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天，我就要嫁给同厂的技术员刘建国了，他是厂里有名的＂三好青年＂，是我从知青返城后认识的对象。

归来时节

＂这么多年你上哪了？＂我咬着嘴唇，攥紧了手中的红缎子嫁衣，盯着门口那个消瘦的陌生妇人。

那一刻，我感觉二十三年的生命像一块破布，被人无情地撕开了。

我叫王秀梅，今年二十三岁，在县棉纺厂做挡车工，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墙上还贴着我的大红喜报呢。

明天，我就要嫁给同厂的技术员刘建国了，他是厂里有名的＂三好青年＂，是我从知青返城后认识的对象。

婚礼前夕，这个自称是我母亲的女人，突然出现在我家的土砖房门口，脚上穿着一双沾满尘土的老式胶鞋，手里提着一个掉了漆的铁皮箱子。

我们的小院里，父亲栽的那棵桃树正开着花，粉白的花瓣随风摇曳，衬得这个陌生女人的脸更加苍白。

父亲王德明站在一旁，瘦高的身躯像旧时的电线杆子，脸上的沟壑比往常更深，两只手在身前不安地揉搓着。

屋里只剩下上海牌座钟滴答的声音，那是父亲最珍贵的财产，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记忆中的母亲陈桂芝，在我八岁那年冬天离开了家，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二年级，正学着用毛笔写＂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

父亲只说她去了很远的地方，为国家建设作贡献去了，再没有多说一个字。

小时候我总是趴在村口的土坡上，盼着母亲回来，看到远处有骑自行车的女人，就会激动地喊＂娘，娘＂，可回应我的只有村里人怜悯的眼神。

久而久之，这份期盼变成了一种隐痛，像是长在骨头里的刺，不碰则已，一碰就痛彻心扉。

十五年了，我早就不再奢望见到她，甚至在心里把她当成了死人。

＂秀梅，妈对不起你。＂她声音颤抖，眼角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深，手指关节粗大，一看就是常年干重活的样子。

＂当年国家号召支援东北建设，我被选中了，本想三五年就回来...＂她说着，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像是断了线的珠子。

我冷笑一声：＂三五年能变成十五年？厂里的张师傅去东北支援建设，三年就回来了，你算什么？＂

＂闺女，你别这么说你娘...＂父亲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像是没有上油的门轴。

＂她还是我娘吗？＂我猛地转身，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爹，这么多年，咱家揭不开锅的时候，她在哪？我生病发高烧的时候，她在哪？您腰扭伤干不了活的时候，她在哪？＂

母亲像是被我的话刺痛了，缓缓地从怀里掏出一叠用报纸仔细包裹的信件，递给我：＂秀梅，妈知道你恨我，但这些年，我写了无数封信，可从来没收到过回音。＂

我颤抖着接过那沓发黄的信件，最早的一封竟是在她离开后的半个月，信封上有一个模糊的邮戳，戳记是＂1957年12月＂。

看着信封上整齐的字迹，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教我写字的情景，她总是握着我的手，一笔一划地教我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爹，这是真的吗？＂我转向父亲，却看见他脸色铁青，嘴唇抖得厉害。

那天晚上，我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终于在老屋那面起了裂缝的夹墙中发现了几十封母亲的来信和一些褪色的照片，像是一个被刻意隐藏的秘密。

照片上，母亲穿着深蓝色的工装，头上裹着蓝白相间的方巾，站在高大的机床旁，脸上带着疲惫而坚定的微笑，背景是＂振兴工业，建设祖国＂的大红标语。

信中详细记录了她在抚顺钢铁厂的日子，如何从一个乡下妇女成长为车间的钳工，以及对我和父亲无尽的思念。

最让我心揪的是一封信中说：＂秀梅，娘知道你可能恨娘，但国家需要建设，咱农村妇女也要贡献自己的力量，等娘完成工作就回来看你，一定把这些年缺失的母爱都补回来。＂

信的最后还附了一张照片，是母亲和工友们在厂里大食堂吃饭的场景，桌上只有几碟小菜和一大碗稀粥，她在信中写道：＂虽然吃得不好，但厂里每人每月还有工资，我都攒着，等回来给你和你爹添置新东西。＂

我把信和照片拿给刘建国看，他戴着那副老式的黑框眼镜，认真地研究那些泛黄的纸张：＂秀梅，你娘这些年一直在写信，而且从信上的邮戳来看，几乎是每个月都有。＂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为什么爹要隐瞒这些？为什么要这样对娘，对我？＂

