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能时代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是大数据语境下对文本的智能寄生和相关信息认同，强调信息平台对称前提下的闭环流通。智能时代的文学批评危机，根本在于文学批评与人工智能的信息对称机制的融合度——信息差。史料信息化不等同于史料不重要，更不能说人不重要，但史料累积本身不再那

摘要：智能时代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是大数据语境下对文本的智能寄生和相关信息认同，强调信息平台对称前提下的闭环流通。智能时代的文学批评危机，根本在于文学批评与人工智能的信息对称机制的融合度——信息差。史料信息化不等同于史料不重要，更不能说人不重要，但史料累积本身不再那么重要。智能时代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其史料工作更多着眼于文学丰富生态的整体建构，着眼于文学现场的立体呈现，即时呈现文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发掘彼此间的当下关联。对文学的深情、对文学意义的追寻与探索，应是穷搜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历史化的初心和本心，是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始终。

关键词：智能时代 文学批评 历史化 角色寄生 信息认同

作者傅修海，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州350007）。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2期P126-P135

责任编辑：马征

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与文学消费传播，三者在当代中国的走向虽有些微差异，但当代社会情势格局、文化场态与精神生态，又是三者互动相生的大前提。近年来，当代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中史料发掘、应用以及“历史化”等问题成为热点，尤其是在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史料的地位、作用、选择、运用等方面引起诸多讨论。这些貌似非常细微、具体的专业观察，实际上都不过是在当代文化场态下的、一种短时段呈现的人文思想风云，本质上就是关于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当代文学研究作为当代人思想精神指数的可信度问题。毕竟，任何形式的历史化与史料化，无非都在于强化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真理性。而上述问题的出现，大背景就是进入人工智能的大数据时代之后，由于人类智能的个体角色和私密创造者身份退隐，加之面对信息巨量化与浪潮化的挑战，以及信息洪流集约化、标准化的新场态和新生态，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必须直面前所未有的两个问题：一是智能时代的角色寄生，二是信息时代的史料运用。传统学术经典规范视野下的史料化、历史化也好，智能时代信息生态下的角色依附与认同也罢，其志趣都是以史证实、以史求真，以信息凸显意义，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断明确文学批评“我是谁”的根本问题。

一、文学批评：从个体艺术到信息量产

在个体化、私密化的文学时代中，鉴于一种先知与创造者意识，以及一种精英化角色的扮演，文学是创造的艺术，文学批评是针对文学的批评，以批评辩证为志趣，二者皆求取文学的真精神。于是，在立足当下关怀的意义上，一切文学批评自然也都是当代文学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的动态和朝向，往往关联着我们当下的生活情态和思想情状，关联着当下人的情感冲撞，是一种及人与及物的思考。

可是，当人类生存进入智能时代之后，个体艺术从注重隐私、私密与创造性，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求取以人类智能最大公约数为基础的信息起跳平台。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都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信息化洗礼——创造性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集体标准，是信息量产之后对个体的规模化形塑。每一个领域里，定量化的信息瞬间注入，成为智能时代人类精神生活的起跑线。文学创作既然如此，文学批评就必须接受这种形制之下的智能生活。因此，要明了文学批评的诸多走向，前提就必须明了当代文学的走向，必须明了当代人的生活、精神情感动向和现实。

