者-公民纳入表面上民主化的流动计划”（McMillan Cottom, 2020b: 443）。她注意到欲望在平台如何吸引边缘化工人的心灵和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欲望在鼓励他们“努力”获得更多（Brock，2020；McMillan Cottom，2020a）。Dubal（2021）也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打车平台如何“通过展示‘自由叙事’，战略性地激活新自由主义种族化的特有主题”（p. 29），同时实施工资歧视制度，最终“重塑种族化的经济等级制度，破坏劳工团结”（p. 1）。

在对数字平台上的劳动和不平等现象的研究中，最近的研究发现了平台劳动者的抵制模式——有时被称为“算法行动主义”（algoactivism）（Kellogg et al., 2020）。这些模式通常始于数字论坛、在线空间和群组聊天，工人们在这些地方比较他们的报酬率和收入。他们分享增加收入的策略，减少依赖性，开发新的框架以了解他们的经历，并组织抗议活动和成立工会（Salehi et al., 2015）。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系统地分析过平台劳动者共享的信息，也没有分析过种族资本主义和掠夺性包容对这些集体努力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通过对社交媒体网红共享的报酬数据进行混合方法研究填补这一空白，我们将社交媒体网红作为平台劳动者的一种特殊类型进行分析。

社交媒体生产中的平台劳动者与种族歧视

在数字平台的世界里，社交媒体平台的特点是能够创建个人账户、在个人账户上发布内容、与公众和私人联系人分享内容。在过去二十年里，社交媒体平台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形成了由Meta（Facebook和Instagram）、Alphabet（YouTube）、Twitter和ByteDance（控制着 TikTok）主导的寡头垄断市场。

早期的社交媒体生产研究强调“混音文化”（remix culture）的创造性，并称赞“生产者”（produsers）和 “生产-消费者”（prosumers）等新类别内容生产者的出现。2010年代后半期，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依靠其社交媒体作品谋生。这些人通常被称为“网红”（一个有性别区分的术语，主要适用于Instagram 上的女性制作者）或“创作者”（主要指YouTube、TikTok和Twitch上的视频制作者）。虽然网红和创作者的数量难以评估，但最近的报告显示，全球有4670万人自称为兼职创作者（Yuan and Constine, 2021）。

网红和创作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赚钱。在YouTube等平台上，如果他们符合合作伙伴计划的条件，就可以直接从YouTube 获得视频广告收入。类似地，对于Instagram的网红来说，最重要、最可靠的收入来源是品牌赞助，或网红所谓的“赞助内容”（sponcon），即网红单独与品牌商洽营销活动。2020年，Influence.co对69名网红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8%的网红将品牌赞助列为其主要收入来源。

这些谈判独立于Instagram进行，Instagram无法了解网红与品牌之间交易的报酬率和细节。然而，这些交易大多依赖于Instagram提供的用户指标，包括特定网红的粉丝数、发帖数、点赞数和评论数，这些都可以从他们的帖子中计算出来。大多数营销人员依赖的综合指标是参与率（点赞和评论总数除以粉丝数量再乘以100）。这一指标是不公开的。品牌通常通过网红的社交媒体工具包（网红直接与品牌分享的提供关键绩效指标的文件）或所谓的“网红分析平台 ”来获取这些信息，这些平台依靠Instagram的应用编程接口（API）来提取和总结网红指标。

平台经常强调“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红并通过赞助内容赚钱，称社交媒体比传统的创意职业更加“开放”。此外，平台和营销专家经常强调其定价行为的 “公平性”，认为报酬率和收入是“客观的”，因为它们直接基于这些网红的影响力指标。然而，与其他的平台劳动者一样，网红也需要面对存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依赖性的复杂系统。Duffy等（2021）指出，与平台强调为各种文化生产者赋权的公开说法相反，网红在市场、行业和平台功能三个层面都经历着不可预测性，“一个关键问题是，平台化是否能使文化生产者在性别、性别认同、种族、民族、年龄和社会阶层/位置方面更加多样化”。

