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忠谋一派英伦绅士作风，总是西装笔挺，爱抽烟斗，听古典乐，谈论管理学大师的著作，日常稳坐在大理石地砖、实木书桌的办公室里，看似在享受，实则运筹帷幄，谋定后动。

全球芯片代工圈有两个张，一个是台积电的张忠谋，一个是中芯国际的张汝京。

他们有着相似的成长路径，都在大陆出生，在美国修炼，然后回到中国创业。

但他们从性格到做派截然不同：

张忠谋一派英伦绅士作风，总是西装笔挺，爱抽烟斗，听古典乐，谈论管理学大师的著作，日常稳坐在大理石地砖、实木书桌的办公室里，看似在享受，实则运筹帷幄，谋定后动。

而张汝京像个包工头，经常顶着安全帽巡视工地，穿着衬衫套毛衣，戴着卡西欧电子表，开着小排量的老式桑塔纳，吃着7块钱的盒饭，中芯一厂主厂房上梁时，他只花20块放了1000响鞭炮来庆祝，看似苦哈哈，实则乐在其中。

这似乎是一种隐喻，二张日后必然在合作和反目中纠缠，共同谱写中国芯片的乐章。

张忠谋行事高调，早已名声在外，今天我们为你讲讲张汝京的故事。

张汝京生于1948年，不到一岁就跟随父母离开大陆，此后在台湾长大，在美国求学和工作，直到1986年，38岁时才第一次重回大陆。

在他身上，家国之情发乎自然。

1996年，他在贵州正安县捐了一所希望小学，此后十年陆续捐了20所。

这源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和环境熏陶。他的父亲张锡纶是冶金专家，母亲刘佩金是化学专家，抗战时二人隶属于重庆的第21兵工厂，那里生产了全国60%的枪炮。

到台湾，一家人落脚在高雄的眷村，邻里来自五湖四海，统称为“外省人”，一湾浅浅的海峡隔开故乡，却隔不断乡愁。

父亲从大陆带去了近200个冶金学徒，继续办厂，这些父母留在大陆的小伙子们，陆续娶了台湾姑娘为妻，张锡纶是永远的主婚人。

母亲和昔日校友共同创办了台湾的金陵女中，闲暇时给孩子们讲解《史记》等古籍里的故事。

张汝京后来回忆，忠孝节义的道理都藏在里面。所以张汝京说：我生下来就是中国人。

张汝京在台湾大学机械系读完本科，又到美国读了硕士博士，29岁进入德仪，加入杰克·基尔比的团队。后者就是发明芯片的那位诺奖得主。

当时的德仪群星闪耀。张汝京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是公司的三号人物，张忠谋。

虽然同为华人，但两人此时身份悬殊，几乎没有交集。直到多年以后，二张分别创办了台积电和中芯国际，命运才开始纠缠。

在德仪，张汝京先后建设和运营了10座工厂，遍布美国、日本、意大利、中国台湾、新加坡。他是公认的建厂高手，每个地方停留两三年，工厂运营顺利就转战他处。

但他最想建厂的地方，是中国大陆。

在各地奔走时，父亲就问过他：你什么时候去大陆建厂？

早在1989年，张汝京就开始筹备。组建德仪台湾工厂时，他申请从大陆招募几百名工程师。将来这些人回到大陆，就会成为芯片行业的中坚力量，但台湾当局不允许。几年后，张汝京在新加坡建厂时，才实现这一设想。

到1997年，又有两件事推动了张汝京的计划。一是父亲去世，埋骨他乡。而母亲宁愿今后和父亲分葬，也想落叶归根，回到大陆。二是他在德州仪器干满20年，可以提前退休。

衣食已然无忧，是求田问舍，当个富家翁，还是去做一番不朽的事业？张汝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对他来说，大陆不仅仅是情怀所系，还蕴藏着产业转移的巨大机会。

他先回到台湾，创立世大半导体并担任总经理。在他的规划中，公司1、2号厂建在台湾，3到10号厂都建在大陆。

成立不到三年，世大就实现盈利，成为台湾第三大半导体制造企业。头角峥嵘的架势，引起了台积电张忠谋的警惕。于是，他们与世大的大股东谈判，以50亿收购公司。当时世大的市值只有6亿，也就是说宁可溢价8.5倍也要拿下。

