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又一年升学季，身边大部分家长都在忙着选学校，但也有些早早变换赛道，直接将小孩送出国，期待异国教育能给孩子带来更多元的可能。

“这一年来我都觉得自己适应力很差，常常找不到快乐的意义是什么。”

又一年升学季，身边大部分家长都在忙着选学校，但也有些早早变换赛道，直接将小孩送出国，期待异国教育能给孩子带来更多元的可能。

前几天听播客，正好听到作家刘墉的儿子刘轩，在讲自己一家纽约陪读的故事。

去年，刘轩一家带小孩到纽约游玩，玩着玩着，小孩萌生出在纽约读书的想法，一家子于是从中国台北搬到纽约陪读。

小孩倒是适应能力强，愿望得到满足，在纽约读书也很开心。但放弃台北工作，去纽约陪读的妻子Cardin却不快乐了，陌生环境，文化不适应，她时刻感到自己“被卡住在纽约”，日渐低迷找不到方向，低落时还会抑郁大哭。

这个场景很像在看美剧《初来乍到》：Jessica刚到奥兰多也频频崩溃，时常想念她在华盛顿的华人朋友。现实里刘轩的妻子Cardin，也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台北的一切。

跨国陪读可能会遇到的难题

01

文化适应问题

刘轩本身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他的妻子Cardin曾是公关领域的职场精英。但就是在这种有很强自我察觉的家庭，跨国陪读依然不可避免带来抑郁和崩溃。对于大部分普通家庭来说，低龄留学和跨国陪读带来的挑战可能还更大。

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的辛西亚曾在研究中提出“行为抑制”，指一个人在面对不熟悉的人、物体和事件时，总会表现出退缩和回避的反应。许多陪读家长刚到异地，都会有一段“行为抑制”时期。

去年新加坡电影《小孩不笨3》就刻画了这么一个跨国陪读，陪到怀疑人生的妈妈形象。

《小孩不笨3》里去新加坡留学的母子

电影里胡静饰演的上海妈妈，不惜辞掉本身的财务工作，陪孩子梓豪到新加坡读小学，迎战小升初。但受限于陪读身份，无法在新加坡工作的她，很快又遭遇国内丈夫不满断供，孩子在学校被恶意陷害的危机。加上文化上的差异也时常让她摸不着头脑，本想借着带小孩出国留学，让家庭关系更上一层楼，到后面变成一把辛酸泪。

文化不适应对于Cardin，也是个大问题。

刚到纽约陪读一年，Cardin就遭遇了很多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冲突。比如她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在旁边等了很久的车位，被别人抢了，对方还能理所当然；

不理解明明自己第一批下飞机，却要因为入境窗口警官换班，在肯尼迪机场白白等两个小时才被允许入境。

“我们在台湾都会考虑不要造成别人的麻烦，但是在美国就是很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个人的利益为上。”

02

异地家长跟小孩的沟通障碍

陪小孩留学，不止是Cardin遇见问题，刘轩在谈到跟孩子的沟通时，也表示异地之后谈的话就少了很多。

“如果我人在这边，他们会跟我讲很多细节。如果我不在，小孩子也就是晃过镜头前面Hi Dad，问他们How is everything？-Good. How is School? -Normal.”

但是当刘轩跟小孩在一个空间，他们就会分享更多细节，“因为想到什么都会跟你讲。”

图片来自《小孩不笨3》

跟父母的充分沟通是培养孩子共情能力的关键，这里指的不仅是语言上的沟通，还有躯体上的互动。当小孩遇到问题，如果父母不在身边，透过手机电脑这样一个小屏幕做交流，终归少了点“活人感”。孩子不一定会愿意做充分的表达，从父母的角度，这样的沟通方式也容易误解小孩的情绪。

03

身份焦虑

不过，相比文化不适应，陪读家长的身份焦虑问题，更是头大。如果说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冲突，还能随着时间慢慢习惯，身份焦虑则会更大程度威胁家长的自我认同，甚至孩子的身心健康。

在刘轩一家的故事里，刘轩大部分时间在台湾工作，妻子Cardin作为陪伴小孩的主力，必须一个人处理很多事情。因为身份限制，她又没办法在纽约当地找工作。对职业身份的忧虑，以及被困在小孩的繁杂琐碎的日常，都让她心力交瘁，“这一年来我都觉得自己适应力很差，常常找不到快乐的意义是什么。”

她开始自我怀疑：“为什么我在这里，我到底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我是谁？”“台北的Cardin带不来纽约。”“我觉得就是归零。”