这就是种族歧视问题的核心所在。2010年代后半期，作为社交媒体平台媒体报道的一部分，网络种族主义和种族压迫获得了主流关注。网红利用社交媒体以病毒式传播的运动和标签，如#BlackLivesMatter、#JusticeForTrayvon和#SayHerName，来宣传社会公平和种族正义。网红和创作者还描述了他们所经历的严重不平等，解释了种族、性别、阶级、性取向和国籍是如何影响他们在所谓的“创作者经济”中的能见度和机会的。作为回应，Meta为少数族裔创作者推出了几项举措，包括一项65万美元的资助计划，以支持黑人艺术家和一个新的标签系统，借此确保少数族裔网红在Instagram上制作的内容获得赞许。然而，这些零碎的计划被广泛批评为并不足够，部分原因是它们没有针对Instagram网红的主要收入来源，即品牌交易。当黑人、拉美裔和亚裔网红揭露品牌方在类似的活动中支付给他们的费用远远低于他们的白人同行时，Instagram就爆出了多起丑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InfluencerPayGap这一Instagram账户应运而生。Adesuwa Ajayi是一位黑人女性，曾在艺人经纪公司AGM工作，她于2020年4月创建了这个账户，作为收集网红与品牌合作的最高薪酬的空间，以实现问责制和透明度，从而让孤立的网红可以了解更多与品牌谈判的报酬率和策略。正如她在该账户上分享的第一篇文章中所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对黑人和非黑人网红在机会、报酬和知名度方面的差距采取坚定的立场。”Ajayi要求网红通过Instagram上的“直接消息”（译者注：Direct Message，以下简称DM）向她发送他们与某品牌合作的最高薪酬，并提供以下信息：种族、粉丝数量、参与率、行业、品牌、活动类型（照片、视频、链接等）以及每次发布的费用。然后，她对DM进行截图、匿名处理，并在@InfluencerPayGap账户上公开转发截图。就在她发布第一条帖子后，DM、粉丝和评论开始纷至沓来。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该账户吸引了60000多名粉丝，分享了1082篇包含网红报酬信息的帖子。在本文中，我们通过研究Ajayi在@InfluencerPayGap账户上分享的这些公开的匿名数据，首次对网红职业生涯中的种族歧视进行系统分析。

数据与方法

本文采用混合方法分析了非代表性数据集，包括Ajayi在2020年6月7日至2021年3月27日期间在Instagram账户@InfluencerPayGap上分享的所有公开帖子（共1082篇）。所有帖子均已匿名。

Instagram账户@InfluencerPayGap（来源：译者截图于2024年11月14日）

我们使用基于Python的应用程序Instagram-Scraper，收集@InfluencerPayGap账户上分享的所有公开帖子。Instagram-Scraper已被广泛应用于以往依赖Instagram数据收集的研究中。总体而言，最终数据集包含889个单图片帖子和193个多图片帖子（共1082个图片帖子）。这一数字与Instagram提供的@InfluencerPayGap上的帖子数量（1086个帖子，包括1082张图片和4个视频帖子）相吻合。我们的分析包括迄今为止在该账户上分享的所有帖子。

我们转而使用人工编码来收集帖子中的深度数据。我们分析了每篇帖子，认为它提供了一个特定个人（“网红”）的信息，该个人参与了一次或多次“交流”（与品牌、营销公司或网红平台就赞助活动进行的任何互动）。我们将每次交换编码为“成功”（例如，网红和品牌达成协议，网红开始向其粉丝分享关于该品牌的赞助帖子）或“不成功”（例如，网红和品牌未达成协议，原因是网红不同意品牌的报酬率，或者品牌不同意网红的报酬率；因此，网红未分享品牌帖子）。@InfluencerPayGap上的许多帖子都包含同一网红进行的多次交换的信息。我们在编码过程中纳入了五组变量进行注释：交流与谈判（交流结果、谈判类型、谈判结果）；工作与产出（平台、合作类型、行业类型、产出类型、特殊要求）；报酬（报酬类型、品牌提供的报酬率、网红出价、最终价格）；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种族、性取向、地点）；以及社交媒体指标（粉丝/订阅者数量、参与率）。

