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银像的身世由来考析

摘要：马克思银像，纯银空心浇铸，胸像，高15.5厘米，重250克，底座正面和下方各铸有“卡尔· 马克思”和“第六号，莫斯科铸造”的俄文，为国家一级文物、全国唯一一尊马克思银像，现珍藏在旌德县档案馆。

马克思银像，纯银空心浇铸，胸像，高15.5厘米，重250克，底座正面和下方各铸有“卡尔· 马克思”和“第六号，莫斯科铸造”的俄文，为国家一级文物、全国唯一一尊马克思银像，现珍藏在旌德县档案馆。

马克思银像的身世由来，至今没有发现相关的档案材料。笔者以相关史料为依据，通过对相关历史背景的符合逻辑的分析，认为马克思银像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于1924年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在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时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赠送的。会后由于李大钊留在苏联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马克思银像由毕业回国的东方大学中国学员辗转带到国内，然后带到安源的。

较早的两处文字记载

在2021年前，能查阅到的较早的有关马克思银像的文字记载有两处。这两处资料都被收录在1990年7月结集成册的中共旌德县委党史办公室编辑的《旌德党史资料选编》一书中。

其一是1960年6月20日梅大栋的表叔、朱明亮（本名王昌沐）在《旌德三都的革命活动》资料中的回忆：“1925年秋，他（笔者注：指梅大栋）带着一尊马克思塑像和一些照片回到家乡。他回家后，地方群众要他继续教书，他就接收了三都国民小学，并改校名为三都龙川小学。秋后，他又创办民众夜校，白天教小学，晚上教夜校。在开学典礼那天，课堂上还挂起党旗。一天深夜，夜校散学以后，课堂上摆起了马克思塑像，吸收了一些进步的青年农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组织。”

其二是1987年12月4日鲍沧在贵州省贵阳市写下的《回忆梅大栋》文中的回忆：“1927年秋后，我与梅大栋一起在芜湖从事工人运动。当时芜湖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我和梅大栋都是工委会委员。”“据我所知，梅大栋于1925年在江西安源煤矿从事过工人运动。”“梅大栋与我最友好，公交私谊均较深厚。他一到芜湖就住在我家里，身边带的贵重物件也寄放在我家里。记得他带有一尊马克思塑像，他说是从安源带到武汉，又从武汉带到芜湖，这是历史珍品。”梅大栋在1956年8月22日写下的《自述》中也提到了鲍沧：“1927年7月，我从武昌回到安徽芜湖，与鲍沧等人筹备市工会”。

但这两处资料都没有提到马克思银像的身世由来。

两个说法的由来

1995年8月，时任中共旌德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的刘春华，在由他主编、中共旌德县委党史办公室编辑成册的《先驱者之歌——旌德革命斗争故事》一书中收录的他根据叶良彪、汪天泉征集的资料和有关党史内容编写的《一尊珍贵的马克思银质胸像》的文章中提到：

“1987年全国10多家报纸对它（笔者注：指马克思银像）曾作过报导，莫斯科电台也广播过，多次引起过人们的热情关注。”

“这尊马克思银质胸像，其来历和意义可不寻常；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共产国际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苏联莫斯科制造了这种银质胸像，赠给各国共产党。据说，1924年10月，苏联赠给中国共产党一尊，由肖劲光从莫斯科学习回国时，带回到革命圣地安源路矿。”

这是旌德党史资料中首次提到马克思银像的身世由来。不过，笔者注意到，作者在提出这种说法时，用的是“据说”的提法。

到了2001年2月份，《党史纵览》第二期发表的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淮海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安徽省军区退休干部姜继永的《马克思银像在中国历险记》文章中提到：

“当时中国班（笔者注：指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员，都是一群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一心追求革命真理，通过系统学习马克思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信念更坚定，因此也更加崇敬马克思。那时，马克思逝世已有30多年，学员们在学习马克思学说时，总是千方百计打听马克思的形象，马克思的生平，马克思的遭遇，以及马克思坚韧不拔的学习和钻研精神，很想找到马克思的遗像，带回国内永作纪念。

“中国班学员有这个愿望，东方大学其他国家各班的学员同样有这个愿望。意见很快传给了校领导，校领导将这些意见反映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经过研究，接受了各国学员的意见，挑选了美工人员进行设计，又挑选了银匠师精心铸造，共铸造出10尊马克思半身塑像，赠送给各国共产党组织。

“中国班的中共党支部，接受共产国际赠送给中国共产党的一尊马克思银像为第六号。”

这是马克思银像身世由来细节很全的一种说法。不过，笔者注意到作者并没有提供这种说法的史料依据和这种说法由来的分析过程。

《党史纵览》是1981年创办的月刊，由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管，在当时是融史料性、知识性、教育性、可读性为一体的面向大众的综合性党史宣传刊物。