她试图通过食物摆盘的仪式感，在纽约找到家的感觉，她也怀念台北的过年的氛围，因为感觉“过年”这件事，即使是在纽约法拉盛或唐人街等华人聚居地，都很寡淡。

“回顾2024年在纽约的一年感觉什么都没有做，有花更多的时间陪孩子，但在自我成长方面就不够看重。”

越来越多的高净值家庭家长选择让孩子在K12（5-18岁）阶段出国留学。

胡润的调研显示，2023 年高净值人群里85%有子女留学规划，其中本科留学占比43%，初中占比较上年提升3～8%。

2023年新东方的《中国留学白皮书（中学版）》中，有明确提到意向留学生家长群体的学历，其中41%为本科学历，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15%，海归背景家长占比增至16.5%。

《中国留学白皮书（中学版）》显示18岁以下留学生占总数的3.83%

不难理解，需要家长陪读的低龄留学家庭，通常有相对可观的收入，父母的学历和职场位置也比较高。那么，当做出留学选择时，家庭里至少有一方（通常是女性）需要牺牲部分的自我发展，选择自由职业或者退出职场，以辅助整个家庭达到最佳成就。这种取舍通常很艰难。

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曾经工作过的陪读家长，他们对自己的状态转变——从志得意满的职场人身份，转化为无法为家庭“做出经济上的贡献”的全职家长——怀有相当复杂的情绪。

如何说服自己这种“选择”的正确性？成了陪读家长最主要的焦虑来源。

周轶君在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第二季里采访了多个低龄留学泰国的家庭，有曾经是银行行长的妈妈吴云，在谈到放弃自己职业，到泰国陪读当全职主妇时，红了眼眶。

《他乡的教育第二季》采访社会科学院博士牛亚凡

也有从辽宁来的陪读爸爸，最终选择在泰国清迈出家，成为圆满师傅，他在采访中感慨“要找的东西在里面，不在外面。不要指望换个环境就能实现什么特别大的转变。”

《他乡的教育第二季》采访圆满师傅

04

对低龄留学回报率的焦虑

焦虑的另一个来源，是对教育投资回报率的不确定。AI日新月异，未来瞬息万变，身为父母也很难确定，快乐的童年和有保障的未来是否还可能共存。或者说，应该用什么标准，去调整自身对教育回报的期待。

根据英国教育社会学家菲利浦·布朗的说法，如今精英主义（Meritocracy）正慢慢变为家长主义（Parentocracy）。在拼家长的社会里，“家庭的财富和父母的期待”将极大地影响孩子的未来和人生。

如今的监护人更关心学校教育水平的高低，择校上也更慎重。教育机会、教育成果不仅受家庭的社会阶层、经济实力影响，也被家庭的文化环境和监护人对教育的积极支持度所左右，教育差距扩大的倾向愈发明显。

图片源自《小舍得》

那么，人到中年，是不是鸡自己比鸡娃更有用？

外滩君之前发布的《人到中年，从陪娃读书到自己拼命考学，我才终于理解了曾经女儿的躺平…》一文中，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资深差生”思思在国内已经完全丧失学习动力。思思妈妈带着“主打一个奉献”的决心，把女儿带到加拿大继续努力了两年，还是不见女儿对学习的热情有所高涨，母女俩经历了从拔网线断网，到老师上门劝说，到请心理医生诊断各种剑拔弩张，思思妈妈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决定卷自己。当着女儿面立下豪言壮语：

“以后我去读书，卷进市中心大公司穿金戴银。你就去社区的寿司店端盘子，我到时就穿着MaxMara到你端盘子的寿司店里来吃寿司，你不要哭。”

从此思思妈一路开挂，斗志昂扬地把自己卷进公立College，卷进市中心大公司。像偶像剧结局，在她想开卷自己之后，思思这位资深差生也终于受到启发，各科都脱离了C，保B争A，得到了学校“进步最快”的奖学金。

但这就能说明鸡自己比鸡娃管用吗，也不一定。每个家庭状态不尽相同，也并非所有家庭都愿意且能够付出时间成本放下生计，说读书就读书，陪娃一起卷。这其中唯一共同的，只有不断试错的育儿焦虑。

表达自己的需求：

陪读家长很需要寻求同伴支持

人为什么会焦虑？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存在性焦虑”理念认为，这是因为近代社会成熟带来的价值观多元化，让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存基础受到了威胁。