通过这两个步骤的收集和编码过程，我们共获得了由729位网红发布的908条交流信息的数据集。在这908次交流中，有668次仅发生在Instagram上。鉴于Instagram是网红营销活动的主要平台，为保持一致性，本分析的其余部分将特别关注Instagram样本。共有549位独特的网红分享了有关这668次交流的信息。他们全部保持匿名。总共有69%的网红表明了自己的种族或民族。其中，167人表示自己是“白人”（44%），110人表示自己是“黑人”（29%），57人表示自己是“亚裔”（15%），7人表示自己是“拉丁裔 ”或“西班牙裔”（2%）。19名网红（5%）列出了其他种族，自称为“棕色人种”或“少数族裔妇女”。17位网红记录了多重种族和民族身份（5%），例如，自称为“黑人和西班牙裔”或“白人和亚裔”。在我们的549位Instagram网红样本中，有229位（42%）公开了自己的性别（其中91%自称女性）。只有32位网红透露了自己的年龄（其中30位表示自己在30岁以下）。在77%表明自己所在地的网红中，47%表示自己居住在美国，40%居住在英国。

共有476名网红（87%）披露了他们的粉丝数量。按照行业模板，我们将他们分为四类：“纳米级网红”（粉丝数少于10000人）；“微型网红”（粉丝数在10000-99999人之间）；“中级网红”（粉丝数在100000-499999人之间）；以及“大型和超大型网红”（粉丝数在500000人以上）。总体而言，我们的样本主要包括纳米级网红（198位）和微型网红（174位）。在所有种族和族裔群体中，微型网红在我们的样本中占主导地位，但亚裔网红除外，亚裔网红更有可能是纳米级网红。

最后，我们重申，我们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首先，提交的信息来自Ajayi的社交网络（关注者以及转发Ajayi呼吁的关注者的关注者），她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政治信仰为收集少数族裔网红的数据提供了机会（样本中的549位网红中只有167位自称为白人），也为收集纳米级网红和微型网红的数据提供了机会，这些人群通常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很难接触到。由于帖子是匿名的，我们无法控制误导性披露或虚假披露：我们无法直接联系与Ajayi分享信息的网红，也无法对他们进行访谈。尽管如此，在缺乏来自品牌、代理公司或Instagram的有关网红收入的公开数据的情况下，这个账户是我们探索与品牌进行有偿合作的少数族裔网红的报酬、报酬率和工作经历的最好机会。下一节将讨论我们对@InfluencerPayGap数据进行混合方法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研究发现

谁能从Instagram的营销活动中获得报酬？

网红的工作是否有报酬，如果有，报酬是多少？Duffy（2017）在对早期博客作者和网红的描述中，提出了“有抱负的劳动”（aspirational labor）（“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一概念，以解释他们如何为自己的博客做无报酬的工作。Duffy通过定性方法研究了早期的网络影响力，而我们则从@InfluencerPayGap数据中定量分析了2020-2021年网红的报酬分布。具体来说，本节主要关注631次交流，在这些交流中，网红被要求在Instagram上为特定品牌创作原创内容。

总体而言，65%（407次）的交流涉及某种形式的金钱报酬。在这407次交流中，报酬的分布呈长尾状：在我们的样本中，最高的报酬为100000美元，涉及3篇文章和9篇报道（由一位拥有超过1000000名追随者的超大型网红发布）；最低的报酬为5美元，涉及多篇报道。所有交流（包括无偿交流）的报酬中位数为140美元——与Duffy（2017）报告的数字相比，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根据2012年的一项调查，“81%（的博主）从未从博客中赚到哪怕100美元”。然而，我们在样本中也发现了大量非货币报酬的证据：31%（196次）的交流涉及某种形式的馈赠，包括免费产品或品牌礼品卡。在25次交流中，网红获得了折扣券；在4次交流中，网红只获得了佣金。最后，在30次交流中，网红发布了有关品牌的内容，但没有收到任何报酬。

在我们的样本中，这种报酬和报酬率的分布与近期业界关于网红应获得多少报酬的说法相比如何？如前所述，衡量标准是社交媒体平台如何激励和支付劳动者报酬的核心。这一点在YouTube上尤为突出，因为YouTube允许内容创作者根据视频浏览量收取广告费。但这一点也适用于Instagram上的品牌营销活动，在Instagram上，大多数营销人员和品牌都采用了基于指标的报酬标准来确定赞助帖子的报酬率。2010年代，网红和营销人员用来确定赞助帖子“公平”报酬率的粗略公式如下：每一万粉丝，每篇帖子100美元。这意味着，在Instagram上拥有5万粉丝的微型网红每篇帖子收费500美元，拥有50万粉丝的中型网红每篇帖子收费5000美元，拥有100万粉丝的大型和超大型网红每篇帖子收费10000美元。我们将这一公式称为“早期模板”。2020年，随着创作者经济的扩大，专家建议改用另一种公式计算费率：收取网红粉丝总数的4%。因此，在Instagram上拥有5万粉丝的微型网红可以收取2000美元（而不是第一种公式中的500美元），拥有50万粉丝的中型网红可以收取2万美元，拥有100万粉丝的大型和超大型网红可以收取4万美元。我们将这一公式称为“后期模板”。