众所周知，文学作为观察生活的维度，前提是基于它的社会存在必要性和精神价值可信度。当代文学批评的必要性，也正是基于它与当代文学精神呈现的可信度的同构关系。有鉴于此，只有当代文学批评具有可信度，相关当代文学史料的呈现、积累和使用才有意义。很显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由于信息渠道的高度集中和简约，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在上述层面上的可信度是毋庸置疑的。甚而至于，20世纪80年代被怀念为一个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双双被赋予了无上崇高的地位，成为一代人精神怀恋的园地。90年代后，人们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期待迅速降低，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可信度也迅速回落。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把90年代之后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可信度回落，归因于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失落、身份祛魅。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在短历史的有效观察中，这种解释似乎是有效的，毕竟大语境的变动必然导致话语权的重新分配，也会导致社会角色影响力的重塑。然而时过境迁，当文学与文学批评在跌宕中渐渐回归到真实的生活，当越来越多的力量被不断分解和重组之后，本质上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可信度，不过都是一种信息覆盖面造成的影响力而已。“自媒体、微媒体时代改变了传统文学批评中作家、批评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不但使三者的身份重叠复加变为一种新常态，而且前所未有地将文学与文学批评，乃至将所有的阅读变得空前的信息化。信息化时代的充分到来已经让每个人无处逃遁，拥抱还是拒绝都别无选择。如果你不可能生活在别处，那么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在信息化时代中间，主动或被动地被信息所浸润、渗透和包裹。”在智能时代来临之后，单一的信息覆盖面不再是影响力来源的唯一因素，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已经极大抬升了人们对于信息淹没机制的抵抗能力之后，文学批评的可信度就必然面临着更高的建构要求。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文学批评家的才情与见识逐步让位于行业知识的累积与行帮意识的强化，个人经验的魅力让位于知识史领地的权威自证。当代文学批评越来越强调史料意识，越来越走向以历史性和知识性来反证其文学性，以知识性来摆渡文学才情，以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来矫枉过正文学批评的率性和即时性，以论说频率和密度的量变来达成一种文学批评观点的质变。甚而至于，当知识信息化、史料数位化之后，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往往变成一种数量级的数位堆积、一种电子化的数据信息流的翻卷。

另一方面文学批评日益脱离与其他知识领域的沟通，日益与社会思想进程脱节，日益与真正的文学深度探索隔膜。文学批评成为一种日常实践活动，不仅与文学市场化、娱乐化、伪精英化、策略化的媚俗与媚雅互动频密，而且深度介入互相运作、互相融通、互相勾兑的商业轨道，甚至于成为一种高度模式化、精致化运作的圈子化信息对流。如此一来，无论是文学批评的知识化、科研化路径，还是文学批评的市场化、行帮化运作，在热闹繁荣的现象级文学批评背后，无论是研究意义角度、思想探索深度还是纯粹文化信息的有效度，没有哪一层面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自然，文学批评投身于一种信息量产，甚至为此而奋不顾身、乐此不疲，不仅没有可信度，也将不再有辨识度。那么，基于一种信息量产的机制化运作模式，采取循环论证性质的文学批评史料运用及其有效性，无疑就是令人怀疑的。

没有对信息可信度的自我警醒，没有对批评辩证的自觉，文学批评无疑只能越来越走向故事、走向传奇，进而与批评角色疏离。有一些作家身份的批评家，有时候追求的是文本的可写性、参与性、娱乐性，注重的是曝光某种文本相关的隐私的趣味性与震惊力，着意呈现的是文学批评的时代故事与历史花絮。这的确令批评变得更加灵动舒展、趣味盎然，但也有可能部分失落了文学批评的历史内涵、思想可信度与文学精神探索的深度勾勒。况且，在这种趣味与意义制造的追求机制下，文学史料也好，文学批评史料也罢，乃至于对相关史料的史料化追求和兴趣本身，其实大多时候并非为了文学批评，而是为了某种利益与立场本身；是为了申说某一种意义本身，而不是为了评价某一种意义。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认为：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

章学诚笔下谈的历史、才学识、史德，所指其实是古典与经典高度的历史化志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这种高标准对于当代文学批评而言虽不能至，但我们还是应该对章学诚的“才学识”的序列心向往焉。虽然由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当下性，无法以史德的高度来要求，但对于文学批评的识见，对于文学批评可信度的追求和固守，对于文学批评与当下生活及物性关联的关注，还是应该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底线意识。文学批评不应是一味对于可读性的沉溺和耽求，不能是那种奋不顾身融入生活欲望的暗流乃至屈服。这一切也是当代文学批评在思想性和知识性层面上能够有独立意义的前提。