我们很难拥有全然安心的状态，因为再也没有“只要这样做就行”的明确方法，而上一代人是拥有这些的。

面对庞杂的信息和形态各异的价值标尺，人们不得不时常自省：

刘轩和妻子Cardin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家人之间要相互支持，还有学会“活在当下”。

在他们的对话里，外滩君也听到了“轮班制”这样的字眼，在Cardin表达郁闷之后，丈夫有安排好自己的工作，过来帮忙照顾小孩，并让妻子有时间自己回去台湾一个月。遇到状况的时候，不是靠自己一个人在苦苦支撑，而是全家一起努力地共同解决困难。

美国社会学家瑞秋·谢尔曼在《不安之街：财富的焦虑》里，采访过45个年收入在25万美元-1000万美元的家庭。她发现很多全职太太，即使出于经济原因，无需再出门打拼，依然会有一种想要独立应对一切的愿望，想要证明自己拥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以此证明自我价值，同时向孩子们展现努力工作的道德品质。

很多放弃工作跨国陪读的家长，心理上其实很相似，但这种偏向钻牛角尖的自证，容易在不知觉间压垮人的心理防线。

生态学中，红树林的根系彼此缠绕，才能在潮汐的冲击下屹立不倒。

如果选择低龄留学是整个家庭共同做出的决定，那么，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支持的氛围就很重要。夫妻之间能够互相理解对方在家庭里的贡献，尤其无酬家庭劳动的价值能被“看见”，才可能力往一处使，最终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

良好的家庭沟通环境，相互的理解支持，无疑是刘轩一家的“红树林哲学”。菲利普·布朗的“家长主义”，也并不是需要父母一昧成为遮风挡雨的巨人，更需要成为彼此扎根的泥土。

中国父母既要磨练“布置的技艺”

也更尊重孩子的意见

学者关宜馨在《不确定的爱》里，将中国父母在养育上的投入与治理国家类比，认为二者都是仰赖一种“布置的技艺”（the art of disposition）。

孩子所处的社会竞争规则或许不合理，家长们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周遭的一切都在明里暗里告诉他们，无视竞争规则，最后背负这个代价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投入其中。

图片源自《小舍得》

中国的家长们，于是像战场上的军师一样，施展“布置的技艺”。磨练敏锐的眼光，巧妙地部署，掌握出动的时机，提前为孩子创造条件，力求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功效。

这里的创造条件，不仅包含为孩子提供优秀的教育机会、资源，营造积极的成长环境，也包含对突发事件的及时处理，对潜在危机的提前应对——

别的不说，就看最近升学季各大教育博主的直播间里，就挤满了为幼升小、小升初伤透脑筋的家长：有在民办和公办之间踌躇不决的，有在离家近和口碑好的选项前举棋难定的。

另一位朋友佳佳，也是未雨绸缪的典型。早在小孩幼儿园的三年，就前前后后给娃报了十几二十门艺术和体育的兴趣班，用她的话说：“是为了能及早发现小孩的兴趣点和天赋在哪里，后续能更专注地侧重培养。”

即使孩子如愿以偿上到了好学校，选好了专攻的兴趣特长，家长也会想方设法给老师留下好印象，以避免孩子在教室里被忽视、排挤。每个父母都在尽自己最大的能量为小孩谋划最有利的发展路径。

关宜馨还认为，如今这种理念又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趋势——从“福特主义”到“丰田主义”的过渡。福特制生产模式围绕生产展开，然后再进行销售，而丰田主义生产模式则保持零库存状态，只有在沟通好市场需求之后再生产商品。

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也与此类似，先是保持“零库存”状态，只有在孩子表达意愿之后才开始创造条件，以开放的姿态应对儿童的兴趣。佳佳是这个典型，上述的刘轩和妻子Cardin也是。他们举家搬到纽约，起初也是尊重小孩的意见，因为小孩本身喜欢纽约学校的教育。

但以上这些高度机动应变的教育方式，对家长的精力和资本投入要求也更高。

最后，再回到刘轩分享的一个故事：他们一家去滑雪，水土不服的抑郁意外被一个滑雪教练治愈。教练在动作指导里说出了通俗的哲理：“有时候，你需要往你不想去的方向走，才能到你必须到的地方。”而且，“如果你在这个地方都可以滑得很好，那你到哪里也都可以了。”

教育本身也没有标准答案。与其过多忧虑一个决定的好坏，不如大胆往前。

学孩子，用心体会每一个“当下”。

来源：外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