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就是郭嵩焘，被后人誉为中国“清醒看世界第一人”，在朝野尚沉浸于 “天朝上国” 的迷梦中时，这位来自湖南湘阴的儒者已经以超前的眼光和勇气，为封闭的晚清社会打开了一扇通向现代文明的窗口。然而，正如严复所评价，郭嵩焘“负独醒之累”，在“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清廷，他踽
1877年1月21日，一位清朝官员带着沉重的使命，踏上了不列颠的土地。远赴重洋的他，在历览西方各国风貌后，痛定思痛般在日记中写下：
“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欧洲政教风俗乃独擅其胜，视中国犹三代之视夷狄。”
他就是郭嵩焘，被后人誉为中国“清醒看世界第一人”，在朝野尚沉浸于 “天朝上国” 的迷梦中时，这位来自湖南湘阴的儒者已经以超前的眼光和勇气，为封闭的晚清社会打开了一扇通向现代文明的窗口。然而，正如严复所评价，郭嵩焘“负独醒之累”，在“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清廷，他踽踽独行，只能以孤独的身影，对抗来自时代的蒙昧与偏见。
少年才子，坎坷征途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郭家先祖原居江西吉安，元末大乱，迁避广东，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定居湖南湘阴。郭嵩焘的曾祖经商致富后，十分注重子孙的教育。尽管出生时，家境已大不如前，郭嵩焘仍然在父辈的指导下接受了系统的传统儒学教育，于道光十五年（1835），18岁时考中秀才，次年入岳麓书院就读。
在岳麓书院，郭嵩焘遇见了他一生的挚友：曾国藩和刘蓉。
道光二十年（1840），赴京赶考后名落孙山的郭嵩焘，在朋友建议下，赴杭州担任浙江学政幕僚。这段为幕经历虽短暂，却成为其思想蜕变的重要转折点。时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作为前线战场，他在这里亲眼见证了传统海防体系在英军“坚船利炮”前的溃败。之后，他再度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第五次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
咸丰二年（1852）底，太平军进犯长沙，并攻克武昌。其时郭嵩焘的至交好友，吏部侍郎曾国藩正丁忧在乡，咸丰帝连下诏书，命其督办湖南团练。郭嵩焘以“保桑梓、卫名教”相激励，更献上“改弦更张”的练兵方略：
“今之团练，当效戚继光遗法，别立新军。”
其言切中时弊，推动曾国藩最终创立湘军。郭嵩焘也理所应当地成为曾国藩的幕僚，为之献策。
为了帮助湘军筹饷，郭嵩焘于咸丰三年（1853）来到上海，在洋泾浜看到了具体的西洋文明。他看洋房，是“极明爽，四面皆离立，环以窗棂，玻璃嵌之，高或三层，皆楼居，而下为议事厅，或曲折作三、四间，五、六间，置诸玩器，精耀夺目”；洋书“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洋人“彼此言语不相通晓，一面之识而致礼如此，是又内地所不如也”。
郭嵩焘在大受冲击之下，也切身体会到，西方不仅有着强大的物质文化，也有着先进的精神文化。
咸丰六年（1856）年末，郭嵩焘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之后被派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他与僧格林沁因贸易税收问题发生矛盾，不到一年后就遭遇弹劾回京，并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
郭嵩焘直来直去，不解变通的性格，令他在晚清官场中屡撞南墙。同治五年（1866），郭嵩焘又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这次他直接怒而辞官回籍，选择在长沙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讲学。
人生转折，出使英国
而“马嘉理案”的发生，彻底改变了郭嵩焘的人生轨迹。
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带领武装探路队擅自进入云南腾越地区，未通知中国地方官府。在曼允地区，马嘉理开枪打死中国民众，引发冲突后被当地民众击毙，英国探路队被逐回缅甸。英国借此事件施压，清政府不得不在满足了英国种种不平等条件后，允诺派遣使节抵达英国，代表大清谢罪。