二、智能时代文学批评的内卷与外翻

当代文学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的黄金岁月，成为此后文学批评每况愈下的鲜明参照。然而，要明白当代文学批评何以如此，就必须明了当代文学本身的历史分野与变动。

自1949年以来，当代文学整体气候可以20世纪90年代为限。9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无非两大走向：一是内卷，从自在与自为的角度，更精密、更清晰、更理性地认识自己；二是外翻，从关联性的角度，更广泛、更自觉、更感性地与他者建立联系，尽可能地融入信息流的网络化进程当中。

具体而言，当代文学批评的所谓内卷，就是不断强调和建构文学批评的学科自足性和学术自主性。第一，当代文学批评的内卷表现为文学批评在不断剥离与他者的关联中寻求自我的规定性，希望能在一种纯粹的文学性、知识性中确立自我、辨识自我、形塑自我。于是，文学批评自身的知识梳理、研究史整理和学科史建构蔚为一时风气，甚而至于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打造海量的数据库，把作家、作品与读者以及它们之间的网络进行知识实体化，把文学性及其周边形塑为壮观的文献系列，从而自证、旁证自己的学科实力和日常实存。文学批评转而生成为一种知识密集型、资料收纳型的生产、加工与再制造。由此，我们既可以看到许多称之为史料编年、数据库集成一类的文学批评知识化的资料文献形态，也可以看到以某一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史料集纳。作家经典化的塑造大体上以文集、全集和年谱、研究资料集、批评文集为主。近年来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家年谱、家谱，当代作品的传播史、阅读史相关的科研项目，这可谓是作家作品及其周边知识化的侧面生态的倒影。

21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经典制造功能之一——作家与批评家经典化还呈现出另一个非常鲜明有趣的轨道：作家进校园（主要是大学校园）。作家不仅仅是文本作者，也是自带神奇说服力的批评家。作家开始华丽转身成为权威批评家，似乎是自学成才之后开始言传身教的知识传递者，有着嚼饭予人、一体两面的光环，综合了中西合璧的“述”与“作”的两种角色与功能——既述且作。

如此一来，作家型批评家、学者与教授，成为大学知识传播和研究队伍里的“特种空降部队”，与原本就在作协、文联和许多媒体里的评论者、文化时评策划者、文化读物制造与出版者，以及大学里的文学研究者中的批评家合流、结盟。于是，一方面，他们迅速专家学者化，文学创作试图从个人经验总结走向知识化、专业化和学术化的流水线生产，试图通过大学专业的批量化母体复制来迅速扩张“自我”，以量变来推动质变。他们以一种规模化的再现来证明自身的复制能力，以市场化生存的参与能力来证明自己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他们登上讲坛也好，进入各种媒体节目与流量平台也罢，事实上并不能直接对他者输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能力。他们面对一对多的信息媒介传播机制，也只能完成一种思想概念化、经验知识化、想象故事化的信息输出。相对于学者的知识体系传播，作家在讲坛与媒体论说渠道上的努力无非有二：一是讲述自己的文学故事，包括文学创作历程、文学经验与知识的获取、文学体验亲历的故事化；二是讲述行业圈层满溢的故事，以及与文学衍生有关的故事。因此，作家的写作课、作家的阅读分享课成为媒体与大众的新宠；作家个人性的经验阅读翻转成为经典的研究性阅读；作家写作课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学商业成功学。而专业文学研究论著则多处在个位数流转乃至空转。如此种种，已经是文学知识界的普遍生态。作家明星化和学者化，阅读率性化与情绪化，导致文学知识经验化、碎片化、浅层化、私密化，更导致文学批评的非历史化、娱乐化潮流甚嚣尘上。更有甚者，智能信息时代的各种媒体引流，成为文学与文学批评内卷时代的生存秘籍。