为了评估我们样本中的实际报酬分布与这些网红之间广泛共享的模板之间的差异，我们对行业出版物中描述的假设定价结构与网红在@InfluencerPayGap上报告的实际价格分布进行了结构化比较。我们比较了数据集中报告的涉及货币报酬的交流中每篇帖子的平均价格，以及根据“早期”和“后期”网红定价模板得出的模型价格。下图显示了每篇文章的平均价格估算值（公司总价除以图片、故事或视频等产出数量），以及自引导的95%置信区间。第一点显示了Instagram交流样本中网红收到的每篇帖子的平均价格；第二点显示了网红按照早期行业模板（每10000名粉丝每篇帖子100美元）应收到的平均假设单价；第三点显示了网红按照后期模板（每10000名粉丝每篇帖子400美元）应收到的平均假设单价。网红在@InfluencerPayGap账户上报告的每篇文章的平均价格（487.4美元）远远低于他们应该获得的假设报酬，根据早期模板，平均单价为694.7美元，根据后期模板，平均单价为2778.9美元。鉴于网红被要求按照Ajayi的指示报告其“报酬最高的表演”，这些差异尤为明显。

因此，我们发现网红报告的实际报酬率分布明显低于行业文献预测的平均报酬率。关于网红报酬率的公开指南不准确地描述了从社交媒体生产中赚钱有多么容易。当网红经纪人、营销人员和专家解释说，网红每拥有10000名粉丝就能获得400美元的收入时，他们所宣传的信息有些虚假。总体而言，这些结果支持Duffy（2017）提供的早期定性研究结果：“做自己喜欢的事”仍然比这些美好的行业公式所暗示的要难得多。对于少数族裔的网红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发现这一点。

种族化的指标

乍一看，平台和行业的网红报酬率模板似乎相对透明、客观和公平。毕竟，如果赞助帖子的报酬率是由粉丝数量和参与率等指标决定的，那么赚更多钱的秘诀似乎很简单：只需获得更多的粉丝。在这些理想化的描述中，种族和民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一切都通过被广泛认为“空闲、清晰、直接”（Igo, 2008：247）的指标来调节——此外，这些指标还能公平地代表创作者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而不论其种族和民族如何。

然而，少数族裔网红在@InfluencerPayGap账户上分享的许多帖子却让人对这些说法产生了怀疑。首先，营销人员经常依靠指标驱动的解释来证明支付给黑人网红的报酬少于白人网红是合理的。例如，一位匿名营销人员声称，“很遗憾，黑人网红的统计数据（粉丝数量和销售数量）不如白人网红的指标。”这位营销人员认为，向黑人网红支付较少报酬是公平的，因为 “黑人网红无法提供白人网红所能提供的结果（即销售额、粉丝数量等）”。

这种对社交媒体指标的种族化解释，反映了经济学家分析中的统计歧视的一些动态，即雇主依靠求职者群体的统计信息来推断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营销人员依靠所谓的黑人网红较低的指标及其对广告商的较低价值来证明支付给黑人网红的报酬低于白人网红是合理的。正如Tilcsik（2021）所言，这种关于种族的统计推理并不中立：它帮助雇主将歧视性的决定合理化并证明其正当性。它类似于Benjamin（2019）所分析的自动化种族主义，即营销人员通过区分“成功的”高绩效白人网红和“挣扎的”黑人网红，利用指标驱动的逻辑将种族歧视合法化。鉴于少数族裔网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面临更高的骚扰和停职风险，这两种情况都会对他们的参与度指标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这种逻辑尤其有问题。

