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哥，他都十多年没回来了，怎么村里每家红白喜事的礼金都收得到？＂我疑惑地看着正在整理账本的大伯。

＂大哥，他都十多年没回来了，怎么村里每家红白喜事的礼金都收得到？＂我疑惑地看着正在整理账本的大伯。

大伯抬起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眼睛盯着那本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账簿，嘴角微微上扬。

＂娃啊，人在哪儿不要紧，心在哪儿才重要。＂大伯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像是老柳树的根，看不见却深深扎在土里。

我的童年是在浙东一个叫李家村的小山村度过的，那时候的乡村还保留着最原始的模样。

青砖小瓦房，门前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屋后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田埂上种着谷子和瓜果。

八十年代中期的农村，虽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进来，但我们村子里除了几台黑白电视机和几部手摇电话，依然保持着质朴的面貌和传统的人情习俗。

我家是个大家庭，爷爷奶奶带着四个儿子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各家各户有各自的房间，但厨房和院子是共用的。

大伯是长子，在村里德高望重，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后来改制成了村委会主任，忙起来脚不沾地，但他处理村里大小事务总是公平公正，村里人都敬他三分。

二伯当过兵，退伍后在县城开了个小加工厂，做些简单的农具，逢年过节回来，总会给我们几个孩子带些小零食和城里的新鲜玩意儿。

我父亲是老三，中专毕业，在乡镇企业做会计，那时候能在企业上班已经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大家都说我爹吃上了＂铁饭碗＂。

四叔，也就是我口中的＂大哥＂，是家里最小的儿子，比我大十二岁，我们年纪相差不多，所以我一直喊他大哥而不是叔叔。

四叔从小就聪明，念书像饿狼扑食一样，村里的小学老师常说他是块＂读书的料＂。

1985年夏天，闷热的天气里，四叔穿着一件发白的蓝布衬衫，挎着爷爷用草绳缝的布包，坐上了开往南方的绿皮火车。

他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南方一所知名大学，成了李家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

村里人挨家挨户送鸡蛋庆贺，有的甚至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老黄酒，乡亲们脸上的笑容比夏日的太阳还要灿烂。

＂我们李家村终于出了个大学生啦！＂老支书手持大喇叭，在村口的榕树下宣布这个喜讯，声音洪亮得传遍了整个山谷。

四年后的1989年，四叔再次打破了村里的记录，成为第一个出国留学的人，去了遥远的加拿大。

那时候，出国对我们村来说，简直如同登天一般遥不可及，比登上县城报纸的头版还要让人震惊。

村里人甚至不知道加拿大在哪里，只知道那是个比省城还要远得多的地方。

＂加拿大在地球的另一边，那里的白天是我们的黑夜，那里的冬天比我们这里冷得多。＂听过露天电影《洋气的世界》的老支书拿腔拿调地向村民们解释。

四叔走后的头两年，家里偶尔会收到他的信，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信封上贴着奇怪的邮票，村里的邮递员老张都舍不得把那些邮票撕坏，总是小心翼翼地把信送到我家。

信中四叔总是写得很简单：学业繁忙，生活还好，不用挂念。

偶尔会有一两通电话，那时的国际长途要到镇上的邮电所打，一分钟就要几十块，相当于农村人小半个月的收入，所以四叔总是说得很急促，生怕多花钱。

渐渐地，四叔的音信越来越少，但每逢村里有婚丧嫁娶的大事，他的礼金总会准时送达，从不曾落下。

＂你大哥虽然人在国外，心却一直牵挂着家乡。＂大伯一边翻着厚厚的账本，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你看这上面，从1989年至今，村里每家有喜有丧，甚至谁家盖新房、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他都有礼金送来，一笔都没落下。＂

我凑过去看那本发黄的账簿，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日期、户主、事由和金额。

从1989年开始，直到现在1997年，整整八年时间，竟没有一次遗漏，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大伯的字迹工整有力，像是刻在纸上一般。

我惊讶地发现，四叔寄回来的礼金数额，总是比当地标准高出一些，从不马虎。

＂娃啊，你四叔这个人啊，从小就懂事。＂大伯放下笔，摘下老花镜，目光变得深邃，＂他说过，离家越远，越要记住自己是谁，来自哪里。＂

村口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来，那是村里通知开会或有要事宣布时才会用的。

＂喂喂喂，通知大家，明天咱村西头的张德财家要办喜事，他儿子从城里带了媳妇回来，请大家伙儿明天中午去吃喜酒！＂

大伯听到广播，立刻从柜子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仔细数了一百块钱，然后郑重地记在账本上：1997年8月15日，张德财儿子结婚，礼金100元。