带着满腹的疑问和怒火，我冲进父亲的房间：＂爹，为什么隐瞒这些？母亲的信，她的照片，她的牵挂，这些年她一直在写信！＂

父亲瘫坐在炕上，手里攥着那个用了二十多年的烟袋锅子，面色灰白，看上去一下子老了十岁。

他咳嗽了几声才开口：＂当年你娘走时，你整夜整夜哭，喊着＇娘，不要丢下我＇，我心如刀绞。＂

他的声音哽咽着，眼中含着泪水：＂我怨她重国家轻家庭，怨她丢下你我不管，渐渐地...我就不想让她回来了，我想着，我王德明一个人也能把闺女拉扯大。＂

父亲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后是一大叠钱，都是发黄的老版人民币：＂你娘这些年寄回来的钱，我都攒着，一分没动，本想着等你出嫁时全部给你做嫁妆。＂

我看着那些发黄的钱币，突然泪如雨下：＂爹，你太自私了！你有什么権利替我决定是不是想念娘？有什么権利替我决定是否原谅她？＂

我的话像刀一样扎在父亲心上，他佝偻着背，眼泪无声地流下：＂是爹错了，是爹瞎了眼，这些年，你娘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爹不知道啊...＂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户口也转到了东北，厂里不让她轻易离职。

五十年代末大饥荒时，她想回来看看我们，却因户口问题不能随便迁移，几次申请探亲假都被拒绝了。

等到政策松动，她不断写信，希望能和我们团聚，可父亲早已变了心意，连回信都不给她。

我把这些告诉刘建国时，他沉默良久，最后说：＂秀梅，婚礼可以等，家人团聚更重要。＂

听到这句话，我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人。

我推迟了婚期，和母亲住在了一起，慢慢了解这个失去了十五年的亲人。

刘建国很理解，时常骑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来看我们，带着他从供销社用工业券买的糖果和点心。

他陪我一起整理那些泛黄的信件，细心地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好，装进一个漆皮本子里。

母亲讲述了十五年来的挣扎与思念，讲工厂里的三班倒，讲她如何在宿舍里偷偷缝制小衣服想寄给我却又怕我已经长大穿不下。

＂那时候，工厂里的女工们都笑我傻，说你肯定都长大了，小衣服穿不下了，可我就是忍不住...＂母亲说着，从她那个破旧的铁皮箱子里拿出一件小棉袄，绣着红色的小花，针脚细密整齐。

我抚摸着这件小棉袄，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击中了，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

母亲也流泪了，她轻轻抱住我：＂秀梅，娘对不起你，这些年，娘天天做梦都想回来看你，可是...＂

我靠在母亲怀里，闻着她身上那股机油混合着肥皂的气味，第一次感受到了母亲的温暖。

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开始融入我们的生活，她手艺好，很快在村里小有名气，帮人改衣服补裤子，挣些零花钱。

父亲的态度也在慢慢变化，从最初的冷漠到后来的默许，再到有一天，我看见他偷偷地把母亲织的毛背心穿在了身上。

但父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常年的重体力劳动和对母亲的愧疚，让他的腰越来越弯，咳嗽也越来越厉害。

有一天晚上，父亲突然高烧不退，我和母亲轮流守在床前，用冷毛巾敷在他的额头上。

迷迷糊糊中，父亲握住了母亲的手：＂桂芝，对不起，是我太倔强了，这些年，委屈你了...＂

母亲眼泪汪汪地回握住他的手：＂德明，别说了，都过去了，我们还有大半辈子要一起过呢。＂

这一幕，让我深深明白了父母之间那种复杂的感情，爱与怨，思念与责备，最终都化为了相互的理解和宽容。

刘建国和单位请了假，骑着自行车带父亲去县城检查，回来后告诉我和母亲，父亲得了肺病，需要好好休养。

母亲听后二话不说，把自己这些年的积蓄全拿出来，要给父亲买最好的药：＂德明，你放心，咱们家有我呢，你就安心养病。＂

看着母亲忙前忙后的身影，我突然意识到，她这些年所承受的痛苦和思念，并不比我们少。

春去秋来，父亲的病情渐渐稳定下来，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脸色也红润了不少。

我和刘建国商量后，决定在春节前举行婚礼，让全家人一起过个团圆年。

婚礼当天，我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红色旗袍，头上戴着父亲用积蓄给我买的小金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恍惚间觉得自己长大了，也懂事了。

母亲站在我身后，帮我整理头发，眼睛湿润着：＂秀梅，娘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看着你长大，现在看你出嫁，娘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我转身抱住她：＂娘，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和建国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婚礼很简单，但全村的人都来了，他们都知道了母亲回来的故事，都来祝福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庭。

村里的老支书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起来敬酒：＂今天，我要敬桂芝一杯，她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是我们村的骄傲！也要敬德明一杯，独自把闺女拉扯大，不容易啊！＂

父亲和母亲相视一笑，一起举起杯子，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们眼中重新燃起的光芒。

