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相传神女巫莫列依嫫在滇池畔织布时，九霄云外飞来四只互相缠斗的神龙鹰。她仰头观望时，三滴龙鹰血坠落于身：一滴渗入她的发辫，化作星辰般的银饰；一滴融进她的披毡，织就云霞般的纹章；最后一滴坠入她的裙裾，绽放出蛇形的暗纹。翌年她诞下人神之子支格阿鲁。
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云南存在一个神秘的国度——滇国。关于它的起源，彝族史诗《支嘎阿鲁王》描绘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创世传说：
相传神女巫莫列依嫫在滇池畔织布时，九霄云外飞来四只互相缠斗的神龙鹰。她仰头观望时，三滴龙鹰血坠落于身：一滴渗入她的发辫，化作星辰般的银饰；一滴融进她的披毡，织就云霞般的纹章；最后一滴坠入她的裙裾，绽放出蛇形的暗纹。翌年她诞下人神之子支格阿鲁。
大型彝族史诗舞剧《支嘎阿鲁》中的母亲莫列依嫫
当时天空高悬六个太阳、七个月亮，炙烤着大地。支格阿鲁以松枝为弓、龙筋为弦，将五日六月射落，只留暖阳冷月。然而人间的灾难远没有结束，毒蛇粗如树，蛤蟆大如仓，毒雾遮天蔽日，百姓疾病缠身，洪水肆虐如兽。少年又持铜矛战巨蟒、诛蛤蟆、收毒雾，将雷神困入铜鼓之中，逼问出祛病良方；为根治水患，他与山龙神之女鲁斯阿颍相恋，获得撵山神鞭，劈开山峦，让江河归道，滇池终成膏腴之地。
之后阿鲁统合滇池七十二部落，教民耕猎，建立王国，这就是古滇国。阿鲁将降服的蛇群化为铜柱，立于祭祀广场中央。柱顶立金鹰，象征龙鹰两族的永恒结盟。从此，族人以蛇为守护神，以鹰为图腾。
故事中龙鹰血化为银饰、云纹、蛇形暗纹的细节，暗合古滇国的蛇图腾崇拜，而"铸造铜柱""困雷神于铜鼓"等情节，则与滇国代表文化石寨山文化出土的众多贮贝器上的祭祀铜柱实物形成奇妙呼应。
大型彝族史诗舞剧《支嘎阿鲁》
对于这个蛇神创造的王朝，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给出了另一条历史线索：战国晚期楚国将领庄蹻西征至滇池，因归路被秦军截断，在公元前278年，"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建立了古滇国。这段记载揭示了两大关键信息：其一，古滇国政权的建立存在外来军事集团与本土族群融合的过程；其二，中原先进青铜铸造技术，尤其是失蜡法的传入，推动了滇国代表性文化石寨山文化的跨越式发展。
考古发现也证实，从战国晚期云南中东部地区青铜器的铸造技术突飞猛进，由范铸法转变为失蜡法，青铜器纹饰也由简单的太阳纹、弦纹转变为复杂的立体微缩雕塑。其分铸焊接工艺与楚国青铜铸造技术有诸多相似之处，印证了庄蹻集团的技术输入。关于石寨山文化的发展轨迹及特征，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做了详细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我，自行查阅。
出土于石寨山古墓群的古滇国《诅盟场面贮贝器》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滇者，滇池也，在郡西南百馀里。其俗耕田，有邑聚。元封二年，武帝平之，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段明确指出：滇国百姓从事农耕，有自己的都邑。元封二年（前109 年），汉武帝平定滇国，在当地设置益州郡，赐滇王金印，让其继续管理当地百姓。
1956年昆明晋宁区石寨山古墓群的考古发掘，掀开了古滇国文明的神秘面纱。在编号M6的大墓中，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滇国本土象征王权的铜鼓，汉朝廷赐予的丝缕玉衣（出土时只有散落的玉片），更在墓主腰部位置出土了金质蛇钮"滇王之印"——这枚边长2.3厘米、重90克的金印，蛇钮鳞纹与印面篆书"滇王之印"四字，完美契合《后汉书》等史料中汉武帝"赐滇王王印"的记载。贮贝器上的立体雕塑尤为珍贵，如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通过0.2毫米精度的失蜡法铸造，再现了滇国骑兵统帅祭祀场景，其铸造工艺至今闪烁着文明交融的光芒。
尽管石寨山古墓群揭示了滇王家族葬制，但古滇国都邑始终成谜。2024年，河泊所遗址的突破性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该遗址有商代至南北朝的连续文化层，还呈现出“一址双城”的特殊格局，即滇国都邑与汉代益州郡郡治并存于此。该遗址因出土了大量反映汉朝统治滇国的封泥、简牍等文物，成功被选入“2024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名单。