＂我这就给张德财送去。＂大伯站起身，拿起那个装着钱的信封。

＂大哥等一下，＂我拉住大伯的袖子，好奇地问，＂大哥怎么知道村里谁家办事？他在国外那么远，消息怎么这么灵通？＂

大伯放下信封，望向窗外，目光穿过村口那条尘土飞扬的小路，仿佛能看到遥远的加拿大。

＂你四叔每个月都会往家里打电话，问村里的情况。＂大伯的声音低沉而温暖，＂电话费贵啊，他总是说得飞快，生怕多花钱。＂

＂每次通话不超过三分钟，但他从不忘问村里最近有没有人家办事或有什么变化。＂大伯说着，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有时候电话刚打来，村里还没通知，等第二天村里一广播，他的钱就已经准备好了。＂

那时的我还不太懂事，只觉得四叔既然有本事出国，应该过得很好，这点礼金算不了什么。

＂我去送礼了，你在家把账本放好。＂大伯拿起信封，戴上他那顶洗得发白的草帽，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了院子。

晚饭后，我坐在院子里乘凉，看着邻居家的孩子在泥地上追逐打闹，不知为何想起了四叔年少时的模样。

大伯回来了，脸上带着笑容，手里提着两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喜糖和喜饼。

＂张德财家的喜糖，尝尝。＂大伯把糖果分给我们几个晚辈，＂他家可高兴了，说多亏了你四叔还记得他家。＂

＂张德财说了，等他孙子满月，一定要亲自给你四叔写信感谢，还说要把满月照片寄去加拿大让你四叔看看。＂

我接过喜糖，甜丝丝的味道在嘴里化开，却不知为何觉得有些苦涩。

＂大哥，别人都亲眼见过四叔的好，可四叔自己呢？他在国外这么多年，谁又记得他的好呢？＂我忍不住问道。

大伯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他望着远处的天空，久久不语。

月光下，我看到大伯眼角有泪光闪烁。

＂所以我才记这个账啊。＂过了好久，大伯才用微微发颤的声音说道，＂我怕等他回来的时候，村里人都忘了他，忘了有这么一个李家村的儿子，虽然人在远方，心却从未离开过家乡。＂

日子在平静中流淌，就像村口那条日渐干涸的小溪，虽然不起眼，却滋养着两岸的庄稼。

1998年的春天，我考上了大学，成为继四叔之后家族的第二个大学生。

那天全家人都高兴坏了，爷爷甚至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老白酒，说是他结婚时的陈酿，一直留着等大喜事才喝。

临行前，大伯神秘地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说是四叔特意寄来的。

＂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在这里了。＂大伯说道，眼神中满是欣慰，＂你四叔说，他当年上大学靠的是全村人的支持，现在有能力了，该他回报家族了。＂

我拿着沉甸甸的信封，心里百感交集。

四叔的面容在我记忆中已经模糊，但他的存在却如此真实，像是一阵看不见的风，吹拂着我成长的每一步。

＂你大伯记了八年的账，为的就是等你四叔回来时，让他知道，虽然人不在家乡，家乡却一直记着他。＂母亲为我收拾行李时柔声说道。

大学期间，我经常收到四叔的来信。

与给家里的简短不同，给我的信总是很长，洋洋洒洒写满好几页，讲他在国外的见闻，讲他对学习的建议，也讲他对家乡的思念。

＂小军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也很复杂。＂他在信中写道，＂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是谁，来自哪里。＂

信中很少谈他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是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回报家乡。

每次信的末尾，他都会写上同一句话：＂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

每当读到这句诗，我总能感受到他对家乡深深的牵挂，那种被思乡之情折磨的痛苦与无奈。

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我回到李家村，发现村里变化很大。

几户人家盖起了小洋楼，村口新修了一条水泥路，甚至连老支书家都装了一部座机电话，不再需要跑到镇上去打电话了。

＂这些变化，有你四叔的一份功劳啊。＂大伯指着村里的新路，骄傲地说，＂他每年都会寄钱回来，专门用于村里的公共建设。＂

＂村里的小学操场是他出钱铺的水泥地，自来水管道也有他的一份捐助。＂大伯说着，嘴角露出欣慰的笑容，＂只是他从不让我们声张，说是做好事不留名。＂

我从没想过，远在异国他乡的四叔，默默为家乡做了这么多事。

＂四叔为什么不回来看看呢？＂我忍不住问大伯，＂既然他这么挂念家乡。＂

大伯叹了口气，望着村口那条通向外面世界的水泥路，沉默许久。

＂他说他会回来的，但不是现在。＂大伯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等他站稳脚跟，有足够的能力了，他就回来，回来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山里娃走出去。＂

