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周家真有福气，两套房，每月六千退休金，儿女孝顺，活得多舒坦啊！＂楼下李大爷的感叹声飘上窗来，周德明只是苦笑，转身关上了窗户。

无法轻装上路

＂老周家真有福气，两套房，每月六千退休金，儿女孝顺，活得多舒坦啊！＂楼下李大爷的感叹声飘上窗来，周德明只是苦笑，转身关上了窗户。

屋内很静，只有老式挂钟的滴答声和老伴粗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

我叫周德明，今年七十五岁，是北方机械厂的退休工程师。

在这个老旧小区里，我算是个＂有面子＂的人物。

两套房产在手，每月六千的退休金，在这座三线城市的老年人中，已是令人羡慕的存在了。

可这些表面上的光鲜，又有几个人知道其中的辛酸苦楚呢？

八十年代末，我在机械厂当技术骨干，那时还是＂铁饭碗＂的年代，工作稳定，福利也不错。

车间里的广播天天放着《东方红》，我和工友们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在机油味和金属碎屑中度过一天又一天。

那时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充满希望。

工厂分了这套六十平米的老房子，我和王淑兰搬进来时，兴奋得一宿没睡着。

从筒子楼的合住房搬到了有独立厨卫的单元房，那感觉就像是从天上掉下个＂小洋楼＂。

九十年代初，经济大潮袭来，国企改革，我们厂效益越来越差。

先是减薪，后来开始裁员，我这个四十多岁的工程师，被算作富余人员，拿了一万八千块钱的补偿金，就这么被推向了社会。

＂下岗＂这个词，像一记重锤砸在了我的心上。

当时的报纸上全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可对于我这样的技术工人来说，创什么业？有什么本钱？

王淑兰当时在纺织厂做工，收入不高但还算稳定。

我靠着多年积累的技术经验，在市场上摆了个小摊，专门修理各种机械配件。

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一天十几个小时蹲在那个不足两平米的小摊位上，风雨无阻。

冬天手冻得开裂，夏天汗水浸透衣背，可这些苦都不算什么，最难熬的是那种从＂人民的工程师＂沦为街头修理工的失落感。

许多老街坊看到我时，眼神中的怜悯和回避，比寒风还要刺骨。

就这样，我们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女儿周丽在县城中学教书，儿子周明远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为了孩子们的前程，我和老伴省吃俭用，连一件像样的新衣服都舍不得买。

晚上，老伴常常在缝纫机前一坐就是大半夜，为了给孩子们多寄点生活费。

那台上海牌缝纫机是我们结婚时的嫁妆，陪伴了我们大半辈子，见证了多少辛酸与苦乐。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在一家外企找到了工作。

周明远要结婚时，房子成了大问题。

那是2008年，城里的房价已经开始节节攀升，虽然比不上北上广，但对普通工薪家庭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爸，我和小林商量好了，首付我们出一半，能不能麻烦您和妈再帮忙出一半？＂

电话那头，儿子的声音有些忐忑。

我和老伴对视一眼，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那年我六十岁，刚刚退休，手上有些积蓄，再加上卖掉了修理摊位，勉强凑了十万块钱。

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几乎是我们夫妻大半辈子的积蓄。

但为了儿子的婚事，我们心甘情愿。

＂咱养儿不就是为了防老吗？现在帮他一把，以后他会记得的。＂王淑兰常这样安慰我。

那时谁能想到，命运之轮转得如此之快。

五年前的那个冬天，王淑兰突然在厨房里倒下了。

我正在客厅听收音机里播放的京剧，听到厨房传来＂哐当＂一声响，跑过去时，看到老伴躺在地上，嘴角歪斜，左半边身子一动不动。

医院诊断是脑血栓，虽然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但左半身瘫痪，语言功能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从那一刻起，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昂贵的医药费几乎耗尽了我们所有的积蓄。

出院后，我们不得不面对更艰难的居家护理问题。

退休金只有六千，请全天候的护工显然不现实，只能请个钟点工来帮忙。

大部分时间，照顾老伴的重担落在了我这个七十岁老人的肩上。

翻身、擦身、喂饭、换尿布、按摩防褥疮……这些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现在成了日常。

