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沈兼士是一位在文字學、訓詁學上深有造詣、卓有貢獻卻未被當今學界充分認識的學者。他從劃分文字畫、象形字、表意字和表音字開始，到形成系統的右文説思想，從發現初期意符字意義不確定的特性，到揭示漢魏音注中義通換讀的實例，幾十年的研究，建立了一套獨特的沈氏文字訓詁學理論

[內容提要]沈兼士是一位在文字學、訓詁學上深有造詣、卓有貢獻卻未被當今學界充分認識的學者。他從劃分文字畫、象形字、表意字和表音字開始，到形成系統的右文説思想，從發現初期意符字意義不確定的特性，到揭示漢魏音注中義通換讀的實例，幾十年的研究，建立了一套獨特的沈氏文字訓詁學理論與方法。這種理論和方法非常切合用漢語書寫的古代文獻，卻並未全部被當今的文字訓詁學界所接受繼承和推廣實踐。所以，重新論述沈氏的語言學思想和其理論方法，對新時期文字訓詁學理論的建設與轉型有啟迪意義。

本文首發於《中國文化》2025年春季號，此次刊發據虞萬里先生提供word版，謹此致謝。限于篇幅，注释省略。

一 從《段硯齋雜文》到《沈兼士集》

《沈兼士年譜·前言》説：“今天知道沈兼士的人已不太多。”那我不僅屬於“不太多”者，而且是我們這一輩中較早知道的人之一。第一次觸目沈兼士這個名字，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那時我正在上海圖書館醉心於上古方音的學習與探索，要查閱林語堂的《陳宋淮楚歌寒對轉考》一文，所以想調閲載有林文的史語所集刊外編《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簡稱《集刊外編》）。無奈這上下兩大本是“舊平裝”，沒有卡片目錄——上圖凡1949年前出版的書稱爲“舊平裝”，沒有目錄卡片，無法查閱，費了好大勁才由管理員張善信爲我找出並送到閱覽室。抄錄林文的間隙，我隨意翻閱其他作者的文章：羅常培，那時《漢語音韻學導論》還沒重印，但我已經抄錄一過；陳垣，我買到了他的《通鑒胡注表微》；劉復，我竟覓得他的原版《四聲實驗錄》；董作賓，上圖一位一起讀書的朋友，因寫過一篇表彰董氏甲骨學成就的文章而受到嚴一萍的禮遇，一時傳爲佳話；趙元任、李方桂，我知道他倆和羅常培一起翻譯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但這本書我一直沒借到……看到沈兼士這個名字，我並無印象，只是他的論文《右文説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下簡稱“右文説”）很吸引我。看到他將右文説的歷史敘述得那麼詳細，尤其是將段注《説文》中“以聲爲義”的六十八個字列成表格，感覺他將《段注》讀得極其深透；文章又將右文本義、引申義、借音等公式分列得如此清晰，心裏無任佩服，於是將這六七萬字的長文抄錄一遍，新奇的獲益超過了理解。差不多在抄錄的同時，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唐蘭開明版（1949）《中國文字學》。唐氏畢業於無錫國專，舊學功底深厚，在古文字領域聲譽卓著，於人少所許可。但在《文字學·前論》中説：“二十年來，卓越的訓詁學家，我所知道的，只有沈兼士一人，這一科是太冷寂了。”將兼士視爲沈一人，既顯示出唐蘭的眼界之高，也表達出對先生的許可。沈兼士的學術形象就此在我心中樹立，我開始尋覓他的著作。

兼士先生的著作不多，一是文集《段硯齋雜文》（下簡稱“段硯齋”），一是他主編的《廣韻聲系》（下簡稱“聲系”），因爲都是舊平裝，也都是好不容易才借出來。《段硯齋》收入了民國九年至三十六年所寫的二十四篇文章和三篇附錄。讀抄了幾篇，初讀有驚艷之感，時過境遷，印象漸次模糊。其中《聯緜詞音變略例》等文字的意義，還是在後來二十多年的詞典編纂實踐中才加深認識，而《漢魏注音中義同換讀例發凡》，更是近十多年究心漢代經師漢讀才有先獲我心之感受。《聲系》一書，對於我想推考古音，尤其是想從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的音讀中追溯古方音而言，實在是太有用了。我摘錄了一些與正在研究相關的資料，並夢想着最好能擁有一本。天公作美，居然在上海古籍書店看到一套十六開1945年輔仁大學原版書，大喜過望之下，瞥眼標價竟是八十元！謀生不易，我最終還是不敢下手。於是又萌生像抄《韻鏡》那樣抄一本的想法，但因部頭實在太大，入職《漢大》後工作實在太忙，無法踐諾。1982年在北京，曾與周祖謨先生和趙誠先生談到買不起《聲系》的憾事。周先生因此而與我談及北大三沈和兼士先生的一些軼事。尹默先生書法名滿天下，我當然知道，但沈士遠何許人，我確實是第一次聽説。1985年，中華書局將《聲系》影印成32開上下兩冊出版，定價十六元，這是否與我和兩老的談話有關，無從徵信，只記得我是懷著如願以償的心情買回家，它爲我後來撰寫的幾篇古音論文探索古代地名、人名的方音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及至中華再次重印，提價至48元，我又買了一套珍藏，或許是聊慰當初買不起原版的心情。

