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有人说，这是一个不再产生经典的时代。大众阅读，促成了浅尝辄止的“轻阅读”，相比之下，经典也因厚重、深邃成了被束之高阁的“大部头”，显得落伍而落寞。早些年，解读经典成了一种热现象，使得学术化精英化的文化内容完成了向大众平台的传导，加之媒体的推波助澜，在解读经典
总有人说，这是一个不再产生经典的时代。大众阅读，促成了浅尝辄止的“轻阅读”，相比之下，经典也因厚重、深邃成了被束之高阁的“大部头”，显得落伍而落寞。早些年，解读经典成了一种热现象，使得学术化精英化的文化内容完成了向大众平台的传导，加之媒体的推波助澜，在解读经典热起来的同时又制造出了一些“学术明星”，从易中天的《品三国》品出“如日中天”的大名气的到于丹的《论语》论红天下，再到王立群的《读史记》读出的“史记年”，一个个的“学术明星”火了一把又一把，将名著解读炒到热得无以加复。而到了今年年初，又有出版社推出了大型经典解读系列丛书名为《华夏文库· 经典解读系列》，号称由专家学者轻松解读国学经典的系列著作，定位为普通读者了解学习经典著作的入门读物。在这个热闹的大众阅读时代，人们在疲于应付各种生存之计，能做到浅阅读都尚属难得，沉潜下来阅读经典则更是少见，出版社们也眼瞅着赚钱的图书类型，将经典抛诸脑后。名著由曾经的“大部头”到如今被“打包”解读……当教授成为家喻户晓的“学术明星”，当“大部头”成为轻易打包靠近的“轻阅读”，孰喜孰忧？作为一种文化热点，其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其中的现象也值得我们玩味和思考。
经典为谁而解？名著为何而读？
新时代，中国文化有着各种形式的发展，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面临越来越多物质挑战和精神困惑，他们需要一种安顿和抚慰，这时候，“文化”就成了人们的一种精神突围的基础元素。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名作就是现代社会大众文化慰藉主要根源。事实上，传统文化的精神遗产是在影响着人们的主观世界的，但是，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直接阅读和理解这些经典可能会感到困难，因此，由现代人依据社会和学术的最新发展去解读经典也是应需而生的。然而，当这种解读热热到有些浮躁喧哗时，当解读者从一个不知名的大学教授变成天下闻名的文化明星时，名著由“大部头”到被“打包”解读时，这种现象也是值得解读的。
名著解读热让我们看到了人们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烈渴求，而解读名著本身就是一种“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的文化普及工作，“既非常必要，又迫在眉睫。”；反对者也有之，甚至上演着“十大秀才拷红娘”的现代戏，（在2007年时十大博士生联名反对于丹也曾闹得沸沸扬扬。）说将“耍嘴皮子”的解读者捧成“学术明星”是“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罢了。事实上，当年争议的焦点已经是脱离了解读名作这种行为的本身，而多是对“名著解读明星”这一现象有更多的质疑，到了今年，经典名著被打包解读，到底是属于将传统文化的普及还是属于亵渎文化的尊严呢？事实上，这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名人名作是否适宜向民众传播？名作是否适合民众阅读？如果是，那么当年的名著解读明星和现在的名著打包解读机构是充当着文化普及者的角色，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无可非议的。
名著走向大众，解读者实际上是起了一个布道者的作用，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从学术的本身而言，成果是属于少数人的，但成果的分享是应该可以属于大家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学术与大众的对接。当精英文化走向大众，它会引起争议原因在于其“精英情结”作怪，旗帜鲜明的反对者其反对的理由是更多地强调担心那样会削弱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情，事实上，这理由多少显得有些软弱无力。从名著的本身而言，它本来就可以有多种定位的，它既可以也需要我们在多种角度进行解读，好的经典是可以经受住每个时代的挖掘，经典不会因为被解读而不再经典。
有媒体观察记者认为，应该赞同“名著解读热实际上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重归的体现”一说。人们认为，中国现在处于一种文化真空般的现状，社会的转型让许多人面对新旧的变迁感到迷茫和浮躁，这就迫使人们尝试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去寻找慰藉和支持。但实际情况又是：国人是从内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渴求，但又未必都能融会贯通，学者解读名作的出现也正迎合了人们的这一需要。