我常常在深夜里，看着老伴熟睡的面容，回想起我们年轻时的模样。

那个穿着蓝底碎花布衣裙，扎着马尾辫的姑娘，是多么的活泼开朗啊！

我们是在一次工厂联谊会上认识的，她在纺织厂当挡车工，我在机械厂当技术员。

那时候，谈恋爱还很含蓄，最大的奢侈就是一起去看场电影，或者在江边散散步。

结婚时，我们的家当不多，一张床，两把椅子，一个衣柜，还有那台缝纫机。

但我们彼此许下承诺：只要活着，就不离不弃。

如今，这个承诺变成了我肩上的责任，也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德明，我渴了。＂老伴儿含糊不清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连忙倒了杯温水，小心翼翼地喂她喝下。

＂今天感觉怎么样？要不要坐起来活动活动？＂我轻声问道。

老伴儿点点头，我便小心地扶她坐起，帮她按摩瘫痪的左臂左腿。

这样的对话和动作，每天要重复无数次。

从清晨五点起床，到深夜十一点睡下，我的生活被老伴儿的各种需求填满。

吃饭、吃药、擦身、翻身、陪她说说话，哪怕她的回应只是一个眼神或一声含糊的咕哝。

日子久了，我也开始感到力不从心。

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越发严重，眼睛也开始出现白内障的症状。

可医院是不敢去的，一旦住院，老伴儿怎么办？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度过了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

没有鲜花，没有蛋糕，甚至没有人记得这个日子。

儿子经常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一年到头回来两三次。

女儿虽然在本市，但上有公婆要照顾，下有孙子要带，每周来看望一次已是尽力。

他们来时，我总是表现得很坚强，从不提自己的辛苦。

＂爸，您别太累了，要注意身体啊。＂女儿临走时总是这样叮嘱。

我只是笑笑：＂放心吧，我身体好着呢，能照顾好你妈！＂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天晚上，当所有人都睡了，我常常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稀疏的灯光，无声地流泪。

这眼泪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那个曾经活泼开朗的王淑兰，为我们失去的那些美好时光。

昨天夜里，下了一场雨。

我站在窗前，望着雨水打湿的玻璃，忽然哭了。

这泪水来得莫名其妙，却又在情理之中。

七十五岁的人了，还能活多久？可这样的日子，却像是永远看不到尽头的长夜。

有时候，我会幻想如果当初没有帮儿子付那套房子的首付，如果能有更多的积蓄用于我们的养老，是不是情况会好一些？

但转念一想，又有什么区别呢？

老伴儿的病是钱能解决的吗？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她的健康，换不回我们曾经的生活。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哪是金钱能衡量的。

前天在医院排队取药时，遇见了退休前的老同事王建国。

他比我大两岁，却看起来比我年轻许多。

身体硬朗，眼睛明亮，谈起女儿女婿如何孝顺，如何带他去公园锻炼，学唱京剧，每天晚上全家人一起吃饭聊天。

＂老周，你条件那么好，应该比我活得舒坦吧？我听说你有两套房子，退休金比我多一千多呢！＂王建国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只是笑笑，没有答话。

他哪里知道，我宁愿没有那两套房子，没有那六千退休金，只要老伴能康健如初，我们能像从前一样一起去公园散步，一起下棋、唱歌。

他也不会知道，我有多羡慕他能和女儿女婿住在一起，多羡慕他们一家人的晚饭时光。

回到家，看着床上的老伴，我忽然萌生了卖掉一套房子的念头。

这个想法并非突发奇想。

事实上，这几年来，这个念头一直在我心里盘旋。

若能卖掉一套房子，或许可以找个便宜点的护工，减轻我的负担；或者干脆把钱存起来，等我也走不动了，有个养老院的费用。

最重要的是，能减轻那种被财产束缚的感觉。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那两套房子像两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周日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吃饭时，我提起这个想法。

＂爸，您这是怎么了？那房子是我们的保障！＂儿子皱起眉头，筷子在桌子上敲了两下。

＂就是，要是卖了房子，您和妈以后靠什么养老？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有个家的问题。＂女儿也一脸不解。

他们不明白，对我来说，那些所谓的＂保障＂已经成了沉重的负担。

我想告诉他们，我只是太累了，想轻松一点，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看着儿女们关切又不解的眼神，我突然意识到，他们的关心是真的，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也许在他们看来，守住这两套房子，就是对父母最大的保障。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对＂家＂和＂房子＂有着近乎执念的情感。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算了，爸爸就是随便说说。＂我笑着岔开了话题，＂来，尝尝这个红烧肉，是你妈最爱吃的做法。＂

饭桌上的气氛重新轻松起来，但心里的那块石头却没有移动分毫。

晚上，我握着老伴的手，回想起我们年轻时的承诺：＂只要活着，就不离不弃。＂

眼泪又落了下来，滴在她枯瘦的手背上。

老伴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微微动了动手指，费力地挤出几个含糊的音节：＂你...别...难过...＂