伴随当代作家经典化的新潮异动同步而来的，便是打造当代文学作品、当代文学批评经典化的新模式与新路径。当代文学作品与当代文学批评经典化，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阅读史、批评史、研究史的梳理和叙述，二是作家、批评家与作品的传播史、互动史和经典化进程建构。如《一部小说与一个时代：〈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书，就是以王蒙的这部小说为例，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建立起一部小说与时代的宏大叙事。又如《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1949—2009）》，则从更宏大的层面形塑大时代的文学经典面相。至于各种必读书、必带书名目的所谓“必需”“联袂推荐”之类的经典制造系列，更是数不胜数。

第二，当代文学批评的内卷表现在文学观的幡然醒悟。文学从意识形态的迷梦中醒悟过来，迅速转移原来的作品中心、作家中心与意识形态中心的执念，明确地把文学的“势力”中心转到作家、作品与读者构成的互动传播体系中，寻求日常生活状态中及物的、接地气的生态实存与网络关系建构。简而言之，就是文学从单一的作品、作者、读者中心，转而走向文学信息网络中心，走向文学与生活日常的主动消融。所谓大隐隐于市，文学与文学批评清醒认识到自己以往向往难度、高度、深度、密度的不切实际，主动求取有限度感和温度感的人间烟火气的自我成长。在这个意义上说，主动成为建构人类精神生态的日常元素，让渡不属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角色与功能，是内卷状态里最有生命力的自我成长，也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在信息时代浪潮中争夺信息化生存机遇的艰难指向。

所谓外翻，就是文学批评开始顺应时代语境，从原来追慕宏大叙事的文学高位，转为主动参与建构信息时代的大文学圈层，明确自己作为社会与时代参与者的职责，从信息制造、话语权争夺、存在感刷新、精神世界元素构成的意义上，转而调整、形成一种信息参与者、信息互动者与生存争夺者的自我角色认知。无论是精神生活的超迈，还是日常世俗生活的安慰，文学与文学批评都首先是一种日常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不再强调自己的傲娇身段与光荣历史，而是确证唯有存活身体与活在当下的危机感和求生意识。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大势之下，求生存、求发展、共进步、顺应时代，从产业、职业的意味上确立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泛化自己的精神纯粹需求，与更宽广的日常生活建立勾连，在生活与生产实践中下沉文学与文学批评的重心，是文学外翻的基本原则。

当代文学批评的外翻，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在人文对科技力量绝对折服的前提下，文学对科技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毫无保留的认同。回顾一下网络文学的历史，从一开始关注博客写作、在线写作、朋友圈文存，发展到如今聚焦人工智能写作，从网络文学形态与话语的争议，到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诸多事实足以表明：当代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对虚拟写作、智能写作、规模化的人文精神产品制造的怀疑、抵制，到如今已经欢呼雀跃地融入赛博世界，可谓冰火两重天。事到如今，一方面，创意写作、虚拟写作、非虚构写作已经专业化、课程化，而且在中国已经被列入二级学科建制，开始了专业化与市场化契合的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批评也“悦纳异己”地走在虚拟化、信息化、智能信息化的康庄大道上。乍一看，似乎文学想象力必须得到科技发明前沿技术的加持，方能在现实的想象界获取生存。文学批评倘若没有参与对当下世界科技可能性与未来生活形态的想象与发言，便没有了现实主义的生机和活力。想象与现实依托界面化、屏幕化的融通，使得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不再是从世俗生活中飞升，也不是在日常烟火气中升腾，而是与生活信息流一起随波逐流，依赖各种智能设备，寄生在各种各样的程序和代码中滑行。自动化、智能化、样本化的信息形态，成为文学批评在智能时代的外翻角色。

好像无处不在，又好像无处安身，文学批评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寄生性和边缘性。文学批评在智能化信息潮流中的外翻，呈现出一种随波逐流的碎片化存在。文学批评在信息智能时代，已经成为文化批评的一部分，不过是融媒介信息建构的参与者而已。一如众多批评家和研究者对《三体》等科幻作品持久不息的关注，这已经很难说是纯粹的文学兴趣，也很难化约为文学批评里的作家作品探讨，反而更像是立足于不同现实层面和角度的信息获取者，在智能时代进行人人免费、低门槛参与的关于人类未来文明形态、精神生态的想象狂欢与科技畅想。当然，所有对未来的畅想，本质上都不过是对过去的怀恋，以及隐藏其间的诸多对当下现实的不满。