营销人员和网红描述了另一种歧视少数族裔网红的途径。正如一家领先的网红平台的销售总监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为特定网红的帖子、故事、YouTube视频等支付多少费用？答案非常简单，而且始终如一：视情况而定”。这种不确定性为多种形式和类型的歧视打开了方便之门：为类似品牌和类似活动工作、指标相似的网红往往会获得大相径庭的工资——尤其是当一个是白人而另一个不是白人时。一些营销人员和网红匿名在@InfluencerPayGap账户上讲述了他们目睹黑人网红的工资明显低于白人网红的经历，即使他们的指标相似。尽管指标较低，但非黑人网红报告的报酬比率却较高。一位营销人员也有类似叙述，她解释说自己对“白人朋友”与“黑人网红”之间的“薪酬差距”感到“震惊”。

种族和民族如何影响报酬和谈判

这些关于网红营销活动中种族歧视如何发生的定性描述促使我们系统地研究网红的种族和民族如何影响品牌营销活动中的报酬动态。我们发现与少数族裔网红进行的交流涉及货币报酬的可能性低于与白人网红进行的交流（少数族裔网红报告货币报酬的比例为72.3%，而白人网红为74.0%，但这一差异并不显著）。少数族裔网红获得免费产品或折扣券的可能性低于白人网红（在与白人网红的交流中，32.5%的交流涉及产品或折扣补偿，而少数族裔网红为24.9%，差异在0.1水平显著）。少数族裔网红参与免费劳动（没有任何形式的报酬，无论是否货币报酬）的可能性明显高于白人网红（3.2%对0.5%，差异在0.05水平显著）。我们还发现，在控制一系列变量的OLS模型中，少数族裔网红身份与品牌提供的报酬率之间存在负相关（但无统计学意义）。

在品牌与网红之间的交流中，少数族裔网红面临的歧视不仅仅是报酬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交流和报酬率细分的分析使网红活动看起来相对无缝。然而，每次活动都涉及品牌与网红之间的多次来回，包括关于报酬率和付款的长时间交流。我们发现，白人网红和少数族裔网红在与品牌谈判时面临的障碍并不相同，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InfluencerPayGap上分享的帖子经常提到与品牌谈判的问题。许多网红强调了与品牌谈判时“了解自身价值”和“为自己代言”的重要性。这些呼吁呼应了流行女权主义的现有论述，即在有偿劳动市场中“精益求精”、“积极询问”和“为自己代言”。白人网红和少数族裔网红都认为，黑人网红的报酬较低是因为他们“收费过低”，没有与品牌和平台进行谈判。例如，一位网红解释说，他成功地听从了他的（白人）网红朋友的建议，避免了“低收费”，要价500英镑。他还认为，即使价格“看似一成不变”，通常也“可以协商”。他解释说，这种“透明度”是“人们获得应得报酬”的必经之路。

虽然这些呼吁的初衷是好的，但通过谈判为自己的价值争取公平的报酬来增强个人能力的呼吁并没有解决形成劳动力市场薪酬歧视的结构性因素，即公司和品牌在评估谈判请求是否合法时可能会依赖于种族类别这一事实。事实上，许多少数族裔网红表示，与品牌谈判和与品牌成功谈判并不是一回事。在此，我们将研究样本中的网红是如何克服与品牌谈判的障碍的。我们根据网红的种族和民族，分析了谈判的分布情况（例如，网红是否报告要求与特定品牌提高付款或报酬率，无论谈判成功与否）；以及成功谈判的分布情况（例如，品牌和网红是否在谈判后就报酬率达成一致并继续开展活动）。我们发现，白人网红的谈判频率普遍较低，但成功谈判的频率却高于少数族裔网红。总体而言，少数族裔网红的平均谈判率（22.5%）高于白人网红（17.0%）。然而，在考虑与品牌的交流是否成功时，数字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白人网红报告的协商交流中，有50.0%是成功的，而少数族裔网红的这一数字下降到38.6%，这表明少数族裔网红的要求不太可能被品牌接受。换句话说，尽管少数族裔网红的谈判次数较多，但他们与品牌谈判成功的可能性较低。

我们的定性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少数族裔网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克服的另外两个障碍。首先，少数族裔网红经常报告说，他们不得不“追逐”品牌，以便在完成特定活动后收到付款。一位黑人女性网红描述了这样一个案例：活动结束3个多月后，她仍在向品牌寄送发票，以获得200英镑的付款。她说感觉“被欺骗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品牌要求网红为活动购买他们的产品，网红也照做了，但之后当网红要求支付工作报酬时，品牌就不再回复了。