张汝京并不反对，毕竟钱到位了，对得起投资人。唯一的问题是，台积电实际并无大陆建厂计划。

这也不能全怪台积电或者张忠谋，那个年代，台湾当局主张“戒急用忍”，限制对大陆的高科技投资。台商可以在大陆开鞋厂，开食品厂，但是不能造芯片。

张汝京又一次面临抉择，当局不让干，还能怎么办？都52岁了，数着置换来的台积电股票，享享清福吧。

但张汝京不甘心。2000年，他辞去在世大的一切职务，放弃手里的台积电股票，顶着当局的压力，前往大陆，从头创业。

如同一场轮回，曾经他父亲把200名学徒带到台湾，这时他把300多名台湾半导体工程师带去上海。

他曾在采访中说：“小的时候，只想着唯一的出路是把书读好，将来有更好的发展。至于回大陆，不知道怎么回去，但是一定要回去。”

52岁这一年，他不仅回了大陆，还带上一支队伍，要为祖国做一番事业。

这个选择，让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也真正迎来了属于他的辉煌时刻。

那时大陆的半导体制程工艺，比台湾落后五代。官方砸锅卖铁投资100亿的909工程，看不到希望的曙光。但一切都即将改变。

中芯国际是如何诞生的？

资金、人才、设备、技术，大陆一应俱缺，而张汝京逐一解决。

首先，他有资金号召力。

中芯成立几年前，大陆启动“909”工程，投资百亿人民币搞芯片，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电子工业项目，用国家领导人的话说，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把半导体产业搞上去。

然而，当时中国的砸锅卖铁，对于烧钱的芯片行业只是杯水车薪，同年韩国单是进口半导体设备就超过25亿美元。

而中芯，一期融资10亿美元，投资方包括上海实业、北大青鸟，美国的摩托罗拉、高盛，台湾的汉鼎，新加坡的祥峰等等，再加上4.8亿美元的国内银行贷款，相当于120亿元人民币，超过集全国之力打造的909工程。

不难看出，中芯的股权非常分散，加上注册在开曼群岛，以外资身份在上海办厂，所以虽然名为“中”芯，建在大陆，但你无法判定它是否是一家中国企业，这都是在为后来的斡旋做准备。

其次，张汝京有人才号召力。

他在业内深耕20多年，全球建厂，积累了不少海内人望和信任，中芯初期除了300多名台湾芯片人才，还有100名海外人才加入，很多是张汝京在德仪时的老部下。

他到美国演讲招人，对着台下华人喊：我在台湾长大都想报效大陆，你们是大陆培养的，难道不要回去吗？

很多人心底都有成就国产芯片的梦想，只差一面集结的旗帜，这些人最终拿着比美国低一半的薪资，加入了中芯。

当然，为爱发电难以持续，股权激励和福利不能少。

张汝京在浦东建起中芯花园作为员工宿舍，又建起中芯国际学校给员工子女就读，让那些海外员工在大陆安心扎根。

再次，张汝京有人脉资源。

他到大陆后发现，攒一套同水平的工厂，在上海比在台湾困难得多。因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签署了《瓦森纳协定》，限制对中国出口设备和技术，至少落后两代才能出口，经过层层审批，实际往往落后三代以上。

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芯片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资金支持，但在大陆，你拿了政府资金，就意味着更难拿到海外技术的输出许可。

所以在2008年之前，中芯缺钱也不敢要政府的钱。

最终，还是作为基督徒的张汝京，动用个人关系，找来美国五大教会组织背书，保证只民用，不用于军事，才拿到了先进设备的出口许可。这是国家项目反而做不到的事。

最后，张汝京有榜样的力量。

中芯成立的第二年（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连带芯片行业跌入低谷。909工程当年亏损十几亿，招致国内大量批评，日本合作方后来也退出了。

但张汝京认为，越是行业低潮期，越应该扩张，趁着低价买入设备甚至工厂，太划算了，当年三星半导体就是这么起家的。

从打下第一根桩到建成投产，中芯只用了13个月，创下行业纪录。到2004年，中芯已经拥有了四条8英寸生产线和一条12英寸生产线，跻身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企业。

当然，快的代价是巨额投入，长期亏损，财务报表非常难看，这就要靠张汝京的行业地位和强大意志力来说服董事会，坚持下去。

过程中困难重重，张汝京带头省钱，坐经济舱，出差尽量当天往返，把工程师的严格和基督徒的苦行贯彻到创业中。员工们可未必甘愿，有人开玩笑说，中芯国际的英文名SMIC，是Save Money I Can，我会省钱。

张汝京的内心也很矛盾，他说一路建厂办厂，学会了做事，没学会做人。

但作为行业追赶者，千头万绪，还能怎么办呢？他只能招揽心中有热忱的人，开工前带着全体主管打扫厂房，让每个人感受到这就是自己的厂。

中国台湾投资人评价张汝京，“他有一个中国半导体的宏伟梦想，不是为了赚钱才来做这件事，这最可怕。”