三、文学批评的当下新变：智能寄生与信息认同

文学批评的当下问题都是从自身历史的深处绵延而来。与所有人文艺术一样，文学批评遭遇的危机，其根本动因是科技力量和自然科学进步导致的世界观更新。这一点，围绕着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已有相当多的关联讨论。

人工智能时代，本质上仍旧是信息时代的延续，是信息时代的进阶。其与以往所论的信息时代的差异，就在于智能时代将个体的信息化集约水位线，一下子抬升到了大数据视野下的平均水平。这无疑对相当多科技水平并不发达、信息释放能力与透明度并不规范的人群与区域造成了严重的信息差危机。人与人的差异，从以往更强调先天性的智力差异、个人努力的学习能力差异，已经化约为抹杀个人与隐私的信息控取能力的智能差异——信息差。如果以往的文学批评是注重个体才情、经验基础上的公共话语增值，那么智能时代的文学批评则更强调信息平台对称前提下的圈层流通。由于人工智能的均值机制，加上地域文化、教育水平与社会机制差异，必然造成群体的信息控取能力不平等。文学批评亦如是。

当下的文学批评，本质上就是信息能力差异造成的智能危机时代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所面对的不再单纯是文学文本，而是文本融于其间的信息世界。以往经创作者个人智慧与经验融化在文本中的元素，例如经典情节、典故传说、古代人物与文化符号、典型人物与环境，在智能信息时代被大量的“话语梗”“情节梗”所取代。上述这一点变动在网络文学批评中尤其明显。例如《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书如其名，它以关键词的形式勾勒出网络文学批评世界的自带壁垒的基本批评面貌。在一定意义上，该书可谓网络世界文本阅读与批评的活字典、语料库。

由此可见，智能时代的文学批评，其危机实质在于文学批评与人工智能的信息对称机制的融合度。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发掘、应用以及“历史化”等问题，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的史料地位、作用、选择、运用等问题，本质上就是文学研究者、文学批评者对智能信息对称机制融合度的追赶与趋同。在智能时代，没有一定的信息对称意义上的融合度，就不存在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可信度。在这个层面上，上述热点又似乎与传统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以史带论、以论带史、史论合一等论争有着貌合神离的相似性。然而如上所论，二者的语境并不完全相同。差异在于议题所依托的信息化程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导致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所依托的个人性差异的有效度急剧弱化。智能时代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本质上是大数据语境下对文本的智能寄生和相关信息认同。

由此可见，智能时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史料问题、历史化问题，根本上就是文学及其周边的信息归集的能力渴求、控取和调用问题。史料数位化导致传统文献意义上的史证、实证的个人因素弱化，对那种纯粹依赖数量突破的史料收集、整理和规整工作的苦劳和功劳而言，将不再具有过大的情感附加值。既然史料的调取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对史料运用的意义以及对此意义本身的判断，也就是古人所谓的“识见”本身，将越来越成为史料问题探究高下之别的分野。当然，史料信息化不等同于史料不重要，更不能说人不重要，但的确可以说史料累积本身不再那么重要，因为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工信息获取能力的私密性和神圣感被大大消解。与此同时，“人工”高于“人工智能”的平均数之上的那一部分，其重要性则得到提升，“碧海掣鲸”的行家里手仍旧有着特殊的意义，史料问题亦如是。

