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我为什么不离开博物馆】晚年沈从文的摇滚精神

摘要：我是解放后才由北大国文系改入历史博物馆的，同时还在北大博物馆系教教陶瓷。因为北大博物馆系那个供参考用的陈列室，部分瓷器和漆器，多是我捐赠的，同时还捐赠了些书籍。

沈从文与同事 | 1952年.午门.历史博物馆

这是沈从文在“文革”中的一次检查稿，1968 年 12 月作于北京。1951 年 11 月 11 日，《光明日报》以《我的学习》为题发表了这篇检讨。

文中隐现一个温文尔雅笑么呵呵的小老头儿的摇滚的一面，毕竟初出道就大火的湘西愣头青从踏进上海滩的第一步就谁都不服。

我是解放后才由北大国文系改入历史博物馆的，同时还在北大博物馆系教教陶瓷。因为北大博物馆系那个供参考用的陈列室，部分瓷器和漆器，多是我捐赠的，同时还捐赠了些书籍。

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表示，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

我正因为无知，第一记住“不调查研究无发言权”（作者历来不会准确引用政治术语，即使在“文革”中易获“篡改”一类罪名情况下，他在转述政治理论文件原文，或试用“文革”语汇于文字中时，仍只能做到大致仿佛程度。下同），

沈从文为《蔡文姬》剧组提供服饰材料 | 1961年.北京人艺

✉️也有做的不尽对处，如帮同郭沫若四个历史戏搞服装道具，曹禺搞《胆剑篇》也参预其事。【19691115沈从文致张兆和】

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

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看了过十万绸缎，

组织上又让我去当时辅仁大学教三小时散文习作，为二十个学生改卷子。不多久，又给我机会去四川参加土改。总结发言时，还曾让我就问题作二十分钟发言。“……我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说了二十分钟的糖房剥削问题。如有四十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只压缩到二十分钟，说一半时，却有人来递一字条，‘已超过五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

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

当辅仁合并于人民大学，正式聘我做国文系教授时，我答应后，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拒绝了。以当时待遇而言，去学校，大致有200 左右薪资，博物馆不过100 左右，为了工作，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

沈从文和王序（中）、王亚蓉（右）一在编辑《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 1978年.友谊宾馆社科院的临时工作室

我虽那么为工作而设想，给同事印象，却不会怎么好。因为各人学习方法不同，总像我是“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特别是整日在陈列室，他们无从理解。因为研究员有研究员习惯架子（或责任），不坐下来研究，却去陈列室转，作一般观众说明，对他们说是不可理解的。

所以经过十年八年后，说来说去，永远无从对某一问题的深入。因此到改陈时，就多是临时抓抓换换，而并非胸有成竹，心中有数！

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别人一切近于由无到有，却学了那么多，方法原因又何在？总以为我学习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一点不明白恰恰不是个人兴趣。

助理王亚蓉和沈从文 | 1975年.历史博物馆新馆前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有三个原因稳住了我，支持了我：一、我的生命是党抢救回来的，我没有自己，余生除了为党做事，什么都不重要；

一面工作，有时一面流泪，只是感到过去写作上“自以为是”犯的错误，愧对党、愧对人民而已，哪里会是因为地位待遇等等问题？

后来才听说主席在闭馆时曾亲来看过两次。看过后很满意。问陪他的：“有些什么人在这里搞研究？”他们回答：“有沈从文……”主席说：“这也很好嘛……”就是这一句话，我活到现在，即或血压到了二百三，心脏一天要痛二小时，还是要想努力学下去，把待完成的《丝绸简史》、《漆工艺简史》、《陶瓷工艺简史》、《金属加工简史》一一完成。

同样是1953年，似9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我被提名推为出席大会代表。我参加了大会。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时，主席和总理等接见了我们。由文化部沈部长逐一介绍。主席问过我年龄后，承他老人家勉励我“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我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为什么？因为我前后写了六十本小说，总不可能全部是毒草，而事实上在“一·二八”时，即有两部短篇不能出版。抗战后，在广西又有三部小说稿被扣，不许印行。其中一部《长河》，被删改了许多才发还，后来才印行。二短篇集被毁去。解放后，得书店通知（也是在1953 年左右），全部作品并纸版皆毁去。时《福尔摩斯侦探案》、《封神演义》、《啼笑姻缘》还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说了。我的遭遇不能不算离奇。