1986年，《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出版，《論文集》由葛信益和啟功先生編輯，收入兼士先生論文四十篇，附《系統的文字學參考書目舉要》一篇，于省吾序一篇，最重要的是收錄了兼士先生一本頗具特色的《文字形義學》講義。此集將《右文説》和《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等收錄，是我喜出望外的。我第一時間買回，後來將《鬼字原始意義試探》的內容引錄到我的《桃符風俗源流考》中。有意思的是，1990年葛信益、朱家溍編輯的《沈兼士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論文集》出版，我竟沒看到，七八年後某次特價書賣場上，居然有五本併排著，三折賤賣（原價六元），我果斷全部買下，分送兩本給朋友，但好像人家也不怎麼見情，確實是知沈一人者稀！心裏爲他掠過一絲不平之意。前兩年《沈兼士年譜》出版，我得以大致了解他一生的工作業績和學術成果。最近收到鈺翰兄寄來的《沈兼士集》，又在中華本基礎上增加了22篇文章、三篇訪談錄和45首詩詞。縱觀其一生學術經歷，教學和文字訓詁之外，更在運籌北大國學門工作和領導故宮博物院的文獻接收整理等等，留給學術界的文字不過五十萬左右，其中關涉文字訓詁的更少。但即使這幾十萬的學術文字，已足以反映他學術思想的一角，其中的學術含金量，很值得我們去發掘與思考。

二 撰作《右文説》的學術積澱

《右文説》是兼士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但這篇鴻文絕非一蹴而就之作，而是他二十多年思考鑽研的結晶。1908年，他在日本師從太炎治文字學，奠定自己學術功底和志向。時當清末，西學東漸，群言囂然，欲廢漢字而用拼音，他撰《小學起廢》，説“通欲達志，不資象寄之材；諷籀詩書，無有隔閡之患者，唯字有定形，故尚足以考合舊文，郵通殊語”，指出漢字是凝固中華民族的關鍵，“今若廢形用聲，必至邦勢分崩，文亡道喪，蕭墻之禍，莫此爲甚”。一百多年過去，漢字不僅沒有被廢棄，而且成爲凝聚中華民族的凝固劑，更顯現出比印歐語更強大的優勢。據學生葛信益教授回憶，他於1915年已用新方法在北京大學開設文字學課程。瀏覽其留存的《文字學講義》殘稿，内容形式與當時同在北大授課的朱宗萊（1881-1919）《文字學形義篇》完全異轍，讀之可以領略一位年未三十的學者，對漢代小學書內涵發掘之深，對宋元文字學著作觸及之廣，從中可以窺覘《右文説》思路形成的脈絡。稍後作《文字學的革新研究（字形部）》，何爲“革新”，用他的話説，是“想用一個法子通盤籌算，從根本上解決這重公案”。他首先分析漢字結構，將漢字拆分爲·、一、丨、U、○、×、＋等簡單構件，希望從最小的構件中去認識漢字的原始意象，然後逐級疊加，最後歸納爲十五式。認爲造字之式，已“盡網羅於此範圍之內”。我們不去評判這種方法對漢字分析的實際功效和意義，這在一百年前，洵屬超前的文字結構分析法，表明他對漢字研究革新的意圖。拆分文字形體結構，當然要顧及字義，字之本義涉及上古社會的發展，他將德國結構史學家、文化史家兰普雷希特（Lamprecht1856-1916，按，作者譯作：藍浦瑞喜提）所著《德國史》和《近代史》中劃分人類發展五階段的框架來比附漢字的指事、象形、借象、複象、會意的發展歷史，儘管這也是他個人的理解與綰合，卻可見出他竭力將文字與歷史的研究結合起來，創出一條新路的意圖與雄心。因爲將漢字拆分成最小結構，所以會細緻觀察、分析甲骨、金文字形結構的原始形態和意符、聲符的作用等，他1922年發表《國語問題之歷史的研究》，提出將漢字歸納爲文字畫、象形字、表意字和表音字四類。這篇文章雖是概述性文字，但文字畫和表音字兩種名詞概念的提出，是他的文字學思想中兩個重要的基點。