因此，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史料问题、历史化问题的凸显，正是信息化程度不断深入、规模化程度不断扩张的表现，体现出量变问题因为科技进步得到更为高效便捷的解决。另一方面，这种量变必然导致质变，即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史料与历史化问题的意义，将越来越高度依赖那些能够实现“量变到质变”的专家之手，这才是智能时代造成的危机与思考。换言之，人工智能时代既解放了人类规模化的体力劳动以及部分低端脑力劳动，也消解了人类这一部分劳动本身的神圣性，对人工即劳动达成相当程度的祛魅。皓首穷经的史料工作的尊严，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理智上都将部分地被消解了。人工智能对人类体力与低端脑力劳动的解放，又同步带来了对人类高级智能劳动上的高要求，这又是一种压迫。由此可见，智能时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史料化和历史化问题，并不在于对史料和历史化的重视和追求本身，因为事实上史料和历史化的意义并未得到强化或者弱化。问题就在于，如果人们对于这种追求仍旧停留在量变的意义上，那么这种对量的执着，由于未能直面智能时代史料工作、历史化工作的信息化、数位化本质，大概率不仅未能提升史料和历史化的意义本身，反而会使得原本附着的“量变工作的神圣性和情感性”被不断消解。

故而，身处于智能时代，过于强调史料工作和历史化工作的重要性，而不去与时俱进地反思信息化语境下的历史和史料“何为”“为何”的意义本身，必将导致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拘囿于量变的追求，而使得质变的意义遭遇反噬与消解。其原因有二：一是史料化的盲目追求，实质上就是对量变的执迷不悟，是对信息化的无限渴求，这是对信息流淹没机制本身的盲视。二是机械地理解量变与质变，反而将意义和判断意义本身混为一谈。事实上，将一切信息化和规模化，追求信息的无限可能，都可能导致识见和判断的缺席。一如忘了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初心和本心，远离文学本身，从而导致理性和意义的迷失。

再者，在人工智能阶段的信息语境里，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史料化和历史化演绎，很容易就在信息平面上抹杀中心和边缘的界限，这就导致将文学和文学批评本身的史料和历史，与文学周边、文学批评周边的史料和历史混为一谈。当然，这二者之间的确存在关联，然而由于信息平面化和巨量化，二者本身的动态关联导致的互相淹没和冲刷就是必然的。例如作家个人的成长故事，作品的本事与作品的关联与变形，作品的创作过程，作品的传播历程，作家、作品与读者世界的交流……任何一个点和环节，基于信息联网和大数据提取机制，链接点前所未有的增加，众多史料的勾连都可能存在叙述传奇化与研究故事化、语言文学化的可能。同理，鉴于智能时代的信息网络加持，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因为大量关联度或松或紧的信息井喷而被不同程度地故事化。譬如有论者所欣赏的当下学术论文随笔化，有一些就属于此类情形。本来，人工时代基于信息触点的缺失，使很多本事与故事之间无法寻找到那么细致入微的信息支撑。但这一切，由于海量信息和人工智能时代内含的“人多力量大”的智力支持，将会诞生更多关于文学、文学批评及其周边的传奇，这事实上已经成为可能。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个中自有其一定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并且也确实足以吸引一些学者乐此不疲、为兴趣和发现忘情奔赴，但我们也必须明了，这样的历史化和史料化，已经一定程度上逐渐远离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本身——毕竟，我们之所以研究文学和批评文学，是因为艺术层面上的作品及其引发的审美探寻。所谓舍筏登岸、得鱼忘筌，如此而已。

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阶段，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事实上有相当阶段的工作已经从属于智能寄生。这不仅是科技与文明的进步，也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在智能时代与时俱进的飞跃。研究者和批评家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的相关工具，迅速完成此前需要皓首穷经、白发青灯完成的信息萃取和记忆工作，甚至一定阶段的信息勾连和过程叙述，也可以在大数据、数据库和智能写作小程序的帮助下得以完成。文献数位化、语料库、ChatGPT、文心一言、各种信息输入法的联想机制……已经足以帮助人类完成平均文字组合水平基础上的相关专题表述和总结。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在一般普及层面上的文字组合，作为人工智能（AI）写作，成为一种事实上已经实现的信息自动化。在人工智能的平均数意义上，这样的史料发掘、运用、类比、组合、归集，本质上就是智能寄生和信息认同。这正是人工智能助力新时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可观之处，也是危机所在——“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从根据一个固定模式出发追求量的发展过渡到模式本身的不断变化。”倘若我们不去借助智能时代的工具，更直接地完成意义判断与意义的寻找，而是陷入让工具助纣为虐，痴迷于大数据去淹没“人工”更高级的能力提升，那不但会萎缩人类在平均数之上的智能释放，更是对人类文明前景思考的自动躺平。毕竟史料追求和历史化本身不是意义，穿过史料和历史化的文献密林发现穹窿之上的星光才是智慧。史料的本质就是信息，历史化的本质就是信息组合，智能时代信息如浩瀚海洋，唯有对意义的发现、辨识和坚持，才是有价值的。

