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朗普于今年年初重返白宫，继续实施“美国优先”政策。不论是在与中国等贸易伙伴的关税谈判中，还是在对俄乌和谈的推动中，特朗普直白展现的霸权思维，几乎扭转了美国过去几十年打造的开放自由的外交形象：

特朗普于今年年初重返白宫，继续实施“美国优先”政策。不论是在与中国等贸易伙伴的关税谈判中，还是在对俄乌和谈的推动中，特朗普直白展现的霸权思维，几乎扭转了美国过去几十年打造的开放自由的外交形象：

他身后的这个分裂的、保守化的、不再诉诸“理想”的美国，还是曾经那个有着全球化野心的世界领袖吗？如果美国作为全球单一主导者的时代正终结，它的退场对今天的世界意味着什么？

当“后美国时代”成为话题时，也许没有哪个国家比与伊朗更清楚，“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青年作家、学者吕晓宇在旅行中途经伊朗，他惊讶地发现，在这个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自称受到美国制裁最多的国家，人们照样“有水、有电、有堵车”。路上有饱受国际批评的“道德警察”，也有置若罔闻的德黑兰女子。

“伊朗已经结束了自我证明的时代”，是吗？在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中，吕晓宇写道，“这个世界倒是进入了需要自证的时代”。当美国一手建立的国际秩序与价值秩序走向失落，无论是伊朗，还是其他意图探索非西方中心现代性的国家，都不得不思考：我们以何为证，来立足于今日的世界？

如此生活五十年，直到美国崩塌

撰文：吕晓宇

我途径伊朗。

它的身影出现在每一场我所关注的冲突里。在乌克兰，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在也门，在伊拉克。它是风暴的中心。我途经伊朗，正是美国伊朗的谈判之际。

我想过，它定是和外界看到的不同。但是，它还是太不一样了。安检和过关的松弛，没有金属探测仪的搜身，甚至让我心感不安。遍地的政治画像，只会让白人游客觉得新奇。

“道德警察”，准确地讲是“指导巡逻队”（Gasht-e Ershad），微笑提醒游客戴好头巾，而从她们身边走过的德黑兰女子置若罔闻。酒精装到了透明的塑料瓶中。

这是 2021 年以来的松绑吗，有人是这么说的。紧张的氛围在哪里，它是隐去了，还是根本是一种想象？

怀着一个巨大的设想，我途经伊朗。当所有人开始认真讨论“后美国时代”的风潮里；伊朗，1979 年革命后和美国“脱钩”四十多年的国家，或许比其他人更清楚，没有美国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

没有美国的世界是一万多项外界的制裁。不能刷外国银行卡，没有麦当劳肯德基，没有维系游客安全感的饮食锚地。多数的车到了报废的边缘。高速公路旁，时不时是支起前车盖的故障车辆。因为飞机缺少补修的零件，大家宁愿开八九个小时的车，也不会冒险去坐航班。跨越城市的路途，总会是一场从白天到黑夜的公路旅行。

但是，真的缺少了什么呢？这里有水，有电，有堵车，有 3 美分一升的汽油。品牌店没了，从走私贩那里可以拿到你想拥有的一切。当然了，加倍的价格。日用品早都找好了平替。这里是平替的经济。

经济全球化陷入困境前，伊朗用自我的挣扎证明：这个世界里，哪有什么谁不能离开谁的道理。

但是，缺了美国，伊朗也没有脱离全球化的痛疾。不平等的困顿，在孤立的经济体中同样发作了。“消失的中产”是横跨阶层和性别的话题。这不是一个西方或者反西方的争斗。

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是 99% 和 1% 的争斗。统一的不满是对于经济再分配的迟钝。任何一次涨价都是大众情绪的触发点。

记者在谈头巾和核设施，其余人在谈论经济。1979 年以来，伊朗一样地被不断预测行将崩溃。“伊朗崩溃论”一样成了众人玩笑的对象。美国的敌人，在两种并行的公开叙事里存在。