助理王亚蓉和沈从文、张兆和 | 杭州

我估计到我的能力和社会需要，若同样用五六年时间，来继续对文物作综合研究，许多空白点，一定时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较大进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觉得十分平常，而且认为自然应当，十分合理了。

因此，我就一直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学了十年，许多旧日同行，学校同事，都认为是不可解的！

例如我搞绸缎服装，馆中同志初即多以为是由个人兴趣出发，不是研究中必需的，不明白它用在许多方面，都有一定作用。直到我写出篇有关锦缎论文时，同行中才明白，这里面还有那么些问题，为从来写美术史的所不知。且就这一部门举几个小例，就可证明搞绸缎可不是什么个人兴趣了。

大唐三藏圣教序.局部 | 唐.褚遂良.哈佛大学博物馆藏

一、本馆建馆时，派过两位同志去上海征集文物，花一千五百元买来一部商人担保是北宋原装原拓《圣教序》。这部帖据说还经由申博专家代为鉴定的。拿来一看，不必翻阅即可断定说的原装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封面小花锦是18世纪中期典型锦，什么“担保”谎话，什么专家“权威”鉴定，若有了点锦缎常识，岂不是一下即推翻？

摹洛神赋图 | 宋.李公麟.费城美术馆藏

二、传世有名的《洛神赋图》，全中国教美术史的、写美术史的，都人云亦云，以为是东晋顾恺之作品，从没有人敢于怀疑。其实若果其中有个人肯学学服装，有点历史常识，一看曹植身边侍从穿戴，全是北朝时人制度；两个船夫，也是北朝时劳动人民穿着；二驸马骑士，戴典型北朝漆纱笼冠。那个洛神双鬟髻，则史志上经常提起出于东晋末年，盛行于齐梁。到唐代，则绘龙女、天女还使用。从这些物证一加核对，则《洛神赋图》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笔，比顾恺之晚许多年，哪宜举例为顾的代表作？

三、东北博物馆藏了一批缂丝，是全国著名而世界上写美术史的专家也要提提的。因为在伪满时即印成了一部精美图录，定价四百元，解放后在国内竟卖到三百元一部。1963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拟重印，业已制版。东北一个鉴定专家在序言中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内中年代多不可靠。有个“天宫”缂丝相，一定说是宋代珍品，经指出，衣上花纹是典型乾隆样式，即雍正也不会有，才不出版。其实内中还有许多幅清代作品当成宋代看待。

四、故宫几年前曾花了六七百元买了个“天鹿锦”卷子，为了上有乾隆题诗，即信以为真。我当时正在线绣组做顾问，拿来一看，才明白原来只是明代衣上一片残绣，既不是“宋”也不是“锦”。后经丝绣组一中学毕业工作同志，作文章证明是明代残料。那么多专家，还不如一个初学丝绸的青年知识扎实。为什么？故宫藏丝绸过十万，但少有人考虑过“要懂它，必须学”的道理。至于那个青年，却老老实实，看了几万绸缎，有了真正发言权。

游春图 | 绢本设色.隋.展子虔.宋徽宗题.故宫博物院藏

五、故宫以前花了几百两黄金，收了幅乾隆题诗认为隋展子虔手迹（即《游春图》。作者1947 年发表的《读〈游春图〉有感》，认为可能不是展子虔真迹）。既经过鉴定，又精印出来，世界流传，写美术史的自然也一律奉若“国宝”。其实若懂得点历代服装冠巾衍变，马匹装备衍变，只从这占全画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怀疑，衣冠似晚唐，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

此外如著名的《簪花仕女图》的时代，韩滉《五牛图》的伪托，都可提出一系列物证，重新估价。过去若肯听听我这个对于字画算是“纯粹外行”提出的几点怀疑，可能就根本不必花费那以百两计的黄金和十万计的人民币了。其中关键处就是“专家知识”有时没有“常识辅助”，结果就走不通。而常识若善于应用，就远比专家得力。