媒体放大的喧嚣和躁动
名著解读热这一社会现象的产生，除了人们本身的需要和学者的转变外，现代化的传媒也是一大关键因素。实际上，人们对眼下的这种“热”提出的疑虑和担忧其原因也正是这一因素的存在。
学者解读名人名作取得成功，他们就一时间会处在了媒体的包围之中，被热炒和追捧。将这种热的放大，就有了一种喧嚣和躁动，使得这些文化的传导显得商业化和肤浅化，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就有了被庸俗化的危险。
从现代媒体的本身特点来讲，现代媒体多是与商业挂钩的，在追求市场的时候，“一窝蜂”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目前的新闻界、出版界都有这种现象，你讲吕后，我讲武则天，他讲慈禧太后，同一种题材不断地重复，那么这种热便被放大了。在时下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因为有各种商业力量的存在，媒体就把这种热炒作得变了味：电视讲坛红了起来，出版商又来了，出版的书卖火了，各种策划的活动又出台了，将传统文化强行用经济利益嫁接到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拉郎配”只能使文化贩子从中牟利，这时，在名作解读热中人们倾倒的不再是传统文化本身的魅力，这热又变成了一种充分运用操作、策划手段商业活动，而市场价值、名利意识的喧嚣就充斥在传统文化传承其中了。对于名人名作解读热来说，过热就成了一种炒作，它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活动，而不属于传统文化传承的本身。文化的传承靠的是理性的推广和学习，并非是形式化的哗众取宠。学者解读经典的本身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重新阅读经典，潜下心来学习，从而调整内心来修身。但在实际过程当中，迎合的解读成了娱乐化的传导，电视观众或许只是想在这当中找到一些替代性的满足，听听当年一“鱼丸”（于丹迷的呢称）对喜欢于丹的理由就可得知学者想要受众重新阅读经典的目的不容易达到——“在节奏快、资讯发达的时代，我想轻松地倾听先贤的智慧，我可不想工作累得半死，回家还坐下来啃线装书。”，而学者们的著作热卖也就成了这些替代性满足的一种延续，这样名著解读也就丧失了传统文化传导本身的意义。
喜忧参半的非理性狂迷
人们可以通过了解传统经典名作，掌握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以提高文化素养和道德境界，但如果寄希望于制造几个“学术明星”就能让大众真正领悟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不现实的。从这些年的名著解热当中，我们是喜忧参半的。
从这种热现象的本身而言，一如前面所言，喜的是这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人们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渴求，应该从中看到传统文化普及工作的缺失，我们可以也应该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现代化转化，民众在这当中寻找传统文化所传承的价值观念和情感的支持，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凝聚力。而同时，我们寻找到了一种精英文化向大众传导某种方式，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浓厚，而这种传导是应该可以通达，而非精传。忧的是这兴起的热潮当中，这里面有浮躁、有喧嚣、有泡沫，我们经不起这种虚火旺盛般的非理性迷狂。
而对于国人亦即受众而言，人们在这传导中看到了传统文化当中蕴藏的智慧和精神力量，从中甚至能够直接发现自己挣脱现实困境的途径与方法，寻找到精神的抚慰，人们自然欣喜。如何将精英文化普及到大众中？学者是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的。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经典日益消解化的时代，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文化断裂时，严肃的文学研究工作者有责任承担起文化启蒙的工作，将传统文化重新引入人们的视野，唤回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但当传统文化重回人们视野时，如何通过传统文化的普及让人们充分认识民族的传统价值，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这应当把这个问题放到中国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看，需要谨慎和理性，而并非是这种虚火旺盛般的热炒。炒作本身就是商业性行为，当文学“市场化”，文学成为一种消费性的行为时，我们的文化就有庸俗化的危险了。
作者：任猛
来源：摄影师超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