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艺术漫长的历史长卷中，海派绘画犹如一道不期而至的闪电，照亮了近现代艺术探索和嬗变的前途。海派艺术诞生于19世纪中叶上海这座新兴的城市，成为中国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仅看到了艺术形态和文化现象的嬗变，更见证了中国文化在面对
在中国艺术漫长的历史长卷中，海派绘画犹如一道不期而至的闪电，照亮了近现代艺术探索和嬗变的前途。海派艺术诞生于19世纪中叶上海这座新兴的城市，成为中国艺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仅看到了艺术形态和文化现象的嬗变，更见证了中国文化在面对现代性挑战时的创造性回应。海派艺术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创新性和市场敏感性，构建了中国早期的现代艺术生态，其影响之深远，直至今日仍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流淌。
“海派”这一称谓最初带有贬义色彩，如同西方艺术史中的“印象派”“野兽派”一样，是保守评论家抛向创新者的嘲讽之词。《清稗类钞》中关于京剧的记载最早使用了这一概念，北京的正统京剧艺术家用“海派”指称那些在他们看来不循规蹈矩、着意于创新的外地表演风格。当这一标签转移到绘画领域时，它瞄准的是当时上海城隍庙一带那些为普通市民所喜爱的画家群体——被称为“上海派”的画家笔下那些充满市井气息的“福禄寿喜”主题通俗作品。
传统文人画崇尚“气韵生动”“画如其人”的美学标准，将艺术视为文人修身养性的工具、强调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在这种价值体系中，城隍庙画家服务于市井百姓的创作，自然因其平民化而被认为低俗。文人画家们批评这些作品“不可暂入目”，认为它们丧失了艺术应有的高雅品格。这种对立实质上是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是坚持艺术的精英属性，还是拥抱其大众传播的可能？
然而，历史给了海派艺术一次华丽的转身。在以任伯年为代表的早期海派画家尝试用精准的造型和小写意的笔墨对早期海派绘画进行改革式创新后，吴昌硕等一批具有文人背景的艺术家因战乱迁居上海，为海派绘画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将城隍庙画家归为“前海派”，将吴昌硕等人称为“后海派”，这一划分不仅标志着海派艺术品质的提升，更昭示了其逐渐获得的文化合法性。海派艺术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逆袭，这一过程本身便是现代性在艺术领域的典型表现——那些曾被贬抑的、非正统的、来自民间的力量，最终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
海派艺术的现代性转型绝非仅限于风格层面的变化，更体现为整个艺术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的系统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有三种力量共同构建了海派艺术得以诞生和发展的现代艺术生态：职业艺术家的崛起、现代传播方式的形成以及艺术市场的兴盛。
宋元以来的中国画家往往以文人身份自居，将绘画视为“墨戏”，乐于以艺自娱，耻于以艺谋生。而海派艺术家则坦然接受职业画家的身份，这种转变从根本上重构了艺术家的社会角色。正如鲁迅犀利指出的：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海派艺术家不再依附于官僚体系，而是直接面对市场与公众。当时上海的报纸、杂志上频繁出现的有关艺术家的报道甚至花边新闻，表明艺术家已成为现代都市文化景观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与创作都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这种明星化现象在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却正是现代艺术生态的显著特征。
依托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包括印刷工业、出版发行以及报刊媒体、公共展览制度在内的现代传播方式的构建，为海派艺术的公共影响力提供了现实基础，也彻底改变了艺术作品的社会功能。1929年4月，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国货路新普育堂举办，标志着艺术作品从私人雅集走向公共空间的历史性转折。这一转变直接影响了艺术创作和展示的模式——传统卷轴画的形制让位于更适合公共展厅的大型作品，艺术语言也相应变得更加直观和具有视觉冲击力。公共展览不仅改变了艺术作品的物理呈现方式，更重构了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使艺术成为现代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派艺术的繁荣，离不开其高度市场化的运作模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商埠之一，催生了一个兼具商业活力和现代精神的艺术市场。海派艺术的市场化，很大程度体现在创作与需求的直接对接上。书画家公开标价“润例”，艺术从文人雅玩变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这种商业化反过来推动了艺术家的创新——任伯年融合西洋素描技法的人物画，既满足了市民的写实趣味，又保留了传统笔墨精神；王一亭推广吴昌硕作品的案例堪称经典：他不仅在国内市场运作，更将吴昌硕的作品成功推向日本，这种跨文化的艺术营销已经初步具备了全球化时代的一些基本特征。市场力量不再只是艺术的附属品，而成为塑造艺术发展方向的重要因子，这种艺术与资本的复杂关系正是现代艺术生态的核心特征之一。
海派艺术最引人注目的现代性特征之一是其惊人的包容性。统计显示，1843年至1949年在上海活动的艺术家中仅约10%是本地人，大多则来自浙江、江苏、安徽等地。这种多元构成使海派艺术超越了简单的地域流派范畴，成为各种艺术传统的熔炉。不同风格、不同背景的艺术家在这座新兴都市中碰撞交流，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从这个角度看，海派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绘画艺术的流派，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当时苏浙沪皖一带各种画派的综合共同体。
海派艺术的这种开放特质，即使是在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中也表现得尤为突出。新兴木刻既吸收了西方版画的技法，又回应着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既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功能，又不失艺术本体的探索精神。将新兴木刻纳入海派艺术范畴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它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海派艺术外延的理解——海派不仅是某种风格或流派，更是一种面对现代性的文化态度和创新精神。
包容性创新使海派艺术成为中国近现代众多艺术形式的发源地。从土山湾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到水彩、粉画等艺术门类的引入与实践，上海成为中国艺术现代转型的实验场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土山湾画馆的教育理念——它将油画视为孤儿未来谋生的技能而非高雅艺术，这种实用主义取向与传统文人画的超功利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恰恰体现了现代艺术教育的平民化特质。
1949年后，随着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原本意义上的海派艺术事实上已告一段落。海派艺术赖以生存的生态发生了本质改变，不过，海派艺术所开创的现代性传统并未随之消亡，而是以各种形式渗透进中国艺术发展的血脉之中。
今天，重新梳理海派艺术的历史意义，不仅是为了回顾和梳理过往的历史，也是在寻找一种开放、包容、创新的文化基因，更是为了寻找可供当代借鉴的文化资源。海派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它与生活、社会和时代紧密相连，它追求的是社会职能、社会功能，对当时社会的转型变革、对当时新价值观的推广和知识的传播以及怎样向现代化迈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上海作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起点，其精神遗产仍激励着我们：真正的文化生命力，源于对时代的敏锐回应。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新语境下，在图像狂欢的冲击面前，艺术再次面临深刻的转型挑战。海派艺术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经验，平衡商业价值与艺术品质的智慧，以及多元包容的创新态度，都为今天的艺术实践提供了宝贵启示。海派艺术所代表的那种面向现代、勇于创新、海纳百川的精神气质，正是当下文化建设亟须的重要品质。我们应以海派文化为豪，用海派文化里优秀的东西来滋养自己，将其作为进一步熔铸城市品格、塑造城市精神的力量来源。
作者系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黄玮
来源：各马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