在象形字之前揭出一個“文字畫”，其實是提出了一個文字二元論，即在語言—文字的起源之外，另有一種用形象表述思想以達到傳播交流目的的圖畫。他認爲，我們的古人“一方面用聲音來表示思想，由口以傳於耳；一方面用形象來表示思想，由手以傳於眼”，後者就是文字畫。“文字畫”是在文字還沒有發明以前，“用一種粗笨的圖畫來表現事物的狀態、行動和數量的觀念”，這種文字畫出現在早期銅器上，到了銅器時代後期，“文字畫的形式似乎漸漸的蛻化成爲象形字”，他不同意研究鍾鼎的古文字學者把它們看作文字，故又專門寫了一篇《從古器款識上推尋六書以前之文字畫》，重申《説文》和銅器銘文中的獨體象形指事字不是最原始的文字，而是在“六書文字時期之前”、爲“六書文字之導源”的“文字畫”。他説“余以爲文字之起源，實由於紀事之繪畫。而初民社會所最需要者，厥維三事：曰祭祀，曰戰爭，曰田獵，故文字畫中亦以此三類爲較著”，於是舉出諸多例子以爲此説之佐證。兼士先生提出“文字畫”的概念，遭到推崇他的唐蘭的批評。這是因爲唐蘭先生主張象形、象意、象聲的三書説，所以排拆沈氏文字畫的存在。後來同門湯炳正和孫常敘、王鳳陽、裘錫圭等都還是肯定了沈氏提出文字畫概念的學術價值。

所謂“表音字”，大多是借了象形文字或表意字來表示同一發音的字。沈兼士將這種表音字分析得很細，先分爲半音符和純音符二種，半音符中又細分爲音符兼義與音符無義，音符兼義再分爲音符兼義而非其語根和音符兼義即其語根兩類。純音符是因爲半音符仍受到形旁的約束，於是乾脆直接拿一個同音字來用。這種方法立足於古人運用漢字的當時來説，是漢字造不勝造或難以確切造字的前提下的“借字表音法”，但從後世逆推古人所寫的文獻著眼，就是假借或通假了。

他在追溯漢字起源、分析漢字構件的過程中，尤其是對表音音符兼義不兼義的辨析時，對右文説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與理解。在分析音符時，已經引及王聖美的“右文”和段玉裁“以聲爲義”説，所舉兼義與不兼義的“非”聲符一組字，後來寫入《右文説》中作爲“本義與借音混合分化式”的一組字。可以説，此文的發表，沈兼士《右文説》一文的思想已經萌芽。1927年，他在北京大學作“求語根的一個方法”的演講。探求語根是右文説的重要方向，這表明他右文説的思想漸漸形成雛形。1931年，在北京大學開設“中國文字及訓詁”和“右文研究”兩門課程，可以説已轉向右文的研究。1933年，在輔仁大學開設“文字學名著研究——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他用形音義三者一貫之理，來講述《段注》，其中要學生注意他講課中關於“意符字演變爲音符字之史跡”、“由音符字孳乳之系統探索古代語言分化之形勢”等等。同時又開設“專題研究‘右文’”課程，授課內容與論《右文説》章節題目大致重合：

輔仁課程“專題研究‘右文説’”

（1）右文説之源流

（2）右文説與一般“聲訓”之關係

（3）各家學説之比較評論

（4）假定右文之一般公式

（5）右文在訓詁學上之功用

（6）右文與校勘學之關係

（7）右文與語言學之關係

《右文説》目錄

（1）引論

（2）聲訓與右文

（3）右文説之略史一

（4）右文説之略史二

（5）右文説之略史三

（6）諸家學説之批評與右文之一般公式

（7）應用右文以比較字義

（8）應用右文以探尋語根

（9）附錄

比較課程與論文，課程所講“右文説之源流”，就是論文的三節“略史”；課程（3）（4），論文合併爲（6）；課程（5）講右文在訓詁學上的功用，應該就是論文（7）應用右文以比較字義；課程（7）所講右文與語言學之關係，就是論文（8）應用右文以探尋語根。由此可確知兼士先生這篇大作基本上就是在輔仁講課的內容。據學生王東岑回憶，“他從右文説的起源，講到右文説的沿革，又從分析諸家的得失，講到中國文字演變的程序，搜求豐富，條理縝密，講了兩堂課還沒講完”，兩者可以互相印證。但究竟是先寫成文章在課堂上講授，還是先在課堂上講授再撮要寫成文章，九十多年後似乎難以推定。但從魏建功《上兼士師論右文研究書》説“承示尊著（……授余，讀其稿本）”，落款爲“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九日”，以及刊出時有李方桂等的討論書函，可推定論文在1932年6月前已寫定，分發師友征求意見，然後在《集刊外編》編輯印刷的同時，在輔仁大學開設“右文説”課程。順時梳理他的文字訓詁學思想發展軌跡，可見《右文説》是一篇積澱深厚、水到渠成之作。