此时的郭嵩焘，已将至耳顺之年。数月前，他方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任福建按察使，恰遇清政府正在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便写就《条陈海防事宜》一文上奏。文中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批判了此前“中体西用”派仅聚焦器物层面的局限。除此之外，他还详细规划海军建设、近代工业布局，更大胆建议设立驻外使节、学习西方律法制度，将洋务实践上升到制度与文化层面。
也许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令郭嵩焘成为出使英国的首要人选。
但对于郭嵩焘而言，这并非美差。
此次赴英的核心任务是“通好谢罪”，向洋人鞠躬屈膝，低声下气地赔礼道歉，对于仍自尊“天朝上国”的清朝士大夫们来说，是屈辱之至。被选中执行这一任务的郭嵩焘，也自然成为他们发泄怨气的对象。甚至有人出了这样一副对联来讥讽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据说，郭嵩焘的祖宅也被愤怒的湘阴士子以惩处的名义付之一炬。
尽管郭嵩焘深知自己这次出使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他的内心实际上也有着纠结和抗拒。他在日记中写道：
“命出使，竟以谢罪为名，此岂使臣之体哉？”
其字里行间透露着深深的无奈与愤懑。
但郭嵩焘对于深入了解西方文明的想法压过了内心的不满，1877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首座中国驻外使馆。
草率结局，注定失败的远征
初到英国，郭嵩焘便对洋人“守礼之至”大为惊叹，他记录英国外交场合：
英外部大臣德尔比宴请各国公使，位次以到任先后为序，丝毫不紊。其夫人执礼尤恭，虽仆役进退皆中节度，此中国所谓“礼失求野”者也。
又记录英国社会的公共秩序：
马车过市，遇老妇蹒跚，御者即勒马止，路人争扶之。又观戏园散场，千人鱼贯而出，不闻喧哗。彼所谓“civilization（文明）”者，正在此细微处。
郭嵩焘特别注意到西方礼仪“发于自然，非由强制”的特点，他在日记中总结说：
“西礼之精，在人人自守其分而不相逾，非如中国但重虚文。”
这些观察彻底颠覆了当时士大夫“夷狄无礼”的成见，也令郭嵩焘开始了对西方文明的学习之旅。他每日“必详记所见，夜归必整理成文”。在伦敦，郭嵩焘观摩议会辩论，惊叹“君民共治，各抒己见”的政治智慧；参观格林尼治天文台，记录“以仪器测天，毫厘不爽”的科学精神；考察电报局、造船厂，分析“格致之学”与工业化的内在关联。更令人惊叹的是，年近六旬的他坚持学习英语，在日记中音译标注“parliament（巴力门）”“science（赛因斯）”等词汇。
然而，正当郭嵩焘潜心于西洋文明之时，来自亲近下属的“背刺”狠狠地浇了他一头冷水。
驻英副使刘锡鸿，由郭嵩焘亲自举荐，陪同出使。出使前，郭刘二人私交甚密，郭嵩焘引刘锡鸿为知己，曾在日记中几番夸赞其“于洋务颇有见地”“所见原自高人一等”，并认为二人“两心相印”。也正因此，郭嵩焘在被选派出使后，指名刘锡鸿担任副手。
升米恩斗米仇，二人的梁子却也因此结下。郭嵩焘最初只提名刘锡鸿为驻英参赞，而不是驻英副使，二者待遇相差甚大，刘锡鸿仕途不顺，对出使官职高低极为看重，因此对此颇有怨言。
抵英后，递交国书时遗漏刘锡鸿之名，更成了二人正式交恶的导火索。这个在外交礼仪上极为罕见的失误，让刘锡鸿自觉颜面尽失，事后，刘锡鸿在日记中极为气愤地写道：
“此非疏忽，实乃有意折辱。”
而郭嵩焘则解释为“书吏笔误”，但这个牵强的理由显然无法平息刘锡鸿的怒火。这场“名讳风波”很快演变为两人公开的敌对。郭刘皆上书朝廷，请求公正判断，以奕忻为首的总理衙门大臣一方面认为正副使矛盾难以消解，一方面认为“俄法德三国交涉事件较繁，似不能无中国使臣在彼驻扎”，决意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将二人分开。
任驻德公使后，刘锡鸿认为自己已和郭嵩焘平起平坐，对郭嵩焘的诋毁愈发公开和激烈。起初，刘锡鸿列举郭嵩焘“三大罪”：
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二，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三，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之后，“三大罪”直接升级为“十罪款”：
谓中国将成印度，会被英俄吞并；与威妥玛争辩；效洋人尚右，不遵国制；擅议御用旗色不应用黄色；国书不署副使，视朝廷谕旨；见巴西国王，有失国体崇效洋人，蔑用洋人伞，学洋人语，披洋人衣；令小妾学洋语听洋戏；与威妥玛闭门密语；怨谤国家。