2000年的冬天，彩电进入了我们家，那是二伯从县城买来的，据说花了整整两千块钱。

全村人都来围观这个神奇的盒子，里面居然能放出彩色的图像和声音，比黑白电视机好看多了。

我们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着春节联欢晚会，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

就在这欢乐的气氛中，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打破了节日的祥和。

是四叔打来的，他每年春节都会打电话回家拜年，只是今年来得特别早。

＂爸，妈，大哥，二哥，三哥，新年快乐！＂电话那头传来四叔热情洋溢的声音，虽然有些失真，但依然充满活力。

全家人争着和他说话，电话被传来传去，每个人都只说几句，生怕多占用时间让国际长途的账单增加。

轮到大伯时，他拿起电话，声音突然变得严肃：＂远方啊，别光顾着工作，身体要紧。＂

＂大哥，我没事，挺好的。＂四叔在电话那头笑着说。

＂快十二年没见着你了，什么时候能回来看看？＂大伯问道，眼睛湿润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四叔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说：＂大哥，再等等，再等等就回来。＂

2001年初，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平静。

大伯突然病倒了，医生说是肝病，早些年落下的，一直拖着没好好治，如今已经很严重了。

我立刻从学校请假回家，看到的是一个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老人。

曾经高大魁梧的大伯，如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脸色蜡黄，眼睛深陷，但依然坚持要处理村里的事务。

＂给你四叔打电话了吗？＂这是大伯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声音虚弱得几乎听不见。

母亲点点头：＂打了，他说会尽快回来。＂

大伯听了，闭上眼睛，嘴角微微上扬，似乎松了一口气。

＂终于要回来了啊，老四。＂大伯喃喃自语，声音里带着解脱的欣慰。

我坐在大伯床边，看着他枯瘦的手指轻轻抚摸那本发黄的账簿。

那本记录着四叔所有礼金往来的账簿，已经成了大伯最珍视的宝贝，比他自己的病情还要重要。

＂知道为什么要记这个账吗？＂大伯突然问我，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我摇摇头，虽然已经猜到几分。

＂因为我怕你四叔回来时，村里人忘了他的好。＂大伯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最是难记。＂

＂你四叔这些年，从没忘记过家乡的一草一木，可有多少人还记得他呢？我怕他回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家乡遗忘，那该有多痛心啊。＂

大伯说着，眼泪无声地滑落。

＂你四叔这些年在国外过得很苦，他从不在信里说，但我这个做哥哥的，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边冬天冷得刺骨，他打工的餐馆在地下室，又湿又冷；他租的房子在城市最远的角落，坐公交车要两个小时；他省吃俭用，就为了能多寄点钱回家乡。＂

我心头一震，从没想过四叔在国外的生活会如此艰辛。

在我的想象中，出国就意味着光鲜亮丽的生活，衣食无忧，前程似锦。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要勉强自己？＂

大伯苦笑一声：＂因为他怕被家乡遗忘，怕失去归属感。＂

＂在异乡做客，最怕的就是回不了家，不是身体上的回不了家，而是心灵上的回不了家。他怕自己在外面待久了，连家的感觉都忘了。＂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四叔要坚持给村里每家每户送礼，为什么要默默资助村里的建设，为什么要在每封信的结尾写＂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

那不仅仅是对家乡的思念，更是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是他在异国他乡保持自我的方式。

三天后，四叔从万里之外赶回来了。

十二年未见，当他出现在村口时，我几乎认不出来。

曾经的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人。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夹克，拖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脸上布满了疲惫和倦意。

没有想象中的衣着光鲜，没有西方人的傲慢做派，他看起来就像是镇上回来的普通工人，只是眼睛里透着一股异乡人的警觉和迷茫。

村口聚集了不少村民，有认识四叔的老人，也有不认识他的孩子。

＂那就是李远方啊？＂一个年轻妇女好奇地打量着四叔，＂看起来不像在国外待过的人啊。＂

＂是啊，我还以为他会开着洋气的车回来呢。＂另一个年轻人附和道。

我听了这些话，心里一阵难过，看来大伯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十二年过去，村里已经有很多人不记得四叔了，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他充满了陌生感和距离感。