这简单的三个字，让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

是啊，无论多么艰难，我们不是还有彼此吗？

只要我们在一起，再难的日子也能过下去。

老伴睡着后，我打开了抽屉里的老相册。

泛黄的照片记录着我们的一生：结婚时的合影，穿着朴素的确良衬衫和的确良裙子；抱着刚出生的女儿，老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儿子高考那年，我们一家四口在家门口的合影……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我忽然想起了一句古话：＂人生七十古来稀。＂

在这个年龄，能和相守一生的伴侣继续在一起，哪怕是以这样的方式，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早间新闻。

这是多年来的习惯，也是和外界保持联系的方式。

＂今日社区新闻：为响应国家养老服务政策，我市将在各社区设立＇老年人关爱站＇，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

这条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

吃过早饭，我扶老伴坐起来，给她梳头、擦脸，然后去社区居委会打听这个＂老年人关爱站＂的事情。

社区的李主任热情地接待了我，详细介绍了这项服务。

＂周师傅，您这情况确实挺辛苦的。这个关爱站下周就能开始运营，您可以每天把老伴送过来，有专业的护工照顾，您也能歇口气。费用政府补贴一部分，个人只需要负担很少一部分。＂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回家路上，我买了老伴最爱吃的桂花糕。

这是我们年轻时常买的小吃，甜而不腻，有着淡淡的桂花香。

＂淑兰，有好消息！＂我回到家，兴奋地告诉老伴关爱站的事情。

虽然她不能完全理解我的话，但看到我开心的样子，也跟着笑了起来。

就在那天下午，社区的志愿者小张来家里走访。

这个刚大学毕业的小姑娘，主动提出可以来教我一些照顾老人的新方法。

＂周爷爷，您这样抱老人容易伤到腰，我教您一个省力的方法。＂小张耐心地示范着。

她还帮我联系了一位退休护士每周来家里指导，教我如何预防褥疮，如何正确按摩瘫痪的肢体。

小张还教我用智能手机，在网上找一些护理知识。

虽然我这个老同志对这些新玩意儿不太熟悉，但为了老伴，我愿意学习。

就这样，我的生活开始有了一些变化。

每周二和周四，我把老伴送到社区关爱站，自己则去附近的公园锻炼身体。

那里有一群和我年龄相仿的老人，有的打太极，有的下象棋，还有的练习书法。

久违的社交生活让我感到了一丝久违的轻松。

周六，我还参加了社区组织的＂银发合唱团＂。

老伴以前最爱听我唱歌，说我的嗓音浑厚温暖。

现在我每次练习回来，都会把学的新歌唱给她听。

虽然她不能说话，但眼神中的喜悦是最好的鼓励。

慢慢地，我发现生活中还有许多小小的欢喜。

老伴虽然不能说话，但她的眼睛会在我念报纸给她听时闪闪发亮；窗外的梧桐树在秋天会变得金黄，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地板上；楼下的孩子们嬉戏的笑声总能让人心情舒畅。

一天晚上，儿子突然打来电话，说周末要回来看我们。

＂爸，我和小林商量过了，我们打算明年调回来工作。您和妈年纪大了，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

这个消息让我既惊喜又感动。

我知道儿子在省城工作条件很好，为了我们放弃这些，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牺牲。

＂儿子，你们有自己的生活，不用为了我们改变。＂我有些哽咽地说。

＂爸，这不只是为了您和妈，也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些年，我总觉得亏欠您们太多。小林也说，父母才是最重要的。＂

放下电话，我坐在老伴床边，将这个消息告诉她。

虽然她不能清楚地表达，但我看到她眼中闪烁的泪光。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真正的财富不是房产证上的数字，也不是银行卡里的余额，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温暖人心的东西。

我们的儿女，或许不能时时刻刻陪在身边，但他们的心从未离开；我们的邻居和社区，虽非亲人，却在我们最需要时伸出了援手；而我和老伴之间那份历经岁月考验的感情，更是任何物质无法替代的珍宝。

是的，我依然背负着生活的重担，无法轻装上路。

但我终于明白，生命的重量不仅来自负担，更来自责任和爱。

正是这些看似沉重的东西，给了我们前行的力量和存在的意义。

每天晚上，当我躺在老伴身边，听着她平稳的呼吸声，我都会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让我们能多相守一天，哪怕生活依然艰难。

因为无论如何，有你在身边的日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来源：后宝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