漢字右文含義，與漢字表音緊密相關，古人早有察覺。但古人對形聲字的聲符認識有偏差，《説文》對形聲字的分析未必正確，因爲右文未必都是聲符。宋元以來奢談右文者對此認識不足，不免以偏概全。兼士先生在《右文説》第六節中從八各個方面提出批評意見，希望從事右文研究者務必牢記兩點：一、於音符字須先審明其音素，不應拘泥於字形；二、於音素須先分析其含義，不當牽合於一説。然後列七表以展示右文與字義的關係：1.右文之一般公式，2.本義分化式，3.引申義分化式，4.借音分化式，5.本義與借音混合分化式，6.複式音符分化式，7.相反義分化式。這七種表式中，最後三種尤屬前人研究右文所忽略，而爲《右文説》之價值所在。兼士先生之文字訓詁研究，主要在探尋漢字的語根字族，故其第八節以右文來探尋語根。語根是最初表示概念的音，是語言形式的基礎，即構成語詞的要素。一般語言學家以爲漢語的字（詞）即是語根，已經不能再分解。而兼士先生曾將漢字分解成·、一、丨、U、○、×、＋等最小構件，可以從逐級組合的聲符中去勾稽其原始意義。所以他説：“由是知吾儕如欲探求中國之語根，不得不别尋一途逕。其途逕爲何？余謂即‘右文’是也。”他爲什麼選擇這條途逕，而不從其他途逕探求語根？他的回答是“審形以考誼，似不若右文就各形聲字之義歸納之以推古代之字形（表）與語義（裏）爲較合理”。這樣的回答在常人的意識中可能一時難以理解，而在有著二十多年詞典編纂經驗，並對漢代經師漢讀深有關注與體察的我而言，實在是太深刻、太精闢了！

一篇長達數萬字的大文章，最後歸結爲五點，就是如何探求中國語的語根。他説：“中國文字雖已由意符變爲音符，然所謂音符者，别無拼音字母，祇以固有之意符字借來比擬聲音，音托於是，義亦寄於是。故求中國之語根，不能不在此等音符中求之。”我們運用漢字，很少去留意其中的音符，漢字構件中的音符，在我們的意識中早已固化成形符。所以正當西方的科技、文化傳入垂暮的清朝，由相形見絀到自慚形穢，於是掀起拼音化運動，希冀達到救亡圖存。兼士先生則重新認識漢字結構，發掘漢字結構中已被淡忘的音符，結合西洋語言學的語根概念，開闢出一塊文字形義學和訓詁學的新天地。

這篇大塊文章，還有一個獨特的形態，那就是它和當時多位學術名家的閲讀、交流意見一同刊出。《集刊外編》沈文後依次有魏建功、李方桂、林語堂、吳檢齋（吳承仕）四人閱讀後的回覆書函，可見他們都看到未刊稿。四人之中，吳承仕係同門而年稍長，魏建功是學生，李、林相對而言是學術晚輩。魏建功當時正在北大講授古音學，並撰寫《古音系研究》一書，裏面專門寫“音軌原則”和“語根”探原，與《右文説》所説語根正好交集，所以他覆函討論的都是有針對性的問題。魏建功認爲：右文説真正的諦義，應該統觀形音義三者。但是“文字未有之先，音聲已含其義；方有文字之初，形體實兼表其義；既有文字之後，則形或兼音義，或不兼音義，或兼音而不兼義，或兼義而不兼音。其兼義而不兼音，或即本初有文字之舊相沿而下者；其並兼音義，或更承未有文字之先之舊相沿而下者。”建功先生分析戰國秦漢以還的文字中所包含的形音義中的歷史層次是相當豐富的。如果不加區分其歷史層次，直接來討論語根，則“其字或晚出，音乃承朔而音不存初況，字反爲初文者，自必不少”。這種情況下如果去求其語根，很難得其真實的音義。所以他説：“欲論音義，必先就形聲字中求形義、形音二者，以觀其先後演變孳乳，則聲訓之例，似有助於音義，而無與於形義、形音。”由此可見，他在求語根的問題上，似乎比老師想得更深遠一些。李方桂、林語堂、吳承仕也各有意見貢獻，都從更廣泛的語言學視角考論。兼士先生總結説：“李先生謂‘字形的分化演變與語音語義的分化演變是沒有直接並行的關係的’；林先生謂‘語根應以語言爲主，非與文字（字形）切開不可’；魏先生謂‘審義考音易，而考音論世難’。諸説均足訂補鄙見之不及，讚佩讚佩！”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説《右文説》仍爲訓詁的研究，而非語言的研究。既立足於訓詁，所以不能拋開文字，專論聲音。這倒不是辯論的遁詞，而是兼士先生二十多年的用功確不離文字和訓詁。但他又説，即使從深遠廣大的語言學角度論，也必須“先將文字訓詁之體系研究清楚”，否則就“無從著手”。因爲“中國字的偏旁，音義交錯，頗具微妙之消息，故雖至賾而不可亂”，所以應該先在文字訓詁上下工夫。至於魏建功考音論世的難題，只能等材料積累漸多、古音日明之後，有一旦豁然開朗的一天。論文刊出後，兼士先生又收到楊樹達、陳寅恪、蔡元培覆函，各有表述。總之，《右文説》一文，在當時的影響，不啻一塊巨石投水，激起一大片浪花。