滇王之印
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湖滨冲积平原，东北距石寨山古墓群仅700米。早在1958年，该遗址在石寨山文化调查时被发现。但当时遗址上堆积大量的贝壳、鱼骨等古代居民的厨余废弃物，被认为是一座贝丘遗址。在初步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些红陶同心圆纹盘，没有青铜器出土，因而被误判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200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滇池盆地再次进行调查时，发现该遗址规模远大于以往的认知，东部靠近关岭山脉，西部面临滇池，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也有3平方公里。并在试掘中出土了青铜器，因此推断该遗址可能就是古滇国的都邑。
河伯所遗址所在位置
从2014年开始至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国家文物局、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和科研机构对河泊所遗址进行了系统性考古发掘。考古发掘显示河泊所遗址早在距今3200-3100年的商代晚期就已是大型聚落。这一时期，滇池水位比现在高8米，辽阔水域提供了丰富水产资源。先民们在台地上修建防潮的干栏式房屋居住，在滇池中捕捉鱼类、螺蛳、蚌类等水产品，在滇池畔种植粟、黍、水稻等农作物，烧制红陶，铸造简单的青铜生产工具。其中青铜器以素面铜凿、铜削、铜锄等小型农业生产工具为主，且数量稀少，大多数工具仍然是石器、骨器、陶器制作的。
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距今约2700-2300年），聚落规模向东部的关岭扩张。青铜器铸造水平提高，铜削等工具上出现了弦纹等简单的几何纹饰，短剑、矛、箭镞等青铜兵器占据多数，显示出对外战争的频繁。这一时期的青铜文化属于石寨山文化早期，与大理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风格一致，表明石寨山文化的影响力迅速向西部传播。同时滇池的水位开始下降，生产模式也由渔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变。
石寨山文化兵器吊人铜矛
西汉早期开始，随着益州郡的设置，遗址上修建了城墙、环壕、大型建筑基址，以及规划有序的居住区、官署区、手工业区、祭祀区等功能区划，显示该地区迅速走向城市化。这座新兴的城镇既是古滇国都邑，也是西汉益州郡郡治所在地。发掘显示河泊所城址呈现出“一址双城”的分布格局，即西部的古滇国都邑与东部的益州郡郡治并存格局。
遗址西部的河伯村呈现"台地 - 水域" 相间的地理格局，许多台地上发现了滇文化时期（战国至汉代）密集的半地穴式及地面房屋基址，推测为村落。出土了大量夹砂陶釜、陶罐、陶纺轮等生活用具，部分陶器表面装饰同心圆纹、绳纹，与石寨山文化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特征相符。河泊所村东的发掘区则出土了陶范、炼渣、铜块以及大量的陶片等遗物，表明这里是滇国的青铜器、陶器手工业生产区。上蒜小学西北侧发现了宽约8米的大型道路遗迹与东部的益州郡郡城相连。道路北侧有人工夯筑的多座建筑基址，结合附近的密集的灰坑和房址判断，这里应该是滇国都邑的核心区域。
河伯所遗址的一址双城布局
此外在遗址西部的部分台地上出了土青铜贮贝器、祭祀铜扣、铜鼓等礼器，以及大量陶器残片，推测为宗教或祭祀活动场所。青铜器工艺精湛，部分器物带有典型滇文化纹饰，如立体造型的牛、虎等，与石寨山墓地出土器物风格一致。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河伯村所在的区域历史悠久，遗迹、遗物丰富，这里应该是古滇国长期的都城。
汉武帝设置益州郡后，在河伯村东部的上西河村、金沙村一带重新修建了一座城池。城址外围有一圈闭合的环壕，可能是古城的护城河。根据2024年的钻探显示，该环壕呈长方形，北环壕长1471米，南环壕长2355米，内部面积达77.3万平方米，环壕外文化堆积极少，表明其明确的防御或边界功能。
河伯所遗址益州郡郡城的方形环壕
环壕内西南部揭露出两汉、魏晋时期连续叠压的数段城墙遗迹，还有东周时期的坝墙和大型木构遗迹。其中城墙由生土分层夯筑，局部掺入瓦片、石子，城墙与环壕共同构成防御体系。而大型木构遗迹学者们推测可能是废弃的水闸，暗示从东周时期，这里的先民们就利用滇池的水资源修坝蓄水，灌溉农田。