他们要不然是穷尽手段“韧性十足”的统治者，要不然是走向崩盘的失序国家。把时间线拉长，两种叙事都能宣告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一个解释了漫长的政权，一个预言了最终所有国家的结局。

孤立意味着误解。这种误解的两种后果，过度浪漫的古巴或是近乎抽象的朝鲜。伊朗呢，它有一种另类的开放。你不会感受到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国家。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妙错位的开放感？

在我们看来，突破了审查的电影和言论，是源于某种侥幸，甚至权力的疏漏。但是更准确地讲，它们是自主的放任和精神傲慢的产物。中产阶级的文化输出只会在特定的群体和外国的文艺圈内流行，它不被视作政治的力量。

执迷考古学的人，将开放归结于伊朗的“例外性”。他们会告诉你古波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古希腊平起平坐，阿巴斯王朝时期的学院还在教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他们的翻译运动为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奠定基础。萨法维王朝选择什叶派仅是为了和奥斯曼帝国的区分和竞争。

就连 1978 年出生的人，都会自然地说起巴列维时代的经济增长和世俗化社会。他们认为自己是文明与帝国的延续，因此和周边的任何民族截然不同。

这种区域之上的傲慢，关乎伊朗的精神。即便是一个亲西方的自由派，也没法全然抵抗傲慢的诱惑。或许他们不同意神权，但是都会认可伊朗的例外。

说服我的例外性，不是历史的叙事，是他们比起周边国家的守时。尤其在交通毫无预警的堵塞下，他们总能魔术般地按时抵达。男人们喜欢西服和墨镜。因此在德黑兰的早高峰上，西装革履的男士骑着踏板摩托，脚下放着公文包，像是在意大利的街头。

一种没有脱节感的孤立。这是我途径伊朗时，能想到的最贴近的描述。接待我的伊朗学者，在革命后的德黑兰大学，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她裹着传统的黑色希贾布，是汉斯·摩根索和亚历山大·温特的波斯语译者。我们调侃着温特不爱出门的习惯。

伊朗的外交人士，上来问的第一件事，是中国要如何打破美国的围堵和孤立，让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身处何地。而当我反问这个问题时，他们说伊朗可以谈判，可以引入大国均势，而你们没有这个选择。比起胡塞武装，他们更希望谈一下克什米尔的交火。

聊来聊去，他们或许只在一件事情上是脱节的：对美国和谈的期望。伊朗人毫不忌讳地将其称作是“基辛格时刻”，认为如中美 1971 年的接触，此次的谈判有希望把伊朗重新带回国际社会。

目睹着海湾国家的日新月异，甚至伊拉克的重建速度，他们感觉到了某种“失去”。但是，他们要重返的那个世界，还是昨日的世界吗？

“打倒美国”的标语还在市区建筑的壁画上，但是色彩斑驳。曾经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美国前使馆，现在不定期开放。我途径伊朗的时候，赶上了它的开放日。入口处是哈梅内伊在 2015 年的巴黎袭击案后写给欧美青年的信，无关伊朗，关于在西方弥漫的伊斯兰恐惧症。

播放的一段视频是美国媒体在 1979 年人质危机后对亲历者的采访，证明学生不是暴力闯入，“客气”地对待了人质。烈士墙的照片更新到了苏莱曼尼和纳斯鲁拉。而墙上的海报，明显加入了 AI 的参与。纪念品中巴列维时期的货币比革命后的昂贵，可以选择支付美元。

“伊朗已经结束了自我证明的时代。”

我在伊斯法罕听到这句声明。的确，在伊斯法罕令人心颤的宏伟下，不会觉得这个国家需要向谁证明什么。证明了不用美国，也可以长存，证明了和周遭邻居的对立，也不会导致覆灭。改革派说，好了，证明已经足够，现在，我们可以自信地回到世界了。

但现如今，这个世界倒是进入了需要自证的时代。我途径伊朗。他们计算特朗普结束任期时，正好是伊朗革命的五十周年。到时候，它可以自信地宣告某种胜利。至少，它所痛斥和反对的那个秩序已然不在。

来源：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