繼《右文説》之後，他在輔仁大學開設“文字學上字族問題之研究”、“文字學概論”、“文字學名著點讀”、“《釋名》疏證”等課程，後三門課中有“意符字及音符字”、“初文與語根”、“語詞分化與字形字音之關係”、“意符字演變爲音符字之史跡”、“由音符字孳乳之系統探索古代語言分化之形勢”、“語根之推闡”等內容，全都是圍繞《右文説》涉及的問題展開與深入，可見其思慮之周密，計劃之宏大。四十多年前抄錄時，我沒有真正認識到他撰作這篇體大思精的《右文説》深意，對文章的理解也有偏差，現在想來，深感慚愧。

兼士先生研治文字訓詁的軌跡與所持觀點，用他自己的語言概述爲五點，即：1.象形字原出文字畫，2.六書造字應分意符字及音符字兩個階段，3.意符字不直接代表語言，4.《説文》本義説多不足信，5.語詞的變化有關係於字形字音的變化。所以他撰寫《右文説》，並非因循前人的學説作總結、尋規律，而是要證明中國語根與語詞的分化衍變，可從形聲字的諧聲系統中求去。其方法不是孤立地論形求聲，而是排比一組組相同聲符的字，歸納其意義類型，求其語根最初表示概念的音義與循其音和形演變分化的語詞。他將漢字拆分爲十五式，用意即在求其語根。語根既得，而後從音的雙聲疊韻和形的偏旁構件等衍化出單音節和雙音節的語詞，就有脈絡可尋。總之，《右文説》是立足於右文，分析其音符和意符，而在訓詁上尋求語根與語詞的大文章。

三 《右文説》與《聲系》互相依存

深刻認識《右文説》諦義及兼士先生思想形成的過程，才能理解他爲何要主持編纂《聲系》一書。首先他主張中國文字經歷的四個階段是文字畫、象形字、表意字和表音字。表音字統括傳統六書的形聲、轉注、假借，這三種在《説文》中占十之七八，是研究中國語根、字族的一筆很大的礦藏。編纂《聲系》的念想，他1914年在北大講授文字學課程時已萌發，唯草創伊始，因病中輟。其後撰寫《文字學之革新研究（字形部）》和《研究文字學“形”和“義”的幾個方法》，對漢語文字構件的剖析更細，對用聲符求義也有更深的認識。1920年重新啟動《聲系》計劃，撰寫《敘及凡例》，表示“大凡整理一種學問，欲得真實圓滿之效果，首在以精密之方法，搜集可供研究之確實材料”。如果説這時還停留在最大限度取用《廣韻》的材料上，那二年後撰寫《國語問題之歷史研究》，對漢字分析的方法和意義探索的途徑又有了新的歷史的認識。他認爲：“自來研究古代聲韻之學，約可分爲三級：第一級但取證於《詩》《易》《離騷》，第二級進而知從《説文》聲母中尋得條例。唯此二級均據《廣韻》以外之例證以支配《廣韻》，不免有支離抵牾之弊。第三級更進而就《廣韻》中‘聲類’‘韻部’以爲研究之標準，若網在綱，信後來之加詳矣；然未嘗與《説文》聲母貫通討治，故於三代至宋聲韻嬗變之狀況，猶嫌其不能作探原之論。”可見其對清代以來古音學的建立與利弊都了然於胸，並有駕而上之的想法。1930年在輔仁大學開設“《廣韻》研究”課程，應該説對編纂《聲系》有了進一步的設想。及至《右文説》撰成，一種探究漢語字族的思想也隨之形成。所以他曾對記者説，編纂《聲系》，“是爲了實踐右文説的理論，以及彙搜中古語言發展史料”，這個理論的內涵就是要探究漢語字族。後來在《〈廣韻聲系〉編輯旨趣》中説：“吾人欲建設漢語學，必須先研究漢語之字族；欲作字族之研究，又非先整理形聲字之諧聲系統不可。”因爲“《廣韻》實爲承前啟後之中心字典，凡漢語語根及語辭之縱橫衍變，均可由其諧聲系統爲出發點以推求之”。研究的深入，理論的確立，要求資料必須跟進，故《右文説》甫經刊出，他就指導陳祥春和劉文興著手《聲系》的編纂工作，次年陳調出任《華裔學志》編譯工作，1935年葛信益幫助做編輯工作，1937年被聘爲編輯，1940年劉文興離開北平去南京，葛堅持編纂工作，直至1945年出版。