四、文学批评的意义呈现：文学生态与现场

文学批评中的史料运用，在人工智能时代，其本质就是基于信息网络化语境下，参与建构文学生态与现场的当下意义呈现。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也正是在寻求文学的众生态和活现场中，即时去呈现文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去判断发掘彼此之间的当下关联。在这个层面上，智能时代的文学批评，更像是兼有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的思想批评和文明批评，是一种生态批评。

智能时代，在意义未凸显之前，信息众生平等。史料就是在信息生态的意义上，烟波浩渺，生机盎然。此情此景，各种史料作为参与文学现场的一分子，都是文学现场、文学生态的构成元素。文学批评与史料的关联，就是意义呈现与生态元素抓取之间的关系。不同数量、维度上的文学生态元素集合，必然建构出不同的文学现场，也必然呈现不同角度的文学批评意义。

以回望的姿态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历史化、史料化有许多工作可以做。智能时代的武器库更新，可以助力人们对以往的工作进行重新打捞、整理和审视。正如前面所论，量变导致质变，以往鉴于史料发掘范围、能力和数量所限，在信息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如今借助数据库，也许会带来许多更具有深广度的发现。例如，许多史料集、作品集将得以更新补全，以前由于各种原因被湮没不闻的作家作品得以重现。乃至于因为文献数位化和搜索引擎的智能水平突飞猛进，类型化的巨量史料整理与出版也成为现实。譬如陈思广以一己之力完成的三大卷皇皇巨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就是典型。该书发掘了大量历史文学现场中的原始图片、原始报刊信息，钩稽考索，对彼时彼刻的文学生态与文学现场进行原生态式的重建，在信息丛林里呈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发展的轨迹，可谓“云霞满纸，气象万千”，集“编年史、批评史与思想史”于一身深得智能时代文学批评与史料关系辩证发展的真意与奥秘。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量变停滞不前的一面。信息化时代的深入发展，的确帮助我们更容易提取巨量的史料，但史料的量变也可能是同质化的重复，或者是低层级的史料井喷。这样的史料整理与发掘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借“机”生蛋，是智能时代的人工讨巧，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下学术生态与学术精神腐败的表现。关于这个问题，陈平原有温和的判断：“若只满足于寻找，屏蔽一切理论思考，会把学问做得鸡零狗碎，不能说毫无所得，但意义不大。”刘勇等说得比较直截了当：“有的已经被历史淘汰、过滤掉的史料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捞，这并不是文学研究新的出路。”

以后设视角揆诸当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动态进程，在网络化与信息化突飞猛进的时代，倘若本着信息即史料的朴素宽大的标准，任何文学意义的设定都会汇聚起巨量级的史料。与此同时，令人震撼的互联网记忆能力也有它的阿喀琉斯之踵。信息网络化也是瞬息化，互联网记忆力的强大伴生时效性的短暂，所谓鱼的记忆——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互联网信息的转瞬即逝，以及无限翻转的可能性、破坏性。事实上，史料的客观性与“人设”内涵，二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史料的历史化，一定程度上就是人为阐释进程的意义呈现，目的并非展览史料本身，而是在史料历史化排列组合中生成、凸显意义本身。诚如刘纳所言：“虽然已经整理的现有资料可能被利用来做另外的研究目标的‘根据’，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但是，研究工作的深入与创新仍然有赖于资料的重新搜集、整理，建立起新的资料系列。”