疑似水闸的大型木构遗迹
环壕内侧以上蒜第一小学为中心，发现宽约 12 米的主干道和两侧的排水沟，主干道南北两侧分布多座大型筑基址。黄土堆筑的台基上遍布柱洞、柱础石、散水，以及水井等，出土了120吨筒瓦、板瓦以及带有“益州”铭文的瓦当，表明这里曾经有连片分布的高等级汉式建筑群，推测应该是益州郡的官署分布区。
河伯所遗址出土的瓦当
最近的几年，在河伯所遗址的益州郡城区域以及滇国都邑区东部，出土了2000余枚封泥和5万余枚简牍（1.4万枚有文字）。它们如同一部鲜活的 “汉代边疆治理档案”，不仅实证了汉代对西南边疆的有效治理，更通过制度、文化、族群的多维互动，勾勒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轨迹。河泊所遗址出土了大量封泥和简牍，它们是研究古滇国的重要实物资料。封泥和简牍的发现，为我们深入了解汉代对滇国的治理以及滇国的社会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下面我们就分别来看看这些封泥和简牍。
所谓的“封泥”是古人用泥巴制作的一种“保密工具”，主要用于密封竹简、木牍或包裹封口，防止在传送过程中被他人偷看或盗取。古人将写好的文书简牍捆扎好后，在绳结处塞入一块黏土制作的泥巴，并盖上发件人的官印或私印），等泥块干燥后，就形成一块带有印章痕迹的封泥。封泥一旦被破坏，印章痕迹就会碎裂，收件人就能立刻发现是否有人拆封。
封泥
封泥一般用细腻的黏土制成，用阴刻的印章盖出凸起的篆书阳文，2-3 厘米见方，边缘因泥块的收缩形成不规则宽边。封泥流行于秦汉时期，隋唐后随着纸张的普及，文件、信件的封口用石蜡、焦油、辰砂、虫漆等混合而成的火漆密封。在火漆未完全凝固前，上面也会盖一枚阴刻的印章，形成火漆封印，封泥在公元8世纪后完全被火漆封印取代。
河伯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包括官印、私印及少量道教符文封泥三大类，其中官印封泥占比最大，涵盖益州郡 24 县中的 20 个县，是目前中国西南地区发现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汉代封泥群。绝大部分封泥出土于东部的上蒜第一小学附近的河道灰坑中，多夹杂在灰烬堆内。这些灰烬堆可能是汉代官方废弃文书的集中销毁场所。文书简牍焚烧时，封泥因高温而陶化，得以在两千多年的岁月侵蚀中保存下来 。
河伯所遗址出土的部分官印封泥
“滇国相印” 是官职等级最高的封泥，它与 1956 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 “滇王之印” 金印形成互证。表明汉武帝在册封滇王的同时，设立了 “滇相” 一职，构建起适合西南地区的 “郡国并行” 的治理模式体系 —— 滇王保留传统权威 “复长其民”；滇相由中央任命，直接参与地方的行政管理，对滇王形成权力制衡。这种治理模式，既尊重边疆文化传统，又将其纳入中央行政郡县体系，成为研究汉代边疆政策的典型案例。
河伯所遗址出土的“滇国相印”封泥
官印封泥中，“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 等指向益州郡的最高行政长官，而 “建伶令印”“滇池长印”“同劳丞印”“双柏长印” 等封泥。则涉及下辖县、乡级的基层官员，涵盖县令、县长、县丞等十余种官职。结合简牍中记载的滇池、俞元、建伶等益州郡所辖的20个县，以及简牍 “益州郡滇池戹同里”“比苏律乡橙里” 等基层地名，印证了《汉书・地理志》中益州郡有二十四县的记载，同时也揭示汉王朝在滇国的统治已经深入县以下的乡、里等基层。而 “广汉太守章”“蜀郡太守章” 等周边郡治的官印封泥，以及“滇池以亭行”“益州太守府滇池以邮行” 等简牍文字，则揭示了益州郡与巴蜀等内地通过“亭”“邮”等邮驿系统来实现行政往来。
私印封泥如 “宋虞之印”“君冯私印” 等，涉及数十个人名，推测为官员或地方豪族的私印。这些封泥与官印同出，暗示汉代边疆官员的选用可能存在 “本地人任职” 的情况，反映了汉移民与本地族群的融合。例如，“田丰私印” 与 “滇国相印” 共出于同一灰坑，田氏在云南是人口排名第13的大姓，田丰可能是当地少数民族的豪强，他可能担任了滇相属吏，或参与滇国行政事务，印证本地族群参与了滇国的治理。私印封泥的发现，为研究汉代边疆社会的权力结构、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线索。
河伯所遗址出土的部分封泥