《聲系》取形聲字的最初主諧字爲綱，將《廣韻》中同屬某主諧字之所有一級、二級、三級以至五級被諧字集中在主諧字之下，按四十一聲類排列，用高本漢所擬《切韻》音標注記其旁，並注明聲韻開合等第；所有釋義，抄錄《廣韻》相同切音之義，有所校記，隨附其下。這種編纂方法與清代學者《説文聲系》《説文諧聲譜》有相近的地方，但目的卻並不相同，它的排列更合理，標示更清晰，用途也更廣泛。它最標誌的一點，就是經此排列，一個形聲字聲符的本義是什麼，作爲同一聲符造出的形聲字產生了哪幾種意義，它們的音讀又發生了那些變化，都可一目了然。緣此可知，《聲系》與《右文説》是相輔相成的著作，是沈兼士探索右文和字族的必要工具書。由於當時限於《廣韻》校勘未臻完善，留下一些譌誤。1987、1988年間，《聲系》主要編纂者、《廣韻》研究《〈廣韻聲系〉（上下冊）校讀雜記》，修正原本錯誤，近數十年來也有學者對其中的聲韻、釋義有所修訂，應該引起出版社重視，在重印時設法加注修正。尤可一提的是，《聲系》在台灣多次影印，還引起陳新雄、林慶勳教授率領學生編成一部以四十一聲類爲綱的《聲類新編》，開闢了聲韻編纂的一條新途徑。

自我擁有《聲系》，數十年來查閱運用，多在考察主諧字以及被諧字的聲韻分合流變，由此尋找其歷史音變和方音音差的痕跡，特别關注人名、地名等專名的諧聲字在一定時空中的特殊音讀。這次重讀《旨趣》，融會《右文説》及相關文章，知道編者希望它展現：周秦兩漢以來諧聲字發達之史跡，提示主諧字與被諧字在訓詁和文法上的關係，比較主諧字與被諧字讀音分合的現象，以及創立以主諧字爲綱的字典模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改會在製訂簡化字過程中，還經常依據《聲系》考察主諧字、次諧字來把握某字簡化的利弊，這是兼士先生編纂《聲系》時所不曾想到的。《聲系》用途之廣，可能還不止此，我只是取飲一瓢、用其一端而已。

四 沈兼士《右文説》之後的學術進路

《右文説》發表後，兼士先生著手《聲系》的編纂，但同時又在字族、聲訓的研究上深入一步，接連發表幾篇與之相關的文章，形成了一個系統性網絡。他在《聲訓論》開首説自己近年來的語言文字學研究有兩種傾向，這兩種傾向用圖例可作如下表示：

意符和音符的研究，都是圍繞文字和訓詁兩方面，目的是爲建設“漢語字族學”張本。其中文字畫和右文説已寫出，於是又補充寫了《初期意符字之特性》《漢字義讀法之一例——重文之新定義》《聲訓論》《漢魏注音中義同換讀例發凡》等文章，形成了一個求索漢語字族的系統。