一份史料的公开

在《马克思银像在中国历险记》这篇文章发表二十年后的2021年10月，梅大栋后人公开了一份1987年5月30日的《关于马克思银像的协议书》，由时任旌德县委副书记、县长欧阳季元代表旌德县人民政府与梅大栋之子、时任安徽省宿州市医学检验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梅本华签订的。这份协议书披露，朱少白称该像系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某次会议时，共产国际赠送的礼品，国内仅此一件。

朱少白，1909年6月出生，旌德县蔡家桥镇朱旺村人，梅大栋之妻，马克思银像的守护者。

据《旌德党史资料选编》收录的朱少白1960年6月18日写下的《梅大栋在上海被捕》和《关于马克思银像的协议书》等文章以及梅大栋后人提供的信息，在梅大栋去安源的1923年，朱少白与梅大栋订婚。在梅大栋携马克思银像从安源经芜湖回到旌德家乡点燃皖南革命星火的第二年，1926年，朱少白与梅大栋结婚。在梅大栋领导1928年旌德地下党组织开展教育界革命斗争的第二年，1929年7月，朱少白从旌德携马克思银像前往上海，在上海与梅大栋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入了党。1931年初梅大栋第二次被捕入狱后，朱少白携马克思银像从上海返回旌德三都梅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4年梅大栋出狱后，朱少白携马克思银像到梅大栋任教的杭州茅家埠民众学校与梅大栋团聚。1935年梅大栋去了安徽颖州师范任教，朱少白携马克思银像返回旌德梅家。之后，朱少白一直生活在梅家，马克思银像也一直珍藏在梅家。一直到1954年7月，其子梅本华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朱少白才携带马克思银像离开了梅家随子迁居蚌埠市。1964年去世。

作为马克思银像的守护者，据2021年第4期《党史博览》陶沙、闫树军文章《入党宣誓仪式：从无到有到成熟的演进》记载，朱少白先是把银像用布仔细包裹起来，埋藏在自家房后的灰堆里，后来风声渐紧，又偷偷地把银像转移到四公里外的娘家，塞进墙缝里，然后用泥巴糊上。

由此可见，这份协议披露的朱少白关于马克思银像身世由来的说法无疑最具权威性。

三次会议中的两次

按照朱少白的说法，那么究竟在哪一次共产国际会议上，共产国际赠送了中共代表马克思银像？接受共产国际赠送马克思银像的中共代表又是谁？根据笔者对能查到的史料进行的梳理，从1921年7月中共成立到1925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运动被军阀镇压的四年间，中共代表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苏联召开的三次会议。这三次会议先后是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叫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先后在苏联的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是中共第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成员、中央局组织主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他是持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亲笔推荐信参加这次大会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员刘少奇、彭述之、肖劲光等是大会工作人员，为大会做一些文书性质的工作。刘少奇、彭述之当时是东方大学的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委员。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由东方大学中国班党员和团员组成。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先后在苏联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召开。出席这次的大会的中共代表是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刘仁静、北京长辛店铁路工人王俊。陈独秀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陈独秀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担负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的重要职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是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当时在党内的作用非常重要。

如果马克思银像是在陈独秀、张国焘出席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共产国际赠送给中共代表的，那马克思银像就应该存放在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相关的史料和陈独秀、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中也会提到马克思银像，然而至今没有发现。

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银像是共产国际在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上赠送给中共代表张国焘的，会后由刘少奇带到国内。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刘少奇年谱》记载，1922年春（注：也就是刘少奇作为工作人员的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根据组织决定，刘少奇带领一部分同学（笔者注：指东方大学中国学员）回国。回到上海后，经组织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陈独秀接见了刘少奇，并派他回湖南工作，临行前还把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交给他带给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夏，刘少奇回到湖南，在长沙清水塘会见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两人进行了长谈。毛泽东介绍了湘区中共组织的情况；刘少奇谈了去苏俄学习的经历。当即被任命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根据这份史料，刘少奇1922年春回国后最初是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的。如果马克思银像是刘少奇带到国内的，那马克思银像应该上交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相关史料和刘少奇以后的回忆中也应该会提到的，然而至今没有发现。

综上分析，马克思银像由陈独秀或者张国焘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赠送，或者由刘少奇带到国内的这些可能性非常小，甚至没有可能性。

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代表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大钊、第三届中央局委员、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王荷波、中共旅莫支部委员、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员彭述之、中共南方妇女革命运动领导人刘清扬。李大钊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首席代表。经李大钊提议，大会还增加了中共旅莫支部委员、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员赵世炎为大会代表。大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根据笔者在前面的分析，认为马克思银像不是共产国际在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四大上赠送给中共代表的，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马克思银像是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五大上赠送给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首席代表李大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