四叔似乎没有听到这些议论，或者说他已经习惯了被人评头论足，他只是微微点头向村民们致意，然后直奔我家。

他风尘仆仆地走进院子，径直跪在大伯床前，失声痛哭。

＂大哥，我回来了。＂四叔哽咽着说，声音里满是悔恨和痛苦，＂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大伯勉强睁开眼睛，看着四叔，眼中流露出欣慰的神色。

他艰难地抬起手，指了指床头的账簿，那本记录了十二年情感的账本。

四叔会意，轻轻拿起那本厚重的账本，翻开第一页，上面是大伯端正的字迹：1989年9月15日，李远方出国前寄回礼金，刘德贵子女满月，50元。

账本的每一页都记录着四叔对家乡的牵挂，每一笔数字后面都承载着一段不忘本的深情。

四叔的眼泪滴在账本上，晕开了一片墨迹。

＂大哥，我回来了。＂四叔再次说道，声音低沉而坚定。

大伯微微点头，眼中含着泪水。

＂远方...你终于...回来了...＂说完这句话，大伯永远闭上了眼睛，脸上带着安详的笑容。

我们按照当地习俗为大伯办了丧事，整个过程简朴而隆重。

讣告发出后，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不仅有村里人，还有乡政府的领导，甚至县里的几个干部也赶来了。

让我惊讶的是，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来了，甚至连那些早已搬出村子的人，也专程赶回来送大伯最后一程。

＂李大队长是个好人啊，从来不假公济私，心里装着全村人。＂

＂可不是嘛，我家盖房子缺钱，是他东拼西凑帮我借来的。＂

＂我女儿上学的学费，也是他偷偷垫付的，从没让我们家难堪过。＂

听着村民们的话语，我才知道，原来大伯这些年不仅仅是在记账，还在默默地帮助着村里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晚上，我和四叔坐在院子里，看着挂在屋檐下的白灯笼在夜风中轻轻摇晃。

四叔拿出那本账簿，一页一页地翻看着，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大哥把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四叔喃喃道，眼中噙着泪水，＂他这人啊，看着粗犷，心思却细腻得很。＂

我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心中的疑问：＂大哥，这些年你在国外过得怎么样？为什么从不说自己的情况？村里人都以为你在国外过得好着呢。＂

四叔抬起头，月光下，我看清了他脸上深深的皱纹和憔悴的神情。

＂小军啊，出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风光。＂四叔苦笑着说，＂刚到加拿大那会儿，什么都不懂，语言不通，又没有亲戚朋友，真是举目无亲啊。＂

＂白天上课，晚上洗盘子，周末去超市当搬运工，冬天那么冷，常常冻得手脚发麻，脸上的皮肤都龟裂出血。＂

四叔说着，撸起袖子，我看到他的手臂上布满了伤疤和老茧，那是常年劳作留下的印记。

＂好几次想放弃回国，但又不敢，怕村里人笑话我没出息，更怕辜负了全村人对我的期望。＂

＂那你为什么每次还要寄这么多钱回来？＂我不解地问，＂如果生活这么艰难的话。＂

四叔苦笑一声：＂在国外，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根啊。＂

＂我每天面对的都是陌生人，说着听不懂的语言，过着格格不入的生活。只有想到家乡，想到这个我生长的村庄，我才感觉自己是个完整的人。＂

他抚摸着账簿的封面，继续说道：＂每次寄钱回来，不是为了显示我有多富有，而是为了维系我与家乡的联系。＂

＂我怕自己被遗忘，更怕我忘记自己是谁，来自哪里。你不知道，异国他乡的孤独有时候比贫穷更可怕。＂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大伯要如此郑重地记录每一笔礼金，为什么四叔要在每封信的结尾写下＂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

第二天，村里的老人们聚在一起，与四叔叙旧，谈起了往事。

我才知道，原来四叔这些年一直在资助村里的贫困学生，已经有五个孩子在他的帮助下考上了大学。

大伯病重期间的医疗费，也是四叔远程联系并支付的。

更让我感动的是，村里修路、建学校、安装自来水，四叔都默默地捐了钱，却从不让大伯张扬。

＂你四叔这人，从小就懂事，长大了更是记挂着乡亲们。＂村里的老支书抽着旱烟，感慨道，＂你大伯生前最骄傲的就是有这么个弟弟，常说他们李家出了个好种。＂

丧事结束后，四叔在村里住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他走访了村里的每一户人家，就像补偿这十二年的缺席。