《初期意符字之特性》係舊講義，提出意符字是介於文字畫和六書象形之間的一個過渡時期，意在説明過渡時期的意符字，“僅可謂指其事，不得云表其語”，它是將文字畫的形音義逐漸“由游離變爲固定，或由複合變爲獨立”的過程。《聲訓論》則是對《右文説》七種公式義類內蘊的分析檢討，將它們分爲相同、相等、相通、相近、相連和相借六種。其中第一、第二兩種相當於章太炎《文始》的變易，第三至第五略當於《文始》的孳乳，第六類猶音近通假。六類各舉實例以説明之。他説“六例之中，以相等、相通、相近、相連四例有關於詞類分化蕃衍者甚鉅，學者儻能準此以理董自來之聲訓進而總彙之，編纂成書，以爲研究漢語字族者之參考，其功用當不在推闡右文之下也”。最後他根據自己數十年探索聲訓的經驗，列出七條審辨聲訓義類的方法：1.用卜辭、金文校正篆體以明其形義相依之理，2.本初期意符字形音義不固定之原則以溯義類之源，3.用右文法歸納同諧聲字之義類，4.藉聲母互換之法以索義類之隱，5.據經典異文以證其義類之通，6.由音讀之聲類韻部以斷定義類表示之傾向，7.藉聯綿詞輔助推測詞義之引申。再用實例將論證過程寫出，爲後世深入研究古代聲訓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

《〈經籍舊音辨證〉發墨》係針對吳承仕《辨證》而作，意在用歷史眼光，提出異於前人，當然也異於吳氏的方法看待漢魏音注。他説“漢魏人作音之例，殆有非段玉裁《周禮漢讀考》‘讀如’‘讀爲’‘當爲’三例所能賅括者”，這已使人讀之一怔。接著説：“蓋古注中注音之字，往往示義，而釋義之文，亦往往示音，不如後世字書中音義分界之嚴；故其注音不僅言通用，且以明同用，不如後世韻書反切之但識讀音而已。”這話讓矇在漢讀、訓詁、反切的鼓裏打轉的人聽來，不説是石破天驚，至少已耳目一新。吳氏《辨證》成稿於1924年，乃師太炎爲之延譽，同門錢玄同題簽、黃侃箋識，一時傳爲美談。而沈文作於黃侃、章太炎逝世後的四五年，吳氏、錢氏逝世後一年（1940），使我從中讀出他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對師門的寬容厚道。

《漢字義讀法之一例》和《漢魏注音中義同換讀例發凡》兩文，是繼《發墨》而作。《發墨》是針對《經籍舊音辨證》中例子而發，《一例》則是從《發墨》中發現義通換讀的實例，轉向普查《説文》的重文，揭出《説文》中的二十條義通換讀的重文，在此基礎上，對《説文》重文作出新的定義：

（一）《説文》重文在普遍認爲的同音通假之外，還有“義通換用”的現象。

（二）許慎的重文，猶如後世書籍中的附錄或待問編。

（三）《説文》的“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並不就是段玉裁所謂的正文是小篆，重文是古籀那麼簡單，而是如張行孚所説小篆多有古籀之形體。許慎之所以分爲正文和重文，是要説明古文、籀文也有異體。

（四）《説文》重文在音義相對、形體變易之外，又有同音通假和義通換讀二種內涵，前者爲音同義異，後者爲義同音異，它們是用字的法式，而非字形的别構，其中的來源是古今異文師傳别説。

《一例》定義《説文》重文的性質及其在文字、訓詁學上的作用。《發凡》則是選取《莊子》《漢書》子史文獻中的例子來説明義通換讀現象之普遍，同時指出段玉裁所謂傳注中的“讀爲”是要易字，猶如通借，而義通換讀則因字義本同，就無所謂本字假字。他説：“中國文字孳乳，雖爲衍形，而語言運用，仍輕形重音。故同一字體，不妨有時用以表示同意義之兩語辭。大抵以恆言換讀異語者爲多。”義通換讀現象的揭示，對嘉道以來群相竟用“因聲求義”法來解釋漢魏音注的慣性思路，是一種衝擊與警醒。當兼士先生將自己發現函告楊樹達，得到楊樹達的肯定，並增補數例聲援其説。這三篇文章用實例反覆強調，漢魏經史子集的注釋，並非都是同音通假，還有部分是義通換讀，與聲韻關係不大。兼士先生的著眼點在文字畫和初期意符字，所以他説：義通換讀之實例，“言其體可以推初期文字與語言表裏離合之消息，論其用可以明文字畫及意符字初期形音義三者游離不定之現象”。四十多年前閲讀這幾篇文章，印象已經模糊。近二十年我關注漢代經師的“漢讀”，發現多有與聲韻無關的漢讀，其中部分實例與他的“義讀法”和“義通換讀”可互相參證。