智能信息时代，以关键词为导向的海量信息归集能力、信息检索和抽取能力，一方面足以让以传统个人经验为基础的史料考辨变得简易，量变本身的意义去人文化、去情感赋能也是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使得史料工作中意义阐释与发明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智能时代的史料工作意义不仅仅在于同类量的增多，而且在于不同类的面的深广；不在于意义单一的增强，而在于多向度意义的丰富。这一点，从近年来黄发有的“穿越于批评与史论之间”的史料研究工作为学术界所盛赞可以看出。当然，传统史料研究工作也并非一无是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智能化和数位化毕竟是后起的科技工具，没有办法对过往一网打尽，并不能真正对以往的史料进行简单化的批处理。更何况，很多工作都还存有智能化和数位化尚未涉足的盲区。

由此可见，智能时代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史料工作更多着眼于文学丰富生态的整体建构，着眼于文学现场的立体呈现，试图在信息化与网络化时代里呈现文学的全生态与活现场。这也就是吴秀明所说的：“对今天的文学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返回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进行历史、具体的考察，思考批评与史料进行互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寻求历史逻辑与艺术逻辑之间的协调与沟通。”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动烘托、呈现与打开的，是在信息无限丰富的基础上众声喧哗出来的。但与此同时，日益丰富的文学生态与更为立体的文学现场，以及无限迅捷和数量级的信息（史料）的即时浮现，也让研究与批评的意义变得十分脆弱，意义的即时、流散、翻转是智能时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最大风险。如果仍旧一味追求传统史料工作的量的累积，或者满足借助于智能文献科技工具对既往的研究进行史料周边地区的扩容，过度发掘一些此前陷于人力而忽略的模糊地带，事实上只是人为膨胀或制造文学与其他领域的过渡地带，如轶闻趣事的发掘、边缘报刊的整理、人事谈资的考索、一味追求壮观的文献集成……这些工作成为许多青年研究者殚精竭虑的学术园地和圈子，倘若作为趣味性的癖好、嗜好自然无可厚非，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但无疑不能夸大为智能时代科研的人心所向。毕竟这些工作并不能真正对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有大的增益。朴素而言，无论是史料匮乏时代的“礼失求诸野”，还是信息爆炸时代的问道于人工智能，其意义始终归于人、在于人、为了人。史料信息化的工作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判断与识见，在于人对意义的抓取与坚守。退而思之，“资料本身并不是纯粹客观的，它不仅要经过史学家的选择，而且其本身也部分受产生它的时代和地点的制约，它是以往社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既是为了说出‘事实’，也是为了把过去的形象强加于人”。

就此而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批评与史料的关系，批评中史料的作用、限度，批评的理论化、审美化与史学化关系等，核心都在于如何判断和坚守相关工作的根本意义——参与“描绘出一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的当代中国文学的全息地图”。在此大原则与底线思维的基础上讨论问题，史料工作与历史化工作本身的意义，与从事这些工作之后追求的意义，二者事实上并不矛盾，但也的确存在“筏”与“岸”、“鱼”与“筌”一类的过程与风景的辩证。因此，如何在合理分析、利用史料的基础上提升当代文学批评质量，问题并不复杂。真正的问题在于，很多人在搜集获取史料和分析史料的过程中，耽溺于史料的壮观与丰富本身，停留在享受智能时代信息水草的丰富与壮美，却割裂了信息本身量变与质变的动态辩证关系，终于忘了意义的归途。我们应该承认，智能时代的史料水草丰茂是事实，溯洄从之的好奇与怡然自得也是人之常情，但对文学的深情、对文学意义的追寻与探索才是文学史料穷搜、文学研究历史化探险的初心和本心，也才是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始终。《荷马史诗》比荷马久远，《红楼梦》比曹雪芹久远，正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这个意义上，诗比历史更真实，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史料化与历史化，指向与志趣都是文学，或许这才是历史化实乃未来化的真义。

来源：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