很多事情只有他能做，也只有他在做。

从0.18微米到0.13微米、90纳米、65纳米、45纳米……21世纪前十年，大陆的芯片制程工艺从落后五代，一直追到和台湾只差一代。

张忠谋发现，当年世大半导体的威胁再次上演。甚至这次更麻烦，中芯在大陆，没法再通过收购解决。更可恨的是，中芯以台积电的代工模式，挖台积电的芯片人才，抢占了台积电无法染指的大陆市场。

2001年9月，中芯宣布年底前试产0.18微米芯片，彻底点燃了张忠谋的敌意：我们投资数亿美元才掌握的制程工艺，你们不到千万美元的研发预算就掌握了？是不是通过挖人，偷了我们的技术？

2003年，就在中芯赴美上市的前夕，蓄谋已久的台积电在美国加州起诉中芯侵犯专利权、窃取商业机密、不正当竞争，要求赔偿10亿美元。那一年，中芯的营收只有3.6亿美元，还在亏损。

姜还是老的辣。面对商战经验丰富的张忠谋，埋头建厂的张汝京显得稚嫩，疲于应对。

此案孰是孰非？有中芯的老员工表示，真正犯错的是下面几个工程师，但影响波及了整个公司。

2005年，双方达成庭外和解，中芯承认“已获得台积电的信息”，并为此支付1.75亿美元和解金。台积电不再追究0.15微米以上技术的侵权，但0.13微米以下技术不得继续侵权。

为此，中芯必须设立一个第三方托管账户，把新获得的技术存在里面，让台积电自由查验，来确认是否侵权。这招很是毒辣，相当于锁死中芯的技术，每一步尽在台积电掌握。但当时的张汝京似乎没得选。

张忠谋并未就此罢休，一年半后，又在加州提起诉讼，主张中芯违反和解协议。这次诉讼，又选在中芯融资之前。

中芯坚决否认侵权，积极应诉，张汝京说：这次他们是骚扰。代理律师也认为胜算很大。

中芯还在北京高院反诉台积电不正当竞争、商业诋毁。这招的高明之处在于，大陆诉讼的审理时间早于美国诉讼，前一场官司会暴露台积电掌握的证据，哪怕主场作战没占到便宜，也能让中芯更充分地准备后一场更重要的官司。

然而，那时正值“汉芯造假事件”曝光，国内舆论对半导体产业口诛笔伐，官方也放缓了扶持力度。无论如何，直到2009年6月宣判，中芯的诉讼请求，被北京高院全部驳回。

3个月后，加州法院宣判，中芯再次败诉。

失败来得始料未及，前一天张汝京还在和员工照常开会。得知审判结果那一刻，他在电话里放声大哭。

张汝京不得不飞往香港，与台积电紧急谈判。

三天后，中芯公告与台积电达成和解，代价比上一次更为惨痛，再赔2亿美元，外加中芯10%的股份。

台积电开出的另一个和解条件是，张汝京出局。随即，中芯宣布张汝京因“个人原因”辞去执行董事、总裁、CEO 等职务。

他平静地和下属说：官司输了，自己必须负责。

公司高管劝他，可以再上诉，不一定会输。张汝京反过来劝他们，打知识产权官司纯粹是商业游戏，重点不在输赢，而在于时间和精力。他最初想帮大陆提高芯片技术水平，此时两岸关系缓和，作为分属两岸的企业，没必要继续对立。

但在送别会上，他又对众人强调：“不要认为这是人生中很大的失败，不要被打趴下。”

此后几个月，和张汝京联系的人，都会回忆起他那段时间的平静，但也有人感受到他隐隐的悲痛。

他一生都在建厂，离开，建厂，离开，只有这一次是被迫走的，怎么可能不遗憾。

但正如张汝京所说，他没有被打趴下。那一年他61岁，他的目标是像张忠谋一样，干到87岁再退休。

这是独属于理想主义者的人格光辉，不计较个人得失，只在乎中国芯片事业的成败。

2009年11月，张汝京离开中芯国际，由于竞业限制，他选择进入LED产业。

此后三年，投资创办了四家公司（映瑞光电、升瑞光电、皓瑞光电和嵘瑞芯光电），覆盖LED产业链上下游。

直到2014年，张汝京终于回归了自己心心念念的芯片行业，他不想做和中芯竞争的事情，于是在上海创办了新昇半导体。

一颗芯片从无到有，经历四个环节，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当时中国大陆的生产工艺虽然不算先进，但至少每个环节都独立成军。