其次，少数族裔网红经常报告说，当谈判破裂时，他们会收到来自品牌的不尊重、咄咄逼人或直接骚扰的信息。例如，一位少数族裔网红分享了她在一次活动中要求获得金钱报酬后从某品牌收到的电子邮件。“恕我直言，”该品牌代表解释说，该网红不配得到报酬，因为“她的大多数粉丝都是假的”。与邮件中的可爱表达（“不用担心”、“加入我们的大家庭”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营销者依靠不透明的标准来诋毁该网红的信誉，指责她的粉丝都是假的。请注意，如果发现网红购买了虚假粉丝，Instagram可能会暂停他们的会员资格。

在其他一些案例中，辱骂和骚扰更加触目惊心。一位黑人女性网红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她收到了一个品牌的邀约，要求她自己支付产品和运费，但之后她从未收到过产品。该网红报告说，她联系了该品牌并报告说这是一个骗局，之后该品牌代表在Instagram上给她发送了辱骂信息，称她为“b****”，并告诉她 “从[她的]个人资料中删除BLM [对黑人生命事件的提及]”。该品牌代表不仅对网红使用了种族化和性别化的侮辱，还通过多个账户重申他们的骚扰行为。

这两个例子——关于虚假粉丝的轻蔑信息和上述一连串的侮辱和谩骂——加在一起，让人感受到少数族裔网红，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网红在网络上遭遇的一系列负面经历。这些网络辱骂和网络欺凌事件证实了现有研究的结论：网络骚扰绝大多数针对女性和非白人种族群体，骚扰对受害者造成的情感伤害往往使她们从面向公众的活动中退缩。

讨论：平台劳动中的个人化与团结互助

本文通过分析Instagram账户@InfluencerPayGap分享的匿名帖子的数据集，首次对网红之间的歧视性报酬动态进行了系统研究——该数据集是一个非代表性样本，过度代表了社交媒体上难以接触到的两个人群：少数族裔网红以及纳米级网红和微型网红。现在，我们将讨论这些发现对平台劳工中种族等级制度和集体行动研究的影响。

我们首先强调了最近关于研究平台劳动者与种族资本主义交集的呼吁。我们的研究表明，网红劳动的动态与McMillan Cotton的掠夺性包容概念相吻合。虽然社交媒体专家强调网红职业带来的经济机会，但@InfluencerPayGap显示的情况却是，网红是一种无报酬或报酬过低的工作：在我们的样本中，创作者的报酬中位数为140美元。行业承诺与实际支付金额之间的差异揭示了营销专家的虚伪角色，他们大肆宣传网红职业的魅力，尽管大多数创作者不太可能实现这样的经济机会。

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我们记录了品牌和营销公司如何实施榨取性报酬计划，在不同种族群体之间不均衡地分配机会和障碍。在话语上，品牌代表和营销人员经常从种族角度解释衡量标准，以证明支付给少数族裔网红的报酬少于白人网红是合理的。社交媒体指标的所谓“客观”性质被用来建立种族化的分类，以区分不同价值的劳动者类型——将有价值的高绩效白人网红与所谓低效率、低回报的少数族裔网红区分开来。这些种族化的表述反过来又影响了网红与品牌之间的具体交换结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少数族裔网红比白人网红更不可能获得金钱报酬，他们更有可能从事无偿工作（没有任何回报），他们也更不可能看到与品牌的谈判取得成功。当少数族裔网红抱怨某个品牌时，通常是在谈判失败或得不到报酬之后，而他们会面临网络谩骂、侮辱和骚扰。

这些结果与最近关于工资谈判的研究相呼应，后者发现 “地位较低的行为者”，如妇女、从事较低层次工作的人和移民，“更有可能从事不可能进行谈判的工作”；他们“即使有机会也不太可能进行谈判”；而且，即使他们参与谈判，“工资要求中的代理权似乎并不能改善[他们的]工资”（Sauer et al., 2021）。由此，作者得出结论：“‘精益求精’的建议不会大幅降低每个人的工资不平等”。同样，与“了解自己的价值”、“精益求精”和“要求更多”这些美好的鼓励相反，我们的分析表明，个人谈判并不一定会为少数族裔的网红带来更好的结果。谈判结果中的种族不平等源于多种原因，包括白人网红和少数族裔网红之间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包括社会学家所谓的“负面社会资本”）；白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在“隐性课程”和有价值的交流规范方面的机会不均等；以及品牌认为社交媒体内容对黑人网红的价值较低——通常是因为这些内容更具政治性。