就目前说来，我显明还是个少数派。因为封建帝王名人收藏题字和现代重视的鉴定权威，还是占有完全势力，传统迷信还是深入人心，谈鉴定字画，我还是毫无发言权。

✉️ 故去的有鲁迅先生，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长，文学书法上的成就，都经肯定为第一流，已足够代表中国近半世纪最高成就，‘中外无敌’。所以我因此即早改业，主动放弃了‘作家’名分，转到一般人都认为‘极没出息’的历史博物馆，重新学起。【1975年沈从文致陈从周】

我在前面随手举的几个例子，只在说明，我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主要是求补过赎罪。搞的研究，不是个人兴趣，而是要解决一系列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的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为毛泽东时代写新的中国文化史或美术史，贡献出点点绵薄之力。

这十八年中，我的工作另外方面犯了许多大小错误，曾初次做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一定还有不少未提到处。我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必然也还有待不断改善，并反复检讨和自我批评。现在只是就主席勉励我写作，我没有照指示做去，依旧留在博物馆的前因后果，前后思想，就个人记忆到的说明一下。

我希望在学习改造中，心脏和神经还能支持，不至于忽然报废，而能把许多待进行、待完成的工作，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完成一部分就好！

✉️ 《现代中国文学史》没有我的位置，是应当的……这三十年改业搞得工作虽十分寂寞，但也比较平静，不至于卷入争夺漩涡中，不算十分失策！【19800127沈从文致沈虎雏】

记得前年即曾为“江青同志”写了个信：“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文物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唯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做助手（作者女儿待业在家，1966 年9 月被赶回原籍。这里提到的信可能是那时候写的），不要公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1963年政协大会，我曾提案建议，将京郊上方山藏明锦（指庙宇中所存明代《大藏经》用织锦装裱的经面、经套，近数十年间大量被盗出国外，已所剩不多），经过故宫派人看选过的约一千七百种，调来北京。这案通过后，文化部和故宫已共同派人把原物调来，现存故宫丝绣组。

那么一份材料，内中当然包含许多问题，必须加以整理，才能说明白糟粕和精华。若由对问题陌生人去清理，一年半载中恐怕搞不出结果。若让我去参加，至多有十天半月，即可将问题弄清楚，明白来龙去脉，写出简明报告。

照我个人认识水平，破四旧中的“破”，除对旧文化中特别有由于帝王名人、专家权威、狡诈商人共同做成的对于许多旧文物的价值迷信，以为是什么“国宝”的许许多多东西，并不是一把火烧掉或捣毁，而是用一种历史科学新方法，破除对于这些东西的盲目迷信，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我的工作若或多或少还能起点作用，就继续做下去。我估计，数年前旧文化部聘请的几个鉴定字画专家“权威”，在国内鉴定的所谓“国宝”，若能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检查一下，可能还有上千种都是可以证明根本不是那回事，只能当做“处理品”看待，至多也只是“参考品”而已。

️ 能改弦易辙，从另一方式的工作里，作些新的试探。希望剩余下的一部分生命，也许还有可能做点别的事，既配合得上社会需要，又可维持得住个人的独立思考惯性，又不至于受过大干扰而失去安全。所以从五二年起，即或有种种机会，回到过去本行中去，且明知只要乐意去，“生活”和“社会位置”即刻就可得到改善。可还是乐意放弃了“作家”的空名与由之而来的种种实惠，用个“破甑不顾”老办法，不折不扣的在冷清清的午门楼上作了整十年“说明员”。学习“为人民服务”，也用的是一个笨而可悯的方式求实证！这种新的考试，看来是近于得到了通过。但客观的种种变化，却越来越剧烈而倏忽得出乎历史规律。所以我的一切努力，从总理故去为一道线，也许又将近于“完全失败”，报废于刹那间的可能性已十分显明。所以看来最后这五几年可用的生命，也许还得作第三次改业的安排，亦早即料想到的意中事！【1980年11月24日沈从文致徐迟】

我吃了几十年剥削饭，写了许多坏文章，现在能在新社会国家博物馆做个陈列室的看护员，或勤杂工，只要体力还顶用，一定会好好做去，不至于感到丝毫委屈的。

正因为对世事极端无知，我十分害怕说错话。写这个材料出来，究竟是不是会犯大错误，……因为若不写出来，即或我家中也不大懂得我这十多年在博物馆，究竟为什么而学。

沈从文 1968年12月于北京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享年86岁，临终遗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