除了大量的封泥，还有1.4万枚有研究价值的简牍，其文字内容覆盖西汉昭帝始元四年（前83年）至东汉灵帝光和三年（180年），时间跨度达263年。简牍大多数是氧化严重的残片，需通过红外扫描、脱色、脱水等技术处理后才能释读。这些工作由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负责，目前已缀合、释读的简牍种类很丰富，主要为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籍、书信和典籍，涉及行政区域建制、官职制度、赋税制度、经济交通、司法制度和民族关系等。
其中行政与职官制度、交通与经济的简牍在介绍封泥时已经提到，在此就不赘述。下面我们来看看滇国的司法制度。简牍中有：“建伶髨钳吴屯代杨闵”的一条刑罚记录。此处的“建伶”在封泥和简牍中多次出现，是益州郡下辖的一个县，应该在今天的昆明晋宁区，可能包括河伯所遗址的部分区域；吴屯和杨闵是两位当事人。杨闵因打架斗殴或盗窃东西被判“髨钳（kūn qián）”之刑，即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并去服筑城等劳役。杨闵可能是当地的一名贵族或官员，他不愿意服刑，由亲属或家奴吴屯代替服刑。
河伯所遗址出土的部分简牍
也许有读者看到这里会说这不是公然徇私舞弊吗？是不是杨闵贿赂了主审官员？其实这种找他人代替服刑的现象在汉代非常普遍，属于贵族的特权，不仅在边疆地区出现，而且在内地也普遍存在。东汉洛阳刑徒墓地出土的铭文砖中就有许多“代刑”的记录，如“右部五任下邳髡钳曹福代胡非”，意思是：右部司法机构管理的第五类劳役刑徒中，籍贯下邳的曹福代替胡非承受髡钳之刑。这些与内地格式、内容基本相同的司法文书简牍的出土，说明汉朝在边疆地区施行与内地相同的法律。
此外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中，有两件残片被确认为《论语·八佾》的片段，内容分别为“季氏旅于”和“能救与对曰不”。经专家缀合与释读，这两段文字与《论语·八佾》中“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完全对应。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论语》在西南边疆传播的实物证据，表明汉代设立益州郡后，儒家经典已通过官方渠道传入云南地区。汉代中央推行“独尊儒术”，以往学界认为在边疆地区的教育更多以军事、行政需求为导向，而非普及儒学。河伯所遗址的这些《论语》简牍证明郡国并行制下的滇国同样注重儒学的教育。这些简牍可能是当地官方举办的官学等教育机构的教科书，或者是私塾或个人的藏书。
文物保护专家在修复河伯所简牍
河伯所遗址宛如一把古滇国的钥匙，串联起了滇池盆地3000年波澜壮阔的人类定居史与2000年辉煌的建城史，构建起了从商周至汉晋时期古滇国文化完整而清晰的考古学序列。在历史的长河中，汉王朝推行的“郡国并行”政策，既保留了滇王的传统权威，又巧妙地通过郡县制将古滇国纳入了边疆治理的宏大体系，书写着中央与地方和谐共生的精彩篇章。
大量封泥与简牍出土，弥补了历史文献记载的诸多不足，为后世全面、深入地了解古滇国提供了弥足珍贵、鲜活生动的实物资料。滇文化青铜器那独特的造型与纹饰，诉说着古滇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而汉文化简牍、封泥上的文字，则传递着中原文明的深邃与厚重。它们在河伯所遗址中和谐共存，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文化画卷，生动地体现了两种文化跨越地域与民族的深度融合。
河伯所遗址考古现场
这座遗址不仅仅是一片考古发掘现场，更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演进的典型范例。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实证了西南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彰显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河伯所遗址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为我们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和深刻的启示。让我们铭记这一伟大的考古发现，珍视历史遗产，传承文明薪火，共同书写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
（下期文章为大家讲述古滇国的附属势力和文明的延续，敬请期待。若您喜爱我的文章，请不吝点赞、转发并留下宝贵评论，您的支持是我不断前行的最大动力。）
来源：小方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