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平台劳动者掠夺性包容的一个关键后果：工人集体的分裂。与传统工作场所的劳工运动和工人团结的早期描述相比，社交媒体劳动者是通过品牌用于分配稀缺报酬的表面上客观的个人指标来评估的。这些个人化、指标化和种族化的重叠动态导致了网红中原子化表述的出现。无论是白人还是少数族裔，网红都一再强调个人谈判和个人成功。品牌和营销人员强化了这种个人化的表述，他们根据综合指标在被认为更有价值或更无价值的劳动者之间划定种族界限。这种统计和种族化的价值定义将网红的报酬变成了一场零和游戏，在这场游戏中，营销人员可以在谁是应得报酬的“真正的”网红和谁不是应得报酬的 “真正的”网红之间实施排他性策略，并为之辩护。

@InfluencerPayGap的努力本身就反映了这种原子化环境的一些矛盾和分裂。一方面，它可以被分析为一种反抗策略，在孤立的劳动者中建立起积极行动和团结的集体结构。它的迅速发展，以及其他一些发展，如允许网红成立工会的倡议，无疑在网红和营销人员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在该账户上分享的一些帖子明确抨击了个别品牌和代理商对网红采取的不公平、歧视性或剥削性措施。面对公众的愤怒，品牌和营销公司承诺改善他们的雇佣行为。另一方面，@InfluencerPayGap 账户上分享的许多帖子似乎在复制行业现状。网红——无论是白人还是少数族裔——经常不加批判地依赖营销公司个性化、指标化和种族化的分类来证明自己的成功。他们鼓励同行在与品牌谈判时“了解自己的价值”、“精益求精”和“专业”，并解释说这些个人策略对他们很有效，却不一定承认网红行业更广泛的不平等现象——包括低报酬、缺乏透明度和品牌实施的系统性歧视模式。

劳动者集体内部的这种矛盾反过来也应被理解为平台劳动掠夺性包容的结果。创业“喧嚣”的诱惑、数字指标表面上的客观性和透明度，以及大多数劳动者对经济成功的个人化希望，塑造了他们的话语，即使他们批评平台。尽管网络平台劳动者集体可以在唤醒人们对平台劳动不平等的意识、抨击品牌最恶劣的行为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但这些结构性矛盾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网络集体努力的持久性有多大。例如，在@InfluencerPayGap的案例中，势头完全取决于页面的创建者Ajayi。2021年3月26日，Ajayi突然停止分享帖子，这让她的追随者和其他网红不知所措，纷纷询问“这个账户怎么了？......请回来”、“这曾是一个很棒的页面”、“为什么这个账户停止了发布”、“我希望你回来，想你”，但这些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InfluencerPayGap账户并不是唯一的此类空间。在各个部门和行业，平台劳动者都在转向社交媒体群组、论坛、subreddits和列表服务，以记录虐待行为，并在许多情况下发起集体行动，其中包括Coworker、Uber司机论坛、Turkopticon 和We Are Dynamo等倡议。由劳动者主导的论坛是研究临时工中种族和经济等级制度的大有可为的场所。面对无所不能的平台，这些倡议可以为竞争和集体行动开辟新的途径；但是，如果它们的贡献仅限于为劳动者提供“自助”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驾驭现有平台，那么它们也可能复制现有的等级制度。虽然本文研究的是一个非代表性数据集，但我们建议通过对劳动者生成的数据进行混合方法分析，为平台劳动研究开辟一条新的方法途径。未来的研究可以依靠类似的方法和框架来比较其他平台劳动者集体组织工作的话语、策略和结果。特别是，我们希望进一步的民族志研究能直接考察平台劳动者众包、信息共享和直接信息传递的社会背景。

最后，我们呼吁数字平台和广告中介机构提高数据透明度。近年来，社交媒体平台限制了与学者和记者的合作，严格限制外界对其数据和算法的访问。同样，品牌、营销公司和艺人经纪公司也对其报酬率与合同秘而不宣，阻碍了全行业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的出现。我们承认，公开平台和营销人员收集的数据会引发匿名、去身份化和保护工人身份等问题。但是，作为研究人员，我们相信这将是充分了解——并希望能够解决——平台职业中的不平等和种族化动态的重要一步。

本文转自 | Sociology理论志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