每到一家，村民们都会热情地留他吃饭，但四叔总是婉拒，他说：＂我不是来吃饭的，是来看看乡亲们的。＂

他甚至去了村里的学校，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世界。

孩子们围着他，眼睛里闪烁着对未知世界的向往，就像当年的四叔一样。

＂外面的世界很大，但家乡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四叔对孩子们说，＂无论你们将来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

临走前的晚上，四叔和我坐在院子里，望着满天繁星。

村里的夜空特别美，没有城市的灯光污染，星星多得数不清，像是撒在黑丝绒上的碎钻。

＂大伯走了，你还会经常回来吗？＂我问。

四叔沉默片刻，说道：＂我在加拿大已经扎下根了，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但这里永远是我的家乡，是我的根。以后我会经常回来看看，不会再让十二年过去了才踏上故土。＂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大哥生前让我交给你的。＂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封信和一本存折。

信中，大伯写道：＂远方虽然人在国外，但他的心从未离开过家乡。这些年他寄回的钱，除了给村里人送礼，我还攒下了一部分。＂

＂这钱是给你创业用的。记住，不管走多远，都别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做人要像你四叔一样，心里装着家乡，装着乡亲。＂

存折上的数目让我吃惊，竟有五万多元。

在2001年的农村，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足够在县城买一套小房子了。

＂大哥一直很看重你，说你像我年轻时的样子。＂四叔拍拍我的肩膀，＂他希望你能像我一样走出去，但又不像我一样，十二年才回来一次。＂

＂大哥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他明白＇落叶归根＇的道理。他希望李家村的后辈们能够飞得更高更远，但也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

四叔回到加拿大后，我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县城开了一家电脑培训学校。

每个周末，我都会回村里，教孩子们使用电脑，让他们通过互联网看到外面的世界。

我还把四叔寄回的每一封信整理成册，放在学校的图书角，让孩子们知道，有一个叫李远方的人，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心却从未离开过家乡。

2008年，四叔又回来了。

这次，他带回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七岁的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孩。

他的孩子虽然从小在国外长大，却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能唱几首中国儿歌。

＂我每天都会给他们讲家乡的故事。＂四叔骄傲地说，＂让他们知道，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叫李家村的地方，是他们血脉的源头。＂

四叔的妻子是个温柔的加拿大人，她虽然不会说中文，但学会了包饺子和做中国菜，还带来了一本厚厚的相册，里面记录着他们在国外的生活。

翻开相册，我看到了四叔在餐馆打工的照片，看到了他们一家人挤在狭小公寓里的合影，也看到了他们后来买的第一栋房子，甚至是四叔开的那家中餐馆。

＂他这些年在国外真的很拼命，＂四叔的妻子用蹩脚的中文说道，＂他总说，要为家乡争气。＂

看着四叔的孩子在村里和其他孩子嬉戏，跑前跑后说着中英文混杂的童言童语，我忽然明白了大伯为什么要郑重地记录那些礼金。

那不仅仅是为了让村里人记住四叔的好，更是为了让四叔知道，无论他走多远，家乡永远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是他可以随时回来的港湾。

如今，村里的变化越来越大，房屋一栋栋拔地而起，道路越修越宽，甚至有了自己的工业园区，许多年轻人不再需要外出打工了。

当然，依然有人选择离开，去追寻更广阔的天地。

但每逢节假日，他们总会回来，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走亲访友。

而我，则继承了大伯的习惯，为每一个离开村子的年轻人记录着他们的往来，让他们知道，无论走多远，家乡都记得他们。

有时候，我会坐在院子里，翻看那本已经泛黄的账簿，仿佛能听到大伯沉稳的声音：＂人情冷暖，最是难记。＂

而我，则在心中默默补充：＂但只要有人记着，温暖就不会消失。＂

每当夜深人静，望着窗外的星空，我总会想起四叔说过的话：＂不管走多远，根永远在这里。＂

是啊，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无论我们走多远，心中的那份牵挂，就像是一根看不见的线，永远连接着我们与家乡，与我们的根。

而大伯那本记录十二年情感的账簿，如今被我珍藏在柜子里，它见证了一个游子对家乡的深情，也记录了一个兄长对弟弟的守望。

每当我翻开它，就如同翻开了一本关于＂根＂与＂归途＂的厚重史书，一本只属于普通人的平凡却深刻的情感教科书。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