婚后，我和刘建国住在县城的厂宿舍，但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回村里看父母。

每次回去，都能看到新的变化——母亲在院子里种了菜，父亲在墙角搭了个小鸽舍，养了几对白鸽子。

一天，我回家时带了一台收音机，那是刘建国在工厂里领的奖品，我们想送给父母解闷用。

父亲小心翼翼地摆弄着收音机的旋钮，突然收到了广播电台播放的曲子——《东方红》，那熟悉的旋律让屋里的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那年，我去东北时，就是听着这首歌走的。＂母亲轻声说，眼中闪烁着复杂的情感。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站起来，向母亲伸出手：＂桂芝，咱们跳一个？＂

母亲惊讶地看着他，然后害羞地把手递了过去，两个人笨拙地跳起了舞，像是回到了年轻时代。

我和刘建国靠在一起，看着这对曾经分离多年的夫妻，心中满是温暖和感动。

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前，母亲蒸了一锅香喷喷的花卷，父亲也难得地开了一瓶老白干。

父亲的病情大有好转，母亲为他熬了一碗小米粥，放了几颗红枣，香甜可口。

窗外，村里的杨树抽出了新芽，远处传来村里孩子们追逐嬉戏的欢笑声。

＂时代不由人啊。＂父亲轻声说，眼中泛着泪光，伸手握住了母亲粗糙的手，＂桂芝，这些年，委屈你了。＂

母亲微笑着看着我们，脸上的皱纹里盛满了岁月的沧桑与此刻的温暖：＂都过去了，咱们还有大好的日子要过呢。＂

我和刘建国对视一眼，他轻轻点头，我知道是时候宣布这个好消息了。

＂爹，娘，我和建国有了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红着脸说，＂我怀孕了，医生说，是个男孩。＂

母亲先是一愣，然后眼睛亮得像是点了灯：＂真的吗，秀梅？我要当奶奶了？＂

父亲也激动得站起来，一边咳嗽一边笑：＂好啊，好啊，咱们家终于要添丁了！＂

刘建国腼腆地笑着：＂爹，娘，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秀梅和孩子的。＂

那一刻，我看着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希望。

我知道，有些伤痕永远不会消失，但新的生活，正如这春天一样，已经悄然开始。

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了金黄的麦田，淌过了火红的高粱，淌过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母亲回来已经一年多了，她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好，常常一起在院子里晒太阳，说着过去的事情，有时候会争论几句，但很快又和好如初。

我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母亲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还织了许多小衣服小袜子，准备给即将出生的孙子穿。

＂秀梅，你小时候，娘就给你织过这样的小袜子，＂母亲一边织一边说，眼中充满了怀念，＂只可惜，娘没能看着你穿。＂

我握住母亲的手：＂娘，这次你可以亲眼看着孙子穿了。＂

母亲眼圈红了，轻轻地抚摸我的肚子：＂是啊，这次我不走了，要亲眼看着我的外孙长大。＂

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些失去的岁月，想起曾经的愤怒和不解，但现在，这些情绪已经被理解和宽容所取代。

我明白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无奈，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又走到了一起。

在我临产的那一天，是母亲和刘建国一起送我去的医院，父亲在家里紧张地等着消息。

当护士把襁褓中的婴儿递给我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无与伦比的喜悦和责任。

＂秀梅，他长得像你小时候，＂母亲看着孙子，眼中满是慈爱，＂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

刘建国激动得手足无措，只知道不停地说＂谢谢，谢谢＂，把医生护士都逗笑了。

我看着怀中的孩子，又看看身边的母亲和丈夫，突然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爱与被爱，理解与被理解。

回到家后，父亲迫不及待地来看他的外孙，老人家激动得手都在抖：＂好孙子，好孙子，长得真俊啊！＂

那一晚，我们决定给孩子取名叫＂团圆＂，寓意着我们这个家庭经历了分离与重聚，最终圆满幸福。

母亲从她那个铁皮箱子里拿出一件蓝色的小棉袄，是她在东北时缝的，一直舍不得送人：＂这是娘给团圆的见面礼，虽然是旧物，但里面有娘的心意。＂

我们把孩子裹在这件饱含思念的小棉袄里，他安静地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像个小天使。

看着这一幕，我突然想起了那些被父亲藏在夹墙里的信件和照片，那是我们家庭的记忆，是跨越时空的思念和爱。

现在，这些痛苦和思念，都化作了怀中熟睡的婴儿，成为了我们新生活的开始。

窗外，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覆盖了大地，也掩埋了过去的伤痛，留下的只有纯白的希望。

父亲轻声说：＂秀梅，你娘回来了，你也有了自己的家，还有了孩子，这就是咱老百姓的幸福啊。＂

母亲靠在父亲肩上，微笑着说：＂是啊，再大的风雨都过去了，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福气。＂

我和刘建国相视一笑，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时代在变，人在变，但爱与亲情永恒不变，这或许就是生活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

来源：恋过的美丽风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