唯独最上游的硅片材料高度依赖进口，受制于人。

新昇半导体就瞄准这里，建起了大陆首个12英寸大硅片项目。

2016 年，新昇拉出第一根300mm单晶硅棒，2018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开启国内大硅片产业化进程。

中国台湾的媒体这样评价，张汝京在为大陆半导体拼最后一块拼图。

他给公司取名，总有寓意，“世大”是目标“世界最大”“中芯”是“中国之芯”，而“新昇”，这次没有明说，或许暗示着一场新生。

但这远远不是最后一块拼图。

张汝京将新昇交给上海硅产业集团继续运营，自己则投身下一场创业。他说国内缺大硅片的问题有了实质性解决方案，那就交给国家继续做大做强。

2018年，张汝京在青岛创立芯恩半导体，尝试CIDM模式。

这是一个新的理念，张汝京是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芯片生产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IDM，整合元件制造，由一家企业完成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全流程，比如行业先驱德州仪器和英特尔，主做存储芯片的三星，都用这种模式。

另一种是台湾首创的设计（Fabless）与代工（Foundry）分开，例如台积电、中芯就只做代工，高通、华为海思就只做设计。

IDM更利于协同优化，利润也比只做单一环节更高，但链条更长，管理更难。而设计与代工分开，风险更分散，灵活性更强，但协同能力偏弱。

张汝京认为，最适合中国大陆的是CIDM，也就是共享IDM模式。

大陆对各类芯片的需求巨大，但芯片人才仍然不足，当时成规模的芯片设计企业不超过五个，所以通过CIDM模式，十多家企业共同出资，交叉持股，集合人才，共享资源和工艺，这样既能实现合力，又能分担风险，根据客户需求规划产能，也能保持灵活。

他说大陆很大，我们要把几个地方的优点都学来。

青岛有多家智能家电企业，需要大量芯片，此前普遍采购通用款式，直到芯恩成立，才有了本地第一个芯片制造项目，实现上下游联系，定制化开发。

芯恩两轮融资150亿元人民币，但张汝京还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要做出别人花两三百亿才能建好的工厂。他从国外买来二手设备，只要原价的20%，又从美国日本请来维修专家，算上零件和人工费用，不到原价的30%。老师傅带着新人翻修，既节约了成本，又让员工熟悉了设备。

有人开玩笑说，芯恩提前完成了大部分固定资产折旧，还没开工就开始赚钱了。

芯恩的8英寸芯片项目投产不久，12英寸芯片项目还在搭建，张汝京又迈出了下一步。

2022年，他加入上海积塔半导体，担任执行董事，主做车用芯片。那一年，中国整车厂商的产能，正受到芯片的制约。

张汝京加入后，积塔迎来了135亿元人民币的融资，如今已是车规级芯片产能国内第一。

放眼中国芯片产业链，哪里有短板，他就补哪里。虽然不再像当年那样，端着一碗盒饭在工地上盯进度，但振臂一呼，总会有一大群人、一大笔钱聚集在他麾下。

而他还是事业成型就退出，留下模板就换赛道，一如当年在德仪建厂的时候。

有人笑他这是为旁人作嫁衣，他说如果所有新娘的漂亮衣服都是我们做的，那也很好。

今年张汝京76岁，离开中芯已有15年，全球先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再是进入万物互联时代，而后进入AI大模型时代，对芯片的需求只增不减。

行业风起云涌，越来越烧钱，需要举国之力托举。

张汝京创办新昇的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发布，规模超千亿的“国家大基金”成立。

张汝京加入积塔的2022年，美国芯片法案出台，计划提供527亿美元的补贴和税收抵免。

但芯片不只是资金密集型，还是人才密集型产业。

当年的美国，“八叛逆”创办仙童，其中几位后来又创办英特尔，先有这群人，后有硅谷。

当年的韩国，三星和SK海力士挖来东芝半导体事业部部长川西刚等众多人才，才逐步实现对日本的超越。

中国大陆也一样，黄昆、谢希德这些半导体前辈开班授徒，教出了王阳元、许居衍、俞忠钰等行业先行者。后来的产业发展，又离不开一批台湾人才，比如张汝京。

时至今日，最缺的仍然是产业人才。

因此张汝京运营芯恩时，还和青岛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山东大学合作，从本科开始培养人才，规划产学合作方案。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把炬火，每一个人才都是一点火种，而张汝京，是那个为众抱薪的人。

星星之火，燎原了吗？还没有。

但一位相识20多年的老下属评价张汝京说：他从不灰心。

“从不灰心”，这四个字也适合送给尚未成功的中国芯片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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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嘉宾商学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