兼士先生研究語言文字的目標是漢語字族，其途徑有意符字和音符字兩條進路。在意符字研究中，他創設“文字畫”概念，作爲中國文字發展中的一個階段，指出初期意符字形音義之不固定，揭示經師經注的義通換讀之例。在音符字研究中，就是著名的右文説、聲訓論和一字異讀辨。其中宏篇巨製《右文説》涉及到其他幾個方面而未暢言，又各作專論，詳細推證。爲使其理論有足夠的材料支撐，故主持纂輯資料集《聲系》。這種有理論、有體系的研究，在當時曾引起學界矚目。1935年《世界日報》報導他“幼時受過嚴格的四書五經訓練”，師從章太炎後，“研究文字學是用最新方法，並不是像從前治‘小學’的那種舊方法”。他的很多文章的觀點，不要説在當時，就是近百年後的今天，仍不失其視角的新穎、邏輯的嚴密和思維的系統。唯一遺憾的是，他正當盛年，卻忽焉隕落，很多理想中的課題都只是開了頭，他所寫的文章之所以都不很長，有的只是幾個例子，其實多是因應報刊索稿，從講義中抽出例證簡單成文，並無暇爲撰著而作專論。又如他撰寫《聲訓論》，還準備作《釋名新疏》，作爲研究字族的長編，終因“困吝餘生，精神遐漂”，最終無法完成。

五 學術內外的感想

兼士先生遭逢晚清以來的亂世，仍孜孜以求，努力不懈，撰作的文字雖非多卷本巨著，卻爲漢語文字訓詁學留下了極具價值的篇章。八九十年過去，關注其著作，闡發其思想的人遠不如其他名人多，而能夠循其揭示的文字、訓詁原理，來付諸實踐，並發揚光大者更是少之又少，這是我最近讀《沈兼士集》和《廣韻聲系》，重新認識其價值的感受。學術的傳承須由學生接力薪火，當年輔仁的學生雖也不少，因戰亂而星散，連編纂《聲系》的學生，最後也只有葛信益教授能繼續研究《廣韻》，以至他已經發掘得很深的字族、訓詁理論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揚，掩卷仰視，不免唏噓。

民國時期，無所謂期刊的檔次，兼士先生的文章，除了《右文説》刊載於《史語所集刊外編》的蔡元培壽辰慶祝論文集上，《國語問題之歷史的研究》《“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刊於《國學季刊》，其他多刊登於報刊，如《獨立週報》《北京大學日刊》《北京大學月刊》《晨報》《順天時報》《益世報》《大公報》等等，此既無礙他成爲名教授，也不沒這些文章的價值。在沒有C刊的年代，人們也沒有追逐雜誌檔次的意識，一以文字價值爲判斷；相反，報紙副刊也不因爲是難讀的學術論文而拒之版面之外。

還有兩點相關的題外話。一是《右文説》成稿於1932年，初稿完成，曾複製數份，分發魏建功、丁聲樹、李方桂、林語堂、吳承仕諸人徵求意見，丁氏未見回覆，其他各人都有覆函討論，並附刊於《紀念集》。刊出後，又將抽印本郵楊樹達、蔡元培、陳寅恪和魯迅等人。魯迅與台靜農函説自己的文字學知識已還給太炎先生，“不能贊一辭”，其他諸位亦各有覆函申述意見。可見兼士先生對此文極爲重視，想當年獲贈《右文説》的人應該更多，而未覆者或許也不止丁、周。葛信益1947年奉師命編輯二十四篇文章爲《段硯齋雜文》，題目係先生親定，《右文説》竟不在其目，使我頗感疑惑。細讀他《右文説》識語，和李方桂覆函有“丁梧梓代先生囑我作序”云云，推想他邀約一時名流高手討論此一重要問題，很可能有單獨印行、附諸家討論書函於後的意圖。這不是我的臆測，因爲他與楊樹達函中，也有要將另外六篇文章編爲一集，請楊作序的意圖。只是有人未有回覆，加之時局混亂，延宕不果。現在一起編入文集，應該是他的心願。二是兼士先生自1939年開始不斷更換書齋名字，多落款於文章之後，如識小齋、抗志齋、袌皀室、老學齋、雙寂寞齋等，卻沒有“段硯齋”。葛信益編其文集，取“段硯齋”爲名，殆必受之於作者本意。我不知其是否真藏有段玉裁之硯而名其室，抑取意敬仰段氏、“抗志”（先生以“抗志”名齋，或許也與抗日有關）段氏而以爲座右之銘？今已無法起而問之，但我還是將“沈兼士集”看作“段硯齋文集”，或許更能讓我體悟和理解文集的內涵，更能激發我紹續其學術思想而繼續深入研究之信念。

二○二五年二月廿六日於榆枋齋

《沈兼士集》

赵芳媛 整理

定价：138.00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来源：章黄国学一点号