而郭嵩焘亦抓住刘锡鸿滥支经费等问题，屡上参折弹劾反击。郭、刘两人互相攻讦（jié），积不相能，一时朝野上下为之侧目。清廷特此下诏训斥，并于1878年8月将两人同时撤回。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两年的使西旅程，以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尴尬局面告终。
时代悲剧——独醒者的困境
郭嵩焘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后，便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于同年刊刻出版。很快这本书流传开来，引发热议，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们开始极力抨击，一时间骂声不断。名士李慈铭的评价，可以看作是当时《使西纪程》身处舆论环境的缩影：
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嵩焘力诋议论虚㤭之害，然士夫肯为此议论者有几人哉！呜呼！余特录存其言，所以深著其罪，而时势之岌岌，亦可因之以见，其尚缓步低声，背公营私，以冀苟安于旦夕也，哀哉！
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只好应群情激愤的士人要求，将《使西纪程》毁版。《使西纪程》毁版后，郭嵩焘深受打击，此后的日记“一切蠲弃，不复编录”。
但《使西纪程》的广泛传播，已令郭嵩焘本就充满争议的形象在大部分世人眼中变得更加扭曲可怖。回国后，郭嵩焘在归家途中，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被满大街张贴。受此刺激，加之在朝堂饱受攻击，郭嵩焘便干脆请病致仕，在一片骂声中，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的确，在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郭嵩焘的思想不仅格格不入，还显得“离经叛道”。
他强调学习西方的势在必行，“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也批判同僚，怒其不争，“中国士大夫沉溺章句，不达时变，终为误国之阶”，更主张更改政教体制，“中国求富强，当先改政教，非仅购船炮所能为功”。
他的远见，成了高处不胜寒的孤独。
郭嵩焘的晚年生活并不顺意，“汉奸”的恶名如鲠在喉般时刻提醒着他于国家前程的无能为力。光绪九年（1881）湖南遇旱，郭嵩焘捐粮六百石，却被当地士绅联名弹劾他“坏乱风俗”。他的祖田被人侵占，他欲上诉讨回公道，却被以“通夷罪”威胁，最终不了了之。
即使教书育人这样一个朴素的愿望，对于郭嵩焘来说也是无比艰难。致仕后，他长期担任湖南书院山长，致力于教育事业。可当他开班教授《海国图志》，第二天就有人在外贴匿名大字报，称学舍为“鬼巢”，学生“惶惧散去大半”。过去的同僚甚至登门嘲笑：
王闿运来访，讥余“以夷变夏”。答曰：“夏已不能自存，不变将奈何？”王默然去。
但正如他回应王闿运所说的那样，即使遭遇万般挫折，他的理念依旧没有动摇。
郭嵩焘于光绪十七年（1891）病逝。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其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朝廷并没有允许，反而下旨，命令：
“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这样的结局，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郭嵩焘的遭遇，得到了洋务人士的同情与惋惜。李鸿章曾评价郭嵩焘道：
筠仙（即郭嵩焘）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曾国荃也为之愤愤不平：
居今日而图治安，舍洋务无可讲者。仅得一贾生，又不能用，此真可以为太息流涕者也。
临终前，郭嵩焘拒绝使用朝廷赐予的棺木，只留下一句：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三十年后，严复、梁启超重新发现了他的价值；一百年后，我们终于读懂了他的远见。郭嵩焘虽然不被时人理解，但他开风气之先，躬耕教育多年，薪火相传，为中国的进步事业留下许多种子。后来者们理解了他，也为他正名。百年历史长河中，郭嵩焘的形象完成了从“汉奸”到“先知”的惊人蜕变。这种认知的转变，恰似常伴郭嵩焘身侧的洞庭湖——潮汐有信，终会冲平一切偏见的沟壑。
来源：润泽的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